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书评

苦雨斋的温暖和晦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谋求群体发展环境的愿望愈趋明显地跃动于字里行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专辟“清代的‘学者社会’”一节，其用意虽已不可确知，却可以从中读出一个讯号。后来的年轻人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也都有过要努力“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宏愿，并付诸实践。这是静悄悄的社会行进，就在这个进程中，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应运而生，并成为独具意味的存在。“苦雨斋”是周作人在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的书房，通常也是他会客的所在。从1920年到1945年，孙伏园、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废名、俞平伯和沈启无等二十余人都经常印迹台痕，江绍原等甚至曾小住。这就是以周作人为师友的苦雨斋群体，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这些名字都与苦雨斋、与周作人割舍不开。结成群体者大抵都以志同道合为依归，但也各有其实现途径。新式大学或研究机构是颇具现代意义的结合方式，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宓与清华国学院，乃至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虽然旨趣不同、大小不一，但都是其中的著名代表。这些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有固定的场所，并且在当时可谓是“华厦”；有组织系统和制度建构，从资格升迁程序到图书资料服务都有建制；有资金的支持，来自政府、民间或国外；有的还有政府的特别扶持。总之，条件已是不错。它们与传统的书院看似有几分相像，却已浑然不同。它们的建立与发展对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方法、学术研究机制和学术社会的营建推进甚大，为学术和学人提供了最大的“遮风挡雨”的作用，是学术史——尤其是学术的社会史——的骨架之一。社团也是一种新的结合方式，只是它是民间性的。学术研究如顾颉刚与禹贡学会，陶希圣与食货学会，文学创作如创造社，都是鼎鼎大名的同仁团体。社团的聚会场所大都不能固定或简陋得很，如禹贡学会在成府蒋家胡同三号的顾氏小宅。组织机制也比较松散，成员基本上是“乘兴而来”。资金保障和政府支持就更是付诸阙如。但其成绩却不可小觑，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都各自“造”出“学派”来，创造社也蔚然成军。两者之外，还有更民间的更松散的同道群体，与沙龙差不多，苦雨斋就属于这一类。虽松散，苦雨斋也有其隐性制度，比如苦雨斋友人之间大都有些师承关系，比如把苦雨斋以及中央饭店、中央公园、什刹海会贤堂等作为常用的聚会场所，比如与其他研究群体相仿地编辑杂志（《语丝》和《骆驼草》）作为书面的公开的交流媒介，等等。但就这样以“制度”来指称未免有些牵强，这个群体持续了二十多年，其实赖以维系的只是思想上的惺惺相惜，周作人与钱玄同等友人、与“四大弟子”间的交往都是靠了相濡以沫的情意，而这也正是苦雨斋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相濡以沫，苦雨斋的温暖才可以穿过时空，以致通过文字的想象，我们今天仍能为之感动。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苦雨斋的光亮，但“苦雨”两个字又给这抹光亮蒙上了一层晦暗的色调。苦雨斋友人们的相同的“道”实在是与“苦”、与“雨”的味道相似。他们的学识多源于北大、燕大或东邻日本，生于斯、学于斯，古老东方文化的内敛、清幽的韵味构成了他们人生冲淡的底色。他们研究与关心的领域包括音韵文字、昆曲、“红学”、禅学、六朝和晚明文学，既与传统的某一部分相关，也大有曾是当时显学的，尤其像周作人和江绍原关注民俗学还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但他们“预流”的方式又与众不同。本来是显学的学问在他们那里没有显学的热烈、喧闹与跳跃，而是像他们一样的清淡；这些学问在他们那里也没有西化学术的冷峻和科学味道，而是有着个体的灵动和思想的闪光，即使从美国学院归来的江绍原也不能完全例外。这是苦雨斋的个性，他们求新而不趋时、冷静为学而不舍弃自我，他们将生命投射到学问之中，从而使学术研究中蕴涵了生命的脉动。这种脉动的底色是东方，其具体来源是魏晋六朝和晚明。魏晋六朝和晚明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两个重要时代，其为文和为人的特点是“自然”，有了“自然”，“趣味”“性灵”就随之而出了，最后，又凝聚成为一种“风骨”或曰“风度”。苦雨斋友人虽和而不同，自然之趣、自由之骨却都是他们共同的努力目标，也成为这个群体的气象。可惜不论是魏晋六朝的药与酒，还是晚明的狂狷与放纵，明传暗承而来的“自觉”都与苦涩相伴，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开的玩笑。其实，无论是就个体还是群体而言，苦雨斋也几乎一直是晦暗的、苦涩的，举凡心境、学术、社会、政治，无不如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大概是周作人心境的写照。还不止如此，“苦雨”似乎是这个群体的谶语。晦暗的色调缘于边缘化，苦雨斋的生存状态似乎总是边缘的，这是谶语的落脚点。苦雨斋的聚合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周作人、钱玄同和刘半农本来都是新文化的前锋，但到了二十年代，在另一股新潮中，他们已不愿也不能再引导潮流，而是退回到了“自己的园地”。除了“不够新”，他们还有更“旧”的一面。苦雨斋友人都是新文化的信奉者，他们以自由、以个人为信仰，终生不渝，但他们的道德操守，他们的情感方式，乃至他们的生活起居，却又都有旧式的渗透。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开辟了新天地，但他们文章的格调和话语方式又是旧式的。如果闭上眼睛想一想苦雨斋友人及其文章，他们身上的“新”和“旧”就会交错显现。一句话，他们的人生境界是新旧交织的，是士大夫的审美意境与新式知识分子的融合。“新旧”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问题，它究竟如何在作为承载者的人的身上展开，苦雨斋用群体生命作了注脚，成为某一种调子的学者社会的代表。从梁启超等人特别的强调中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建设学者社会的艰难。1920年正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那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开端。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的态势在歧乱中为学者社会留下了一点空间，这是苦雨斋的大环境。此后，政局的转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往来征战，文人学者的派系分歧和亲疏变化，都在苦雨斋留下了痕迹。靠着性情和心向往之的向心力，苦雨斋支撑了二十多年，已是一个奇迹。但到了抗战之后，由于时局和个人的关系，这些许晦暗的温暖也终于不复存在。梁启超只说了清代“学者社会”的形成，却没有提中国向来不许“文人结党”的另一面，而后者的禁令也是在清代达到极致的。对于君主的统治术，我们当然不能赞同。但是，回看现代中国的文人群体，最后果真从自由平等的论辩和竞争发展到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战斗，鼓角可闻，血光可见。学者社会的温暖渐渐退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残酷。苦雨斋的友人们也无处藏身。这似乎是题外话，却是不能忽略的题中义。

[读书报告]北京“鲁博”VS八道湾“苦雨斋”

某年深冬上午九点左右，我乘地铁赴位于阜成门内宫内十二条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在博物馆门口，我特意向门卫打听：这里是不是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共同生活过的地方？结果得到了否定的回答。douban“周氏兄弟小组”的创立宣言开宗明义，周氏兄弟是不可分裂的一体两面，我很赞同，“兄弟即手足”。《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的作者孙郁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其力作《鲁迅与周作人》在1990年代出版时颇具影响，只是我在2006年阅读其重版本时当初的新鲜气息和丰富史料减弱了许多，全无参观“北京鲁博”的好奇和崇拜。“苦雨斋”作为当时文化人物的聚会沙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斋主周君启明以其在文坛、学界的核心地位和广泛简单的社交关系集中了民国时期众多“星宿”，或师或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时星光璀璨，风云际会。其实，“苦雨斋”里基本上风平浪静，虽偶起波澜，终波光粼粼。正如研究鲁迅是无法跳过他的兄弟周作人的，来往于“苦雨斋”的众人中，有与老大较近者，有与老二亲热者，也有与兄弟两边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算是一种有趣的民国文坛文化现象。“长庚”“启明”天各一边，终难相会，虽曰“双子星”，在天文学上原本就是同一颗行星金星。辐射式的交际地图所织就的蛛网，让我可以顺藤摸瓜，像小时侯去隔壁串门一般，见识许多，顺路也玩得尽兴。就知识体系而言，我欣赏辐射式的交际，就工作生活而论，我乐意单线式的交往。（《庄园文字》曾提及“简单vs丰富”，但主要是就为人而论，其实为学又何尝不是呢？）《周作人自编文集》的订购计划便是在《苦雨斋》后确定的，与其听别人说三道四，不如自己亲啖其果，一尝究竟。《周作人自编文集》的阅读“札记”是项大工程，2008年的主要关注点还是要重温经典，反复咀嚼，收摄菁华，所以“札记”专题估计将是开春后每天的“晚课”了。

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

《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孙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我一向喜欢周氏兄弟的文字，早年对鲁迅读得甚深，后来转向知堂，两次阅读了知堂的绝大部分原创作品，即他的随笔。知堂随笔，很适合读书人闲览，文字自然平淡，貌似悠闲，里面其实有大波澜，只不过隐藏的比较深而已。孙郁的《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对周作人用力甚深，写苦雨斋而不局限于周作人，对苦雨斋的老友、弟子、追随者都做了简洁的介绍，令人借此可以循径而入，做更深的研究。这本书的文字不华丽，看得出是想学知堂的路数，但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当然，天下学知堂者，又有谁能得其神呢。孙郁，1957年7月，生于大连，做过知青、记者，后来任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并作了馆长，46岁的孙郁在出版了《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文字后的历史》等著作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有人读《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联想到了一个词语——“旧时月色”。我读《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只觉得往事凄迷。

比较适合入门级的

看了孙老师两本书了，感觉两本书虽然风格不同，但是总体来说思想一致，他的确非常喜欢周作人，同时对周作人的学生也非常认同。前一些章节每章都介绍一个人，这些人都是周作人身边的，如刘半农，废名，钱玄同等。和在民国对边，这本书的风格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无论语言还是思想，我大体都能弄清楚，比较适合对民国知识分子不太了解的同学看。但是，因为孙老师对周氏的推崇，难免里面的有些内容偏离了实际，所以还是需要在看的时候仔细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