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章节试读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笔记-第十四章 法国马克思主义 - 第十四章 法国马克思主义

尽管在20世纪，由于面临来自更为地方性的问题的压力，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分裂，被迫局限于严格的民族范围。在东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被国家权力拒之门外。在某些国家，它处于公共生活的边缘，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在文化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核心地位。法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形。
在马克思主义于西方国家的不同表现形态中，法国可以说起步较晚。1945年，也就是革命洪流席卷欧洲其他地区近三十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才开始走向高潮。二战结束后，法国，更准确地说巴黎，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西方革命观念的大本营。从法国首都传出的那些理论和观念，席卷世界各国，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诸多新的领域，而这对其创始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这一阶段的思想史是20世纪激进思想史上重要且生动的一页。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历史可谓清晰明了。以战后马克思主义迅速进入法国的思想争论为开端，到1970年代中叶，很快便走向崩溃，并最终销声匿迹。在那些始终参与其中的人们眼里，这是一段悲情或忏悔的故事。当初热切期望的革命似乎要成为现实，然而远大理想却屡屡受挫，从失望到最终连革命观念本身也被抛弃，革命观念被认为与政治恐怖有着内在的关联。实际上，对法国人来说，脱离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其实际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主宰法国知识界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用让-保罗•萨特的话说它就是所有法国思想“无法超越的地平线”。它之所以能够煊赫一时，其过程相当复杂，且与法国历史和政治的畸变密切相关。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共产党要正统得多，然而法国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源头还是当代的广泛联系方面，都是非常多元甚至可以说是庞杂的，它与社会科学和人文诸领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所有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曾在法国一展身手：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主义，以及法国特有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主义和“左倾主义"（gauchisme）。将它们联系起来并具有法国特性的正是共同的政治史，以及某些塑造它们并受到更长周期和当代事件左右的困境和任务。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降，其长时段的模式往往表现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尖锐对立、不同社会群体、政治组织参与其中且有着丰富的象征物的强烈的革命传统。具体来说，战争及其失败的经历，与法西斯合作以及反对法西斯的经历、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战争，以及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的建立和1968年事件，这些都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政治语境。这些传统和经验确立了一整套反复出现的主题：革命观念、共产党的地位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理论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以及法国作为先进国家的历史作用。但法国马克思主义似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学作为核心并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被移植于法国的文化语境，而在这一语境中，文学和哲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关注的同时，法国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无论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均发端于文学和哲学上的关注。
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诉求非常广泛：即造就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哲学，或者说一种客观的有关社会的科学。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理论上的原创性以及宏大的视野，使其对世界范围内的激进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它那高度语境化的特征却遭到忽略，这是极其危险的。缺乏稳定性，而且往往服从于地方性议题，法国对20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其崩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很难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作出准确界定：它在思想上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始终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前马克思主义思想保持着沟通。而且，1945年以降，与西欧其他国家（意大利除外）不同，法国激进知识分子并非处于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法避免，在于法国有共产党领导下的西欧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法国共产党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法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存在党的“官方"信条与知识分子的哲学理论之间的分野，知识分子既可以选择隶属，也可以选择置身党外。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大量理论主张都是围绕知识分子与政党之间分野的性质展开的。为此，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地位的争论从未停止，因为其中涉及谁才有权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被视为工人阶级意识的直接表达，是否只有共产党才拥有解释权？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载体的文本是否需要理论解释？如果是，谁的解释才具有权威？
另外，由于苏联经验的阴影，使得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更加复杂。尽管其他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很早就想方设法与苏联断绝往来 ， 但在法国却不是这样。这与法国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反应有关，它将这次革命纳入了法国自身的革命传统，从而造就了一整套历史—政治符号，这一套符号将法国革命与苏联革命联系起来，将俄国革命描绘为法国革命的直系继承者。法国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也是最终自毁式的失误在于它始终未能对苏联经历，尤其是斯大林体制做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也未能考量这一经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笔记-第514页 - 二十世纪总体的两分法

左与右的空间隐喻，并不必然，连续体。共生左派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有些在右翼看来神圣不可侵犯自然不可避免。但很少人会对道德平等这一基本的人道观念提出挑战。左派对世界的理解与行动坚持寻求一致性，将私人困境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普世，批判的实践温和左派阶级斗争左派，第三类一系列单一议题运动：环保妇女贫困反核...反动右派温和右派激进右派新自由主义右派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笔记-第527页 - 何为右派

右派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左派是相互对应的。伊特维尔和奥沙利文区分了右派的五种表现形式（本书第六章），与我们这里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首先是“反动右派"(reactionary right)，其中包括真正的保守派及其追随者，他们完全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其遗产。在约瑟夫·迈斯特和路易·邦纳德等神权和威权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下，这一类右派对个人主义、市场以及启蒙思想推动下的理性观念大加挞伐，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无政府的，而他们自己力图恢复过去某种被理想化的等级和秩序。一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这一类右派的影响不断削弱，在丹纳和莫拉斯等思想家（尽管如斯特海尔指出的，它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源头之一）那里依稀可见，在天主教会思潮中仍然有所反映。其次是“温和"右派，其维持时间长得多，内部也更加复杂。这一派的鼻祖是埃德蒙·伯克以及本杰明·贡斯当和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关键词包括“有限政府"、“平衡”、“实用主义”以及对政抬中的抽象原则抱有总体上的不信任，其更加威权性的一面被佩恩教授称为“欧洲 20世纪早期温和的威权主义右派”，本书中由卡恰利教授撰写的第七章对之做了如下描绘：这一派有两个源头，一是“探索一种受到更多控制、精英主义以及威权式的自由主义，二是天主教法团主义”：借用罗杰·斯克鲁顿教授的话，这一类右派反对：
诸如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集体性目标，它们看似清晰却格外抽象，根本不可能在不破坏那些历史性妥协成果的前提下兑现。而且，这类右派对那些需要国家大规模介入的计划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更加珍视社会。它尊崇诸如财产、宗教以及法律方面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源自社会本能，贵任、服从以及权威。
但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这类右派为了回应第一、二类左派的挑战，有选择地吸收并最终接受他们的成果同时想方设法中和并消解他们政策的影响，质疑其计划和原则。
第三类即“激进"右派兴起于20世纪初，这在佩恩教授撰写的本书第五章已有所涉及，它标志着右派正式成为一种积极推动变革的力量。面对社会主义的堀起，它力图通过政治获得拯救，推行一种“带有攻击性的和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视野”，在乔治·索列尔和恩斯特·荣格等思想家的影响下，这类右派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另一源头。但正如佩恩教授指出的，也存在某些形式的右翼激进主义，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冲动和文化现代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主张社会精英主义，服膺于现存的等级制，笃信宗教。这一派的极盛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他们开始走向衰落。第四类“极端"右派则诉诸于政治运动和政党，它们对左派政党和保守的中间政党怀有敌意，坚持民族主义，有时倡导地方主义，反对外来移民，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即便不是那么明显也是潜在的）种族主义。与这类组织有着间接联系的，在法国有新左派知识分子，在意大利有新觉派， 奥沙利文教授将他们称为 “二战后的激进保守派"。尽管遭到同行知识分子的排挤，但他们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和选民基础却不断增强，尤其是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奥地利、丹麦、比利时、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家。更多地是在政治宣传而不是精神反思的推动下，这一支右派在20世纪后期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好几个国家赢得了政府职位。
最后，还有一种新的前摄性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新自由主义”右派。20世纪后半叶，随着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上台，这种日趋呈现出霸权色彩的意识形态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改变了一切政府包括那些自称中—左派政府的运作性质。它意味着右派逐步转化为一种倡导社会革新的运动，通过大范围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的商业化、私有化以及减少规制，同时坚持右派其他传统主张，典型的如爱国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对法律和秩序的极端重视。与第三类左派不同的是，这种晚近出现的、最具活力的右派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各种相互矛盾的议程纳入一种总体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框架，其思想动力源自奥地利经济学派、自由至上论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他们反对一切旨在矫正不平等的左派方案，认为这些做法徒劳无益，并对其他值得珍视的价值产生负面甚或破坏性的作用。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笔记-第471页 - 第二十六章 非西方政治思想

第二十六章 非西方政治思想
综论
以上我考察了20世纪非西方社会中的四种主要思潮，虽然它们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这些社会中，但它们的影响力却存在很大不同。比如说，现代主义思潮在印度、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就比在巴基斯坦以及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更盛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伊朗、阿富汗、斯里兰卡和苏丹，就比在中国、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印度更有影响。即便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某些群体中也更为盛行，如以色列的正统派和超正统派、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尼日利亚的穆斯林以及苏丹的阿拉伯人等群体。即便是在同一个社会，不同的观念体系在不同的阶段所具有的影响力也不同。 20世纪上半叶，批判性的传统主义盛行于印度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但此后迅速走向衰落，只是近年来才有复苏的迹象。一旦这些国家开始走上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旧的传统不是衰落就是丧失其感召力，使得改革它们并使之作为新国家或民族文化之基础的方案越来越变得不合时宜。与其说这意味着批判性的传统主义已经消亡或者缺乏有说服力的代言人，毋宁说，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复活其以往碎片，这些碎片依然存在且有着广泛的吸引力。既然过去已经被割断，且不再承载传统的权威，批判性的传统主义就不得不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维护这些碎片，因而它与温和现代主义并无多少差别。
虽然非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家如数家珍，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只汲取其中的某些东西，而且对这些思想家的解释也是大异其趣。一般而言，他们关心的是诸如社会变迁与冲突的性质与源泉，如何建构国家，国家发挥改革者作用的基础与限度，政治权力的性质，意识形态在论证主流群体统治正当性时的作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更晚近的人权的性质与基础，还有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容纳种族与文化多样性。因此，那些从历史和社会学观点讨论这些问题的西方思想家往往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就解释了何以早期非西方社会所关心的是孟德斯鸠、孔德及马克思，他们强调这些思想中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成分。密尔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但更多的是就其历史哲学和功利主义，而非其自由理论，后者至今也很少引起关注。对霍布斯的兴趣也很有限，而即便是洛克也是在最近几十年才被真正关注。对边沁政治思想的关注虽然不像以往那么强烈，但依然有广泛的读者群和追随者，不过他的道德和社会思想则往往遭到拒斥，认为它是西方反道德的个人主义和快乐主义。很少有人对马基雅维里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反道德的政治观点据信构成了西方对非西方社会之态度的基础，因而那些着眼于在道德和精神基础上构筑政治的人往往极力回避它。伯克及其保守主义过于强调等级制，而且很难改变自身以吸引非西方社会的关注。
当代西方著作家中，奥克肖特、诺齐克、列奥·施特劳斯、甚至是汉娜·阿伦特在非西方社会都不太流行，而葛兰西、福柯、德里达以及一定程度上哈贝马斯则吸引了许多读者和研究。如果说罗尔斯在拉丁美洲受到某种程度关注的话，那么在中东、非洲以及晚近的印度，人们对他几乎毫无兴趣。由于其哲学前提和文化感受性太西方化甚至太美国化，使其无法在非西方社会引起共鸣。罗尔斯的个人主义和意志主义社会观，无法批判性地应对甚或对非自由主义信仰做出认真的表述，而且极力使政治思想与实践摆脱总体性学说，这些都限制了他的影响力。
20世纪非西方政治思想包含了比之西方更为广泛的思想观念。在西方，政治制度和与之相关的话语由来已久，使其对许多核心信仰有了广泛的共识，这些核心信仰包括国家的性质和重要性、个体权利、经济的相对自主性、世俗化、宪政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实际运作。反之，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依然相对多变，某些继承自过去的制度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对前现代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记忆仍然鲜活，往往引起人们的怀旧之情，而政治思想家们所能汲取的不仅有西方的思想资源，还包括他们自身的传统。
虽然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获得了相当大的支配地位，但这并未使批评者缄口，也未排除其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因此，非西方社会中的政治想象用福柯的话说就不那么“受规训"，更为大胆、鲁莽，准备进行大胆的实验。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广泛且深刻，诸如国家的性质、权威的基础和局限、个体权利的重要性以及对权力的宪政约束、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虽然不同的思想家针对不同的对象形成越来越多的交叠共识，但很难想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信仰是他们所共同认可的。
面对如此深刻的分歧，非西方的政治理论家就面临一个难题，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信仰和前提是不证自明的，或仅仅满足于对其做表面的维护，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所在社会中的其他人以同样的力量和真诚坚持相反的观点。罗尔斯可以把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建立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核心信仰之上，在面对批评者时他觉得没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论证。而那些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家却没有这种理论上的奢侈，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其批评者认为有说服力或至少值得尊重的方式捍卫那些基本原则和前提；要么索性认为它们是自明的，对之做出表面化的、带有循环色彩的论证，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套政治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的理论就有了强硬的意识形态核心，很难使其批评者信服。前一种选择仅仅在理论上是有说服力的，但其要求过于苛刻。举例来说，让一位非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去反驳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甚或批判传统主义者的基本前提，绝非易事。而与罗尔斯和西方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不能把总体性学说弃置一旁，只建构一套自足的政治理论，因为某些这样的总体性学说有着深刻的政治意蕴，而且其代言人不承认政治生活的自主性。因此，非西方政治理论家就需要跟总体性学说打交道，对它们进行系统性批评，指出它们逻辑上不足以及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不可行，并且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立在一套有说服力的关于人和世界的观念之上。这样的哲学课题并非不可能，正如霍布斯、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所表明的。然而，它需要持续而有力的哲学分析、广泛的理智和道德同情、敏锐的历史感等因素，这就不是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力所能及的了。既然连某些最杰出的西方政治理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非西方国家没有出现一位大政治哲学家甚至是政治哲学大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非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出现政治哲学大作（parekh 1992，p549f），还有其他的原因．某些专门从事政治理论著述的人同时也是活动家，他们缺乏才能、闲暇以及进行持续理论探索的爱好。至于学者们（多数著作往往出于他们之手），则往往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政治理论所需要的理智自由在共产主义和宗教正统主导的国度中是缺乏的而即便在如印度这样的自由社会中，对探索性问题的提出也有很强的禁忌，以防其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共识，助长宗教以及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而且，当他们的国家面临尖锐的、危及生存和完整性这样的实际问题时，政治理论家便认为更值得去关心这些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论。没有对政治理论的真正需求，因而也没有写作的动力。再说，在学者收人低下、地位不高、学术职位少得可怜的国度，许多最有才能的学生都进入技术、医学和管理系科了，政治学系科只能招收那些没有其他出路的人。缺乏政治理论的健全传统，政治理论的学生所受到的理智训练就相对肤浅，而判断其著作的标准也就不那么高。既然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是新问题，不能轻易接受现成的答案，那么探讨这些问题就需要摆脱常规的思维方式，这需要勇气和理智上的自信，对于那些曾经经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殖民统治的社会来说，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