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书评

两条笔记

在目前多见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中，基督教的乡建活动得到的关注的确不如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从该书列的参考文献来看，基督教乡建实践多被置于基督教史的领域内进行。这多少有些不合理。在时间上，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实是居先的。而放在稍后兴起的各个乡建派别中，他们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和构想亦不可谓不深远。须知当时有卢作孚一派，主张物质设施的建设即为乡村最关键问题，其实验即以邮局、电杆、马路等硬件推动乡村的现代化，毋宁说城镇化。与此相比，晏阳初之“再造新人”更进一步。梁漱溟则更为明确地看到了社会性伦理道德重建的必要。撇开具体的中西文化选择不论，基督教乡建派所致力的是建立一个整体性的全新社会，施以经济生活上的帮助和文化生活上的促进和创新。这与大多数乡建派无异。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俗生活进行了属灵意义的阐释，通过对圣经和耶稣形象的再诠释，使田间劳作、认字上课等世俗活动具有象征、追想或灵修的意义。由此建立的真正是彻底基督教化的社会，个人将是彻底基督教化的新人。就此而言，他们在新社会的精神指向上比晏、梁等人更为明确。但这种神学背景也意味着，他们对新伦理、新道德的呼求并非（至少不曾表现为）像梁漱溟一样基于对中国乡村的观察，而是基督教本身“更新”观念的诉求所致。因而在将基督教乡建派与同期的基要派进行对比的时候，应当在传教手段之外再看到神学系统上的问题。晚明利玛窦及他带领下的传教士也带入了数学、历算、机械制造、武器、绘图等技术文化，对明人士大夫颇具吸引力。但利氏也只将《几何原本》有保留地译了一半。利氏逝世之后，后来的耶稣会士对于教授数学之类已不甚热心，认为偏离了传教正道。而耶稣会之外的传教士早已对这种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颇有微词。利氏与这些传教士之间大致仍是传教策略的分歧。但基督教乡建派与基要派的分歧与此根本不同。该书已涉及了这一点，提示到世界范围内“农业传教”和社会福音派的潮流。但对于社会福音派来说，在服务社区的举措背后，对于信仰与整个的人、个人生活的各个部分、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理解。这与基要派那种个人化、内心化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神学理解。农业传教并非把推广农业科学和乡村建设看作纯粹服务于宣教的手段，自然不是基要派批评的把基督降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但也未必是作者归结的“把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统一在‘基督化社会’的理念之中”，却恐怕是以上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临在将世俗生活神圣化了。当时提出的“中华归主”，并非简单地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洗礼，参加礼拜，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理想。该书使用的一手资料以基督教各乡村教会的工作报告为主，在我看来是大大不够的，这就将研究的范围圈在了基督教乡建派本身里头。一来没有与世俗的乡建潮流联系，二来没有挖掘神学上的意义，恐怕未能真正地理解基督教的乡建活动。当然在探讨他们的失败原因时也就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