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宋朝》书评

从平民的角度看宋朝

以前看到的宋朝比较偏颇，宋徽宗的玩物丧志，重文轻武，发达的商业贸易，对外战争失败，外交软弱，腐败。这本书却给予了新的角度看待宋朝。严谨的政治制度，高福利的社会运作，巨额的对外海运贸易组成了平民接触到的宋朝。只是主流的意识已经把宋朝定义为积贫积弱，要改变这个观点需要更加细致有分量的的文学作品。

用细节重现一个不一样的宋朝

“很少有一个王朝像宋朝那样让后人产生完全对立的评价”，很多学者认为宋朝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峰期，是中国迈进近代门槛的历史转折点，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兴。”宋朝从“陈桥兵变”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以来，逐步消灭独立政权，改变了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局面，建立起唐朝之后的另一个统一王朝。然后，宋朝也是遭受北方少数民族骚扰最为严重的中原王朝，立国以来，即与大辽之间战火不断，“金匮之盟”的达成使双方得以暂且休养生息。然而，面对迅速崛起的金人，宋朝军队败仗连连，“靖康之变”的发生导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为金人所俘，宋室南迁，北宋灭亡。最后，蒙古人的铁骑横扫中原大地，没给宋朝留下最后苟延馋喘的机会和余地。宋史学家张邦炜曾经感慨说：“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软弱无能、倍受蹂躏。 有史学家赞美宋朝是一个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也有学者批驳宋朝积贫积弱、窝囊无能，为何后人对宋朝会产生如此对立的评价，真实的宋朝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呢？本书作者将“各种抽象的、大词式的结论放在一边，将主流史观与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宋朝形象放在一边，回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回到宋代的历史现场，回到宋朝的细节中来，像一个宋朝人一样去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与通常的历史书籍不同，本书跳脱了帝王将相、战争权谋的传统套路，而是将目光着眼于社会的治理方法、商业金融的萌芽、以及官员、百姓的日常言行、忧乐，用史料记载的文字细节为我们生动还原了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他们如何拆迁，如何打造福利体系，如何做广告、买卖证券、打‘高尔夫球’”。看大宋王朝在1000多年前，如何率先奏响了 “近代化”的旋律？通过作者的引证和讲述，我们发现宋朝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友好互爱。如有小商贩刚来到本地，一时之间找不到铺面和资金，这时，民间自发组成的商业同盟会，便会帮他张罗摊位，送来物什与资金，“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而“无一毫忌心”。宋朝同时也是一个言论高度自由的社会，宋代以“仁厚立国”，视公议为“国之元气”，认为“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作者指出：“两宋三百余年，除了一两例，少有因为言事而被羞辱、杀戮者，顶多只是贬黜，因而朝野议论尤盛。”而伶人更是将讽谏时政、谈笑官员之语，编入戏剧段子，在民间广为表演、传播。 宋朝时，由于宰相的权力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制度化的运作，从而有效约束、遏制了皇帝的专权，宋代形成了这样一种惯例：皇帝旨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法，使外戚干政、宦官夺权等皇帝身边人乱政之事，从未在宋朝历史上发生过。宋人从“家天下”到“公天下”的国家产权意识的形成，将封建社会高高在上的专制皇权关进了笼子，同时也与近现代的民主、共和国家的治国思想不谋而合。同时，宋代建立了一套覆盖极广的福利救济体系，救济对象涵盖了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弃婴、孤儿、贫困人口等所有无法自立的群体，提供的福利覆盖了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等层面，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均有国家救济。”与历代王朝抑商、辱商、践商的政策不同，宋朝商人受歧视程度最低，商业环境最为宽松，宋朝立国，即颁发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使得宋朝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金融市场茁壮成长，并且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欢迎远人在华定居，一度形成“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局面。同时书中还介绍了宋朝严密、公正的司法程序，对官员私下行为的严苛监督、限制，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活动等。通过以上的总总分析、论述，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几乎无法想象这一切都发生在1000多年以前的宋朝，它几乎涵盖了近现代社会体系的所有进步元素：具有公权意识的政治生态环境；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开放、发达的商业、金融市场；事无巨细的福利制度；高度的言论自由；以及时尚、多元的娱乐、休闲方式。就如同日本、欧美汉学家所指出的：宋朝已经出现“近代中国的特点”，甚至有不少学者将宋朝类比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而宋朝的这种近代化特征，是在中国文明积累与演进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巨大障碍，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前提是要不断“告别传统” ，结果我们消弭了文化自信，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自我、迷失了方向。吴钩的《重新发现宋朝》，用大量的历史史料，重构了宋朝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破了普罗大众僵化、固有的文化认知，用历史启迪真知、用历史感召未来，用历史重塑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人们再现了一个大宋版的“中国梦”。

大宋版的“中国梦”

——评吴钩的《重新发现宋朝》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关于宋朝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很多历史学家都有所共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也达到较高的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宋朝 “不杀士大夫” 的传统是最具有现代性的体现，大开言论自由之风。甚至出现了以太学生陈东为典型的学运热潮。即使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宋朝也是独树一帜的。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说：“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不仅远迈此前的汉唐，而且为后来的明清所不及。”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宋朝恰好处于一个中点。与其它王朝相比，宋朝因“陈桥兵变”而建立，之后“杯酒释兵权”，是杀戮最少的。同时，宋朝也是疆域最小的一个时期（南宋更是只有半壁江山），与其并列的还有辽、金、西夏、大理等王朝。常言说，大国多内忧，小国多外患。宋朝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政变（兵变）和（大规模）民变的王朝，但也是唯一一个被异族灭亡的主流王朝。相比之下，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七个大王朝，无一例外都是亡于民变。前者死于“他杀”，后者死于“自杀”，仅从这一点来说，宋朝的治理结构相对而言是最合理和最健康的，从而保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中，宋太祖朝17年，“赈”24次，“蠲”32次。所谓“蠲”，就是取消农业税之类。乾德二年（964年），更有一道诏书给地方长吏言：如果有旱田，“即蠲其租，勿俟报”。意思就是，如遇大旱，正赶上收租，要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报后批准。这一德业，古今不曾见有。宋朝历史素来极受中外历史学家的关注，从日本的内藤湖南到法国的谢和耐，特别是宋朝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进步，得到全世界学者的赞赏和肯定。“四大发明”几乎成为宋代中国的最响亮名片，马克思称赞说“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毫不讳言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参照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有不少学者将宋朝类比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虽然西方思想界常常将中国文明视为西方现代的一个起点，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却认定所谓现代文明完全是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西学”），与古代中国不仅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反义词。这种吊诡的事实说明，人们对历史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差。正是基于这种原因，《重新发现宋朝》的出版显得恰逢其时。数年前，吴钩因为《隐权力》一书引起人们的关注，之后他开始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代历史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沉迷与探勘，这本13万字的小书也算其厚积薄发之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利用古今中外的正史野稗和前人笔记，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细致地爬梳了宋朝中国的政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从而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宋朝。本书用随笔体的风格写成，读起来比较轻松，毫无专业历史学家的生硬面孔。如果对这本书略加归纳，宋代中国的“近代文明”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经济繁荣、制度完善、精英流动、底层保障、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对外开放。作者认为，宋代在一定程度上一届实现了现代才有的福利社会；成熟的文官政府也使皇帝的权力得到一定的制约，“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甚至对宋高宗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现代文明不仅仅是物质进步，更体现在尊严与人格的自由。作为宋朝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苏东坡一生在政坛历经磨难。书中记载了一段苏轼的评论：“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讽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而早在魏源著《海国图志》之前600年，担任市舶使的赵汝适就已经撰写了《诸藩志》，所记涵盖北非、阿拉伯和意大利等。在书中，作者常常采用现代名词来与历史案例相对照，这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相关性更加真切，特别是对一本解释现代（近代）性历史的书来说。比如，开放皇家园林为“免费”的“公园”、举行捶丸（类似高尔夫）蹴鞠（类似足球）和相扑等“体育活动”，其他如“福利”、“临刑关怀”、“合法权益”、“程序”、“产权”、“NGO”、“CEO”、“凯恩斯政策”等等，甚至还有“城管”、“强拆”和“公款吃喝”之类。这让不仅看到一个历史的宋朝，也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从这里说，文明没有时间的差别，也没有地域的不同，文明作为人类的共性，同样适用于中国人，甚至是中国人的创造。历史是最好的启蒙，从历史中发现人的尊严，甚至发现一个藏在《清明上河图》里的“公民社会”，这可能是这本书最让人惊喜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说，对历史“不能预设立场”，更不能想当然。作为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帝国，宋朝仍然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已经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颠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现代性。进步是文明的最大标志。遗憾的是，这种现代文明最终毁灭于一场游牧民族的全球征服战争，不仅“崖山之后无中国”，整个人类文明也一度跌落低谷。从《隐权力》到《重新发现宋朝》，吴钩的历史写作不在于掌故猎奇，而是带给读者一种观察历史的角度，或者说是用现代历史观来挖掘历史的价值。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其镜鉴。借助吴钩的写作，我们不仅重新发现宋朝，也重新发现了历史。“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不仅是汤因比和马可·波罗他们的梦想，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毫无疑问，宋朝中国几乎将一个中国人最多的梦想变成现实；或者说，它以其文明与理想实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梦”。从宋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民间作品很多，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梦粱录》等，它们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个“梦”字。还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叶梦得。我想这绝不是一个巧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吴钩的《重新发现宋朝》或许为人们再现了一个大宋版的“中国梦”。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4年前，当中国第一次迎来象征现代文明的世界博览会时，中国馆的主题就是巨幅动漫版的《清明上河图》。如果说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中国梦”，那么它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大宋梦”。（本文首发于《南都周刊》2014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