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身体》书评

【转】我为什么迷恋理论——汪民安

理论不是天外来客, 不是突然闯入西方世界的怪兽, 不是一堆莫名其妙的词语的怪异组合, 理论自有它的起源, 有它的流线图,有它的旅程。这种旅程遍布着小溪, 在某个季节, 这些小溪相互交叉、穿越、融合、改道,终于汇聚成汹涌的理论河流——理论决非一个粗俗的骗子, 一夜之间大摇大摆装腔作势地登上了历史的假面舞台。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稍有了解的话, 如果我们粗略地知道俄国形式主义的起源的话, 如果我们大致翻阅过胡塞尔以来的德国哲学的话, 如果我们对并不艰涩的索绪尔稍具常识的话, 那么, 我们不会武断地指责理论是些花哨的游戏, 不会十分外行地攻击理论的蛊惑人心。理论是有其根源的, 理论也是有其“伟大的传统”的, 理论不是三两个人精心策划的。那么, 60 年代以来的这些云山雾罩的理论到底有哪些硬壳呢——如果将他们的外套脱掉后, 显示出来的并非赤裸裸的行尸般的肉体的话? 这个问题难于回答, 甚至没有答案, 但是, 为了理论的声誉, 为了回击对理论的指斥, 为了捍卫一种复杂的知识形势, 最重要的是, 为了个人的原因, 为了我个人的趣味、价值观以及我对理论的持续不断的欲望,最终, 是为了我的一种基本生活态度, 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斗胆指出理论的几个基本意志。( 一) 理论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反对形而上学及其各种各样派生形式。这是理论从尼采那里继承来的最大一笔遗产。形而上学贯穿于整个西方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 它构成了一种西方无意识, 成为一种压力, 一种控制手段, 一种毋庸置疑的思维方式, 一种自然而然的处世态度, 总之, 它类似于西方历史中的最大公理, 最深信念, 它笼罩在整个西方文化上。理论不折不扣地针对着这样一种公理,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摧毁着这种信念。自然而然的东西现在被视作是人为建构的; 神话总是有一只历史之手在悄悄地扶植; 真理不是亘古不变的, 它不过是赌场上的骰子, 根据各人的利益滚来滚去; 人、人性、自由这些概念只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 被某一种知识形式和知识学科所生产出来的; 万物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共通的本质, 并没有一个神或上帝在操纵和主宰。总之, 我们现有的一切不是先天性的, 我们不要盲信某种价值观, 不要盲信某种优先标准、等级和本源, 我们现有的一切很可能是各种偶然性的产物, 是欲望、权力和瞬间性的产物, 因而, 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臣服, 值得我们心甘情愿地拜倒。也许, 我们真的应该听命于欲望、肉体和各种各样的怪异念头——怪异之所以称作怪异, 正是形而上学的压迫后果和证据, 福柯和巴特的理论都在反复劝告我们: 合法地发展你们的怪异性吧!( 二) 正是对怪异性的吁求, 使理论本身突破了各种各样的所谓正当性——我们更学术化地称作理性——的框架和范畴, 理论很难再用旧的传统的——同样也可以说是理性的——学术机器进行裁剪。专业分工本身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产物。理论破除了学科界限, 它根本不在意那些条条框框, 文学、史学、哲学的划分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有意压迫, 因而, 理论在这些所谓的人文科学里往返穿梭, 它没有学科意识, 它吞没了那些陈规俗套, 它并没有故意将这些学科改组、合并、连结、配置, 从而建立一个总体性的学科。相反, 理论没有任何的学科欲望, 它只有解释欲望, 只有问题欲望, 这些问题不是依据学科来划分的, 问题就是问题, 没有类型式的问题, 只有问题本身, 因而只有阐释本身, 只有理论本身, 只有理论话语本身, 最终只有一种写作本身。不要硬性地将理论划入到先前的某个范畴内, 理论是对所有范畴、学科和类属的爆炸。( 三) 这种爆炸的后果就是话语碎片, 就是理论的物质形态, 就是理论文本本身, 它常常是断裂式的, 也是闲言碎语或者是不知所云的。这是理论遭致攻击的直接原因——对理论的抵制在少数人那里是对虚无式的相对主义的抵制, 在大多数人那里, 则是对理论话语的暧昧主义的抵制。但是, 我要说, 正是理论话语的这种暧昧性才是我深深迷恋理论的原因之一。理论反对各种各样自以为是的真理观, 对此, 理论心知肚明, 它们当然不会视自己为真理的顽石, 不会将自己死死绑在意义的树桩上, 因而, 复杂、暧昧、模糊和艰涩趁虚而入, 正是这些话语特性使理论背上了晦涩的声名。但是, 晦涩, 正是事物的魅力所在, 清晰和明了只是懒汉的哲学, 一目了然对于弱智来说总是兴高采烈的, 晦涩则总是伴随着复杂、高级、陌生以及对智慧的挑战。即使是背后一无所有的晦涩, 也比那些一目了然的真理更加耐人寻味。再说, 能够制造晦涩不是对形而上学和理性的抵制吗? 晦涩既是本能, 也是世界观。有关理论的晦涩行话, 我还想意气用事地再多说两句。理论话语之所以是晦涩的,只是因为我们先有了所谓明晰概念, 明晰也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神话; 我们之所以对有些话语感到明晰, 并非自古以来它们就是明晰的, 明晰的话语逐渐地改造了我们, 使我们渐渐地适应了它。这种明晰性的历史也有一个暴力过程, 理论话语正是对明晰性神话的抗拒, 在此, 晦涩的理论行话就隐含着历史的抵抗力量, 它依然有意无意地将我们从某种熟悉的日常情境中拖出来, 把我们扔进一个陌生的语境里进行敲打。最终, 这种晦涩的理论话语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语言真的类似于呼吸的空气的话。晦涩不应等同于胡言乱语, 尽管晦涩常常以胡言乱语的形式出现。我倾向于将晦涩理解成某种阿多尔诺式（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总体”概念和“现实合理性”原理，强调维护个人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反对任何社会强制和对社会现实的顺从，认为理论思维本身就是否定，除了否定不可能是别的。编者注）的拒绝行为, 晦涩的理论话语令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狼狈不堪。这样, 理论话语本身就具有一种潜在的政治性。同时, 不应太看重话语背后的意义,我的阅读经验是, 在碰到无法穿透的词语时,最好就把它视作是炫耀、卖弄、无意识的偶然闪现以及纯粹的修辞性, 或者将理论读作虚构, 读作小说, 将理论视作一种纯粹的能指,一种罗兰·巴特式的不及物写作, 一种高级而复杂的语言嬉戏。我们更应该对理论的句子本身保持敏感、耐心和足够的注意力。高级的理论行话总是美文, 巴特、本雅明或者福柯值得反复吟诵。( 四) 这不是在为理论的虚无主义辩解吗? 一种理论如果没有实践性, 没有它的现实框架、构型和功能, 这种理论价值何在? 这种理论不是丧失了任何的干预性和政治性吗? 这是对理论的又一指责。大家都会同意赛义德理论乃至福柯理论的现实有效性, 但是, 解构主义, 尤其是德里达主义在政治上是无关痛痒的。这种指责根本没有考虑到解构主义的反控制一面, 解构主义砸乱了文本中的形而上学锁链, 但是, 它同样对各种各样的现实锁链持怀疑态度。我想以刚刚结束的科索沃战争为例, 来谈谈理论——通常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后现代理论—— 的政治性。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形而上学战争, 美国及美国价值在此是普遍性种子, 世界各地都应栽上这种起源性种子, 都应在此基础上发芽生长, 总之, 世界应该按照某种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模式—— 正是在此, 美国代表着形而上学的派生性本源——组织它的叙事。任何边缘的、异质性的叙事都应受到这种大叙事的控制和压迫。南斯拉夫毫无疑问是异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异质性叙事是怎样遭到主导叙事的压迫和控制的。在此, 差异, 绝对的差异, 应是一种公正的政治想象, 应是一种自由想象, 差异间的嬉戏也许不是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 而是自由的必然姿态。后现代理论—— 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利奥塔—— 不会认同美国形而上学式地一统天下: 绝对的本质主义就是绝对的压迫, 绝对的中心化就是绝对的控制, 绝对的价值观就是绝对的恐怖主义。正如福柯所指出的, 人权、自由也不应是普遍主义的, 它们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偶然发明。人权战争当然是对普遍主义的想象战争, 公理、准则、法律说到底——还是福柯的看法—— 是话语/ 权力的产物, 真理性话语下面都隐藏着权力和利益欲望。有关科索沃战争的话语都是以真理和公正的语气陈述的,然而, 真理话语却有好几副面孔, 谁还会相信真理? 真理永远只是权力的影子。科索沃战争真是后现代理论的试金石。对理论的抵制同样是压迫式的, “伟大的传统”难道不是规训我们的本源? 难道不是想让人们放弃他们此时此刻的探究? 不是想用统一性的罩子来笼盖差异? 不是想用理性来排斥怪异性? 不是用一种价值观来压倒另一种趣味? 理论总是遭到批评、斥责和嘲弄,但理论却很少主动去批评、斥责和嘲弄。之所以如此, 我想, 正是因为理论深知差异的必要性——差异再一次流露出它的民主性来——只有绝对的差异, 才能最终消除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 才能消除专横的独断论, 才能消除因为乏味、无知以及或多或少的嫉妒而对理论所产生的那种傲慢态度。

身体，当今文化的表征

该书以选文为主，是一本研究身体理论的很好文选。梅洛.庞蒂曾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要想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的特征，我们必须知道身体在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