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梁先生遗书》章节试读

《桂林梁先生遗书》的笔记-梁启超复梁漱溟书 - 梁启超复梁漱溟书

漱冥宗兄惠鉴：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词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至虚憍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惟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后读公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公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乃我乃偃蹇自绝若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公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冥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剏，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复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顿首 十月一日

《桂林梁先生遗书》的笔记-后记 - 后记

先祖梁济（巨川）先生的遗书，在他捐生遂志的次日，如其所愿将《告世人书》和致友人书信多通，由《京话日报》连载多日，全文刊布于世，时在一九一八年。
遗言中最撼动人心的是，他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先父（漱溟）自责虽将纂辑遗书、遗稿引为己任，“终赴之不急”，一九二五年始“谢外务”，藉寓清华园整理出遗书六种三卷，又撰成《年谱》《谱后记》《思亲记》，共为四卷。同年，交京华印书局印行出版。
一九二七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在（二〇一三年）商务印书馆又据第一版以扫描方式作第一次之再版。前后相距八十七年，而先父亦已辞世廿五年。
不待言，出版、再版均是非营利的。
祖父自清末时，极力赞助“开民智”的努力而未尝参与维新运动。辛亥年，他觉得革命已成风气，清廷以退位方式交出政权是可行的。清朝，“数百年一改之国也”，国性在，中国可以“数千年岿然建立，赓续不亡”。使他痛心至极的是，号称民国的政府全不见有“重民之实”；政风、世风较“二十年前相去天渊”。倘下滑不止，岂不又将断送民国！这是不堪想象的！“故以一死泣告世人，求世人勿以先民教义为迂谈”。
他是怀着这个担心自沉入水的。
在先祖父心中，国性是什么？他的表述浅近易懂又出人意料，那是“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完全不拔高。由此可见，他理解的国性是最基本、最基础性的道德规范，可以不见诸文字而见诸人心，见诸舆情。他视之为“抟捖民心之信条”。
先祖父对国性的另一解释尤令人深思，那就是：人人“于世道有责任”。并非谁作表率的事，凡生为中国人，便当然地对国家社会有一份责任。今天，先祖父若得重生，一定会不认得自己的国家，发现世界也已非他在世时的那个世界。
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有路，强国有方。但言及另一方面，姑且一句话带出当前全社会的病痛——事故多发。若问何以至此，则又可用四字概全——人心浮躁。具体说，责任所在，漫然应对。浮躁，时下掩盖真因的说辞。
让我们做长远的努力规复国性吧。
梁培宽 梁培恕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于北京

《桂林梁先生遗书》的笔记-遗书之五《伏卵录》 - 遗书之五《伏卵录》

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癸丑年，至欲以死荐诸国民之前，徒以吾性迂拘，不事酬应攀缘之末，故未与通声气，仅以尺书道达萍踪鸿雪，求写扇联，自谓闻声之思，气类相感，必邀鉴也，乃于往事近事绝不咨询。吾往五次，不得一遇，扇联迄未一写，绝无答复一言，并口传亦未有，曾托瘿公代询，亦不知问及否。要之其意以为草茅之中决无佳士，朴鲁不能文，暗淡无名位者，决不足与谈治国之事也。其所与谈者皆饮酒赋诗，能文章，工翰墨，身居显贵，应酬联络，金可任挥之人，以哀时托之文字，以气节寄诸诗歌，以救民救国为口头禅，而日以聊且自娱为务者也。壬子年，任公演说云:“京师恶空气太多，吾来京半月，已觉恶空气触吾脑，易薰染，恐久而不自知，亟当避去，以免官场恶习。”此言岂非高洁，何以为总长后亦随俗同化，与旧官僚无异？至其对于人才，他人吾不知，而吾则躬逢鄙弃，与余未见一面，未接一谈，安知余一钱不值？彼日日唱和之文人，又何尝真以民事为心，绝不计寒俭中有人才否，亦不问我来历何如，并扇头写字小事，亦永久杳然，是否与滥官僚同一为构造恶空气之人，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求真才行实事，亦不过言焉而已耶？顷见其为小叫天题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偶然玩世，歌泣劝人”诸意，甚矣文人之不求真际，古今黑白是非全颠倒也。叫天贱优，为社会之大蠹，其一生积秽稔恶，纸不胜书。此辈万事懵然，姑不必责望私德，但就其迎合孝钦大势观之。戊戌八月，此辈谄谀声口，谓：“康有为、梁启超叛逆大罪，虽剁成肉酱，不足蔽辜，若使我叫天遇之，亦能于已死之尸上跺三脚，又唾之，以报老佛爷之恩，消胸中之恨也。”似此语气，实为戊戌八月之流行品，而优伶、太监相见，则的的确确尤以此为亲切畅快之言，不独对康、梁如此，即对德宗亦如此，吾实真知灼见，而又知不足为此辈责备，盖彼等惯例若此也。至其奸恶诈骗，骄傲狠毒，凌虐穷民，倚势招摇，皆彼辈之第二天性，不能胜言，独怪一人文人品评，便成圣贤节义之流，而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何其无气类之观念至于如此！或者以叫天为有名之人，而我之卑微无闻不足以动之耶？我终不忍没任公二十年救中国之心，而犹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两橛也。故于挽麦孺博诗文犹极钦重之。乙卯正月记。纸窄字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