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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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的中心，近代工业的产值约占全国近代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因此，加强上海近代工业史的研究，不仅在上海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有其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近代工业史的研究中，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特别是缺乏系统的工业统计历史资料，要编写一本完整论述上海近代工业历史发展的著作尚有一定的难度。本书是在发掘了一部分新的历史资料，并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份以10个重要行业为主的近代上海工业的历史统计资料之后编写的。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本有关全面系统论述上海近代工业发展史的专著。

全书以上海如何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工业中心为研究主线，着重论述上海工业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各时期工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外国资本工业．官僚资本工业，民族资本工业之间消长变化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借以探讨近代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如下三个方面：(1)注重研究外部社会环境对上海工业发展的影响，并着力探讨上海工业发展中自身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2)注重数量分析，尽可能对各个历史阶段工业发展的状况给予一个简明数量的概念。(3)注重纵向时间上的比较研究，给予一个动态发展的比较认识。

本书按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顺序分为三编九章。

第一编自1843年上海开埠至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这是上海近代工业的产生时期。上海开埠以前已经出现了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进程非常缓慢。开埠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从资金、市场、技术和劳动力等各个方面，为上海近代工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这一时期，外资势力为适应其对华贸易扩张的需要，船舶修造工业首先出现。接着，以掠夺我国廉价资源为目标的出口加工工业和其他各种轻工业随之出现。受其影响，洋务派官办的江南制造局和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市局相继在上海设立。这时，由于外资势力擅自在华设厂日渐增多，朝野上下要求从外商手中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上海的私人资本从19世纪80年代起，由原来主要附股于外资企业转向独立创办民族资本的新式工业企业。综合分析早期上海民族工业产生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由富有阶层，如买办．商人和官僚直接投资购置新式机器设备后产生的近代工厂。这类工厂数量多，规模较大，是民族工业产生的主要途径。另一条是主要由手工业者创办，其途径是通过手工作坊逐步转化扩展为近代工厂。这类工厂规模小，工厂数量却占总量1／3，因此，在民族工业产生中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虽然，上海民族工业的兴起在甲午以前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外资工业的发展呈现出更为迅速扩张的趋势，无论是行业的分布还是企业规模的大小，外资工业比之民族工业已具十分明显的压倒优势。

第二编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至1936年抗日战争发生前夕，这是上海近代工业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为外国工业资本在中国长驱直人扫清了道路，而且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上海地区。这是与由于《马关条约》以及随之又继续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各国在华《内港行船章程》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为外商提供了各种特权有直接关系。而且，甲午以后的上海已形成为全国最优越的工业投资环境。因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外资工业在上海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外资势力在上海经济中的控制地位。同时，却又强烈地震撼着中国，“实业救国”浪潮迭起，刺激了上海民族工业新的发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上限为大战开始后不久的1916年，下限大致在1922年。期间，中外贸易的显著变化，特别是机器工业品贸易结构的变化，对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上海民族工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空前发展，新兴工业门类不断增多，并涌现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型企业家。；而且，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上海民族工业出现丫相对集中的发展趋势，大型企业集团开始形成。外资工业在一次大战时期，虽然英国资本放慢了扩张速度，但美、日资本却趁机迅速扩张。自20年代中期至抗战发生之前，国内外局势的影响，既给上海工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某些条件，也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和危害。各国在上海的工业资本势力互有消长，然而总体上依旧保持优势地位。外资工业不仅资本规模大，增长快，而且在棉纺、卷烟、电力等重要部门和一些与新兴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工业中，都有明显的优势。民族工业在逆境中，通过自身努力，多数企业集团终于站住脚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批体现新科技的新兴工业企业。

第三编自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至1949年上海解放止，这是上海近代工业的衰落时期。“八一三”沪战发生，日军侵入上海，工业遭空前破坏。部分工厂在极为艰难条件下拆迁内地，支援大后方工业建设。日军占领了租界以外地区后，稍具规模的华资工厂几乎均被日敌以各种名目加以攫夺。同时，日商又新设不少工厂。这些工厂具有明显的军事和政治目的，企业经营凭借占领者的超经济特权获取暴利，资本来源也大多为在我国掠取暴利的再投资．或是日本政府为贯彻其侵华“国策”所作的财政拨款。租界内工业，因“孤岛”的地理环境和欧战发生的时机，获短期畸形繁荣。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上海全面沦陷，在日伪政权的统制、征购物资．限减电力供应等政策措施下，华资工厂几乎都陷入瘫痪状态。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在上海接收大量敌伪工业企业，除其中原系英美资本所有和被敌强占的华厂发还原主，以及无甚经营前途的工厂实行标卖外，都“分别移交各国营事业机构经营”，官僚资本工业得到迅速膨胀；而民营工业因美货大量倾销，蒙受重大冲击。但在1946年工业一片萧条声中，若干日用品制造业，因战时消耗殆尽，市场亟待补充，工厂生产一度增长，其中棉纺织业产销两旺，获利最丰。1947年内战扩大，通货膨胀开始加剧，官僚资本则加强了垄断控制。但从整体上分析，1947年上海工业仍不失为相对比较稳定的一年，然而产值估计却未达战前1936年的水平。1948年前后，则开始出现全面颓势，且越演越烈，至解放前夕，全市开2232厂仅占总数1／4左右，且设备利用率不足一半，整个工业走向了衰落的败局。

作为本书的一个特点，在正文之后附有棉纺、缫丝、毛纺，面粉．卷烟、造纸、火柴、制药。机器、电力等一批重要行业的 21个统计数据表，首次对1895、1911、1925、1936、1947年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上海工业产值作了统计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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