竺可桢与陈寅恪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干地支的别称起源——中国传统文化常以天干地支记年，秦汉之时，对于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却另有别称。《尔雅·释天》记载：“太岁在甲日阏逢，在乙日旃蒙，在丙日柔兆，在丁日强圉，在戊日著雍，在己日屠维，在庚日上章，在辛日重光，在壬日玄默，在癸日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日摄提格，在卯日单阏，在辰日执徐，在巳日大荒落，在午日敦群，在未日协洽，在申日涒滩，在酉日作噩，在戌日阉茂，在亥日大渊献，在子日困敦，在丑日赤奋若，谓之岁名。”援此而论，后世强充博雅故弄玄虚者，可以把甲子年写成“阏逢困敦”，把壬辰年名为“玄默执徐”——这样一套估屈聱牙的暗码系统，较之明清秘密教门隐晦的江湖切口，绝不逊色。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大史家司马迁对于这套暗码系统还要升级换代，另作改动。宋人洪迈指出：“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自后惟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逄为焉逢，旃蒙为端蒙，柔兆作游兆，强圉作疆梧，著雍作徒维，屠维作祝犁，上章作商横，重光作昭阳，玄默作横艾，昭阳作尚章，此乃年祀久远，传说或讹，不必深辨。”（《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五《岁阳岁名》） 这套怪异暗码的起源发明似乎已成千古之谜。当竺可桢向陈寅恪请教“《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逄摄提格字之起源”时，陈寅恪的回答是“尚无定论”。但渊博的陈寅恪向竺可桢提供了中、法、日三国学界研究这个专题的几条线索：一、法国人译《史记·天官书》时认为这套暗码源自印度、巴比伦；二、日本人新城新藏著有《东洋天文史研究》一书，认为这套暗码源自中土；三、国人梁启超、郭沫若的著作对此亦有涉及。无庸讳言，陈寅恪提示的这几条线索对于竺可桢撰写《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具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 第三个问题是讨论古代历法——陈寅恪接着还谈到关于古代历法中的“三正问题”。相传夏朝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殷）朝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

前言

1.    神童的出现，自古以来总会引起世人一阵惊愕、歆羡、嗟叹以及随之而来众星捧月似的赞赏及传颂。北宋大儒程颐曾遇见一个卓荦不凡的十龄之童，不禁赞叹：此儿“日后必成大器”。五年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这位少年一鸣惊人，考中进士，参加廷试并荣获第三(俗称探花)——在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年龄却已早早取得如此骄人的态势，这样的履历在一部廿四史中亦属罕见，可谓天上麒麟儿，人间俏神童。十多年后，这位青年才俊出使辽国，因功而晋爵为“淮宁伯”。将近半个世纪后，南宋大儒朱熹为这位当年的英俊少年写下了一篇《宋淮宁伯竺简行状》。    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此言系针对一个民族而言。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或许九百年方能再降生一位享誉中外的人杰。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一代宗师。早年系哈佛博士，中年为浙大校长，晚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浏览过竺可桢的4卷文集及通读完他的16卷日记之后，笔者深感这是一位西方自然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罕见博雅人物，也是一位在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中皆有建树的卓越人物。    综观其一生，竺可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几乎可说是绝无仅有之异数，得到国共两党领袖在不同时代的器重。他早年出洋镀金，留学哈佛，具有知识学问上的强大优势，归国后又具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高官邵元冲、蒋作宾是他的姻亲，国民党大佬吴稚晖是他的远亲(《竺可桢日记》第5卷，1946年9月11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20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因此盛年能够大有作为，在科研与教育领域创造辉煌业绩，一展平生抱负。否则即如才华卓绝的钱锺书，由于时运不济，中青年只能坐困“孤岛”上海，赋闲在家，纵然写出瑰奇的《围城》和精湛的《谈艺录》，当时也得不到相应的评价。此即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1949年之前，由于竺可桢的学术威望及卓越成就，加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猖獗横行一时(傅斯年对此曾痛加贬斥及辛辣嘲笑)，身为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身不由己被入国民党(《竺可桢日记》第4卷，1944年8月24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171页)，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竺可桢日记》第14卷，1968年7月8日；《竺可桢全集》第19卷第161页)。笔者认为：当年国民党党部对于大学校长的强行“党化”——这种违背个人意愿的挟持“入党”，无疑可以视作是一种政治上的绑票。但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是“汉曹不两立”的国共尖锐对峙期，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沉重的政治包袱。身负如此沉重累赘历史包袱的竺可桢，1949年之后仍奇迹般地被器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接见及宴请交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19个显赫职务(《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7年《杂记》；《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736页)    2.    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大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海上远征，如果具备一定的气象学知识，则后来屡屡侵华肆暴的化外蛮横之徒日本岛国或许早已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海北岛”，从而与海南岛遥相呼应，打造成一根包括台湾岛在内的环太平洋珍珠项链，以拱卫我五千年传承的熠熠煌煌华夏文明，亦不致明代以降屡遭倭寇小毛贼频频骚扰。    历史不是童话，时光亦无法倒流，否则的话，忽必烈的大元王朝只要有幸敦聘一位竺可桢式的气象学专家——试看天下谁能敌，曾经横扫欧洲的蒙元大军，挥戈东征，那支成吉思汗当年弯弓射大雕遗留下来的倚天长柄青铜镝，必将像烤羊肉串或冰糖葫芦串似地洞穿日本列岛，东亚的版图及疆域区划亦将随之焕然一新，何劳前几年日本某位有点见识的政治家苦心孤诣地提倡“脱欧归亚”，以致引起大洋彼岸自由女神裙下的山姆大叔一阵惊慌，深恐卵翼之下降伏多年的东详小武士脑生反骨挣脱羁绊要重争自由与独立呢？    时至20世纪，气象学对于国防建设及军事战争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1932年，竺可桢撰有《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一文，详述天气变化对历史上东西方几次著名战争成败之影响，指出：“十九世纪德国名将穆尔克(Von Moltke)每临战阵，必亲测气压之高下、风云之方向，日以为常。”至近世第一次世界大战，飞机轰炸、大炮射击，毒气施放以及舰队海战之成败亦与能否精确预测气象变化有莫大关系(《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112—116页)。1943年，竺可桢阅读到一批海外军事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再次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气象预报对于英国飞机轰炸德国柏林发挥了难以想像的重要作用：“阅《英大使馆情报》十二月一日，British EmbassyBulletin December 1，1943。p.5有关于英机炸柏林之气象情报。谓精密之天气预报，对晚间大规模之轰炸，如上周英机之轰炸柏林，实为必要。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谓，民卅至卅一年，英轰炸机常在途中遇到不测风云，其危险不亚于德国之防空。嗣后天气预报进步，上周之柏林轰炸，若非有高度技术之天气预告，决不能得如许之成功。凡每次长距离轰[炸]，必须有来回途中及目的地之天气预告，并须有高空飞行层之风速、温度、达冰点之高度以及云层之有无及高下。轰炸之成功，赖有此耳。”(《竺可桢日记》第3卷，1943年12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684页)    因此，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原应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气象局将由军方接管(《竺可桢日记》第6卷，1949年11月22日；《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573页)，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和领导者，竺可桢的满腹经纶及专业知识，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不可或缺，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同样重要——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皆需倚重于他，这是一种历史必然，他的学问具有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宝贵价值。其次，自1918年至1949年，竺可桢在中国教育领域与科研领域呕心沥血，取得了卓越成就，形成了巨大的学界声望。1949年是新旧社会嬗变交替的一年，一切皆在方死方生之间，呱呱坠地的新生共和国的科学建设及种种草创，尤为需要一位像竺可桢这样能够承先启后、凝聚各方俊杰的领导人物。前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指出：“他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生物和地学领域，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原有基础上，领导重新组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以其在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在实现平稳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秦大河主编：《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第4页，气象出版社，2010年)这段话字斟句酌，是极为周详、妥贴、客观的评述，完全吻合历史的真相。    如果允许在此讲得稍稍夸张或活泼一点的话，就是：当1949年共产党军队“百万雄师过长江”之后，一位身背“国民党中央委员”历史包袱的知识分子要想从旧的社会进入新的社会中安营扎寨、贡献才华、受到器重——平稳穿越20世纪冰火两重天，他必须要具有超越常人犹如达摩“一苇渡江”的真本领。    竺可桢对于气象学、地理学及科学史夙有精深的研究，对于物候学、气候变迁以及自然资源考察等领域皆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作为自然科学家，他的文史修养，他对经史子集的娴熟及造诣在同行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竺可桢在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方面所具有的深邃眼光及宏大气魄，较之近代杰出教育家蔡元培(笔者拟作“竺可桢与蔡元培”一文阐发之)绝不逊色。尤其是早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他统领浙大师生进行教育史上罕见的四次大转移，“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敌寇的炮声中，坚持教书育人，锐意科研创新，体现了一种危难之际弦歌不辍勇猛精进的民族坚毅精神，终于把浙大办成腾誉国际的‘东方剑桥”’(拙文《抗战前的预测与抗战中的预言(一)》，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156期，2011年9月18日)。令人不由想到这是一位恰如西哲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人物。    3.    可笑的是胡适怀抱皮相之见，目睹青年时代的竺可桢清癯瘦弱的身形，竟然断言他活不到20岁(《竺可桢日记》第11卷，1962年2月28日；《竺可桢全集》第16卷第21l页)。出口伤人之际的胡适虽属年青稚嫩，但出身于徽州诗书礼仪之家的胡公子莫非就忘记了文学大家苏东坡对于汉初张良的那段精悍的评论：“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留侯论》)张良是为数百年汉王朝开国奠基的首位关键战略家，曾受到汉高祖刘邦的高度赞赏而被封为“万户侯”。以世俗之见想来，此类豪杰必然是位魁梧的伟丈夫，或至少是像卧龙诸葛先生那样气宇轩昂的人物，但司马迁当年“至见其图，状貌乃如妇人好女”(《史记·留侯世家》)，似乎身形柔弱如妙龄女子的张良的气概与其盖世勋业不相匹配，然而恰恰正是这种看似弱不禁风却神志清明洞察天地风云的身躯及大脑中方能进发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惊人智慧，故苏东坡一锤定音加以强调：“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20世纪，陈寅恪与钱锺书是两座风景迥异的学术高峰，两人的学术成就及影响已为学界所公认，但以笔者一家私见来看，在人文艺术领域(这里暂且把弈技按照传统观点归入“琴棋书画”一类的艺术范畴)，这个世纪还出现了两位以一敌万的顶尖天才人物：一位无疑是鲁迅，另一位则是吴清源(关于吴，笔者根据掌握的一些新资料将写一篇专文)——然而这两位旷代天才皆是弱不胜衣、体重不满百磅的清癯人物。    严守古典传统惯于讥嘲胡适的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却别具眼光，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楼梯之间偶尔邂逅青年竺可桢时，竟然青眼相加，说一声：“这小子倒还不错！”(刘季友：《黄季刚先生对革命的贡献》，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第103页，三联书店，2006年)此话口吻语气固然不雅，但恰如鲁迅所喜欢的那副郑板桥对联所言：“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黄侃的国学素养深厚精湛，连风鉴之术也怀抱独家之秘，他仅惊鸿一瞥，便能断定眼前这个竺姓小伙子将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较之胡适的皮相之见，委实高明不可以道里计。    这或许还是一个道统对政统可以分庭抗礼乃至不屑一顾的年代。才大如海的黄侃面对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张继，因一言不合当即翻脸痛斥，张乃仓皇逃去(《黄侃日记》1933年10月24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笔者按：黄侃《日记》每日同时标出阴、阳历，本文所引仅出示阳历)，过后还来陪酒重修旧好。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或许他自觉才疏学浅却又要附庸风雅，于是常常向黄侃这位学界尊神送款送礼，屡邀饭局，不惜仰其鼻息殷勤示好(《黄侃日记》1934年2月15日、7月4日)。原来山东军阀韩复榘拉拢山东籍大佬丁惟汾主编《山东通志》一书，丁氏盛邀黄侃大驾光临青岛一次，以便为编写此书发凡起例。孰料黄侃回信说“患痱且须理书”，并“辞不赴青岛”(《黄侃日记》1934年7月9日、10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竟然是“患痱且须理书”，令人不禁莞尔，这大概也只有在《世说新语》中才能看到的魏晋风度了。    国学大师黄侃面对国民党权贵彰显如此矫矫不群之丰采，以三家村内冬烘先生目光观之这似乎有点欠敦厚，但或许在孔子看来，这是尚未彻底礼崩乐坏而犹存一丝古风余馨的年代中权势向学问谦卑鞠躬致敬的最后一个范例。    学术慧命之所在，即为道统尊严之所在；文化学术慧命乃一国国脉之所系，托命之人岂可妄自菲薄哉！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曾经声称：“我之所在，即为德国。”黄侃胸中嵌崎磊落之气喷薄而出，仰天长吁化为虹，诚可与日尔曼民族这位四海云游的大文豪的精神气度遥相辉映。    援此而论，平生睥睨天下的黄侃对于猝然相觏的青年竺可桢独施青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殊遇。    大抵是感于国学大师的某种善意罢，青年科学家竺可桢与黄侃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由相识而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这一年是1919年，竺、黄两位皆在该校任教(《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第333页，科学出版社，1990年；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第14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927年，竺可桢来到南京，出任中央大学(原名东南大学及第四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次年，又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28年2月，黄侃离开东北大学，应邀到中央大学任教。两人重逢，喜爱摄影的竺可桢向黄侃送来了二张庐山风景照：“竺藕舫又送庐山摄景二纸来。”(《黄侃日记》1928年9月9日)原来此年7月，黄侃应邀赴庐山讲学。演讲完“国学研究法”之后，黄侃与汪东、竺可桢等四人结伴同游庐山美景，“南见五老峰之背，假竺君远镜窥之(予所携甚小)”(《黄侃日记》1928年7月26日)。相约同行登峰探险，共赏山林岩壑浮岚暖翠之美，足证竺、黄两人交谊不浅。    竺可桢自1918年归国之后，辗转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次年，主持中国气象学会第五届年会，当选为会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的一生注定要与许多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和重要人士相遇、相识、相交往及相周旋。    4.    佛家曾说“功不唐捐”。竺可桢的学术文章固然令人敬佩，他在“立德”、“立功”领域留下的许多业绩——他的道德人格、嘉言懿行以及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处世风范，尤其受到了浙大师生与中科院后辈发自肺腑的敬仰，以致有论者称其为“伟人”，并说“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100年中也不过7、8个人”(《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第44__45页)。考虑到一个文弱书生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把个体生命的才华于多个领域发挥到如此极致的境地，笔者亦高度认同这个“伟人”的称呼。    特别令人赞叹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竺可桢于学术研究、行政管理之余，持之以恒地每日撰写极为详尽的日记(早期十多年日记已在抗战时期散失，见《竺可桢传》第298一-299页)，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社会经济等等许多领域——五十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写下一部罕见的长篇日记，尤为世人所难以企及。    这里暂且说得保守一点，笔者至今已通读过八十多部大陆、港台两岸三地公开出版的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有十多部每一部皆卷帙繁复字数多达几百万之巨，然而如从装帧设计、纸张材质、编校质量以及由学界耆宿、专家俊彦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所显示的豪华壮观阵容，加之每卷皆附作者大量珍贵历史照片这几个要素作综合考量，据管目所及，海内外中文世界至今尚无一部日记能够超越容量丰富、篇幅之广的《竺可桢日记》。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很早就撰写日记，有源于汉、唐几种说法。宋代王安石曾作《日录》七八十卷，可见规模不小。清代之初日记尤为繁兴，至晚清时期达官显宦、文人雅士作日记者已呈鼎盛之势(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竺可桢日记》无疑是这个日记王国中的古今第一巨无霸，现存16卷一千三百多万字数已超越晚清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和日记》)字数之总量。即此一端，就可称之为：伟哉竺公，非常人也！雄哉竺公，人中龙也！    现存《竺可桢日记》自1936年至1974年，历时将近四十年，犹如一幅万里长江图，烟波浩淼，浪涛汹涌，气象万千，景色诱人——只有从头至尾通览一遍，读者才能看到历史细微处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隐秘图景，有助于构建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文化史及思想变迁史。    《竺可桢日记》包含在《竺可桢全集》之中，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整理编辑班子强大，前后得到三个基金会的资助。2004年首先出版1__4卷文集，2005年出版第5卷外文著述，同年开始出版第1卷《日记》，至2011年年底出版第16卷《日记》。前后叠加，至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竺可桢全集》已是煌煌巨著21卷(精装16开)，一字排开，气势不凡，可说是新时期繁荣昌盛的国力在出版界的一种体现。第22卷包含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内容，估计此卷作为压轴之卷于2012年年底出版之时，即是《竺可桢全集》杀青竣工之日。笔者追随《竺可桢日记》出版步伐，历时多年，至今已通读完这一部罕见的日记巨著。    竺可桢一生结交学界人物众多，横跨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及多个专业，其中与历史学家陈寅恪之交往尤其令人注目。在当下陈寅恪研究资料几乎已被人“竭泽而渔”、发掘殆尽的情形下，《竺可桢日记》的出版又可为之提供许多鲜为人知的形象姿态、思想线索与历史场景。本书以1949年为一条分水岭，用前后两个部分来论述竺可桢与陈寅恪交往之详情。

内容概要

张荣明，1952年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近年尤注重晚清民国人物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庄子说道》等十多部学术著作。

书籍目录

引言

一、1949年前的竺可桢与陈寅恪

二、1949年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

附录：

陈克艰：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

张荣明：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提建议？

编辑推荐

《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编辑推荐：在复旦读书时，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与陈寅恪的首次晤面，由于竺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1962年陈寅恪与竺可桢探讨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之关联，可以说是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1966年3月20日，这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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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读书时，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与陈寅恪的首次晤面，由于竺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1962年陈寅恪与竺可桢探讨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之关联，可以说是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1966年3月20日，这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

著名文史学者张荣明教授，以竺可桢的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的种种交往，及双方对同时代人的评论、对时局的解析。期间 的许多故事均为前人所未注意。全书图文并茂，观点故事甚为新奇但又查有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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