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书评

为思想访谈鸣不平

如今，关于思想的访谈遭遇到一个尴尬的时代。前些天我向一位朋友介绍某学者的观点，他很感兴趣，希望我把该学者的文章发给他看看。当他发现我给他的是一篇对该学者的访谈，不免有些心冷，说：“原来只是篇访谈呀！”言语间有落空的失望，好像我以一种轻佻的方式应付了他的严肃。我能够理解他的失望，以访谈的形式谈论思想确实不令人印象深刻——它琐碎、零乱、有跳跃感。往往在一个问题上还没能深入讨论，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相比较于井井有条的文本书写，访谈好似急行军般的问答并不利于观点的深入与展开。但我却要为访谈鸣不平。与人们的常识不同，访谈虽然诞生于现代媒体兴起之后，但它有渊源，能上溯到口口相传的艺术，这是古代文明传递智慧的特有渠道。从《论语》到《荷马史诗》，从佛陀教诲到柏拉图对话录，思想在言谈间徐徐展开，智慧显得有风度。访谈是从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言教艺术演化出的现代形式，但我们却已经习惯于体系化的论证和书写，智慧要以严谨的知识面貌呈现方为正统。于是对话体渐渐陌生并遭到排斥，竟觉得对话体的“投枪放箭”之于思想实在太不严肃了。手边的这本《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或许可以改变人们的成见。《文汇报》副刊之《文汇学人》精选了前一百期访谈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目，编订为书，分“思想·经典”与“世界·中国”两卷。前一本人文气重些，尽是些海内外炙手可热的风流人物；后一本话题性更强，大多是关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问题，社科专家们都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建议。其实这些都不是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它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达了思想类访谈的独特性：媒体人要与受访者一起成为思想的生产者，而不是思想的消费者。它要传递给读者一种信念，思想的事业并不单属于思想家，它也是媒体人、读者一起参与的事业。正是在这一点上，《洞见》可以改变人们对思想类访谈的成见。借我更偏爱的“思想·经典”卷来说，其中很多访谈是没有时效性的，有留住时代的情怀在里面。裴宜理谈中国革命遗产，黄进兴话儒教，贝里介绍苏格兰启蒙运动，詹明信议论“古今之争”，这些内容因为高于常识，所以不亲近生活。现代人在常识里精打细算，在生活里匆匆忙忙的时间只会太多，去听听象牙塔里“不务实”的思想，正是去除生活里噪音的契机。《洞见》访了那么多人文学者，大体也有反抗社会浮躁的意图在里面。当然，访谈也保留了一些八卦与俏皮，例如王汎森举例大河剧《笃姬》解释什么是“执拗的低音”，也有王水照评论钱钟书，傅高义再论邓小平，甚至像王德威对顾彬不客气的评论也保留下来，可谓趣味性十足。曾几何时，媒体与思想家也有过合作的黄金年代。海德格尔正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谈的时候，说出那句著名的“唯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以赛亚·伯林在BBC的广播演讲极好地启迪了英国民众的智识，后经整理发表的讲演稿也因其口语表述的魅力成为传世之作。在唱衰纸媒的今天，纸媒若是能留下一些文字，无论什么时候拾起来读着都有些启迪，耐得住时代变迁的风风雨雨，纸媒也算与思想的事业携手并肩过，没负了这个时代吧。原载于《北京青年报·青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