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这样告诉我们》书评

在坎坷中前行：中共的三次重大变革

在坎坷中前行：中共的三次重大变革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为了克服自己的落后和消除民族屈辱在20世纪作出的第三次重大努力。而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也曾三次对自己的发展路线作出重大变革，以建立一个崭新的和更加现代化的中国。第一次努力（最终发展成所谓的“大跃进”）之所以进行，主要是它既有理论基础，又可以得到苏联的帮助。由于过于简单地轻信重工业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最后胜利后，一经巩固了全国的政权，便在中国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尽快地吸收消化苏联的援助和技术。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会令人联想起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苏联顾问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中国学生成群结队地涌入苏联院校，中国的新闻界欢呼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不愿意承认在漫长的社会主义道路中，他们的发展必须经历好几个历史阶段。他们在理论上的急躁以及不愿仅仅步苏联后尘的倾向，最终导致他们在1958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一项紧急计划、以实现中国农业合作化和经济工业化。正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用官方学说和客观数字这两项标准来衡量，中国依然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为了证明这个国家确实需要大步跃进到工业化时代，中共的领袖必须制定新的理论。1956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首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共高层宣称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级阶段”。在实现了大跃进的宏伟目标之后，中国马上就将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阶段。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对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所带来的痛苦记忆犹新，中国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规定了自己的任务，而且还提出在工业能力上先是赶上，然后超过英国的目标。而就是这个英国，仅仅在一个世纪之前，还是唯一一个在工业产量方面能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也就是这个英国，曾经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耻辱。中国以狂热而又有些蛮横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成所谓人民公社，结果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很多农民死于这接踵而至的混乱、暴力和饥荒。在工业方面，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中苏关系出现了破裂，经济形势恶化了，而这一破裂到了50年代后期导致苏联彻底中止了一切对华援助。这一情况严重扰乱了正在进行的工业计划。特别是当苏联的技术专家突然撤离，苏联零部件的供应中断之后，中国的工业突然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大跃进”的灾难演变成一次历史的大倒退，整个经济工作一片凄凉。根据G•C•周的《中国经济》一书的论述，1958年至1962年间，农业产量实际下降了28%，轻工业下降了21%，重工业下降了23%。对未来的幻想破灭之后，便马上出现了对现实的偏执。“大跃进”令人痛心的失败导致了一个更加戏剧性的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的三次尝试中的第二次。从6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这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袭扰了中国，很多中共的中坚力量在这场本来旨在振兴革命的斗争中互相毁灭。苏联的经验此时遭到彻底的批判，并被认为助长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产生，因此必须通过反对当权的官僚和反对旧传统的内部斗争来恢复革命的纯洁性。结果，中国从1966年到7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系列的残酷清洗，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和军队指挥员（其中包括一些参加过长征和中国早期革命的最受人尊敬的杰出人物）遭到迫害，数百万人被监禁和被放逐到各种劳改营。暴力行为主要是一小拨疯狂分子煽动起来的，但为争夺政治继承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却使暴力行为愈演愈烈，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两位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误入歧途，并因此命丧黄泉。周恩来同志进行了好几年的耐心工作，一些幸免于难的前高层领导人，例如邓小平，也逐步恢复了工作。此后文化革命的破坏力才被控制住。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后，恢复正常局势的进程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1982年9月，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邓小平成为了新的领导核心，并指导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来寻求实现民族复兴和争取国际尊严这一宏伟目标。70年代末，中共的领导人便提出了一项在随后几年中不断得到充实的新计划，这就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计划。这一计划要求中国向西方世界进行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开放，并更加明确地表示出愿意修正国内意识形态中“左”的观念。在迈向新的道路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不仅在1978年底全面恢复了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中日两国出于对苏联扩张的共同担心，在经济和政治上开始了广泛的合作。于此同时，中日贸易也迅速增长。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变有助于中共放弃原先那种认为核战争注定要发生的教条主义观点，也有助于中共采取一些新的、更加灵活的方针来指导中国愈来愈频繁的国际贸易和外交活动。实际上，从7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这项改革计划是中国的“明治维新”，而日本正是靠“明治维新”才迅速地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