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的泥沼》书评

有心之作

这是部访谈集，感觉有点出晚了。但终究还是出来了。排版装帧，封面设计，一如既往的优秀。陈丹青先生的品位，绝对不容人怀疑。但书更重要的是内容。坦白的讲，《谈话的泥沼》初读，感觉有点让人失望。因为草草翻上一遍，发现书内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熟悉，看过了的。感觉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当然，这毕竟只是对之前的访谈做了一个总结收录。对陈多有关注的人来说，很多内容都并不太新鲜，访谈、散文一出来，就已经看过。现在买书来看，无非是复习一下。复习的感受，无非是该难过的还是难过，该愤怒的还是愤怒。但似乎又多了那么一点点。再翻一遍，仔细看看，发现不少地方有玄机。比如第八十三页《奇崛与华丽》的“注”。这是一篇之前看过的访谈。当时看，让人心烦意乱，但心烦意乱之余，觉得有些难过，替陈先生难过。因为说了一大通，记者比陈先生说的还要多。不知道当时的记者是否自觉了呢？这本书，到是给了陈一个诉说的机会，这诉说全在那“注”里，尽管只有那么一两句话，但你一看，便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也不必劳神心烦了，陈先生自己心里清楚的很。但我也因此大概知道了，这本书是为什么而出。全书让我有深陷沟通泥沼之感的在于安忆和丹青二人的访谈对话。说句实话，两个人说的都有各自的水平，无心去贬低谁褒扬谁。不做评判。而看罢访谈，我并没有觉得很畅快。因为感觉二人的语境总是不一致。并不是太有效的沟通，此说此话彼说彼话，有碰撞，火花却难见。两人都没什么“媒体习气”尚且如此。难想记者采访，能访谈出什么东西。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现代的中国媒体，大概都如这本书里的表现。哦不，比起这部书里的表现，大部分可都还要差远了吧。回想一下，反观很多名人接受访谈，并不代表这些名人就有话语权。因为记者的访谈，领悟的水平所限，其所思所想，往往表现不出来。这些名人若真要发声，只能靠自己动笔写，真正的自己说话，讲演。不需要他人的低级引导。当然，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即使他们不受引导，我们可能也逃不脱啊。

也未必就是高尚

倾听、接话、展开、反诘，委婉暗示、索性挑明、中道迂回、劈头道破…..访谈理应是快乐的，访谈也是陷阱。-----《谈话的泥沼》陈丹青很难说当谈话被限制在一种模式中时，能否相互延伸思考的空间。这里的“空间”决不是以设计为先，在事先制定好的结构中去强化和装饰。而是两股激流的较量，在话语的碰撞中，看两股力量如何周旋如何争辩如何奔流再如何交融。你表达了你最真切的，他表达了他最认同的，但彼此又不会因为观念的差别而厌恶，反倒因为各自秉持各自的真实，各自洞察各自的深刻而相互尊重和欣赏。如果谈话不能如此酣畅淋漓的表达观点，无法深挖细掘的摄求本质，语言最终会被凝固在客套的“修辞”中。大概这就是本书名字的来历。有人评价，陈丹青的文甚于他的画。文则是一种更准确更直接的表达。画可以描绘出心境的意象却无法承担尖锐的批评。不能表达一个迫切的观点、愤怒的驳斥。相比写作，绘画的刺穿力相对薄弱。而他的文更像一根不大不小不长不短的刺，扎进这个时代，虽然没有像《丑陋的中国人》那样踩住整个民族的尾巴招人恼怒，却也闷着一股子拧劲儿向溃烂之处一寸一寸的长进去，让人不疼也难受着。他的执拗和耿倔的样子就表现在两颗圆瞪的眼珠中，“分明就是不买帐。”不能断言是时代俘虏了众人还是众人捧坏了时代，在利益支撑理想高度的今天，偏偏他的“愤青”情怀从始自终没有变。这让时代怎么和他谈判？在诸多外界的定位中，他是艺术家、学者、评论家、知识分子，是社会语言权威，他谈鲁迅敬木心，源于两者的相似之处“不妥协”。在潮流趋势所引的当下，“坚持”、“不妥协”成为人性中难能可贵的品质。他不在意身份的变幻和舆论的争议，并坦承自己是个“傻逼”，喜欢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避讳不迎合不随流不奉承。和作画不一样，“写”更容易得罪更吃力不讨好。但他却一直在坚持，从《退步集》到《退步集续》再到《荒废集》直到《谈话的泥沼》。从绘画到写作，从教育到国情，从流行到艺术，他以粗糙的语言表达着最认真的思考，他的严肃体现在“不识时务”的态度上，在独立的行走中不愿与时代的大路交错。难免会因背离主流而招人嫌弃。正如他书中所说“人们有效消解了严肃话题，嘻嘻哈哈，然后笑咪咪给你一顶帽子：瞧啊，这个老愤青。就这么一句，大家没事了、摘掉了：这个人是愤青，我们不是。”就这样，时代潜伏在个人身上的痛感在围观的热闹中自我消解。即使认真起来，异类也不免被人混淆成小丑，最终以滑稽的表演惹人发笑。所以，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为：“这是共识，是长期被管制的集体心理，类似自宫者的笑容。当年我在纽约读到对王朔的嘲讽围攻，我很惊讶，现在明白了。凡人群中说几句真话的，立即遭遇这种集体笑容。”但也未必就是高尚。一味强调高尚终归会使“高尚”沦为滥用的广告词。说了真话、批了人性、骂了制度、最后辞了清华，也不过是性情使然。当有记者问道，你的言说，是基于对社会和时代的责任感吗？陈丹青的回答是，谈不上“社会和时代的责任感”，一个人被强迫做他厌恶嫌烦的事，犟了几下，骂了几句，就算责任感？太严重了。他是个反感被外界定义的人。他的拒绝粗俗无礼，性子里透着少年的“不服气“，言说中又露着那么点江湖的”草莽气“。他自认为是个粗人。不喜欢被人当做艺术家。但艺术又确确实实的是他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主要部分，除此外，他也坦言”一定有比艺术更有意义的事物，更有意义的时刻。前提是，艺术必须在，不然人活着一点没意思。“大概这里的”意义“更是一种承担。不针对具体的角色和头衔，做踏实的事说真实的话，”承担“着良心的份量，不至于失去重力轻薄的被时代华丽的车轮带起，没入一片呛人的尘土中。　　

陈丹青的一些访谈记录

内里大部分是陈丹青的一些访谈记录。有人说他很愤怒，我不这么认为。就像尼采说的那样，在自已的身上克服这个年代。当面对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就应该说出来，站起来。尤其是一个公众人物。如果只求自保，连事实也不敢言语，何谈理想？何谈世界观。时下，更需要陈丹青这样的人，时刻提醒我们，不要伤害他人，保持自我个性，不被世俗偏见拉低自已。

深陷泥沼不要介意也许会很有趣

前面还算有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当对话不得不进行下去的时候，就有意思了，可以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可以是对牛弹琴，更可以是明知道却要硬着头皮彼此忍着去完成，也往往会给人留下作者是老愤青的偏见，这就是陷入谈话的泥沼了吧。后面与王安忆的邮件对话，比较长，很长一段都是自说自话，谁也别想说服谁，后面达成一些共识很不容易，他们也算是同时代的人，经历了共同的历史转折与改变，在观点上仍然有那么不同，就不用提与其他年代的人了，所以，对话，请别指望着默契十足，别指望着字句不差地被理解，所以，不要介意，尽量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不要强求接收者真正接受。这也算是成熟者的宽容吗？抑或不屑一顾地放弃？

“冒蓝火”的陈丹青

谈论陈丹青是危险的，因为他总拒绝别人对他的定义、分类与标签，说不准还会反击：“以前有个傻逼说我什么，他妈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种直接和尖锐让当事人难堪。但陈丹青的这种风格却是媒体和观众喜欢的，所以，他才会由学者、画家窜升为一系列更有话语权的身份——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明星、青年导师。既然拒绝标签，那我们不妨从抽象回到具体，先说说陈丹青的长相。对，长相，陈丹青说鲁迅长得“看好”，曾这样描述：“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那陈丹青自己好看吗？我的第一印象是，陈丹青的眼睛像尼采，沉静却警觉，深邃却锐利，孤高却盯紧人生。也就是我以前形容的 “猫头鹰的直视”，这是陈丹青的影像定格，也是陈丹青的语言魅力之源。对，“语言”，而不是“文字”。 有人不嫌肉麻地说陈丹青的文章“文字雅达，文风坦荡，文气奇崛”，弄得陈丹青自己挺难为情的。可不是吗？陈丹青几乎每本书里都有“他妈的”，怎么雅达了？说“文气奇崛”也怪怪的，倒是“文风坦荡”算靠谱。我觉得吧，陈丹青既缺乏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没有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的文章像杂草一样疯长，缺乏节制和痛感，虚火倒是旺得很，要喝王老吉才行。但他的演讲、访谈就不一样了，这种即时性、口语化的文本，有火就着，尤其与高手对谈时，要是有蓝火扑哧扑哧地的冒出来才好咧。所以，对陈丹青新出的三本书，我是舍弃游记，直奔杂文演讲集（《草草集》）和访谈集（《谈话的泥沼》）。幸运的是，哇塞，这里头果然有一个“冒蓝火的陈丹青”哟。一，猫头鹰的直视何谓“猫头鹰的直视”？当屠格耶夫将《战争与和平》第一册介绍给福楼拜，福楼拜叹道：“啊，一流的画家”。陈丹青也说，他喜欢董其昌“不是出于知识教养，而是无知而素面相对”。这就叫“艺术直觉”，而将这种直觉用于人生观察，就是陈丹青的独门绝技。首先，“猫头鹰的直视”意味着说话的直接和尖锐。比如，对于鲁迅后人的处境，陈丹青曾写道：“海婴笑道：绍兴城封我荣誉市民，赏一把钥匙，可是开得了哪扇门呢。我听了，当下开悟：对啊！南北五座鲁迅纪念馆全是国有产业，今时鲁迅走进绍兴故家百草园，可不许掀动泥砖捉蚯蚓，更别提将那长长的何首乌连根拔起了；海婴回到上海山阴路，又岂能开门进家上三楼，在他童年的房间睡午觉。”而在新书《草草集》里谈到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左转，他也灵心妙舌：“左翼给当时的信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绝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势一来，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识分子，有产有业的资本者，都声援左翼。他们反感当时的国民党，巴望改变。解放军打进上海，市民第二天发现满大街睡满官兵，感动啊，这出戏太漂亮，现在玩儿什么行为艺术，小儿科啊！”其次，则是指惊人的移情能力，陈丹青在《多余的素材》里怀念配音演员邱绍峰，“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是他的声调引我们作虚拟的自我作践、自我扩张，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我们假借邱岳峰语调的变态、狂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异化为‘外国人’，释放自己，在倾听中人我错置，想入非非。”在新书《谈话的泥沼》里，他解释为什么喜欢《花样年华》：“电影是给眼睛看的，和读文字中的情节不一样。你譬如小过道邻居巷里每天轧来轧去，打招呼，讲闲话，那种日常逼仄，文字不好写，写好了也不如镜头准确、感性。又譬如女主角进了男主角房间，门外邻居在，不便出去，于是坐床上熬一夜，打扮齐整，衣鬓不乱，两人碰也不碰，这种急煞人的尴尬纯洁，文字效果出不来。 ”二，遭遇鲁迅、柏林在中国作者里，陈丹青最喜欢鲁迅；在外国作者里，陈丹青似乎最喜欢英国思想史家伯林，这绝不是偶然的。陈丹青多次谈鲁迅的切入点都不是人云亦云的“文采”、“洞察力”，而是视觉影像，比如“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出于他天然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1904年，鲁迅痛感于围观行刑的镜头，以至弃医从文：此事非仅关乎道德，更触及影像传播的文化命题……海婴的热衷摄影，承续了父亲敏于观看、富于同情的天性。”而陈丹青喜欢伯林，显然不仅仅是被伯林的“口才”和“移情能力”折服吧？伯林一辈子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可却没有一部类似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大部头著作，只有几篇演讲文章，所以，有学者挪揄：“英国王室封以伯林勋爵头衔。他的一位女友写信祝贺他说，这个勋位是为了奖励他‘对于谈话的贡献’，令他终生羞恼不已。”以表达对这个“生活在表层”的思想家的愤懑。可如果我们注意到，伯林发表《两种自由概念》等演讲在1950-80年代，正是广播电影电视兴起的年代，伯林“观看世界的方式”受大众媒体影响，就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翁认为，媒介对人的思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生口语时代，书写时代，次生口语时代。文字出现之前，人们用口语交流，口语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与他人的交往互动、顾及人情味和情境的共鸣。而文字的产生，则把认识对象分开，并由此确定“客观性”条件，使得人类可以用精细的、或多式少科学的抽象范畴来管理知识。到了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兴起的时候，移情的、参与的、贴近人生世界的口语就又回来了，只不过与“原生口语文化”相比，“次生口语文化”是经过书写文化洗礼的，因此已具有一定的理性内省特质。所以，伯林的“口才”和“移情能力”可以说是对“次生口语文化时代”的呼应，而陈丹青也经常做访谈演讲，他们“观看世界的方式”想必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共鸣吧？三，汉语口语化与毛语歧途不过，从西方历史总结出来的“原生口语时代-书写时代--次生口语时代”在中国却有着更复杂的演进。西哲黑格尔认为，汉语（尤其是古汉语）不适合思辨，中国学人钱钟书不服老黑对汉语的这种鄙夷，所以在白话文当道的20世纪下半叶还执意以古文写作《管锥编》等书。但有些中国学者则默认了老黑的批评，李劼就认为：“中国人所习惯的话语方式就是意象的心领神会的方式，而不是逻辑的推理或求证的方式。”“感性的直观，用可以触及的物象讲一个形而上道理。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经验。”“这种语言不拘理性的规范，只追求表述的自由畅达。因此，语义造型和语词隐喻成为主要的表述方式。这种句式是隐喻性的，而不是阐述性的。在句子的语法构成上不显示深层语义，因为在主谓语两两平等的平面结构后面没有深层结构，或者说逻辑发展。在语义上是平面的，没有层次的转换和变化，其他语义靠读者自己去领会。”“‘五四’白话文的语言革命就是一种建立逻辑话语和理性思维的努力，可惜这种努力并没有在后来白话文的发展中得以完成，相反，其努力的方向被不知不觉地引到了毛泽东的话语上。”毛语“概念的含混、表述的直观、结构的单向，命题的先验，论证的随意” 使整个汉语的非逻辑非理性程序达到了巫术化的地步，这确实伤害了国人的思维，但你也不得不承认，毛语加速加深普及了现代白话文运动。换句话说，毛语横空出世除了大人物统一思想、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考量外，也有小人物渴望用口语表达生活经验的迫切需求。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在对1980年代以来知识界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以建立现代汉语的“逻辑结构”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对那些修复汉语原有优点的努力也给予重视。学者申小龙认为，“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由于语词及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快的随意堆迭、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为主体意识的驰骋、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它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而要发挥汉语这一特长上，在现代汉语书写中引进口语，显然是一条不错的进路，在这方面，老舍、汪曾祺、王朔、李零等都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四，用口语说理反毛话语与上述作家学者相比，陈丹青对口语文化的亲睐更有广度和深度。比如，陈丹青谈到西域壁画时说：“中东艺术似乎非得由西域道中的汉人过一道手，那妖媚繁华，那股中东的羊膻气这才去尽，干爽神秀，转成大汉气象。”用“羊膻气”形容中东胜过过一打西化概念。再比如说阿炳，“所谓‘灵魂’，‘颓废’，也是西方词语，说中国的人事与音乐，这类词不好用。阿炳的《二泉映月》，句句到心，可你说他是‘颓废’，是发自‘灵魂’，就不知所云，他只是兀自在那里‘苦’，苦得跟江南咸菜似的，碧森森暗沉沉……”这“苦得跟江南咸菜似的”形象直观，一语破的。而在新书《草草集》里，他念念不忘木心的临场戏谈“卡夫卡命苦，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还说：“眼下爱木心的青年写起他，十九理解成如何唯美、超然，我读了不舒服，太花枝招展了，是在讲年轻人自己的文学幻觉。木心的趣味，那种质直的，带咸味的、南货店式的，老辣皮实的一面，年轻人没反应”。这些对口语的引入和评论都是很精彩的。而在《谈话的泥沼》里与王安忆对谈，两位高手围绕“故事”倾听、接话、反诘、乃至连环追咬，俨然有咏春拳的紧张和风采。陈丹青认为，现代小说是印刷术兴起后的结果，……小说葬送了“说故事”的传统，“逐渐把叙述从活生生的口语领域剥离了出来”。故事与小说的区别，不在“材料”，而在“语言”。“说书的盛世，村妇野夫能说会道，……故事传统的智慧、民间语言的泼辣，俯拾皆是。在古代中国，故事与小说从不打架，二者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体的。 例子实在太多。你比如西门庆潘金莲初见勾搭，如何对话： 不敢动问娘子青春? 小人虚度二十三年。 奴才痴长七岁。 大人将天比地！ ——分明动问，却说‘不敢’，也确有几分‘不敢’之心；‘虚度’、‘痴长’，不但报过年龄，意思也巳递到，何其自然；一句‘将天比地’，则心思毕露，是自卑绝望，更是撩拨纵容——有什么不好吗?句句‘发乎情，止乎礼’，字面好看，说来好听。 我记得幼年时听周围大人说话，也是这样一进一退、一引一逗，多见言语的风流。 ”我不知道当代作家里还有谁对口语有这么深刻尖锐的思考，如果说汪曾祺是用口语叙事反毛语，陈丹青则是用口语说理反毛语；如果说王小波丰富了现代汉语的理性说理能力，陈丹青则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情境说理能力。陈丹青还记述过自己一次在台湾人开的店里买东西受歧视的事情，他当时是用“我-操-你-妈”冲老板娘怒吼， “可那么一瞬间，我瞪着她面无人色的脸忽然心里一闪发现被她的恐惧感动了，”“事后，我想起那年真的红卫兵一拥而进动手抄家，我的外婆也是这么坐在床上认真低头装出置身事外的那么一副可怜相”。这意象不只是红卫兵一代的反思，也是现代汉语告别毛语、寻找新口语的开始。正是这点“感动”，拉开了陈丹青与李零的距离，打个粗俗点的比喻，李零的文章尽管引入口语也很漂亮，但他只是毛语在当代中国的遗腹子，跟个驴粪蛋子似的，外面光（似乎是五四精神），里面却还是毛语斗争哲学那套。而陈丹青的口语表达则经历过愧疚和内省，比起李零来，就多了同情、怜悯，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更难得的是，陈丹青看了不少当代传播学的书，他能分清楚电影与文学是两种媒介，对电视剧和互联网也持开放态度，所以，在这个视频、网络、广播全面铺开的“次生口语时代”，陈丹青又是预流者。他像猫头鹰一样矗立，为现代汉语守夜，启发我们探寻现代汉语发展的方向与可能。参考文献：陈丹青：《纽约琐记》，《外国音乐在外国》，《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续边》，《荒废集》，《笑谈大先生》，《跟陈丹青聊天》，《草草集》，《谈话的泥沼》，《无知的游历》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麦克卢汉：《古登堡星汉灿烂：印刷文明的诞生》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李劼：《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五卷）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申小龙自选集》此文压缩版发表于3月23日《南都阅读周刊》

老愤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有人说；读书，就是与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而这本书确实是一本纯粹的谈话访谈记录。但是，这个与您一起谈话的人，总是标榜自己一点也不高尚。这个人就是；陈丹青。一个混在中国艺术界拥有美国籍的中国公民。一个近年来写作比作画要多的画家。也许是他特殊的身份，陈先生在回国后，表现出一种与国内知识分子不同的气质。嬉笑怒骂间，批判或是反思了当代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的人格魅力竟高于他在艺术上的表现。在《谈话的泥沼》中，陈丹青妙语连珠嘲笑了伪装的时代面孔。可以感受到，一个已经不再是老愤青的冷静思考者的形象。大概是面对访谈者的原因，先生的批判精神有些弱化，反倒多了几分幽默。全书没有“艺术人生”的感人故事。也没有装模作样的谦虚和谨慎。知识分子不应该一直沉默下去。陈先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此书目的大概如此吧。书中有些谈话内容重复，这是缺点。

谈话的泥沼

1.中国人有个毛病：人家的事好像是自己的，自己的事好像是人家的。2.世界性的国家，就是，把人当作人。3.不自由的人，一定不诚实；不诚实的人，一定不会自由。4.为太多无法表达的愤怒，为这些愤怒到最后只能是愤怒，我感到愤怒。5.艺术家都是虚荣家，所谓虚荣，即艺术家绝对巴望自己的作品被看见，被赏识，被承认，倘若不然，虚荣心既是折磨，也是枉然。

口语与书面

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陈丹青先生的访谈与对谈，其实个人平时比较讨厌读人物访谈，之前做媒体时，也做过访谈，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问题，把口语呈现在书面，当然陈丹青老师的访谈还是值得阅读，尽管有些在媒体上都已经看过，但还是早早预定了一本，等待收货的惊喜。

老实

以前一直觉得，或许职业是什么，就该干什么。陈丹青首先是个画家，就应该好好画画，不要掺和那些与画画无关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他被推到风口浪尖。于是想起来不久前买的这本书，是该扔掉（谁叫他不务正业），还是应该送给他人（谁叫他不务正业）。花了2个晚上看完了，决定留下。我想，无论是画家也好，音乐家也有，也应该有权表达自己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之前偶然翻到，说他谈红楼选秀之类，真的忍不住嗤之以鼻。但读完之后，我想，之前模糊的印象生动了，具体了，感觉到这是一个活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有自己想法的固执的艺术家。每次他在谈到“老实”这两个字的时候，忍不住要强烈点赞。这是当今社会最缺的态度，无怪乎他对割裂中国历史和文化的wg予以痛斥，深以为wg的影响绝不止一代人，至少80后仍间接受到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的外公外婆都非常开明，而我的父母则感觉不够自信、不懂得生活、偏见、热衷于体制内和一些成功学。引用一句话，我只能爱他们，但不能喜欢他们。扯远了。但还是希望陈丹青老师能再多画点，画久一点，留给我们多点精神财富。

短书札002 - 时代还没有把他玩儿坏

编辑的推荐语是：了解艺术、文字之外的陈丹青。这话说的滑稽，好像很多人已经了解“艺术、文字之内”的陈丹青。那一代人要变得虚无，真的是太容易，你看看《私人定制》就知道。群众是邪恶的，领导是虚伪的，艺术是傻逼的，财富是残忍的，于是乎，就剩下一个叫“大自然”的母亲，我们跪着，按剧本和分镜头，忏悔。陈丹青称呼自己是“傻逼”，算是“惟妙惟肖”。他浅薄且聒噪，但是却还在坚持。你可以嘲笑他的“民国范”，可以嘲笑他要么好洋要么好古，但不可否定他的“认真”。他顶着骂名推销木心，小心翼翼地跟韩寒聊天，这是他的好。退一步讲，至少，这是“良性舆论生态”当中，检验较为合格的一类物种。语言是危险而无能的，甚于文字，甚于图像。归国以后，他的“骂”渐渐替代了“写”和“画”。这是传媒时代对落单的“傻逼”的围猎，而他终于未能逃离罗网和陷阱。有时是沙龙，有时是采访，像是全民批斗时，陪绑的从犯，既不悲壮，也不安详，只是显得滑稽。一颗光头，两只圆眼，“分明是不买账”。不过，《纽约琐记》不是这样么？《多余的素材》不是这样么？躶体的模特，在画室里摆着优雅，在商场里摆着丑陋。陈丹青还是陈丹青，只不过被糊里糊涂踹出房门，一时周围情景大变，光影不再，所以必须唐突必须浅薄。你大可不必把他太当真，正如你不能将民谚视为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有言在先，这不是辩护，也不是推脱。作为他的老读者，我讨厌但不嫌弃他，并且私底下承认：幸亏这时代并没有玩儿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