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謂我心憂》章节试读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0页

我当然要批判恐怖主义：不仅是出于我的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因为我不能认同恐怖主义“为达到某种纯粹的理想，可以不择手段，甚至牺牲无辜平民的生命”的内在理念——在我看来，这也是毛（泽东）主义与一切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二十世纪曾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样的历史是绝不能重演的。但我绝不能因为谴责恐怖主义者对美国平民的残杀，而将美国视为“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化身”，进而为美国霸权主义辩护并为之大开方便之门。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2页

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
自己的种种危机之后，之所以还保持了某种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它们国内的
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在某些方面吸取了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积
极因素，从而获得了某种自我调节的功能；
这....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回顧2006年 - 回顧2006年

應該警惕的是，在以“底層”的名義對“精英”的譴責、討伐中，充滿著道德的優越感；在這背後，正是隱含著在文革中十分盛行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理念。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5页

当今的中国，对中国公民权力的剥夺是全面的，比如，中国的工人、农民至今事实上没有成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工会与农会的权利，所谓的在党绝对领导下的工会是服从党的意志的，根本不可能真正维护工人的利益。他们也事实上没有罢工、游行，甚至上访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任何保护自己的能力，只能任人宰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国际资本投资的最好场所：不但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没有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制约（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他们只要贿赂了中国的官员，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削中国工人。外国资本家在自己本国内绝不敢施行的野蛮管理却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这真是中国的耻辱。中国共产党当年是依靠组织工人、农民运动起家的，而现在他们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严禁工人、农民运动，主动地为国内外资本家的超经济剥削扫清道路，在我看来：这正是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变质，党内资产阶级的买办性。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86页 - 2007 中國改革向何處去：觀察與思考之一

不追求纯粹，絕對统一，而追求多元，宽容，协商，談判，對話，妥协，求同存異。……
這裹包含着幾個要點。
一是承認“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不迴避它們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因此，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思想鬥爭，有時甚至可以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而且弱勢群體常在這樣的博弈、鬥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這都是必須正視的當下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絕不能用抽象的“和諧”來掩蓋或淡化這样的事實，“和谐”绝不是否認矛盾、冲突，而恰恰是以承認存在“不和谐”為前提的。
其二，因此，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必须创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能够進行公平博弈，維護社會正義的條件。其最重要的是兩條：要保證每一個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獨立的表達，平等地參與博弈規則的制定的權利，而絕不能像“Three Represents”理論所宣稱並實行的那樣，由某個組織（例如CCP）來“代表”所謂全體人民的利益，那樣“代表”的結果只能是維護强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國家和政府必須站在各利益群體之上，並且通過一定的公共政策，一方面保證各個利益群體（包括强勢群體）自由競争的權利，同時對弱勢群體給以保護和扶持，以維護社會公正。
其三，必須承認各利益群體在存在利益矛盾的同時，也還有利益的共同點，並不是非此即彼，决然對立，而我們過去正是用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人為地激化矛盾衝突。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各利益群體這樣的矛盾、衝突，絕不能用“你死我活”、“一個吃掉（消滅）一個”、“不斷進行財產再分配”的所謂“階級鬥爭”邏輯，“不斷革命”的邏輯來解决，而只能在憲法、法律的範圍內，用談判、協商、妥協的方式來解决。過去我們為這樣的不斷在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煽動仇恨、相互殘殺的階級鬥爭、不斷革命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結果是大傷民族元氣，這樣的歷史應該結束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2003年 -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2003年

而這也正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所要竭力遮蔽的：中國的大學已經或正在形成了一個“以權力作支持和保護的，試圖佔盡大學資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經濟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團”；而在這樣的新的大學權力結構中，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已經成為大學裡的弱勢群體：不僅是經濟的相對貧困，更是權利的貧困。這就是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實際上現在高校裡的普通教師是既無地位也無權利的，更沒有維護自己權利與利益的組織，工會的職責被縮小為每年舉辦一兩次聯誼活動，所謂‘職工代表大會’最多也只是起一點咨詢的作用。”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9页 - 2001 酷夏憂思錄

本來，一個政黨要改變自己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從而改變性質，只要通過黨內民主的形式，得到它的大多數黨員的認可，也無不可。但CCP卻要竭力掩飾這一點，宣稱只是要“擴大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使自己成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全民黨”。
這首先自然是一種瞞和騙：因為只要是政黨，它就從來是代表某一特定的階級、階層的利益的，越是說“代表全民”，就越表明自己是“少數人的代表”，這已經是為歷史與現實所一再證明了的事實。本來，在一個正常的現代民主社會裹，任何一個利益群體都應該有代表自己的利益的政黨或組織（商會，工會，農會，等等），因此，中國的富人，精英要有自己的政黨，以更好地體現與代表自己的利益，本屬正常；但同時應該允許社會其他階層也有享有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與組織的權力。“Three Represents”理論卻跑出來說：不，我宣佈自己是一個“全民黨”，我就已經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當然包括了工人、農民以及中下層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也不允許成立在黨的控制之外的任何政黨與組織。這樣，CCP一方面自己剝下了代表工人、農民與中下層的外衣，公開變成富人黨，精英黨，同時又不允許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中下層人民成立自己的政黨與組織，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它所要維護與强化的仍是一黨專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在我看來，這正是“Three Represents”理論的另一個要害所在。
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主張就是“政治的民主與經濟的平等”，一般來說，是代表了中下層人民的利益的；而如上所分析，CCP的轉向，恰恰是這些年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其目的就是要將這兩個結果進一步合法化。而在關於“Three Represents”理論的疲勞轟炸式的宣傳中，更是有意地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最大的“理論創新”是改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和勞動價值學說，向資本家敞開大門，以進而改變黨的階級基礎，卻避開這一要害與要點，大談不着邊際的空話，套話，廢話，甚至有意將“Three Represents”理論庸俗化，鼓吹作好各行各業的具體工作就是貫徹、體現了“Three Represents”的理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不去關注其實質內容，以便瞞天過海。同時，製造“全黨全國一致擁護”的假像，形成輿論一律，虛張聲勢，以壓制不同意見。這當然是表現了一種理論上的虛弱性與缺乏自信，但其欺騙性也不可低估。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52页

文章说：“钱理群、王晓明、汪晖都是吃过‘鲁迅饭’的，他们没有学到鲁迅的真本事，却养成了一身恶习：三天不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关心一下世道人心，慷慨陈词一番，体温就会上升，肺活量就会萎缩，浑身的生态平衡就会破坏，纯粹是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癫痫病’。……”
中国自古文人相轻，书中类似批评老钱的段子很多，看得我都笑死！人才啊！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2005小結 - 2005小結

這一次卻難以“義不反顧”：因為我作為局外人自然可以自動闖入又毅然退出，但那些第一線的中學老師（其中也不乏理想主義者）卻只能困守、堅守，而不能如我這樣一走了之。因此我這一次的退出，是心懷內疚的。於是我決定“藕斷絲連”：繼續為第一線的老師吶喊，為他們編寫一些教學參考材料，以聊助一臂之力，使堅守者不致於寂寞，而我自己就不再在第一線了。而我的教學生涯結束在中學，而不是大學講台，這本身即是顯示了我的教育理念與理想的：我始終認為，中小學教育、基礎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應該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小學教師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不管別人怎麼看，我的自我體認中，“中學老師”的稱號是比“大學教授”更讓我動心動情的。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28页

其一，“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
其二，“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以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制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的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取'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瞠乎其后”。
其三，“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的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英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剔、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使福利国家无法应对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这就是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60页

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里，谈到邓小平的三大观点：一是“只要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提高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什么矛盾也可以化解”，“至于是何种所有制”，“发展经济采取什么手段”，“都无所谓”；二是“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实行政治集中，加强党的领导”；三是“不搞争论”，争论只会“耽误了时间，什么也搞不起来”（《谈话，124页）。因此，赵紫阳说，邓小平“两手都是硬的”：“在政治上坚决走的路是党的领导权要高度集中，决不能分权，这一点是丝毫不能改变，也绝不能动摇的”；“在经济上可以搞西方市场经济那一套，大力去进行改革开放，这一点也同样是不能改变、不能动摇的”（《谈话》100页）。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3页 - 無词的言語：又一封信

很多人都是因为认定×功理论的谬误，而参与或容忍揭批运动的。对李×所宣扬的诸如世界末日之类的反科学的谬论。。。。。。是有意义的，但这只能限于思想斗争的范围，而绝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特別是武力来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这是一条线，是绝对不能超越的。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2页

1899年的太监：“老佛爷还好吗？”
回答：“好极了，永远活在中国的电视剧里呢。”
1919年的新青年：“列强再也不敢侵略我们了吧？”
回答：“早没有列强啦，只有WTO了。”
1949年的江姐：“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们更老劳苦了。”
1949年自杀的国军军官：“国民党就这么完了？”
回答：“没有，坚持到1998年李登辉上台才完的。”
1959年累死的农民：”现在大炼钢铁吗？“
回答：”不用大炼咱们现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为别人爬污染，都不炼了。“
1959年累死的知青：”你们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岗啦。“
1979年对越反击战的士兵：”你们还记得我吗？“
回答：”你是企业家，还是明星啊？“
1995年自杀的股民：”股市该涨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历史最低点啊。“
高玉宝：”现在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读不起了。“
黄继光：”朝鲜人民过上幸福日子了吗？“
回答：”幸福得被日着呢。“
光绪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施行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31页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当人们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时，是从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革命性中获取精神力量的。而当人们依靠革命获取了政权，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的思想时，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学说的怀疑、批判精神是否适用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与利益直接关联：既得利益者从现存秩序的绝对稳定的需要出发，对此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这就在实际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最终的绝对真理性，而如恩格斯所说，这样的最终的绝对真理性正是马克思的辩证哲学所要竭力推翻的——事实正是这样：当人们试图阉割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时，就开始了对它的背离。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也在谈论：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我的批判者也是这样来反驳我的），但有权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发展的仅是少数领袖人物，这是一种垄断权力，即我可以质疑，修正，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发展；你（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以至普通党员）如有质疑，批判，不管是否有理，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解释权于所谓发展权的垄断，不仅具有强烈的专制主义气息，而且也为将马克思学说实用主义化大开方便之门，这就在阉割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的同时，也阉割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从一种科学学说变成统治工具，由此开始了它的悲剧命运。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3页 - 1999 無词的言語：又一封信

正像《雜文報》上的一篇文章所說：“如果說人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但沒有發表壞言論的權利，就會在邏輯上留下一個漏洞：誰來裁定言論的好壞？即使有一個可以裁定言論好壞的權威機構，又有誰來保障這個機構不會以懲治壞言論的名義而懲治好言論？就像如不能保證一切人的尊嚴，也根本無法保證好人的尊嚴一樣。文革中所有駭人聽聞的暴行不都是假借‘整壞人’之名而行的嗎？而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權力的絕對化，你可以其他方式（按，在我看來，就是要用正確的思想鬥爭的方式）限制‘壞言論’的存在與傳播，卻不能用法律這一强制機器取消它，否則，就有可能取消自己”（張寧：《意願和理性》）。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4页

刘青山和张子善：”现在还杀贪官吗？ “
回答：”基本不杀，出于人权考虑，都把他们赶美国去了。“
彭德怀：”现在开会还有人讲真话吗？ “
回答：” 有啊，他们把假话说得比真的还真呢！“
黄世仁:”现在还有人敢跟我讨债吗? “
回答:”谁还敢啊,去年一个老头揣着个暖水袋去要债, 被我英勇的阻击手当作揣的炸药给直接就地枪毙了。“
毛岸英问：”他奶奶的,炸我那颗炸弹是谁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
金正日答：”谁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8页 - 2000 绝不後悔：總結之一

當有年長與年輕的朋友把我視為什麼“代表”，表示對我寄以“厚望”時，我總感到惶恐不安。權勢者已經把我當作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此必除之而後快；如果另一種力量又將我視為“代表”，因而必要“保衛”之，那我自己獨立的個體生命將置於何地呢？我早就說過：“期待本身對我所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也是一種侵犯。我真的經常這樣想：我就是我，我是為自己而說話的，為什麼要成為某種‘代言人’，說人們希望我說的話呢？我之所以對自己越來越成為‘公眾人物’感到不安，煩躁，就是日益感到了失去自我的自由的危險。”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19页 - 2008 總結

我提出，首先要“真正將西藏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看作是‘我們’的生命的有機組成，因而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他們的不滿就要引起我們的深刻反省”——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正在把西藏民眾、信徒，知識份子對西藏歷史和現狀的不滿，疑懼，都看作是“藏獨”的表現而加以强力的打擊，從而進一步加强了不滿和疑懼，這樣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才是真正危險的。
其次還要“樹立真正的生命平等的觀念，對和我們有着不同信仰，價值，不同幸福觀的藏族百姓的生命保持尊重”，“不僅要關心藏民的物資生活，更要體察，尊重他們更為看重的內心的尊嚴和自由，不要做任何傷害他們心靈的事情”，而我們現在正在用“經濟决定論”的邏輯來處理西藏問題，以為随着西藏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西藏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這樣的“經濟决定論”在內地已經失效，卻要搬弄到更注重精神幸福的西藏，很可能是適得其反。而我們明明知道達賴在普通藏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卻偏要將達賴妖魔化，並且强迫藏民和他劃清界限，這樣的粗暴所造成的心靈創傷，是很難癒合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使西藏普通民眾、信徒“真正成為西藏改革的主人與受益者，維護他們的生命主體性”。在我看來，發生在2008 年的西藏騷亂，儘管存在着歷史的，民族的原因，但或許有着更深刻的現實社會的原因。問題正在於我們在西藏的改革與發展中，根本不尊重、不考慮西藏老百姓的主體地位，而一廂情願地將內地漢族地區的所謂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是工業化的建設模式，權貴資本的市場經濟，不加反思地移植到西藏，“同時也就將弊端移植到西藏，諸如兩極分化，權力和商業腐敗，生態破壞，拜金主義，競爭中的不平等，等等，於是就出現了‘西藏的改革開放受益者究竟是誰’的問題，不能成為主要受益者，這大概就是引起西藏底層百姓的不滿的主要原因”。這次西藏的骚亂，主要目標都是漢人、回民的商店，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此，這次西藏的騷亂與2008 年內地發生的群發事件是有着內在的相通的，只不過在內地表現為社會問題，而在西藏這樣的民族地區，就變成一個民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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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大學的功能包括“保守性”與“革命性”的兩個方面，它擔負著“思想、文化、知識的積澱與傳承，精神的傳遞與堅守”和“對社會發展的既定形態、已有文化、知識體系，以至人類自身進行不斷地質疑與批判，創造新文化、新思想、新學術”的雙重任務，真正第一流的中國大學應該成為民族和國家文化結構中的“文化、精神的堡壘與聖地”和“新思想、新文化的發源地”。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3页

孙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方略成功了吗？“
回答：”没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学来到中国了吗？“
回答：”来了，没人要，又走了。“
刘少奇：”现在宪法应该保护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连你都保不住，他妈的还能保护税？“
被宝马撞死的农妇：”那个恶女人法办了没有？“
回答：”没，人家早回家了。“
邓大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吧？“
回答：”有几个，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分人可倒血霉了。“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我们战友还好吗？“
回答：”都到论坛做粪青啦！“
1948年的三毛：“现在还有人流浪吗？”
回答：”早没了，因为改叫盲流了。“
八国联军指挥官西摩尔：”现在还有义和团吗？“
回答：”没有了，他们都改为哈美、哈日了。“
孙志刚：”暂住证取消了吧？“
回答：”取消了，不过北京已经准备封城了“
1949年的妓女：“还有人做这种连狗都不如的卖身女吗？”
回答：”靠，都是自愿做的，而且都叫都小姐和二奶了。“
刘胡兰：”地主现在早已经消灭干净了吧？“
回答：”哟，现在地主都入党了。“
雷峰：”我死后，经常听到“千万个雷峰在成长”的歌声，那么现在一定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吧？“
回答：”没有了，雷峰早已经是傻B的代名词了，哈哈。“
座山雕：“还有土匪抢老百姓吗？”
回答：”真他妈的土老冒，一点也不与时俱进， 这年月弟兄们最惨的也混进‘城管’啦，混的好的局子里多地是。“
1952年志愿军战士：“把美国鬼子打跑了吗？”
（县长）回答：“胡说，放屁！！！那是外商，请还请不来呢!”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9页

这一段打下来应该会被删掉，还是截图吧。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54页

附錄一 網上文章，民間黑色幽默：陰間來電
（2005年3月3日）
1899年的太監：＂老佛爺還好嗎？＂
回答：＂好極了，永遠活在中國的電視劇裡呢。＂
1919年的新青年：＂列強再也不敢侵略我們了吧？＂
回答：＂早沒有列強了啦，只有WTO了。＂
1949年的江姐：＂勞苦大眾都過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們更勞苦了。＂
1949年自殺的軍官：＂國民黨就這麼完了？＂
回答：＂沒有，堅持到1998年李登輝上台才完的。＂
1959年累死的農民：＂還在大煉鋼鐵嗎？＂
回答：＂不用大煉咱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為別人怕污染，都不煉了。＂
1969年累死的知青：＂你們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崗啦。＂
1979年對越反擊戰的士兵：＂你們還記得我嗎？＂
回答：＂你是企業家，還是明星啊？＂
1995年自殺的股民：＂股市該漲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歷史最低點啊。＂
高玉寶：＂現在的孩子都能讀得起書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讀不起了。＂
黃繼光：＂朝鮮人民過上幸福日子了嗎？＂
回答：＂幸福得被日著呢。＂
光緒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紀八十年代終於施行了。＂
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方略成功了嗎？＂
回答：＂沒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學來到中國了嗎？＂
回答：＂來了，沒人要，又走了。＂
劉少奇：＂現在憲法應該保護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連你都保不住，他媽的還能保護誰？＂
被寶馬撞死的農婦：＂那個惡女人法辦了沒有？＂
回答：＂沒，人家早回家了。＂
鄧大人：＂一部份人已經先富起來了吧？＂
回答：＂有幾個，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份人可倒血黴了。＂
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我們戰友還好嗎？＂
回答：＂都到論壇做糞青了。＂
1948年的三毛：＂現在還有人流浪嗎？＂
回答：＂早沒了，因為改叫盲流啦。＂
八國聯軍指揮官西摩爾：＂現在還有義和團嗎？＂
回答：＂沒有了，他們都改成哈美、哈日了。＂
孫志剛：＂暫住證取消了嗎？＂
回答：＂取消了，不過北京準備封城了。＂
1949年的妓女：＂還有人做這種連狗都不如的賣身女了嗎？＂
回答：＂都是自願做的，而且都叫小姐和二奶了。＂
劉胡蘭：＂地主現在都已經消滅乾淨了吧？＂
回答：＂喲，現在地主都入黨了。＂
雷鋒：＂我死後，經常聽到'千萬個雷鋒在成長'的歌聲，那麼現在一定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了吧？＂
回答：＂沒有了，雷鋒早已時傻B的代名詞了，哈哈。＂
座山雕：＂還有土匪搶老百姓嗎？＂
回答：＂真他媽的老土冒，一點不與時俱進，這年月兄弟們最慘的也是混進'城管'了，混得好的局子裏多得是。＂
1952年的志願軍戰士：＂把美國鬼子趕跑了嗎？＂
（縣長）回答：＂胡說，放屁！！那是外商，請還請不來呢！＂
劉青山、張子善：＂現在還殺貪官嗎？＂
回答：＂基本不殺，出於人權考慮，都被他們趕美國去了。＂
彭德懷：＂現在開會還有人講真話嗎？＂
回答：＂有啊，他們把假話說得比真的還真呢。＂
黃世仁：＂現在還有人敢和我討債嗎？＂
回答：＂誰還敢啊，去年一個老頭揣著暖水袋去要債，被我英勇的狙擊手當作揣的炸藥給直接就地槍斃了。＂
毛岸英：＂他奶奶的，炸我那顆炸彈是誰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金正日回答：＂誰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91页

重点在觉醒，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真正读过了解过再去赞同或批判。我在很多的场合都说过，我们是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著作长大的。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开始时我们的阅读是被规范化的，因而不免是盲目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读讲解马克思主义与鲁迅的小册子，现在就看得很清楚，其中有许多私货，灌输给我们的有不少是“假马克思主义”与“假鲁迅”的东西。真正由“要我读”变成“我要读”是在文革的后期。在我们从精神的迷狂中醒来，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的时候，卖出的第一步就是甩开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直接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与鲁迅的原著。于是，我们在将生命一并投入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和独立思考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与鲁迅。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8页

...但却只能坚持自己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制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明知这样的否定立场背后的理想的彼岸性，又确实提不出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建设性的可行的主张，这就陷入了深刻的困惑与无奈之中。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76页

赵紫阳、何方在反思历史与现实时，都引述了邓小平的“一句老实话”：“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自述》，750页）。对于这些笃信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老共产党员，看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承认这一点，又是有些尴尬的。但这确实是事实，而且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迷误的原因所在。
1.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何方在讨论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这大概是能代表这些老共产党人经过反思以后所达到的共识的：一是“马克思主义掀起了人类历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派，既不是处在高于其他流派和垄断整个意识形态的地位，更不能使其政治化，成为人人必须坚持信奉和服从膜拜，而不能怀疑、讨论，批判和扬弃的教义“（《自述，753页，754页，755-756页）。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8页

首先我没有起码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我的独立思考、判断与自由交流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条件。……这样的舆论严控，既表现出一种虚弱与缺乏自信，并且总是以一定程度上的失控作为补充；但同时在相当的范围内也是有效的，特别是它得到了刚刚挤入利益集团的新贵（即所谓成功人士与前途无量者）的支持，而新贵比之老官僚在识别与消灭异端上是远为敏感与狠毒的。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我的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公之于众，它就必然要符合或触犯某些人或集团的利益，从而引起各种反应：或赞成，甚至寄以某种期待；或反对，甚至加以迫害。这都会形成对我的伤害：迫害自不消说，期待本身对我所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也是一种侵犯。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35页 - 2000 绝不後悔：總結之一

本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已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提到了歷史發展的議程上。或者說，現在解决長期困擾中國人民的極權體制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甚至具有了某種迫切性：再拖下去，就會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影響整個民族未來的發展。儘管屆於歷史的經驗教訓，人們期待這是一個和平的，漸變的過程，但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開始。這就是這些年我一直强調“開始要早，步子要慢”的意思：我擔心的是，客觀條件尚可的時候，由於主觀的利益蒙蔽，死死地頂住不改；矛盾逐漸積累，日趨激化，到了局面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或孤注一擲，以武力解决，或驚惶失措，一夜之間，驟然突變，那就必然造成社會的動盪，給整個民族帶來新的災難。而現在權勢者卻通過對部份知識份子的封殺與批判，向世人傳遞出一個信息：他們將繼續推行新權威主義，在經濟上相對開放，而在政治與思想領域採取更為保守的態度：拒絕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任何實質上的開始，並强化思想的控制，以維持極權統治的穩定為最高目的。這樣的信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發出，自然是有一種格外的嚴重性的：它給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蒙上了陰影，預示着中國人民要實現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現代國家的理想，還要準備走一條比預期的遠要曲折與漫長的道路。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30页

不可否認與迴避的，還有恐懼感，時時襲來的恐懼感。我任何時候也不會忘記那一個晚上：在批判的風暴達于最高峰時，我與老伴不能不坐在一起討論可能會發生什麽，我們將如何應對。說著說著，我突然停下來，也制止老伴說下去，我低聲問道：“我們這間客廳會不會被安上竊聽器？……”說到這裏，我和老伴的臉都白了，心也狂跳不止。這樣的恐懼的突然襲擊以前也曾爆發過一次：一天，我正上著課，突然瞥見一個不像學生，神態異樣的人坐在那裏，立刻閃過一個念頭：這是安全部的特務！就在這刹那間，腦子突然出現一片真空，處於無語狀態……這樣的恐懼，顯然不是知識份子過於敏感與膽怯：在集權體制下，對被最高權力者認定的思想異己者，從來都是不僅要實現精神控制，更要動用專政手段進行監控的。至於採用什麽手段，則因人因事因時而定；因此，我的安上竊聽器的恐懼，可能是事實，也可能僅是我的幻覺、想像。而這種幻覺與想像也正是權勢者所追求的：他們正是要通過這樣的真實的和想像的恐懼，來懲罰與制服不馴服的知識份子。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47页

这里最需要警惕的是网路表达中的非理性与不负责任，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语言暴力，即所谓“网民专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生活中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剥夺的一种报复。很多人都注意到，网上的许多讨论都成为一种情绪的“发泄”，很难有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这显然和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无奈，而且缺乏发泄渠道有关，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许多网民都有“泼妇骂街”的强烈欲望。在这样的欲望下，是不会关心事情的真相与是非的。在这回“北大博导赚黑钱”的炒作中，我就发现，许多人并不关心事件中的具体的人（例如我）是否真的赚了“黑钱”，而是借此机会发泄一下长期积压的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赚黑钱”现象的不满。
这样，某种程度上，网民在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暴露了国民性的某些弱点。比如中国人喜欢“窝里斗”，有强烈的“站队”意识，于是，在网上就出现了所谓“粉丝”群队，他们对明辨是非不感兴趣，而只关心自己“站在哪一边”。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4页

实际存在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垄断资本之间的伙伴关系。尽管伙伴之间也会有矛盾；而且一旦发生矛盾，国际垄断资本总要打出人权牌，举起民主、自由的旗帜，国内垄断资本则照例要打主权牌，举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其实他们谁也不真正关注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与主权、民主、自由、爱国云云，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时需要喊喊的口号，今天信誓旦旦地喊着，又随时可以弃之如敝履，另换一个的。而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却偏偏愿意相信这一切，这实在可悲。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常识：人权与主权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而绝不能仰仗他者（政府当局或外国“友邦”）的恩赐：仰仗本身就是去了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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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历史告诉我们：纯洁而美好的理想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血腥的专制主义的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4页 - 1999 總結

曾經有人對中國老百姓許諾：二十一世紀中國將與美國、歐洲、俄國世界各大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共同繁榮的“世紀一體化大家庭”。——不只是“友邦”，而且是“夥伴”；不只是“大東亞共榮”，而且是“全球共榮”。
這將是何等美妙的“世界新秩序”，是超越了二十世紀所有的政治家想像力的超級夢。仿佛“世界大同”的理想真的要在新一代領袖手裡實現了。
可惜只是一個夢。
美國與歐盟幾顆炸彈就震得粉碎。
於是，“戰略夥伴”變成了“帝國主義元兇”；領袖又要高舉“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旗幟，仿佛要向“帝國主義侵略者”宣戰了。——這自然不過是一種姿態。
到了年末，這一切都成了誤會：一方是“誤扔炸彈”，一方是“誤扔石塊”，各作一點象徵性賠償，握手言歡——儼然又是“戰略夥伴”了。
超級夢變成了超級表演，超級遊戲。只可憐那些自願的示威者，天真的大學生們，他們的真誠的愛國激情被無情地利用，又被無情地拋棄與出賣了。——而另一些奉命的示威者，並不天真的大學生則不在內：他們的愛過激情本就是一種奉命表演，何況早已經得到了充當帶頭羊的酬勞。
但旁觀者卻透過這場雙簧戲看清楚了：所謂“世界一體化的新秩序”所奉行的仍然是強權政治、壟斷經濟的邏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與互助；所謂“夥伴”嗦關注的是自己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擴張利益：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里，含情脈脈的愛早已經被利益的冰水淹沒了。
應該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本性就是如此，從來就是如此，只是中國的統治者總要把他們打扮成“友邦”或者“夥伴”——這自然也是出於統治者自己的利益需要。
但對於老百姓來說，這樣的粉飾與大阪，就成了欺騙：所謂超級夢其實就是超級欺騙。
我是不懂政治的，也不願意去懂，更沒有閒情常常去談論。但是作為滄海之一粟的屁民，我覺得這段寫的真真是太好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4页

实际存在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垄断资本之间的伙伴关系。尽管伙伴之间也会有矛盾；而且一旦发生矛盾，国际垄断资本总要打出人权牌，举起民主、自由的旗帜，国内垄断资本则照例要打主权牌，举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其实他们谁也不真正关注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与主权、民主、自由、爱国云云，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时需要喊喊的口号，今天信誓旦旦地喊着，又随时可以弃之如敝履，另换一个的。而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却偏偏愿意相信这一切，这实在可悲。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常识：人权与主权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而绝不能仰仗他者（政府当局或外国“友邦”）的恩赐：仰仗本身就是去了自主权。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2005小结 - 2005小结

“表面上堅持馬克思主義 （還不斷 ‘發展馬克思主義' ） ， 而以實利主義與享樂主義 （消
費主義） 為其實質性內容： 這表裹兩方面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特點。 表面上
的堅持， 對維護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統性是絕對必要的， 它一方面具有封殺獨立知識份子， 將
任何對歷史與現行體制的批判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的功能； 另一方面對普通民眾則是一種思想
的愚弄與控制。 作為這樣的新愚民政策的反撥， 出於對政治與宣傳的極端不信任， 既造成了
民眾普遍的政治冷漠症， 又導致了政治的遊戲化： 從最高當權者到普通中、 小學生都習慣於
說大話、 空話、 假話， 形成全民的演戲， 而且自有遊戲規則： 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說假話，
騙人也心甘情願地被人騙，偶有說真話者，就要因破壞遊戲規則而被視為‘人民公敵' ，而
這一切恰恰是統治者維護穩定所需要的。 這真是一個沒有思想， 沒有理論， 也沒有信仰的時
代， 填補這全民信仰的真空狀態的， 只能是實利主義、 消費主義， 而這正是主流意識形態要
通過對傳媒的控制與利用， 通過與大眾文化的合謀， 推銷給普通民眾的。 ……正是這樣的世
紀末的狂歡， 淹沒了被壓迫與被侮辱者痛苦的呻吟聲， 也淹沒了清醒的獨立的批判的聲音” 。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7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经济，管理，技术精英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一党专政”的改革开放模式。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80页

赵紫阳还有一个分析，也很重要：”西方的政治哲学与东方的政治哲学不一样，西方伦理是建筑在人无完人、人‘性恶’方面，必须实行制衡，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强调法制，予以制约。东方伦理是建筑在人可以是完人、人性‘善’的一面，所谓人皆可为尧舜，寄托于圣人、清官来治理”（《谈话》，154页）：这大概是“领袖（圣人，清官）专政”易被中国老百姓，以至知识分子接受的一个更为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所在吧。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26页 - 2008 總結

這樣的發展模式必然產生秦暉所说的“尺蠖效應”：“‘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时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时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财富卻未必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却未必受保護。政策趨‘左’時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應該說，這是對當下中國式的改革狀況的一個非常準確的描述與概括。問題是，這樣就“必然使得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於是，就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现象。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2页 - 附錄一 網上文章，民間黑色幽默：陰間來電（2005年3月3日）

1899 年的太監：“老佛爺還好嗎？”
回答：“好極了，永遠活在中國的電視劇裹呢。”
1919 年的新青年：“列强再也不敢侵略我們了吧？”
回答：“早沒有列强了啦，只有WT0 了。”
1949 年的江姐：“勞苦大眾都過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們更勞苦了。”
1949 年自殺的國軍軍官：“國民黨就這麼完了？”
回答：“沒有，堅持到1998 年李登輝上台才完的。”
1959 年累死的農民：“還在大煉鋼鐵嗎？”
回答：“不用大煉咱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為别人怕污染，都不煉了。”
1969 年累死的知青：“你們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崗啦。”
1979 年對越反擊戰的士兵：“你們還記得我嗎？”
回答：“你是企業家，還是明星啊？”
1995 年自殺的股民：“股市該漲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歷史最低點啊。”
高玉寶：“現在的孩子都能讀得起書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讀不起了。”
黃繼光：“朝鮮人民過上幸福日子了嗎？”
回答：“幸福得被日着呢。”
光緒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紀八十年代終於施行了。”
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方略成功了嗎？”
回答：“沒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學來到中國了嗎？”
回答：“來了，沒人要，又走了。”
劉少奇：“現在憲法應該保護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連你都保不住，它媽的還能保護誰？”
被寶馬撞死的農婦：“那個惡女人法辦了沒有？”
回答：“沒，人家早回家了。”
鄧大人：“一部份人已經先富起來了吧？”
回答：“有幾個，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份人可倒血黴了。”
紅衛兵：“我們戰友還好嗎？”
回答：“都到論壇做糞青了。”
1948 年的三毛：“現在還有人流浪嗎？”
回答：“早沒了，因為改叫盲流啦。”
八國聯軍指揮官西摩爾：“現在還有義和團嗎？”
回答：“沒有了，他們都改成哈美、哈日了。”
孫志剛：“暫住證取消了嗎？”
回答：“取消了，不過北京準備封城了。”
1949 年的妓女：“還有人做這種連狗都不如得賣身女了嗎？”
回答：“都是自願做的，而且都叫小姐和二奶了。”
劉胡蘭：“地主現在都已經消滅乾淨了吧？”
回答：“哟，現在地主都入黨了。”
雷鋒：“我死後，經常聽到 ‘千萬個雷鋒在成長’的歌聲，那麼現在一定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户了吧？”
回答：“沒有了，雷鋒早已是傻B 的代名詞了，哈哈。”
座山雕：“還有土匪搶老百姓嗎？”
回答：“真他媽的老土冒，一點不與時俱進，這年月兄弟們最慘的也是混進‘城管’了，混得好的局子裹多的是。”
1952 年的志願軍戰士：“把美國鬼子趕跑了嗎？”
（縣長）回答：“胡說，放屁！！那是外商，請還請不來呢！”
劉青山、張子善：“現在還殺贪官嗎？”
回答：“基本不殺，出於人權考慮，都被他們趕美國去了。”
彭德懷：“現在開會還有人講真話嗎？”
回答：“有啊？他們把假話說得比真的還真呢。”
黃世仁：“現在還有人敢和我討債嗎？”
回答：“誰還敢啊，去年一個老頭揣着暖水袋去要債，被我英勇的狙擊手當作揣的炸藥給直接就地槍斃了。”
毛岸英：“他奶奶的，炸我那顆炸彈是誰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金正日回答：“誰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7页

這裹不妨回顧一下歷史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本是在文革的後期就開始孕育的。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在野派（以鄧小平、胡耀邦為代表），一部份知識份子（以顧準和他周圍的知識份子為代表），以及後來被稱為“民間思想者”的年青人（他們中有知青，工人，農民和大學畢業生，大都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在對文革的反思中，醞釀、呼唤着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現在看來，他們的目標並不一致，在我今年發表的《二十九年前的一封書信》裹，曾引述了當年的知青對未來的思想啟蒙運動與改革的期待：“啟蒙的意義目的，我看就在於讓人民認識自己，使人民成為一個自覺的社會成員，而不是一個盲目的人類生存者”，“勞動者一天不覺悟，一天不能認識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天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生產的管理，那麼他們也就一天不能結束自己過去那種被人愚弄和擺佈的可悲地位。新的‘資產階級’就一天不會放棄他們的特殊權力，勞動者一天不會成為自己的實際的主人（而不是主義上的）”：這樣的“使勞動者成為自己命運的實際的主人”的目標與鄧小平們的“鞏固黨的絕對領導權”的目標的差異是根本性的，它是決定了改革的方向與結果的。但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以後，這三股力量確實形成了一個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合力，其最主要的表現是：重新進入體制並獲得部份權力的鄧、胡等在黨內知識份子支持下所發動的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中心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以民間思想者為主體的“西單民主牆”的“北京之春”運動，從而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股改革潮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們是相互支持而又相互制約的。本來這樣的格局是有可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向比較健全的發展道路的。但以鄧為首的所謂黨內改革派在利用西單民主牆的力量打倒了黨內的“凡是派”，從而取得了黨內的絕對領導權以後，很快就背棄了同盟者，動用重新獲得的絕對權力將民間民主力量無情地鎮壓下去，並從此不允許任何民間的改革力量的存在，中國的改革運動也就始終控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手中，成為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後來的結果也就孕育其中。以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中，又經過了十分複雜的鬥爭，將比較能够了解與接受民意的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黨內民主力量清洗，從而形成了“經濟上向西方開放，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一黨專政”的所謂“開明專制”的改革路綫。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就是這條路綫的實踐總結與理論提升。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页

他们并不希望民众真正的关心国际、国内的大事，民众只需要埋头读书、做工、种田，而听任他们少数人来决定一切；这与某些知识分子的要求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只不过这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希望自己也加入到那“少数人”中去……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2页

中国人太多，在人们的观念中，人的生命也就仿佛失去了价值。中国国民意识中最缺少的就是对生命的敬畏感，对人的个体生命采取漠视的态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国民潜意识深处的嗜杀性，既缺少爱，又无惧怕之心，这样的嗜杀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诱发出来，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6页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利益集團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的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
知識份子與新利益集團的關係。我們知道，毛澤東時代對知識份子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視
之為“異類”，儘管許多知識份子一再向黨表忠心，黨卻總是把他們拒之門外，不給他們進
入“新社會，新天堂”的入場卷，由此演出了無數的悲喜劇，這都是人們所熟悉的。但新的
利益集團卻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其中的所謂“精英份子”採取了盡量拉攏的
政策。這些年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花樣繁多的評獎、立項、評職稱、評學科帶頭人、
評博士點、提拔接班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極强的新科舉制度，目的仍是請君入瓮：
只要爬了上去，就有錢有房有地位，但必須聽領導的話，至少要減弱自己的批判的鋒芒。如
有個別不識相者，得了利益還要批判，就視為大敵，必封殺而後快：這也是傳統的胡蘿蔔加
大棒的統治術的新用。
這樣的政策的有效實施，一方面，使得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中的
精英（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較有才華與能力者）成為新利益集團的有機組成部份，從
而增加了利益集團的活力。同時，又有一批不學無術，但極會玩弄權術的知識份子（包括青
年知識份子）也進入了利益集團，充當打手，用這樣的知識份子新貴來整肅仍堅持批判立場
的知識份子，其手段之毒辣，是毛澤東時代的老官僚所絕對無法相比的。新利益集團的上述
政策的另一結果就是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分化，並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批判性品格的整體
性削弱，甚至失去了對中國社會的變化作出反應，發出自己的獨立的聲音的能力，從而形成
了真正的知識份子危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

《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9页

对中国的当局来说，对于历史的叙述、评价，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来是与他们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垄断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经验的研究权，文革刚刚结束，就匆匆忙忙通过一个所谓《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然后断然宣布，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不许更改，不许怀疑，不许讨论，企图以一纸执政党的决议来终结研究，甚至终结历史。伺候，他们就动用权力的网络，从史料的收集，研究，到发表，出版，设置禁区，强制遗忘。……应该说，这种强制遗忘，在当今的中国，是颇为有效的，……年轻一代就连十年前的流血已漠然无知，更何况三十年前的文革与四十年前的反右酷烈。他们面对历史叙述的这一片空白，只能接受官方既定的对历史的总结与解释，而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对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真正了解与独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