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
出版日期:2015-1-1
ISBN:978730124150X
作者:陆胤
页数:378页
内容概要
陆胤，江苏苏州人，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学及学术思想史研究。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该系获学士（2005）、博士（2011）学位，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2008-2009年间，在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留学。曾在《中华文史论丛》《国学研究》《文学遗产》《清史研究》《史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近期感兴趣的论域包括：1、近代文学变迁与教育转型；2、清代诗文流变与学术史；3、晚清士大夫群体研究。
书籍目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陈平原
序一//夏晓虹
序二//杨国强
绪论
一、“自上建之”：另一种近代学术
二、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
三、先行研究及其趋向
四、论述方法及架构
五、行文凡例
第一章 清流浮沉与学术升降——张之洞学人圈的聚集
一、同光之际的京师学风
二、作为门面的“清流”
三、“为尔筹归计”
四、从“洋务”到“正学”
小结
第二章 经古学统与经世诉求——督抚兴学传统的近代调试
一、从经古书院到官书局
二、广雅书院与经古学统的衍化
三、两湖书院学术之争
小结
附表1 张之洞督粤期间广雅书院课题
附表2 张之洞督鄂时期的书院教习
第三章 以新学制含纳旧学统——学制酝酿期改造经史之学的努力
一、《江楚会奏》的折中基调
二、作为“普通学”的经史
三、“宗经”还是“重文”
小结
附表3 戊戌、辛丑间吴汝纶、张之洞“中学书目” 之比较
第四章 癸卯学制与拒俄学潮——光绪二十九年在京参与学务考
一、援引张之洞参画学务之议
二、辛丑至癸卯间的京师大学堂
三、拒俄学潮与张之洞会商学务
四、学科之争
小结
第五章 从“同文”到“国文”——对日本经验的迎拒
一、“亚细亚主义”与张之洞系统亲日取向的发端
二、“东文”途径的展开
三、戊戌政变后对日感情的变化
四、“日本文体”与“国文”
小结
第六章 “追三元”与“哀六朝”——诗学酬唱的政治隐寓
一、幕府酬唱与“三元说”
二、声音与世运
三、为“清流”招魂
小结
附表4 戊戌、庚子间武昌士人交游表
余论：结名臣之局
一、政教·道器·体用
二、与“国粹”思潮的交集
三、学人圈的流散
附录：张之洞学人圈名录（1884 -1907）
征引文献
后记
作者小传
作者简介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 * * *
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应先明了中西政治学理念的一个关键差异：西方政治学重视通过法律或执行权来进行统治（无论统治者是君王还是人民），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却可能将这种理念视为“霸道”，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某种“政教合一”的观念，在这种对政治的特殊理解中，政治的主要内涵是“养”，施政的主要目的是让人受文化濡染，所谓“人文化成”。因此，政治事务中不仅应有文化和教育，而且它就是文教本身；“如此论政，政治便成为文化事务，而不是权力的行使与分配问题，其实质内涵则是教育”（龚鹏程《生活的儒学》）。如张灏所言：“儒家所了解的国家主要是一种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不仅靠一个权力中心，而且也靠一个教化仪范中心去维持。政府便是这权力兼教化仪范的中心。”这是一种基于贯通天人的“儒家普世主义”，即辜鸿铭所说的，“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文教高于政治，是因它着眼的是人的终极价值，超出国家兴亡的层面而指向“天下”与“人文”。这就是为什么当晚清的士大夫与来自西方的挑战猝然相遇时，在谋求技术变革以应对危局之外，总要分外强调“世道人心”，尤其是如何进行学制改革以开新图存的问题——因为，按照这种传统儒家政治的理念，“学”与“教”，不仅是一个人才培养的技术性问题，还关涉到政治的根本目的。因此，张之洞表达其政治观点的长文，题目竟是《劝学篇》，且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提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换言之，对正统儒家观念来说，这乃是一个空前严重的全面危机。这是与其它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所全然不同的局势。如英国这个最先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教育体系却长期落后（参见《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而在日本，儒家学说“不过是去强化一种在根本上基于其他理由之上的对权力的声称”，既非施政的目的，抛弃它也不会动摇现存秩序，它只是留下了“一个几乎无人质疑的信念：教育不但本身就是善，而且应当由国家来负责推行”（William Beasley《明治维新》）。因此，晚清的士大夫在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不破坏原有儒家政治原则的情况下，采纳新学以完成自我拯救。不必意外，他们失败了。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失败，其中蕴含着激变年代所特有的种种冲突，它的意义不在于证明历史的必然性，而在于让我们后人看到当时人在这种处境下的艰难选择，以及那些未曾实现的可能。张之洞督抚湖北时变革学制的尝试，可算是传统政治家所做的最后努力。陆胤在书名中点出“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精确地表明张氏的根本意图在于维护传统政教的延续，也就是说，他对“文教”的重视乃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使命。在“传统”这个旧瓶子里，可以根据不同的理解来开出新的局面。作为“旧而能新”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举措固然是新的，但其方法和路径却是“旧”的：他仍深信“教”才是为政的重点，只是这种“教”现在已不完全是传统经学，而变成了普教国民的新学制。新旧人物都相信“政教相维”这个大前提，这一点上他们并无分歧，但一如书中提到的，张之洞门生沈善登提到的“兴学”是有感于“近来士习日坏，师道失传，经书根本，全然抛弃”，着眼的是传统经学；维新派的梁启超说的却是“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物完全可以在大前提下推出全新的、革命性的结论。和当时李鸿章等由军功起家的洋务派不同，张之洞是科举清流出身，早年为官也多督导学政，不难想见，这使他对政治的理解与洋务派颇有歧异。用现在的话说，洋务派多具备某种“工具理性”，其所追求的应用西方技术来竞逐富强，无疑是一种功利性目的；但张之洞作为清流派首领，所不满的正是这种做法背离了传统的政教观，用辜鸿铭的话说，清流派认为曾国藩等“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固然，清流和洋务同样认为西方的技术仅是器物层面，他们之间的观点也并非总是截然对立，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张之洞率先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这恐非偶然。出于对政教和文化的重视，张之洞所表现出对政教存续的焦虑感恐怕较之洋务派大臣尤为强烈，因此格外捍卫“中学为本”这一点。这可能正是他在为政治蓝图定下的一个框架：即引入“西学”以丰富和重振“中学”，前提是不能突破他所设下的框架。这意味着他比洋务派更清楚地意识到一点：西方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在技术应用层面（《劝学篇》说得明白：“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它本身可能是某种与现存秩序相左的东西。由此不难理解张之洞种种看似矛盾的形象，他“先人之新，后人之旧”——比一般人率先革新，而当别人都趋新时，他却反倒守旧了——这正因他是一个“保守革新派”。世变时期成功的改革，真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既能推进革新，又时刻注意新局势不至于失控。在这一点上，同治中兴和明治维新的政治领袖，所怀有的是同一个念头，即“旧瓶装新酒”，在不破坏传统价值体系框架的情况下，使国家政体能有效应对一个新的世界。即使是康梁的维新派，在这一点上也一样，如1896年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结语》中指出：“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这也是为何1904年张之洞上奏折强调传统中国学术，因为担忧“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可讲”，中国传统失落而丧失主体性。也就是说，张之洞的革新，正是为了守旧，存续的前景与可能取决于革新的能力——这也就是历史小说《豹》中一位西西里贵族所说的：“为了保存一切，我们必须改变一切。”因此，张之洞的设想是某种“选择性的现代化”，即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方面作为必要的恶来接受，但顽强保护中国既有的传统。从新派人物的观点看，这是不可兼得的妄想。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冲突论”一文，认为这种态度等于“中国必须改变但又决不能改变”。他将这类主张的人视为“三心二意的改革家”，并且他们中不只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比照书中对张之洞那种在新旧之间踌躇徘徊、竭力保持平衡的刻画，可以设想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多激进——而胡适还不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人物。如果我们看另一位人物张謇的历程，更能理解张之洞的困境：张謇也是科举出身，被清流派首领翁同龢点为状元，但最后他却赞成东南互保和清帝退位，虽然他最终以办实业著称，但如果仔细看他生平所为，他实际上可说是一位“伪装成实业家的政治家”，其在南通所推行的措施无不注重“教民”与“养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是因应进一步变化的局势而仍不忘儒家政治理想的人物。近代中国的变化太剧烈，中西之学在整体上的分歧太大，实际与理想太过脱节，于是这种原本“为了拯救传统而引入新血液”的努力，最终异化为“为了趋新则必须抛弃传统”。最终张之洞的努力证明了那句名言：“瓦解进程所引起的社会反作用本身反而促进了瓦解。”这意味着晚清事态的变化远远超出了张之洞等人所能把控的尺度。张之洞可能是最后一位集高官、学人宗师等身份和形象于一身的儒家政治人物，在他身后，一切均趋于分崩离析：地方主政者不再自视负有培育学术文化和学人的使命；科举废除之后，政教判然两途，造成极为深远的社会后果，知识分子从此与权力中枢产生疏离；大学不再被视为人文主义的殿堂，而随着现代工具理性的发展，主要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主（这是洋务派和现代性的胜利）。但最重要的，张之洞施政是“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然而保大清、保中国、保名教这对张氏而言层层递进的三位一体（我们或可猜想，对张氏而言，名教又高于王朝、民族和国家），到后来已经完全分离，甚至彼此对立——如果说康梁是“保中国不保大清”，那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则认为要保中国就须打倒名教，这意味着传统天下观包含的终极文化价值，被世俗的国家主义所击败了。这种聚焦于一身的状态也给论述带来了困难。陆胤博士此书全书条分缕析，十分精彩，但主要还是从学术史的理路来讨论张之洞“这种‘官师不分、政教合一’的自我期许，如何作用于近代中国的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的，然而这本身其实已经是一种现代视角的理解，因为对张之洞而言，其根本的出发点不是学术本身，而是政治，政治与学术实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正是在儒家思想衰微为“游魂”（余英时语）的现代社会，它才大抵仅以一种学术思想的方式存活，并被视为一个特殊的专门领域。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3月15日，刊出时版面所限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精彩短评 (总计23条)
-
博论 -
政教与文教还是比较抽象，如果能够清晰定义一下比较好，以张之洞及其知识分子圈的视角来关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变革。如果从政治史的角度，那么就要追问晚清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如果从文教问题，那么张之洞一手策划的晚清教改。这部思想史不再纠结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思路关系，而更关注政治、文教的变革的历史，有点走余英时的路子。不过，个人认为主题还是显得稍微散了。本书三个主题张之洞的圈子、晚清政改、文教改革，都是很大的话题，每个都足以作为论文主题。 -
诗史互证，政教相维。 -
昨日得见作者，确是饱学而世事洞明之人。 -
实在是差得太远，以至于瞻仰的份都没有，读两次都读不懂 -
资料详实，分析精道。虽然之前曾翻过王维江的《「清流」研究》，但读到这本书还是很受教益。就说「清流」概念，就提到甲申年（1884）前后军机处汉大臣有南北之争，北党以李鸿藻为领袖，以所谓的翰林四谏即黄体芳、宝廷、张之洞、张佩纶（《清史稿》的讲法）为羽翼；南党则以翁同龢为领袖，李慈铭、盛昱为奥援。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南党北党」条和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张广雅诗纪晚清党争」条等均曾论及。（P46） -
这本书真的应该给五星，近年近代史领域最好的博士论文，没有之一。难得有专著的整体感，而且作者没被史料牵着走，把自己的叙事构建起来了，也就相应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切入角度。张之洞（乃至整个清流群体）与新政改革的思想脉络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尤其清楚，值得一读。 -
功力之作 -
默默膺服 -
读之前捏了一把汗，因为题材明显和大佬茅海建撞车了，不过读完后觉得担心是多余的，因为80后与和50后的关注点不同的。作者在此书虽未谈及福柯，但叙述中暗含权力与知识生产间的互动关系，这是茅所不具备的。以诗证史，也充分发挥了中文系的学科优势。 -
赞眼力学力笔力。学习其博观约取的史家功夫。杨国强序言亦甚佳。 -
醇厚杰出，一夕读毕。能看出来的好处：一扫治近代史者往往没文化的观感，脚注解释真能用上陈、周诗史互证、读破隐语的方法，而且不费力又妥帖；在张之洞文人圈中似极推许沈曾植，论文写得也一样“用心深而下笔谨严”；用理论处大抵不动声色而深有会心；材料丰富搜检之勤不待言；似能给民国学术史研究者提示大势和写法；连后记都值得一读。可惜自己对材料太生，剪裁妙处略无窥见。 -
此书是我近年来读过的关于张之洞最好的研究论文，没有之一。中间部分章节已经或先或后在《史林》、《清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作者构思之宏大、行文之空灵，足使此书在张之洞研究上占据一个显赫的位置。另外，作者裁剪运用史料之能力，比尚只会排比并列的我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
詳實。 -
好书好书，博士论文里算大部头，读到最后，表格和索引赞，参考文献分类细，小传中有作者近期感兴趣的领域。 -
今天现场聆听了陆博士的报告，对此书的作意、作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陆背后的核心追求其实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就过程来看，无疑呈现得非常完美 -
作者建构历史与叙述历史的能力真是厉害。其书以时间为经，以政教、文教二端为纬，以张之洞为纲，以张氏幕府学人为目，经纬交织、纲举目张，越出了以往幕府研究的范围，而堪为近代史研究的新军。各处细节尤能见出作者洞察幽微的识力。当然，偶有浮冗，白璧微瑕而已。大才可期，异日必将大成。 -
学术著作写的如此生动形象富有戏剧性，让人怀疑是否是著者个人的剪裁多了一些。看到第二章才想起来是书是讲学术史的转型，怎么开头读出了晚清史的感觉，从好的角度说是有深度，我看却有些离题太远，有些炫学了。简明扼要是最好的，用极简之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方为最上，北大这套书貌似都有点这样的意味 -
笔锋深微是为一，眼光老辣是为二，文质深廓是为三，近半年所读最能表率一书。 -
1898年张之洞似乎忽然接受了“同文同种”说，实际上可能是时局所迫：德国强占胶州湾，俄法据说跟德国人是一伙儿，于是有人提出联合英日以抗德俄，而英国当时要求粤汉铁路的路权，这在张氏看来是可以导致亡国的，所以日本几乎成为最后甚至唯一的选择。 -
不再是个人而是群体，不再是思想而是趋势，确立了这种整体关怀，所以和常见的思想史制度史以探索连接一个个孤立的点为进路的写法很不一样。可我不太理解这种思路，可能是对这些历史细节缺乏敏感性，有缺少作者具有的文学史功力。 -
无疑是杰作。读后实可加深对传统儒家政治、幕府政治、晚清社会转变等等的理解，此亦从天下到国家、从“教化”到“教育”的重要一环。其问题之大，非仅限于“学术史” -
杨国强“西方社会科学” vs “中国人文历史”的评语实在不必要。如果没有对“场合”丶“认同”丶“权势”等概念的思考，作者就不可能产生问题并讲出这些故事来。作者爬梳材料的能力丶对历史pattern的洞察力丶以及对语境的敏感度都很好，更不要说选题的重要性了。分析力弱一些，没有完全摆脱学术史的标签式阐释，思想分析似乎不是作者的强项，有些应该进一步解释的现象背后的问题，没能深入下去，不过足以称作是一部贡献卓越的研究了。这本书给晚清史补上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缺口，也会催生更多的相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