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 野百合花》书评

关于《野百合花》

今天才算拜读王实味的大作《野百合花》，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也颇有凛冽的气息，以一群梁山头领的气量，能容忍这样的刺才怪。王实味抱怨的，无非就是内部的官僚作风与等级，不免幼稚可笑，广东话云：“吃得咸鱼抵得渴”，既然抱定“共产主义理想”，看到“真龙”的狰狞面目吓到两股战战，只能怪自己迂，是肉眼凡胎的叶公。当然这对于一个确是凡胎的“小资产阶级”，要他们有丘吉尔式的判断力也是苛责。外人只能是抱以同情，和一点“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唏嘘。当时也不是没有目光如炬，世事洞明的文化人，比如徐志摩，说过“要游过血海”的名言，胡适就更不必说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的话更有名。惨的就是王实味这种出身寒微、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凤凰男蚁族，莫名其妙成了刀下鬼，死前还要被吓到七窍生烟，现在也连“国家赔偿”也拿不到。凡上山者，必要先纳投名状，杀个人来自断后路，也表明自己好勇斗狠的革命素质，王实味之徒，肯定是没纳过的，抱着作技术白领的美好愿望，可偏偏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以下犯上，这类小人物，重伤率以外就是死亡率了。文章前记中写到一个叫“李芬”的湖南女GC党员，被自己亲娘舅缚送官府，为免枪毙后被奸尸，穿了三层衬衫并缝死，如此重口味的野史，不免让我这样神经衰弱的乡下人震惊——这他妈的是个什么样的民族？田园牧歌式的民国梦可以醒了，共产党不是东西，国民党、军阀也不是什么好鸟，都是一枝上结出的果，能差到哪里去？三十年后张志新的命运有何不同？七十年后陈光诚的命运又有何不同？专制暴虐的病毒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里，暗暗滋长，成年后连呼出来的口气都是带毒的。联想到印尼科西莫岛有一种巨蜥，靠吃腐尸为生，身上没有毒腺，却胜似毒蛇，因为其牙齿中孽生着致命的细菌，被咬者立刻会被感染败血而死。奇怪的是这些病毒与巨蜥却相得甚洽，和谐有致，想来是这个物种进化出了抗感染的基因，以愚笨之身、秽丑之貌竟俨然成了科西莫岛上的霸主。中国这样的民族，一没智，二没勇，竟绵延数千年未灭种，是不是也因为进化出了科西莫巨蜥一样的抗毒能力？处在食物链下端，与世无争，靠食腐就可怡养天年，欣欣然处极肮脏淫秽之所而自得其乐，肉既污秽，与其争者稍有不慎就会被感染败血而死，猎捕此种生物又何苦来哉，遂使此物种苟活至今，蔚为大观。史上败血而死的，几不可胜记矣，满蒙自不用提，日本也差点着了道，幸亏最后被美国两颗原子弹敲醒了。病毒谓何，说不清楚，但必有一种叫“淫”，在性上无节制。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君子五日一御”，孟子说“食色，性也”、“齐人有一妻一妾”，在圣人的默许甚至纵容下，未有一个民族将淫欲的大门如此洞开。中国皇帝的后宫有上千美女、有专司蓄养阉人管理；民间娼寮遍地，名士富人以嫖妓狎童为荣；合法纳妾，买卖人口作为性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将生殖活动变成一种全民狂热。现在的中国人走到哪里，色情业就开到哪里。日本的AV产业最大的市场无疑在中国，如果没有盗版，恐怕连丰田、日产之类的利润也相形见绌。在被中国人贬为淫荡的日本，女艺人嫁入政商豪门是基本不可能的，而在中国，女明星嫁富商、嫁大官名正言顺，竟有“国学大师”耗十年之功为妓女做传，其价值多元，宽容大度，世所罕见矣。中国人像啮齿动物一样热衷生殖，所以人口一直冠绝全球，有限的土地上养育不了这么多子民，遂有饥饿、战乱，极权、阴谋、酷刑，奴化……，几千年下来，中国人的面貌也就这样了。好在西人发明了避孕、堕胎术，将中国从人口爆炸——战乱的循环中解救了出来，于是有了造伟哥的公司为答谢客户，前几年一次包下了东莞一个镇所有的酒店开年会的新闻。前几天感慨外国人在地铁上看书，中国的地铁上都在发呆、玩手机，现在明白了，血液都向下半身流了，哪还有脑力看书。再回到王实味，他的文章里也提到延安青年的性苦闷，这种话，简直就是他棺材板上最后一颗钉，活腻了。革命者都是圣徒，不用拉屎放屁，更不过性生活！杨修死于太聪明，也死于太傻。

知识分子永远是男二号

王实味是才子，有能力，有思想，可是他有一点很无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是：中国男一号永远是政治家，知识分子只能是男二号。当一个有能力的男二号整日里对着男一号指责说教的时候，他的下场必然很惨。不管哪种党派，哪个领导，都无法容忍别人对其连续不断的开炮。做知识分子，当如季羡林、沈昌文：知道！但是不说完。“真话讲一半，假话全不讲！”政治永远是成王败寇的游戏，最有才华与魅力的周总理深谙这一切。很不幸的是，河南大学的学生都是这么迂腐。王实味、焦*国*标...

“谁陷害了兔子罗杰”？

在对王实味进行批判时，艾青发言：“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丁玲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上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鄙、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艾青、丁玲，两个值得我们“崇敬”的名字，两个本应该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应有独立表达义务的人，却在一个拥有和他们同样身份（知识分子）、同样能力（思考和表达）的同志被错误批判时，如此落井下石，况且也不是在思想上的分歧和争鸣，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了！！！是他们的思想深度不够吗？不是，丁玲在同时期有一篇同样遭到批判的文章《三八节有感》，她是同样看到了那些“黑暗”的地方，只是她在遇到和制度思维冲突时，主动地退缩了、并毫无保留的“变节”了——这才是最可悲的，他们真诚地忏悔自己，没有一丝丝的怀疑，毫不犹豫地把符号自我当做唯一合法、正确的精神自我。余杰称王实味的被害是“中国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应该是较为准确的，当这一切变本加厉地蔓延起来时就是文革时大规模的“清洗”知识分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可悲又可怜的一群体，他们像是一条狗，时不时地跳出来叫几声，要引起主人的注意，主人在需要它的坚牙利爪时也会摸摸他的头，让它坐在自己的腿上；于是它会摇摇尾巴，并更加高兴的吠起来；它这种天性的吠叫声又常会扰了主人的好事，听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它们也常常被踢到一边去，或者是扔到野外，更或是索性煮成狗肉吃了。——它们实在是太在乎它们的主人了。记得鲁迅曾经这样讨论过俄国知识阶级：“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只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才会去作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事，也只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作这样的事！因为他们保持的是自己的独立操守，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势力（也包括“人民”！）的附庸。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天生骨头软，需要有东西在支撑着他们才能挺直了腰板。在封建社会、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他们的背后有人民，他们的精神支柱在于“我为人民请命！人民和我站在一起！”，于是可以铁骨铮铮地向统治阶级开火；当“人民”被拉入“主人”的行列后，他们就开始疑惑了：谁还和我在一起？我还能代表谁啊？？我还能指向谁啊？？？因为他们在伊始相信的就不是自己，而就是这所谓的“人民”！于是他们的“合法性”就这样摧毁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放弃自我，融入“人民”融入体制，一是坚持自我，监督“人民”节制体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的走上了第一条路，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中；百里挑一的人走上了第二条的不归路，他们清醒地坚守着精神价值，走在了体制的前面——也就提前走完了生命……

酷刑大观：秧大麦、拶子、鸭儿泅水、老虎凳……

此书中王实味的小说《杨五奶奶》提及“秧大麦”习俗，注释说明：“一种极野蛮之风俗，皆施之于泼毒之恶女人。间系以小锥刺下体，就每创口填入大麦一粒。主其事者皆壮妇”。张爱玲小说《连环套》中,有一段这样的故事:“广东乡下的一个妇人,家中养着十几个女孩.为了点小事,便罚一个女孩站在河里,水深至腰,站个一两天,出来的时候,湿气也烂到腰上.养女初进门,先给一个下马威,在她的手背上紧紧缚三根毛竹筷,筷子深深嵌在内里,旁边的肉坟起多高.隔了几天,肿的地方出了脓,筷子生到肉里去,再让她自己一根根拔出来.直着嗓子叫喊的声音,沿河一里上下都听得见。读着发渗，想象力可以，但是毕竟是民间私刑，比起专业队伍还是显得欠火候。20世纪监狱里的的酷刑：拶（za）子：《红岩》里江姐受的酷刑一种是插竹签，与史实不符，事实上她遭受的刑罚是“拶"。以绳穿5根小木棍(比吃饭用的筷子略粗)为刑具，名叫“拶子”或“拶”。行刑时，将受刑者手指分别套人木棍之间，用力紧收，叫“拶指”，简称“拶”。元曲《窦娥冤》中，就有“不招认实难受无情拶棒”。网上有载30年代北平政治犯的”待遇：“如铁链上压火烧香薰，燃一火把，火熊熊然燃，于其上撤布辣椒而置犯人鼻下薰之，鲜血由鼻管下滴如注。灌辣椒油：或使犯人仰面，以辣椒水或煤油灌鼻孔，辣椒水倒流入鼻管，浸入心房或肺部，致成肺病。针尖刺指甲（监狱里传统项目）……猪毛刺尿道（李大钊死前即受过此种折磨）……鸭儿泅水：以细绳反扎两臂，高悬空中，谓之鸭儿泅水。打背花条：或袒背以皮鞭或细竹条用力笞之，谓之打背花条。单挂膀：或收两手向前紧扎，箍于膝下，在膝弯下横插短棍，另以较长之棍捅于右臂或在臂下，横置两桌间，使身体空挂，挂之时间一小时至三四小时不等，谓之单挂膀。或使受刑者脱去衣服，坐在地上，两腿相并伸直，两手由左右两人拉开，以绳缚头向后曳之、然后以武士粗大拳头用力在两肋与两股间，推之擂之……重者可使肋骨擂折。中统对中共高级女特工刘君湘：上老虎凳，灌尿水，灌煤油，针剌指尖，灯燎腋窝，锤敲脚骨，烙烙铁等极刑摧残。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她双眼被十几根钢针戳割，鼻孔被铅丝穿透，耳膜被捣坏，声带被尖刀割断，两个乳头被十几根猪鬃刺成龟裂。（《野蔷薇》）日本人对赵一曼：“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 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 灌辣椒水是搀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 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乳房上烙烫。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般活剐：剥肋骨。”（《关于赵一曼女士伤检诊断报告》1936年7月28日滨警司法密809号）1947年7月1日夜，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冤是冤，但是直到死，只见批斗，未见如上种种的折磨。硬骨头文人一刀砍了脑袋，也算是简单痛快不遭罪。至少比及后来张志新死前的割喉，自己人这次相当客气。

些许感想。

王实味与野百合读后感黄昌勇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有人曾讲：“毛主席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后如果还继续写作的话恐怕会是在牢里写作。”虽说这句话的真假有待考证，但是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了解放后的话那么王实味将会成为他的前车之鉴。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王实味的了解仅限于他是一个文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遭到迫害。这就是我对他悲剧的一生的了解。说是悲剧，至少也没有那么悲剧。人这一辈子追求的东西他王实味都做到了。有妻有子，有名声，有地位。连当时中共的最高领袖也敢批上一批。当真是活出了文人的那份潇洒自在。我个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对王实味的评价或许有些偏激，但是仅限于个人观点。首先是狂傲。当时郭沫若先生（我对郭先生的学术很是佩服，对其品行不敢恭维）已经是中共鼎鼎有名的文人，然而王实味在其作品中却是敢直截了当地指出郭先生哪句哪句翻译的是错误的，并且找出大量的材料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实在让人佩服。其次，是不时时务，说的难听点就是不识抬举，想想当年他的月工资仅比太祖少半块，比当时的边区主席还多上那么半块。受到了我党的优待，自然要为我党做事，没事瞎写写什么野百合之类的文章，为外敌分化诽谤我党留下了证据。呵。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政治家与艺术家的那篇文章。在我借到的书上有书评如下：将救中国的大任交给艺术家来完成，实在该杀，你不入地狱谁入，你不被砍头谁被？这样的评论中，我能看到的就是哪怕是在当今社会，文学艺术家的作用也被人们排在政治家之后。文学艺术似乎在历史的过程中一直得不到与政治相对等的重视。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我太祖怎么会容许卧榻之处有人在抢占其救中国的领袖的地位呢？或许这才是其取死之处吧。黄昌勇先生说，王实味是幸运的，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深的文学造诣，或许他只是第一个而已。有的人说从王实味开始便开启了前文革时代。我们在现今忏悔的时候应该向前追溯，追溯到那个特定的时期。文学在现今在将来，究竟是否应该卷入或者说被卷入政治之中呢？我想之前的事已经给出了答案。本书在豆瓣上有一有趣评论名为知识分子永远是男二号。感觉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