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章节试读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的笔记-第3页

南京政府是1926年7月从国民党根据地广州北伐的最后成果。可是，该党的革命运动在1926年并没有明确肯定的政治方向。孙中山遗留给党的是一份分歧与混乱的遗产；党内包括保守分子和共产党人，商人和劳工，军人和学者这些身份互不相同的成员，他们只是凭着含糊的三民主义原则聚集在一起。但北伐从广州开始时，中国似乎处于三项革命：政治革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
P7，南京政府这种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它薄弱的财政基础，而这是它对农村地区控制得很有限的结果。例如1933年国民政府的全部支出，只占国内生产的2.4%。国民党在政治革命方面的成就——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民政府——由于内战、无能的行政机构、帝国主义仍然在中国继续起着作用，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对农村地区的无力控制，使这种成就受到了限制。蒋的力量主要用于对付向他权力挑战的那些军事和政治力量，既没有足够的钱也不可能花很多的力量用于其它方面了。
上海资本家和南京政府本来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双方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资本家害怕激进的工人运动并竭力支持蒋介石和武汉的决裂。可是这个表面上的共同利害关系掩盖了南京政府和资本家之间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冲突。钱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蒋介石频繁发动战争，造成了财政方面的超额需要，这些需要几乎全部都落在现代城市经济部门头上，而这些经济部门有一半集中在上海地区。这个城市是蒋介石生死攸关的财源所在。所有其他重要的经济中心——天津、武汉、广州、北京、沈阳和青岛，当1927-1937年间有时是在同蒋介石对立的政权控制之下的。因为上海使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都相形见绌，1927年10月后，南京政府控制了这个城市，使蒋得以凭借财政上的优势来打败这些地方势力。然而上海资本家对于政府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十分不满，他们的银行、商业和工厂以大量的收益供给了南京政府，新的捐税和强迫摊派的贷款往往使资本家确实处于困境。这样，1927年春他们对蒋的同情就很快消失了。
南京政府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态度是资本家和政府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原因。虽然很多资本家出身于买办，但是二十年代后期他们感受到了现代经济部门受制于外国人的压力。外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比起中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来，一般有较多的吸收资本的机会和较强的国际关系。后者愈来愈感觉到外国人是他们发展的绊脚石，期望国民政府能限制外国人的特权。南京政府却不仅以秘密谈判的政策扑灭了这种期望，而且在很多事例上表现出对外国人利益的照顾超过中国人。例如，南京政府对某些工业产品的税率，其加于中国工业家的负担重于外国工业家。又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公司在和政府谈判税率时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然，南京政府本可以给中国工业家减低税率，以便他们和外国公司竞争时得有同等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蒋介石对岁收的需求压倒一切，他没有这样做。有效的保护关税的政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可能实施。南京政府在基本上恢复关税自主权之后，却用它来尽量扩大海关税收，而并不用来限制贸易。在上海资本家看来，南京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
资本家希望在南京政府中获得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和政府冲突的第三个原因。1927年前资本家在政治上曾经是活跃的，他们希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还能如此。他们为在党内有直接的代表和承认私人资本的合法性而呼吁。资本家的组织如商会、银行公会曾经企图以电报、请愿、甚至以威胁停付各种税金的手段来影响国家的政策。
蒋介石压制了这些政治上的愿望，他全力贯注于控制政治，不允许任何阶级或政治团体发展成独立的势力。资本家由于对南京政府提供资金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被视为特别危险。结果蒋介石以迅速的行动把资本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国民党政府在驾驭资本家方面面临一个主要困难：许多银行、商店和工厂都开设在为南京权力达不到的上海租界之内。蒋介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和上海横行不法活动的地下帮会势力结成联盟。这些班会分子使用绑架勒索等手段来控制资本家。尽管蒋介石为了攘夺上海的财富，需要采取这种手段，却招致了恶劣的副作用。同黑社会的勾结，产生了一种恶浊气氛：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为他们的奔走效劳而索取酬报，他们的头目获得了经济权力，而且助长了上海本已存在的投机贪污之风。
南京政府和资本家虽然都同样反对社会革命，他们之间却是一种紧张和敌对的关系。上海资本家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所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国民党政权对城市社会团体是力图孤立和控制他们，而不是收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