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书评

知识分子的“文明”之路

对于中国而言，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是充满耻辱的时代，也是思想界大转型的时代。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促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寻求变革与复兴之路，西学的东渐也使得他们在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之优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从西方文明中吸纳思想营养，并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正是从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了思想史的研究。 本书除了作为序章的“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一文以外，主要由“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三篇文章组成。与我们所习见的标签似的以进步／反动来划分阵营、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主线的论述方式不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无意于宏观的论述，却是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文明观的转换为中心，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在微观层面上近距离地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以及各自的思想轨迹。 从“万国公法”到“国际法” 就某种程度而言，思想史一直是在与历史现实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佐藤慎一正是抓住这一点，密切地联系近代中国的历史状况，将思想衍变还原为基于现实的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案的设计的层累似的发展。这一特点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占全书篇幅最大的“文明与万国公法”一文。 作者指出，近代中国的“万国公法”观的变迁是与“文明”观的变迁相关联的。“万国公法”传入中国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正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艰难转换之时。朝贡体制下的中国政府和士大夫阶层，基于当时的“华夷观”以中国文明为惟一文明的观念，始终否认平等的国家关系，并因此单方面地容许甚至强调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在当时看来，可以说，要的就是这个“不平等”，割地赔银子固然心疼，但是继续保持中国在文明上的高姿态才最重要)。“华夷观”也使得清政府在引入“万国公法”之时，以其与中国体制不同为由，自认为是“公法外之国”，引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遇有事件，可以参酌援引”，用来攻击外国，说到底，还是魏源“师夷说”的延伸。直到郭嵩焘、薛福成等中国外交官亲赴欧洲之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才开始承认西方各国为文明之国，进一步认识到遵守“万国公法”的可能与意义。 如果说到薛福成等人为止，“万国公法”观是基于“文明”观而变化的话，那么，到了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运动中，“万国公法”观则深刻地影响了“文明”观的衍变。而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所指出的，在19世纪后半期，“以‘万国公法’为首的这些书籍给读者的印象是，在国际社会中制约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法规体系，就如同自然秩序一样是既定的存在。”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派一方面承认中国的文明化落后于西方各国，另一方面，则将表示文明化的方向的基准归结于孔子的理论。变法派又将“万国遵之”的“万国公法”认为是孔子理念的具体体现，从而将全面体现孔子的理念的《春秋》奉为“万世之公法”，进而施行其“托古改制”的构想。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万国公法”观被无限架高之后，反而在社会进化与变革模式的论争中消失了影响。而此后，“万国公法”这个名词则已被从日本带回的“国际法”一词所取代，并逐步恢复其本来的意义。 一项对概念涵义演变的考察 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分子越是认识到自身文明化的落后，就越是强调外来文明的借鉴意义，这个时候，无论是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论战中，还是在政权体制的构想上，西方的历史、制度都成为了知识分子们论战的论据库。然而，不同的认知基础导致观察同样事物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至于像法国大革命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就更是莫衷一是。在“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两篇文章中，佐藤慎一如前文一样，并不追究孰对孰错，只对各个人的思想脉络作详细的分析，同时，逐个梳理论争中各个概念涵义的演变。而作者显然对概念的梳理有特别的关注，这一点，即使在作为序章的“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土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的分析就已经显示了出来。 佐藤慎一的视角无疑是独特的，对于试图从外部世界寻找变革之途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对外来概念的认识每推进一步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抓住了核心概念，也就抓住了思想史发展的核心。但是，作者所选择的这三个角度，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衍变的总体历程，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就“文明与万国公法”一文而言，将整个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史都纳入“万国公法”观的视角，也多少有牵强之嫌。 发表于 2006年6月30日《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