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錄（二冊）
出版社: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2009年9月四版二刷
ISBN:9789570603576
作者:[清]崔述
作者简介
《考信錄》為崔述辨證古書古史真偽的專著，以司馬遷「載籍極搏，猶考信於六藝」之意為書名。分前錄、正錄、後錄、翼錄四部分。前錄包括《考信錄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正錄包括《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誅泗考信錄》四卷；後錄包括《豐鎬考信別錄》三卷、《誅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考信附錄》二卷；翼錄包括《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古文尚書辨偽》二卷、《論語餘說》一卷。以尊經衛道為宗旨，舉秦以前史實，參互比較以求真，用以經證經之法研究古史，獨抒己見，不主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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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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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的《考信录》在古史研究的文献方面有野心也有一套说辞。被日本及古史辨学派挖掘出来引为始祖也是因为他在处理古史文献上有一套方法。这个方法足够系统，有脉络，尤其是有历史的眼光。但是，崔述的做法里，也却有颇为自相矛盾之处。至少在“尊经”和“疑古”之间，二者内在的逻辑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崔述的尊经，在多数时候是从文献的意义上抬高经书作为“信史”的作用，而把汉代以降的材料尤其是注疏之学条分为历代传言传闻，而加以辩驳。在他的征引文献系统里，五经，尤其是《诗》《书》被置于最为可信的位置，而凡是汉代成型的经传著作，则一一被列入第二个级别。如果硬要说崔述的做法与他的时代有什么出入的话，可能就在这一点：在文献系统的分门别类方面，他不是第一人，却是最为强调也最具有理论色彩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色彩，主题非常鲜明的疑古精神，崔述的做法更像是一种历史学，或者说是历史文献学。尊了经书的历史史料价值，客观上不得不把经书所附带的另外一些问题忽略不讲。虽然崔述本人并非只把经书当史料，他的疑古目的只是区分那些被汉代经术所混淆了的传闻异辞，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努力，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古史考辨之路引上了著述信史之路。而最容易出现的错误的情况也就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最正确的。尤其在历史书写的时候，因为对“信史”的要求，而忽略了所谓层累的构成的历史，还有一层阐释的功能。而且，崔述的疑古，与他的前代人相比，背景也不一样。从考信录所引述书目来看，他引用的欧阳修、刘颁、邵雍、朱熹、金履祥等人著述，在古史方面的阐发其实远较崔述的时代要丰富。即便与明末清初的学者相比，崔述无论从文献的征引方面还是考据方面，都并不是最出色的。以宋人疑经而言，有一条是对诗经中的感生说有所驳斥的。欧阳修的《毛诗本义》一度号称是以“人情”而揣度毛诗序与郑笺的出入。但是欧阳修驳郑玄的解经方法，有他的历史背景：首先，从宋初到庆历时期，北宋士大夫家庭里已经少有世家了，著名的杜氏是少有的能存家法的唐代士族。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对礼学的生疏，可能促成了“人情”这个角度。但除此以外，欧阳修的疑经观点也与神宗时期道教大行不无关系。宋代的疑经有一定的去除神道色彩的意图，尤其是一部分史家把解经集中到“人情”的角度来阐发。但是也不全然如此，如果是一部分好谈论性命之说的理学家，他们反而更加尊经，尊孔，——而只要是尊经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文献著作的问题。于尊经的观点上，崔述反而有与理学家相似的地方。当然，虽然他本身反对理学家的著作方法，但他于史学上的思路也很有理学的特点。比如他说“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这恰好是崔述的文献系统的一个依据：第一个层级就是他认为著作时间最早，也最接近历史现场的六经；第二个层级则是他所谓以讹传讹，间或夹杂一些史实但已经不是纯粹的经书的诸种子书、《史记》、《汉书》、《韩诗外传》、公羊传、谷梁传乃至《说苑》《列女传》《孝经》《论语》《孔子家语》。第二个层级所涉面就很广了，有些是史书，主要是史、汉二家，他认为司马迁太受战国风气影响而干脆把他们的著作目为黄老学说的产物。有些包括了汉代的子书，这一部分包括一些因历史成因而逐渐列入经书经典的著作，如《孝经》《礼记》（大戴）乃至《论语》，也包括字书如《尔雅》。至于长被他征引的《国语》《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淮南子》，他也一定程度上将它们视作史料集合。同时，春秋三传里抬高左传的地位，直接称《春秋传》，公、谷二家则因是汉儒转述之作而被等同于第二层级的文献。崔述在条分汉代经传著作的成形过程时，也确实有他合乎事情常理的推断。但是这个做法也造成了一种文献内部的混乱：原本经过历代分类法而明晰了体例的诸类著作，经过崔述的整理和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分界也变得模糊了。但是，这恐怕也是崔述古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重新整理文献系统，而形成一个符合他的古史研究需要的文献系统。也就是要改写文献的分类方法。大概也正是因为他的征引习惯，在翻阅崔述的文章时，我经常会想起从宋代开始甚至可能更早从中唐德宗时代开始一些处在选举中心之外的士人。同样提出过较大史学和文献学理论的郑樵，以及晚于崔述而同样以史学眼光辨析六经的章学诚，无不是有一套理论。崔述虽然对司马迁好奇好博，大量征引战国文献颇不以为然，但在史料理论方面倒是非常尊崇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而且他做得远比司马迁认真。这种做法主要以第一手的材料为先，而一一附上后起时代的相关经传材料，从而构成层层累积的历史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再以符合人情事理的思维推断出可能的历史原貌。这正是崔述著作的目的：尽可能地从材料中回归到原典里去。不能不说，虽然崔述的做法在同时代人那里看来，不被认同并不奇怪。他的征引方式更偏向于史学，而以集传的方法罗列出来，看似符合事实，但处处以常理推论并不能给出确定答案。而且自两宋以来金石学方面的成果，小学方面也未见使用,当然，这是因为崔述的整体思路是偏向史学思维的。而他的史学观，其实与他所反对的理学所带来的思维训练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主要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及金履祥《前编》）尤其致命的一点是，崔述的著述里固然有非常清晰的文献层级，这个分层对历史写作的演绎思维来说是个基础。但是，过于清晰的分层也是源于文献来源的有限和简单。仅限于基础的文献，并且，似乎和同样处于学术外围的同仁一样，也是对传统文献分类方法并不熟悉的。比如在如《韩诗外传》或《国语》（经籍志记为外传）《左传》这些两汉所见经传著作，刻意拔高《左传》地位，而贬低其它经传，就忽略了传一体所涉范围、也没有言及历代经传著作可能产生的以传附经的现象。崔述对两汉以降经传注疏不够重视，与清代汉学家相比，显得“简单”得多。他的简单不仅因为理论，还因为材料有限。（顺便补充一点，崔述对版本、目录的生疏也限制了他获取材料的路径，缺乏交流也是一大缺陷。文字音义训诂的疏失、甚至在涉及唐宋制度史实的时候，也也有不经之论。他及与他相似的人最缺乏的可能是资源和环境，而这些也使他们不能被同时代人认可。）但他所罗列出来的形式已经颇具备古史辨派所需要的科学的形式：即以同一系统多本古书对读，从校读中辨出真伪。这一点在后世人做实证时要更为清晰确切，崔述的著作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之处还是观点，方法，而不是材料。而崔述本人也许也深知他的著作关键在理论，不足在文献吧。所以《考信录》最为着力著作的部分，其实是他的长篇大作《考信录提要》。和《经典释文序例》有点相似。但是，虽为序例，重点不仅是征引文献的条例，也更主要在立言上。也不妨从《考信录》一书说开，围绕古史或经学治学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互相攻击的要害也一直在文献上，毕竟，材料的真伪与可信度决定了立论的稳固与否。不过多涉及两汉以降著作，也是与汉学家的文献依据相抗。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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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忙完以后再好好写一点笔记。本来计划把一些重要的书理一下。还是要细化。 -
嗯，不过很有意思的，我晚上回宿舍好好学习下。 -
M了，不分段有点晕。 -
本来是个笔记，写得很急很粗。 -
崔述的《考信录》在古史研究的文献方面有野心也有一套说辞。被日本及古史辨学派挖掘出来引为始祖也是因为他在处理古史文献上有一套方法。这个方法足够系统，有脉络，尤其是有历史的眼光。但是，崔述的做法里，也却有颇为自相矛盾之处。至少在“尊经”和“疑古”之间，二者内在的逻辑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崔述的尊经，在多数时候是从文献的意义上抬高经书作为“信史”的作用，而把汉代以降的材料尤其是注疏之学条分为历代传言传闻，而加以辩驳。在他的征引文献系统里，五经，尤其是《诗》《书》被置于最为可信的位置，而凡是汉代成型的经传著作，则一一被列入第二个级别。如果硬要说崔述的做法与他的时代有什么出入的话，可能就在这一点：在文献系统的分门别类方面，他不是第一人，却是最为强调也最具有理论色彩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色彩，主题非常鲜明的疑古精神，崔述的做法更像是一种历史学，或者说是历史文献学。尊了经书的历史史料价值，客观上不得不把经书所附带的另外一些问题忽略不讲。虽然崔述本人并非只把经书当史料，他的疑古目的只是区分那些被汉代经术所混淆了的传闻异辞，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努力，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古史考辨之路引上了著述信史之路。而最容易出现的错误的情况也就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最正确的。尤其在历史书写的时候，因为对“信史”的要求，而忽略了所谓层累的构成的历史，还有一层阐释的功能。而且，崔述的疑古，与他的前代人相比，背景也不一样。从考信录所引述书目来看，他引用的欧阳修、刘颁、邵雍、朱熹、金履祥等人著述，在古史方面的阐发其实远较崔述的时代要丰富。即便与明末清初的学者相比，崔述无论从文献的征引方面还是考据方面，都并不是最出色的。以宋人疑经而言，有一条是对诗经中的感生说有所驳斥的。欧阳修的《毛诗本义》一度号称是以“人情”而揣度毛诗序与郑笺的出入。但是欧阳修驳郑玄的解经方法，有他的历史背景：首先，从宋初到庆历时期，北宋士大夫家庭里已经少有世家了，著名的杜氏是少有的能存家法的唐代士族。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对礼学的生疏，可能促成了“人情”这个角度。但除此以外，欧阳修的疑经观点也与神宗时期道教大行不无关系。宋代的疑经有一定的去除神道色彩的意图，尤其是一部分史家把解经集中到“人情”的角度来阐发。但是也不全然如此，如果是一部分好谈论性命之说的理学家，他们反而更加尊经，尊孔，——而只要是尊经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文献著作的问题。于尊经的观点上，崔述反而有与理学家相似的地方。当然，虽然他本身反对理学家的著作方法，但他于史学上的思路也很有理学的特点。比如他说“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这恰好是崔述的文献系统的一个依据：第一个层级就是他认为著作时间最早，也最接近历史现场的六经；第二个层级则是他所谓以讹传讹，间或夹杂一些史实但已经不是纯粹的经书的诸种子书、《史记》、《汉书》、《韩诗外传》、公羊传、谷梁传乃至《说苑》《列女传》《孝经》《论语》《孔子家语》。第二个层级所涉面就很广了，有些是史书，主要是史、汉二家，他认为司马迁太受战国风气影响而干脆把他们的著作目为黄老学说的产物。有些包括了汉代的子书，这一部分包括一些因历史成因而逐渐列入经书经典的著作，如《孝经》《礼记》（大戴）乃至《论语》，也包括字书如《尔雅》。至于长被他征引的《国语》《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淮南子》，他也一定程度上将它们视作史料集合。同时，春秋三传里抬高左传的地位，直接称《春秋传》，公、谷二家则因是汉儒转述之作而被等同于第二层级的文献。崔述在条分汉代经传著作的成形过程时，也确实有他合乎事情常理的推断。但是这个做法也造成了一种文献内部的混乱：原本经过历代分类法而明晰了体例的诸类著作，经过崔述的整理和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分界也变得模糊了。但是，这恐怕也是崔述古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重新整理文献系统，而形成一个符合他的古史研究需要的文献系统。也就是要改写文献的分类方法。大概也正是因为他的征引习惯，在翻阅崔述的文章时，我经常会想起从宋代开始甚至可能更早从中唐德宗时代开始一些处在选举中心之外的士人。同样提出过较大史学和文献学理论的郑樵，以及晚于崔述而同样以史学眼光辨析六经的章学诚，无不是有一套理论。崔述虽然对司马迁好奇好博，大量征引战国文献颇不以为然，但在史料理论方面倒是非常尊崇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而且他做得远比司马迁认真。这种做法主要以第一手的材料为先，而一一附上后起时代的相关经传材料，从而构成层层累积的历史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再以符合人情事理的思维推断出可能的历史原貌。这正是崔述著作的目的：尽可能地从材料中回归到原典里去。不能不说，虽然崔述的做法在同时代人那里看来，不被认同并不奇怪。他的征引方式更偏向于史学，而以集传的方法罗列出来，看似符合事实，但处处以常理推论并不能给出确定答案。而且自两宋以来金石学方面的成果，小学方面也未见使用,当然，这是因为崔述的整体思路是偏向史学思维的。而他的史学观，其实与他所反对的理学所带来的思维训练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主要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及金履祥《前编》）尤其致命的一点是，崔述的著述里固然有非常清晰的文献层级，这个分层对历史写作的演绎思维来说是个基础。但是，过于清晰的分层也是源于文献来源的有限和简单。仅限于基础的文献，并且，似乎和同样处于学术外围的同仁一样，也是对传统文献分类方法并不熟悉的。比如在如《韩诗外传》或《国语》（经籍志记为外传）《左传》这些两汉所见经传著作，刻意拔高《左传》地位，而贬低其它经传，就忽略了传一体所涉范围、也没有言及历代经传著作可能产生的以传附经的现象。崔述对两汉以降经传注疏不够重视，与清代汉学家相比，显得“简单”得多。他的简单不仅因为理论，还因为材料有限。（顺便补充一点，崔述对版本、目录的生疏也限制了他获取材料的路径，缺乏交流也是一大缺陷。文字音义训诂的疏失、甚至在涉及唐宋制度史实的时候，也也有不经之论。他及与他相似的人最缺乏的可能是资源和环境，而这些也使他们不能被同时代人认可。）但他所罗列出来的形式已经颇具备古史辨派所需要的科学的形式：即以同一系统多本古书对读，从校读中辨出真伪。这一点在后世人做实证时要更为清晰确切，崔述的著作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之处还是观点，方法，而不是材料。而崔述本人也许也深知他的著作关键在理论，不足在文献吧。所以《考信录》最为着力著作的部分，其实是他的长篇大作《考信录提要》。和《经典释文序例》有点相似。但是，虽为序例，重点不仅是征引文献的条例，也更主要在立言上。也不妨从《考信录》一书说开，围绕古史或经学治学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互相攻击的要害也一直在文献上，毕竟，材料的真伪与可信度决定了立论的稳固与否。不过多涉及两汉以降著作，也是与汉学家的文献依据相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