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与媒体
出版日期:2014-6-30
ISBN:978754264789X
作者:[美] 理查德•戴维斯
页数:290页
内容概要
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s）
杨百翰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政治传播学专业主席。
著有《挑选大法官》（Electing Justice: Fixing the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 Process，2005）、《判决与形象：联邦最高法院与媒体》（Decisions and Images: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Press，1994）及《政治之网》（The Web of Politics，1999）。
与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合著《在线竞选》（Campaigning Online，2003）、与戴安娜•欧文（Diana Owen）合著《新媒体与美国政治》（New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1998）。
于 霄
生于1982年，山东枣庄人。山东大学法学、英语双学士（2005），山东大学法学硕士（2008），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2011）。现工作于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曾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著有《1925年英国财产立法改革研究》和《英国土地登记法律制度史研究》，译有《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律师与社会：美德两国法律职业比较研究》、《伦奎斯特谈最高法院》和《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等，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书籍目录
序言（亚当·李普塔克）
前言
第一章 外部策略
第二章 走向公众的动力
第三章 早期岁月
第四章 十九世纪
第五章 二十世纪
第六章 更具新闻价值
第七章 二十一世纪与未来
附录 研究方法
注释
索引
作者简介
《最高法院与媒体》考察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否越来越注重公众形象，以及现象背后的原因。本书讨论了大法官“走向公众”的动机，并且揭示出他们在21世纪更加受到媒体关注。
本书描述了大法官与记者之间的互动，这是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讨论的。作者理查德•戴维斯解释了大法官为何关心媒体和公共关系，如何采取外部策略去影响记者对他们本人及法院的报道，以及记者参与这种互动关系的方式和原因。基于有关19、20世纪的大法官们的资料，本书探讨了历史上的大法官与媒体的互动关系，并对1968至2007年这四十年间纸质和广播媒体有关大法官的报道作以内容分析。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希望塑造自己远离政治和媒体的形象。但理查德•戴维斯的《最高法院与媒体》让人大开眼界，他用充足的证据表明：大法官始终在与记者和政治家接触，虽然程度不一。本书为我们揭开了最高法院的神秘面纱。
——托尼•莫罗（Tony Mauro），1979年至今任《国家法律杂志》（National Law Journal）联邦最高法院通讯记者
大法官们现在经常著书立说、公开辩论宪法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因此，《最高法院与媒体》来得十分及时。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将会激发人们对大法官们如何、怎样“走向公众”，以及这样做是否恰当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争议和调查。
——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西北大学法学院亨利•韦德•罗杰斯讲席讲授
“走向公众”很少被视为大法官展示自我的策略性选择，但理查德•戴维斯解释了当代的大法官们为何越来越愿意这样做。戴维斯结合历史研究与经验分析，揭示出背后的个人、政治和制度动机，及其如何在21世纪显著地改变了司法规范。
——艾略特•斯洛特尼克（Elliot Slotnick），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载《新京报》2015年2月14日法官与媒体的关系，素来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话题。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与媒体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 风趣的比喻：尸体与验尸官 2008年6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驻最高法院记者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宣布即将告别记者生涯，前往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学。一批报道最高法院的记者同行前来为她饯行，告别招待会安排在最高法院西会议室，七位大法官带着最高法院的一帮工作人员莅临祝贺。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风趣地说，评价格林豪斯的工作，“就好像是询问尸体对验尸官有何意见”。 的确，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的一言一行都是格林豪斯的报道对象。在长达三十年的《纽约时报》驻最高法院记者生涯中，格林豪斯一共发表了近三千篇署名新闻稿，涉及最高法院的判决与日常运作，乃至大法官之间的个人关系。1998年，她还因此荣获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 三十年间，格林豪斯结识了十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与几位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其中，她最熟悉的莫过于1970年进入最高法院的布莱克门大法官。布莱克门一生的荣辱，都与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著名的堕胎案判决（罗伊诉韦德案）紧密相连。就任大法官不久，他就遭遇了这起意见分歧巨大、引发美国“文化战争”的大案。作为该案的主笔大法官，处于自由派和保守派双面夹击之下的布莱克门大伤脑筋。经过一番考量，他从隐私权出发，认为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在怀孕初期可以自由堕胎。 堕胎案判决让布莱克门名满天下，大量报道也随之而来。据美国学者理查德·戴维斯在《最高法院与媒体》一书中统计，从1968-2007年的四十年间，在《纽约时报》所有关于最高法院的报道中，布莱克门的出现频率将近27%，高于同一时期的任何其他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而且布莱克门1994年就退休了）。戴维斯认为，布莱克门是在有意识地通过接受采访，提升个人的媒体形象。他将大法官的这种行为与后果称为“布莱克门效应”。 的确，布莱克门几乎是他那个时代最乐意接待记者的大法官，在任职最高法院的最后十年里，他曾数次接受电视台采访，希望展现最高法院和大法官更为人性的一面。而且，布莱克门还曾私下给著名记者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和鲍勃·伍德沃德提供材料，方便他们写作揭露最高法院内幕的轰动性著作《最高法院的兄弟们》。最为有趣的是，布莱克门甚至客串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历史题材电影《断锁怒潮》（Amistad），本色出演最高法院早期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 但是，戴维斯也认为，布莱克门之所以特别受《纽约时报》青睐，主要原因在于他与“时报”记者琳达·格林豪斯关系密切，因为其他任职时间更长、撰写判决意见更多的大法官，在“时报”上出现的频率反而不及布莱克门。而且，布莱克门在其他报纸上出现的频率，远远比不上“时报”的报道力度。 当然，格林豪斯之所以如此眷顾布莱克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布莱克门乐意接受采访，另一方也是因为格林豪斯希望以自己的报道，促使保守派与中间派大法官向自由派迈进。大法官们的判决和意见越是倾向于自由派，格林豪斯的报道就越正面，她的肯定与鼓励，与大法官的开明程度成正比。有人利用她的姓名，将报社记者与大法官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格林豪斯效应”（Greenhouse Effect），与英文的“温室效应”一模一样。如果将外界的鼓励比作阳光，能够滋润大法官“生长”， “格林豪斯效应” 还真与“温室效应”有几分相似。 “格林豪斯效应”：向左转的法官更多 那么，“格林豪斯效应”或者说大法官身上的这种“温室效应”是否真的存在呢？到底有多大解释力呢？根据美国学者（Lawrence Baum）的实证研究，保守派进入最高法院后，向左转的比例，远远高于自由派进入最高法院后，向右转的比例。也就是说，多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后，会日趋开明，确实会受“格林豪斯效应”的影响，布莱克门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格林豪斯效应”又可以称为“布莱克门效应”。） 在布莱克门进入最高法院之前，一心想要扭转最高法院方向的尼克松总统，曾两次提名任命来自南方的保守派法官，却因资历背景原因，未获参议院通过。布莱克门自然也是保守派联邦法官，只不过来自中西部，而且是尼克松任命的首席大法官伯格的儿时同学、好友和婚礼上的伴郎。由于两人都来自明尼苏达州，州内有人称双城的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于是新闻界便笑称他俩是最高法院内的“明尼苏达双子星”。然而，这两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明尼苏达双子星，却在最高法院分道扬镳。除了不满意首席大法官的管理方式外，最大的原因在于，布莱克门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派大法官一边，并成为《纽约时报》这样一些新闻媒体的宠儿。美国学者认为，布莱克门在首都华盛顿的任职经历、在最高法院面对的新问题、与同事的日常相处，以及新闻媒体的鼓励性报道，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法律观，使他成为后世所知晓的布莱克门大法官。 布莱克门逝世后，受其家人委托，琳达·格林豪斯利用大法官留下的个人材料，继续写作了几篇报道，并完成了布莱克门的传记（台湾和大陆地区都有中译本行世）。格林豪斯与布莱克门之间的关系，堪称记者与大法官相互合作，实现彼此期望的典范。理查德·戴维斯《最高法院与媒体》一书的英文标题正是“大法官与新闻记者”。戴维斯也认为，大法官与新闻记者之间，确实存在所谓的“格林豪斯效应”。但他并未详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的媒体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像《纽约时报》这样面向知识阶层的大报，驻最高法院记者几乎个个都是希望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乐意看到最高法院促进民权进步、实现男女平等、同意同性结合。他们的这种趋向，也与报纸的读者对象密不可分。一般而言，愿意读《纽约时报》的人，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对待性与婚姻问题的态度，也相对开明。据美国学者统计，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美国人，认可同性性行为的比例高达75%，而受大学及以下程度教育的人群，认同这种行为的比例则只有51%。因此可以说，《纽约时报》记者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读者群体倾向所决定的。 第三权力与第四权力联手 在琳达·格林豪斯之前，《纽约时报》历史上还出现过另一位著名的驻最高法院（和司法部）记者：2013年去世的安东尼·刘易斯。与格林豪斯一样（格林豪斯毕业于哈佛女校拉德克利夫学院），刘易斯也是哈佛本科毕业，不同的是，他没有继续深造（像格林豪斯那样，再拿一个法学学位），而是直接投身新闻界，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刘易斯开创了美国法治新闻的新领域，除了大量的报道外，他还写作了几部影响颇大的专题著作，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问题，以及最高法院历史的两起重要判决（沙利文案与吉迪恩案），目前都有了中文译本，而且很受读者欢迎。 在负责报道最高法院期间，刘易斯也与大法官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并采访过多名大法官，还曾与大法官共进午餐。鲍勃·伍德沃德等人出版《最高法院的兄弟们》，披露最高法院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后，刘易斯还曾写书评，批评此书的做法，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辩护，认为书中有很多不实之词，不可相信。刘易斯不再负责报道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里负责公共信息的官员，还给每位法官发了一份备忘录，告诉他们刘易斯即将离开。刘易斯与大法官之间的关系，也间接印证了“格林豪斯效应”。 当然，并非所有的法官，都受“格林豪斯效应”影响，有些法官对此并不以为然。比如安东宁·斯卡利亚，他是最高法院出名的保守派，刚进最高法院的那些年，对媒体和记者非常不友好，认为他们充满自由主义者的偏见。他批评媒体过多地以结果为导向，来评述最高法院的判决，几乎忽视了法律的推理过程。但是2005年后，他的态度明显好转，开始频频接受采访、在电视和社交场所露面（有人认为他是想当首席大法官），并与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的琼·比斯丘皮克（Joan Biskupic，当时是《今日美国》记者）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比斯丘皮克后来成为斯卡利亚的传记作家，并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大法官奥康纳写过传记（这两部传记也有中译本）。 在斯卡利亚的社交圈中，就有一位著名报人：曾经掌管《华盛顿邮报》的传奇女子凯瑟琳·格雷厄姆。正是由于凯瑟琳的鼎力支持，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搭档卡尔·伯恩斯坦）才得以顶住各方压力，深挖水门丑闻，将全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白宫和总统身上，最终将尼克松拉下马。在《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一书中，伍德沃德等人还详细记述了最高法院接手水门案，否定尼克松行政特权的内部经过。 在西方世界，新闻媒体被誉为第四权力，“水门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审判，充分显示了第三权力（司法）与第四权力联手的巨大力量，它们相互配合（当然还有国会的弹劾压力），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总统赶出白宫。而理查德·戴维斯的这部《最高法院与媒体》，则详细分析了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千万不可错过。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最高法院远离政治与媒体，是最高法院的理想也是努力塑造的方向，但事实是，从最高法院建立的第一天开始，这个机构离政治、媒体总不是太远。在美国，靠近政治就是靠近媒体，媒体与政治之间这种天然的联系，也被带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身上。但与政治人物不同，大法官们总是对媒体若即若离。 -
这本书试图证明：大法官们对自己的公众形象很是在意，在乎到影响到投票策略的地步。这是作者的一套理论（大法官们肯定拒绝承认），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不太推荐给喜欢读Jeffrey Toobin或Linda Greenhouse的最高法院爱好者。 -
有点散和碎片，章节之间的关系总觉得不是很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