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大战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
ISBN:9787542628466
作者:[美] 徐国琦
页数:385页
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在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虽然有很多学者仍然在争论何谓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国家重建上扮演什么角色，但是汉斯·科恩（Hans Kohn）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却是最切合20世纪之交的中国局势。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感情，民族主义渗透到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的思想里，并且有权要求该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感情……（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理想的政治组织模式，而民族性则是创造性的文化活力和经济繁荣的源泉”。在20世纪之初，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观念方才开始脱离文化主义传统（tradition of culturalism）的天下观念的影响。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关注国家内外的事务，那么同时期现代教育的推广，资产阶级的崛起，以及一个公共领域在政治范围内的出现，则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创造了有利环境。在实践层面发生的公众舆论、公开辩论以及由各种民间私人团体所构成的公共领域等进步因素在在表明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上述变化为各种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交流提供了公共空间，并且不受晚清政府或政治当局的约束。
前言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
后记
本文之翻译，前后历时一年有余。期间，译者还忙于博士论文的撰写，一身肩两任，勉为其难。如今，大功告成，如释重负。然而，翻译终究是一件未竟之功，毕竟两种语言的转换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所以，遗憾惟有留在心中。需要说明的是，原著中凡是有中文出处的，译者尽量征引原文，个别无法查找的，只好按照英文直接译出。有关译文的不周之处，恳请方家的指正。译者承蒙徐国琦教授的赏识，准许翻译他的大作，并从中深切地体会到作者严谨的治学风范和扎实的史学功力，可谓是受益匪浅；而且本书的校对工作，最后也由徐国琦教授本人承担。
内容概要
作者：(美国)徐国琦 译者：马建标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自序
导言
第一章 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
第二章 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
第三章 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
第四章 中国的替代战略：“以工代兵”计划
第五章 中国正式参战
第六章 内战
第七章 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译者后记
编辑推荐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系作者本人用国际史方法、多元视角研究中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题目：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这是作者近几年所做的中国与国际化、国家认同问题系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作者简介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全书共分7个章节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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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教授利用多国档案，将中国参战置于国际史范围内进行研究，得出与传统观点相异的观点。但无疑国际史方法的引入使我们对中国参与一战的研究更加深化。国际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区或世界史的研究，或外交史甚至国别史的“全球史”研究（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这里的所谓“世界史”、“外交史”、“全球史”，偏重指研究的范围而并非方法。国际史虽然仍在起步阶段，但它已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约束，国际史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ＮＧＯ）、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第四，国际史强调“自下而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之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 我们过去对中国参与一战的研究过于从中国的内部出发，即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对中国参与一战进行考察。我们过于强调中国参与一战的过程的国内背景即黎元洪与段祺瑞二人的“府院之争”，而忽视了中国参战的国际背景。我们局限于从“冲击——反应”这一模式去看待中国的参战，而忽视中国为积极参与一战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我们局限于过于看重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和由此引起的五四运动，而忽视了中国青岛问题最终成功的解决。我们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角度和所谓的外交失败，而要将中国参与一战置于国际视野内进行考察。《中国与大战》的副标题是“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国家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文化认同，内容包括共同的传统，历史以及国籍。国家认同的基本特征是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对自身世界地位的自我评价等内容。中国在近代前夜迟至两宋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国家认同，“由于汉族同一性伦理的逐渐确立，宋代以来建立的历史传统、观念形态和文化认同，已经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新航路的开辟使西方发现了世界，同时也让中国“发现”了西方。大批的来华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同时也带来了有关西方的“知识”。在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前“人们也只能借助类似《山海经》这样的神话、《职贡图》这样的图像和旅行记一类的见闻来建构世界”。在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后中国关于世界的认识不但更加丰富，而且也更加的客观。乾隆时期所编纂的《皇清职贡图》对西人的描绘，已不再是充满对异域的想象，而是真实的记录。 从清朝编撰一系列《职贡图》、《四夷传》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试图将新的事物融入旧的体系之中，将西方纳入中国的国际体系之中。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将有关战争的档案归为“剿捕档”，“‘剿捕档’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 。鸦片战争中国对外交涉还是本着“夷夏之防”的思维进行的，可见直至进入近代前中国人也没有从天朝的迷梦中清醒过来。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中国在东亚所建构的宗藩体制彻底崩溃。以“天下观”所构建的世界的瓦解，中国开始被迫接受新的世界体系，中国开始从“天下”走向万国。1900年左右的义和团运动开始打破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对华北义和团的借重提示着朝廷基本接受了中学之上层正统已不足以救亡图存，故走向基层，启用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也就是往异端方面寻求力量和支持。”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都是中国进行重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新尝试。1912年孙中山颁布了由沈恩孚作词，沈鹏年作曲的《中华民国国歌》：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秀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揖美追欧”可谓是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后至五四运动这一时间段内的时代追求。“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非边缘化努力的新阶段，即由鸦片战争以来的回避西方制度，转为加入西方模式，进而力争加入国际社会，以最终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非边缘化。” 作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曾经极力的否定中国的传统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二十四史可谓是中国旧国家认同的集中表现，君臣之义，夫妻之序，长幼之别，夷夏之辨。其倡导建立新的史学“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梁启超这不仅是在提倡新的史学，更是在重新构建民族记忆。民族记忆的构建即是在重构中国的国家认同。徐国琦更是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再次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五四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双重背叛的产物—首先是中国人背叛自身的传统文化；其次是西方背叛了中国人对于正义的期待—并明确暴露出中国严重的认同危机。由于过早地否定自身的传统文化，许多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理想一直在遭到西方列强的遏制；这使中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根基又乏外部援助的国家。” “揖美追欧”带来的不是身份上的认同，而是其对弱国的歧视与压迫。“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里战胜强权’的虚幻，对山东的处置则是‘实际’而短期内无法挽回的；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有着特别吸引力的新俄简直不容你不接近。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这既是一个直接的象征，也是有明显的政治后果（如‘反帝’越来越成为中国权势竞争中‘政治正当性’一个必要条件），而其带来的深层心态变化远更广泛持久。” 恰在此时苏俄两次《加拉罕宣言》的发表，表示愿以平等之身份同中国交往，主动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诱惑，中国开始走向“以俄为师”的道路。一战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危”，又是“机”。徐国琦在《中国与大战》中着重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机会。一战不仅为中国提供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而且使中国还得意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他着重分析了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在一战期间对中国的看法，梁启超让其弟子张君劢积极在西方收集关于一战的最新情报，尽管梁启超对德国存在着敬慕，从最初的加入同盟国到加入协约国，无不是期望着中国从大战中能够收回一些权力。梁士诒更是积极提出在直接派兵的计划行不通时提出“以工代兵”，促使中国积极参与一战。这些社会名流对大战后召开的国际会议更是充满着期盼，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条建议”更是对中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有论者经常提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真的失败了吗？徐国琦将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置于国际视角进行观察，提出巴黎和会虽然中国提出的要求没有得以实现，但是巴黎和会却为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提供了机会，中国得以以世界平等的一员的身份加入国联，并参与国联宪章的制定。难道这不是中国外交的胜利吗？而且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舆论同情，这也是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原因。“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与大战》用国际史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不同于以往中国参与一战的史事，胡适曾经说过“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但总有一种装扮的样式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中国与大战》是逼近历史的真实的一次成功努力。 -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世界史是被人遗忘的一章。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家柯伟林 （W.C.Kirby）在1997年第2期的《中国季刊》上撰文指出：“人们可以阅读到有关一战的大量史籍，但未能明了中国参战的史实。”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名作《一战的悲怆》（The Pity of War，London，1999）中，同样对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予以忽略。 美国卡拉玛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徐国琦在近作《中国与大战》中重新审视了上述传统观点。他受著名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和韩德（Hunt）的影响，采用国际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参加一战的史实，在重新发掘肯定中国为大战所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还着重考察了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在他看来，中国卷入一战，并非形势所迫，而是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外交群体和知识精英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主动尝试。他又着眼于“过去常被忽略的中国外交的思想因素”，研究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心态、情态、理想和挫折。这些新的观点，足以使本书成为一部有别于以往的外交史、政治史或国际关系史的特别著作。 徐国琦认为，晚清以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激烈碰撞，导致旧有儒家统治秩序的崩溃，中国日益边缘化，精英们逐渐放弃原来的中央帝国观念，转而向西方学习，寻求富强，在新的国际体系下寻求国家认同。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机会——若中国加入一方，成为战胜国，必然有资格参加战后重新安排世界的和会，挽回半个世纪以来丧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因此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积极研究中国对大战应持的政策和立场。 通过对这一时期政府外交文件的考察和梳理，徐国琦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对于大战，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采取着主动的姿态。大战伊始，政府就责令外交人员收集情报，第一时间发回欧战的最新动态，以备随时调整外交政策。以梁启超、陈独秀、张君劢为代表的文化领袖们更是密切关注战事，为政府出谋划策，积极撰文鼓吹，探讨大战为中国带来改变的可能性。尤其随着德国在大战中日渐颓势，美国的态度逐渐倾向协约国，精英们更坚定了参战的信心，在征兵、华工出洋和国际合作等事务上积极配合协约国，希望能在欧战中大显身手，赢得战后的国际地位。当然，由于当时南北政府对峙，各国在华利益错综复杂，致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多方掣肘，中国参战的进程举步维艰。作者通过对黎元洪、段祺瑞等决策者性格的分析，认为特殊时代导致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但无论如何，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的努力和积极作用是不容一笔抹杀的。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德国和英日俄等国相比，远不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中德关系，甚至像柯伟林在《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2006）中说的那样，“在许多方面是最真诚、融洽的”。不过由于德国败局几定，中国只有加入英法协约国一方，才可能在战后新的国际体系中赢得发言权，所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选择对德宣战。徐国琦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这一外交策略，认为这是中国的对外政策逐渐成熟的结果，是中国对大战采取主动姿态的又一表现。 徐国琦还对一战引起的国人思想转变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一战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转折点的重要地位。首先，十几万华工通过欧洲之行，成为了具有新思想新视界的新人，对世界对中国对自身都有了新的认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大大加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其次，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挫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兼具的五四运动，对外而言，是中国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继续努力和再次尝试，对内来讲，启蒙了几代国人，影响了今后中国百年的思想走向。第三，大战前后，国人从憧憬兴奋到失望幻灭，使部分精英转而停止了对欧美文明的亦步亦趋，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国际化——以俄为师，这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综观全书，作者放宽了历史的眼界，把中国参战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考察。他没有因为一战的残酷性，而认为它是一次“失败的大战”，是“西方文明的没落”，而是从中国与大战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大战对中国的重大意义。他没有局限于一战的眼前效用，而是认为一战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这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凸显——比如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权利不伸，代表们拒签《凡尔赛和约》，震惊了国际社会，让全世界都听到了日益文明的中国虽然贫弱却又坚强、正义的声音，刷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拒签和约，又为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收回山东主权留下伏笔；通过参战，德国庚子赔款和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不平等权益又悉数废除，中德建立了新的平等关系；同时一战的象征意义巨大，它代表着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次主动尝试…… 由此我们可以沿着作者的思路，将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两国宣战看作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将后来百年间国人对国家声誉、民族自豪的过分关注都追根溯源到此。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国际化征途，她的脚步，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文/韩戍，《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8日第10版http://www.gmw.cn/01ds/2009-03/18/content_899335.htm同书异评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2月24日第6版。http://ssic.cass.cn/yb/37/6-1.html
精彩短评 (总计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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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满意 -
添油加醋了一点理论。 -
喵了个咪这本书高端啊连谷哥学术都搜他不到~ -
There is an obvious tendency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that the author tries to generalize, which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weakness of this book. But from the third chapter on, Prof. Xu did a great job trying to get rid of teleological narrative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WWI. -
唏嘘不已 -
徐老师称“国际史”（入江昭），视野还是不错的。材料也够。 -
刚拿到的时候“句子好长好别扭啊”“译得好wordy呀”。然后等把自己手里作者的一篇译完，就变成了“原来要这样说哦”"要用这个词啊"。Sigh. -
还挺好看的 -
落后就要挨打，把希望寄托在国际会议和大国是靠不住的。 -
解释战争的意义，除了传统的平衡论和经济论之外，还有国家认同的原因 -
本科看过 完全忘记 当时应付作业。。。 -
比想象中翻译的好。“国际史”研究的范例，胜在视野。 -
质量上乘 -
适值一战百年之际，看看当时中国的外交与抉择。 -
什么样的导师生产出什么样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