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3-11
ISBN:9787100099691
作者:[美]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
页数:345页
内容概要
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 1908—1986）
德裔美国犹太人，记者、教育家、杂志专栏作家。因其卓有见识却备受争议的文章而获乔治•波尔克国际报道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新闻奖。除本书外，另著有《兽类的本性》（The Nature of the Beast），《不可能的艺术：对捷克反抗的研究》（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a Study of the Czech Resistance），《一个人能做什么?》（What Can a Man Do?）等，以及合著《教育中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迈耶出生于芝加哥，在犹太教改革派影响下长大。高中毕业于恩格尔伍德中学，受过以拉丁语等古典语言为主的古典教育。1925—1928年，于芝加哥大学学习，但未获得学位。1928—1929年，在美联社、《芝加哥晚邮报》和《芝加哥晚间美国人报》担任记者。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以及美国之外的一些大学，并担任民主机构研究中心的顾问。1955年，迈耶出版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在德国为本书做调查期间，他成为贵格派教徒，其后又作为反战人士闻名于世。1986年，迈耶逝世于加利福尼亚的卡梅尔小镇。
译者简介：
王岽兴
历史学博士，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南部史和美国政治思想史。著有《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译有《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 《虚构的犹太民族》（合译）。
张蓉
历史学硕士，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口笔译理论与测试。译有《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 《虚构的犹太民族》（合译）。
书籍目录
1966年版序
前言
第一部分 十个人
克罗嫩贝格
1.十个人
2.人们过的生活
3.希特勒和我
4.“你们会做什么呢？”
5.入党的人们
6.阻止共产主义的手段
7.“我们用我们的血脉在思考”
8.反犹的骗局
9.“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知道”
10.“我们基督徒有此义务”
11.战败者的罪行
12.“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13.“但一切都太晚了”
14.集体的羞辱
15.复仇者：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
16.复仇者：约翰•凯斯勒
17.复仇者：日耳曼人的狂热
第二部分 德国人
热浪
18.没有这种事
19.高压锅
20.“皮奥里亚高于一切”
21.居住区中新来的男孩儿
22.居住区中两个新来的男孩儿
23.“在法国，人像上帝一样啊”
24.但一个人必须相信某种事物
25.随时随地的恐慌
第三部分 动机和对策
审判
26.破碎的石块
27.解放者
28.再教育者的被再教育
29.不情愿的不死鸟
30.刚刚来到世上的人们
31.和平的较量
32.“我们和苏联人是一样的？”
33.马克思与米歇尔的对话
34.后患无穷
致谢
作者简介
米尔顿·迈耶，德裔美国犹太人，身份复杂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二战时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这个问题吸引他在战后旅居德国，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这本极具影响的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访者。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伟大的和平庸的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精辟地写道：德国对纳粹主义的积极性很明显就是“小人物变疯了”。
本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作为一名兼具德国血统和犹太信仰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记者，米尔顿·迈耶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秉承良心的公正与无情的诚实。正是这一点赋予本书强大的冲击力量。
——沃尔特·L.多恩，《星期六评论》
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了我们政治的核心。对其根本性的探讨，不会比这部著作更出色、更人道和更清晰洗练了。
——奥古斯特·赫克舍，《纽约先驱论坛报》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9条)
-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徐贲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读中译本，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一“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 二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但是，身为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某些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会发挥主导作用，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没有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始（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开始。但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的一种选择。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三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皮奥里亚”（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6/15/1160019.shtml《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2014.6.15在一位兢兢业业、不问政治、无党无派的诚实德国人心目中，1936年大概是个美好的年份。他并不否认，元首和他的党在小人物时代犯了许多错误。只有戈培尔博士的部下才会一味文过饰非，那是他们的工作嘛。他可不是西方嘲笑的那种傻瓜，心里自有一本账。 第三帝国的媒体吹了许多牛皮，但他亲身体验的基本事实骗不了人。他是从大萧条的黑暗岁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深知当前的富裕和安定来之不易。那时连德国的童话都沾染了惶恐的气息，改变了大团圆结局的标准设定。以前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现在是“失业的化学博士幸福地找到了工作”。他亲眼看到社民党反动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腐败堕落，把德国的货币弄到连卫生纸的价值都不如，让英国失业者都住得起德国的豪华宾馆，让日耳曼的纯洁少女卖笑养家、伤残军人流落街头。今天，所有愿意工作的德国人无不丰衣足食。即使普通工人都能享受希特勒的福利住房和福利汽车。可耻的条约化为废纸，德国恢复了她应有的尊严。劳合-乔治和林白这样不抱偏见的国际友人公正地赞扬元首的成就，暹罗和中国的领袖纷纷向德国取经。戈培尔博士虽然夸大其词，却并没有捏造基本的事实。再说，难道美国的党派就不为本党的候选人打广告么？ 毋庸置疑，任何人在初出茅庐的时代都会犯错。元首这样出身底层、奋斗起家的平民英雄自然免不了沾染流氓气，但他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审慎。罗姆和他手下的极端分子遭到清洗以后，纳粹党的转型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冲锋队是一批梦想通过革命出头的底层痞子和失败者，党卫军就是地道德国式官僚精英文化的胜利。党卫军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子弟，体面、稳重、文明，以社会声望、而非物质待遇为主要报酬。牧师和工业家的女儿嫁给党卫军军官，丝毫不会感到丢脸。经过了数十年大风大浪的折腾，大多数德国人都想安定下来。而且，纳粹党能保证他们安定下来。只有极少数人不满意，他们都是遭到剥夺的既得利益者：犹太人、前朝余孽、外国代理人。确实，这些人没有戈培尔博士宣传的那么坏。他又不是不出校门的少女队队员，不会报上说什么就信什么。然而，难道美国的党派就不会造谣毁谤敌对党派和外国人么？东欧犹太人到了美国，就会不受歧视？政治就是这样，只能顾大局不顾小节。最重要的是：只有纳粹党才能使德国和世界走上正路。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内，即使社民党的孙子也会和纳粹党的孙子握手言欢。事实上，这些人的儿子不是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吗？成熟的人不会反对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新秩序，即使其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这就是米尔顿·迈耶笔下的德国中下阶级，并不是不像讽刺电影《科佩尼克上尉》体现的屌丝之国。这个社会集团包括了小公务员、小店主、小学教师、工会会员和许多体面的农民。俾斯麦帝国的贵族、军官和官僚早就教会他们：只要不问政治、盲目服从，长官就会保证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祖辈的经验告诉他们：上级讨厌民主和平等的胡言乱语，却并不缺乏荣誉感和责任感，更不缺乏聪明才智。闹事对国家和自己都没有好处。一个人只要诚实、勤奋、听话，该有的东西早晚都会有。他们并不想要民主，事实上他们真心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们真正害怕的乃是没有秩序：上级不像上级，下级不知道怎么办。魏玛共和国体现了他们最害怕的一切。社民党是落魄文人的党，叶公好龙是他们的主要特长。从倍倍尔到谢德曼，他们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小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手中。马克斯·韦伯正确地嘲笑他们：热衷于模仿法国大革命的文学修辞，掩饰政治不成熟的现实。他们之所以热爱高调批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明知帝国精英绝不会允许他们掌权，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暴露自己的无能。然而，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们居然不得不将自己的口头禅付诸实施。当他们终于有机会把大政奉还给兴登堡元帅时，那副如释重负、感恩戴德的模样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同样乐于服从希特勒的新秩序，把自己送进监狱。前述电影中的社民党市长就是这样诚惶诚恐地服从冒牌上尉科佩尼克，把自己送进监狱。事实证明：德国社民党员、共产党员和纳粹党员是用同样的材料铸成的，很容易相互交换位置。希特勒“唯出身论”的迫害有点多此一举，这些囚犯原本都会像曼斯坦因的儿子一样为国牺牲。 “小人物是不会从原则上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 米尔顿·迈耶如是说。“如果你想从开始就抵制，你就必须有能力预见结局。普通人怎么可能清楚而肯定地洞烛机先，知道应该做什么？”何况，希特勒非常了解人民的性格和需要。纳粹党的全方位服务周到又体贴，远不像斯大林那样粗暴而残酷。从少年队到退休金，德国劳动阶级很少需要自己动脑筋、负责任。“独裁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大多数人原本就不想思考。”他们“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没有完全看清楚。看清事实需要更大的政治洞察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判断力。每一个步骤都微不足道，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要么理由充分，要么事出偶然。没有一个德国爱国者会反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正如你不可能从田里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模样”。在凡夫俗子的眼中，这些小动作和日常生活的其他小事区别不大。“每一步都会更坏，但也只会稍微坏一点点。你只会继续观望，等待下一步……你即使提出警告，也无法提出证明……一方面有法律、国家和纳粹党的威胁，另一方面有同伴的嘲笑。他们觉得你态度消极、神经过敏。”新秩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解除了一切个人责任。融入体制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仅仅怀疑就足以使人感到寒冷、孤独。在大多数情况下，镇压是多余的。最后，一切都太晚了。战争一旦爆发，政府就可以做任何“必需”的事情。德国爱国者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战争失败，戈培尔博士的聪明才智完全懂得怎样利用这种感情。他一面许诺“胜利的狂欢”，一面恐吓“叛逆的失败主义”。事情走到这一步，你只能选择一边倒。要么完全接受纳粹歪曲的逻辑，强迫自己永远保持信心，发明更多的借口协助戈培尔博士欺骗自己，希望胜利最终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么把赌注押在德国战败上，长期承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事实证明：在劳动阶级当中，没有多少人敢下后一种赌注。 在迈耶看来，纳粹主义并不是、或者并不仅仅是政治。德国知识分子或许能够一开始就从观念角度理解纳粹，但迈耶并不重视他们。他只关心所谓的“老百姓”及其柴米油盐。后世的读者（包括德国读者）可能认为：当时的德国人要么在宣传蛊惑下变成了“希特勒自愿的刽子手”，要么在暴政威胁下度日如年。然而，迈耶的面包师和书记员两者都不是。希特勒那些载入中学课本的暴行，他们也是从报纸上看见的。而且，报道时间很可能在战争结束以后。在盟军飞机投下地狱火海以前，他们不大能体会到希特勒和威廉皇帝陛下、兴登堡元帅阁下的区别。他们是灰色人物，既不支持纳粹、也不反对纳粹，只是保存了服从的习惯。戈培尔博士不能使这样的人相信“水晶夜”打砸抢的正当性，却能使他们相信罗斯福总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共济会的代理人。纳粹主义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填不完的表格、搞不完的集体活动。他们并不喜欢犹太人，但小市民的生活习惯使他们讨厌群众性暴力。反犹主义对他们只意味着多了一些行政手续，结婚和工作必须额外登记自己的祖先身份。他们的切身体会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繁琐的暴政”，赤裸裸的恐怖或压迫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他们能看到的纳粹党都是外围群众组织，谈不上高尚或邪恶。他们嘲笑纳粹辅导员通过“增强人民体质”搞大了未成年少女的肚子，私下里觉得自己蛮世故的。他们知道“希特勒领导下，没有挨饿的自由”和“魏玛共和国有什么好，饭都吃不饱”。他们知道美国政府不会给工人提供大众汽车，美国资本家对失业工人毫无怜悯。他们知道苏联工农一辈子别想离开自己的单位或农庄，德国人去哪一个国家旅行都没有障碍。他们不像一战时的前辈，对战争没有浪漫而虚妄的想象。纳粹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比霍亨索伦王室强大了许多个数量级，却没有召回1914年的狂热。人民沮丧而无奈地服从，阴郁的行列穿过萧瑟的街道。他们原本以为元首技高一筹，能够实现民族复兴而不必付出战争的代价，现在转不过弯来。等他们有时间考虑的时候，考虑已经什么用处都没有了。 这就是迈耶的德国，一个灰蒙蒙的屌丝之国。照中国人的分类法，《他们自以为自由》应该属于报告文学，而非历史著作。他选择十位“典型”的德国普通人，通过他们的命运展示德国的命运。由于德国和德国人的命运其实没有那么悲惨，所以本书的刺激性不算很大（当然德国的受害者另当别论，但这并不是本书的主要题材）。他的著作将他本人1935年的采访体验精确地传达给读者：纳粹并不是“恣睢暴虐的极少数人压迫无能为力的人民大众”，更像是某种卡夫卡式的官僚主义“平庸之恶”。至少，对于大多数小人物是这样（如果他们跟犹太人或其他人民公敌没有沾亲带故的话）。我们顺便说一句，迈耶本人就是犹太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本书在五十年代出版时大概会引起公愤。读者没法不感觉到：迈耶对他的德国朋友充满温情。如果读者仅仅通过本书了解第三帝国，可能不会觉得纳粹分子和许多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主义者有多大区别。我们在决定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前，不妨通过以下的思想实验来了解本书的感情倾向。 “假定你搬了家，在某地办理手续。一位婚姻生活不协调的大妈决定拿你出气，故意让你多跑了好几次路。你对此人有何感受？” “讨厌！去死！” “她是警察耶！你怕不怕她陷害你？” “怕她？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迈耶的小人物朋友就是这样看待纳粹党的。在德国和世界最黑暗的时刻，灰色人物和灰色生活仍然占据了德国屌丝的大部分关注。他们一步步陷入最可怕的灾难，却没有多少陷入灾难的主观感觉；就像新郎和新娘母女同行，却丝毫没有妻子早晚会跟丈母娘一样老的主观感觉。不过，真实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来自远距离的判断，当事人的行动经常源于极其琐屑的原因。如果西塞罗因为晕船、袁绍因为儿子生病、阿卜杜拉·拉赫曼因为擅长游泳，因而改变了重大的历史进程，那么本书的小人物觉得母亲生病比世界大战更重要，显然不足为奇。如果有人觉得：为了教育世人，必须塑造和维护德国人的恶魔形象，不能让他们看上去像平凡的小人物；他多半会认为：本书作者太不知趣，不顾大局。 本书的宗旨虽然不是分析历史，但书中展现的社会生活状态有助于厘清关于全能国家的许多混乱概念。如果全能国家的标准取决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那么纳粹德国的候选资格比苏联稍逊一筹。德国对民间社会的接管并不算彻底，满足于没收犹太人和敌对分子的财产。大多数企业（包括报刊）和社会组织只面临不太具体的指导和更加含混的威胁。公开反对纳粹是不可能的，但自发积极配合和敷衍应付形式之间有相当大的模糊空间。纳粹没有对官僚、司法、军事、外交各部门的旧精英阶级进行有效清洗，满足于断断续续的干预。后者在没有明显政治性的事务上，经常按照威廉皇帝时代的老习惯办事。纳粹对血统纯正的德国公民相当信任，对本国社会的优越性颇为自信；因此既不限制本国公民出国，也不优待或收买外国记者。德国的迫害主要落在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头上，不参加政治的纯粹德国人并没有很大的危险。这些特点都是其他国家未必具备的。赫鲁晓夫回忆德苏瓜分波兰，抱怨苏占区居民（包括波兰犹太人）急欲逃往德占区送死。其实，逃亡成功率主要取决于中立国护照和外汇。德国人申请这两样东西没有特别的困难。如果犹太人没有暴露身份，从德国逃往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反而更容易。非犹太人如果只考虑逃往中立国，确实没有任何理由选择苏联。如果我们撇开历史的教育意义，直接关注历史本身；那么本书虽然不是历史著作，却是很好的史料。 ■ -
《读书》2014年第4期来源网址：http://page.renren.com/600970034/note/924393962这是一本反思德国纳粹主义社会基础和政治心理的著作。作者米尔顿.迈耶是个记者，所以他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是按照采访实录的形式写的，但这远远不止是一个采访手记。这部著作的结构简直就是一个剧本！一开始，就是一个戏剧的序幕，插进了德国一个叫克罗嫩贝格的古老市镇在1638年11月9日午夜的一个片段做引子，那是由那晚镇上两座教堂错落的钟声、领着养老金的守夜人整点报时的喊声以及他唱着的“克罗嫩贝格人”的“催眠曲组成的”。接着舞台一转，行文另起一行，便直接到了300年后1938年11月9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和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日子。这本书所有真正的故事都是从这一天、这个事件开始的。11月9日是德国纳粹党为纪念1923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党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的暴动而设的一个纪念日。十五年后，在1938年的11月9日这夜，德国以疯狂的反犹行动度过了这个日子：在纳粹党首领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奥地利各地纳粹狂热分子走上街头，疯狂地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私人住宅，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凌辱和逮捕大批犹太人。这一夜，几百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夷为平地，几千家犹太人商店被捣毁，几万名犹太人在自己家里被捕。这一夜砸毁的玻璃随处可见，被称为“砸玻璃窗之夜”，据德意志保险公司的代表讲，光弥补这项损失，比利时全国玻璃工业就要生产半年。由于被砸毁的玻璃晶莹透明，所以居然还有一个反讽的称呼为“水晶之夜”。书中提到的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一个只有2万人的市镇，包括一个有900年历史的犹太社区和600到800个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之前，这里有两个大教堂，其中一个是犹太堂。在这之前，镇上不多的犹太人和其他所谓“雅利安”人虽不甚了解但也算和平相处。这里从未产生过什么大人物，迈耶采访的10个纳粹分子，原本的身份不是裁缝、木匠、面包师就是推销员，稍微体面点的职业也不过是这个城镇上的警察、教师和收帐员。当然还有一个是高中生。他们虽然在1933年后陆续加入了纳粹，成为了当地纳粹组织的骨干、冲锋队员，但曾都是“良民”，回到家中就是个普通的父亲、丈夫、儿子，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反犹倾向，其中还有好几位本来是反纳粹倾向的。但是，1938年11月9日这个夜晚以后，用迈耶的话来说，“小人物变疯了”。迈耶对这10个纳粹分子在1938年11月9日午夜到10日之间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的记录，充满了戏剧节奏。以熊熊燃烧的犹太会堂为中心，迈耶用了10个场景，分别再现了这10个人是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下介入这一事件的：有传达纳粹上级党部焚烧教堂命令的；有直接参与浇油焚烧的；有以消防队长身份置身火海中间的；更多的是心惊肉跳或者兴奋异常地在一旁围观的，当然也有如面包师韦德金德这样的纳粹党街区干事，怕惹麻烦而漠然躲开的。但无论怎样，这夜后，克罗嫩贝格镇上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缓和带完全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撕破了。连同“约柜”一起焚烧的犹太会堂的倒塌，逼迫着、驱使着整个镇上的纳粹居民与犹太人只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了。作为德裔美国犹太人，迈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就是：大多数纳粹分子甚至一些骨干其实都是德国的普通人。他好奇的是这些普通人成为纳粹的原始冲动和动力来自何处，换言之他们变“疯”的理由是什么。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Jonah.Goldhagen)曾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1996年）中专门探讨过为什么那么多德国的普通人、文明人会成为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志愿执行者，他主要是从排犹主义种族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德国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残害和屠杀犹太人，是希特勒妖魔化犹太人、德国排犹太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德国学者格茨.阿利(GÖtz 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2005）则罕见地从德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财产角度进行了剖析，他的研究表明，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要比战前好得多，被占领国的许多财富、全欧洲的犹太人的财产被征收、变卖后进入了德国国库和普通士兵腰包，这是许多德国人愿意为纳粹卖命的重要原因之一。迈耶的这本著作早在这些研究之前，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就写完此书。他的深刻在于他直接指向了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政治和人权层面的基本概念——自由。自由是一种权利，是人对自己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空间的希望、要求和争取。自由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迈耶所访谈的这10个小人物，都是因为加入纳粹而获得了新的身份：54岁的裁缝卡尔.海因茨.施文克成了当地冲锋队队长；36岁的木匠卡尔.克林格尔赫弗成了当地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队长的副官；28岁的事业的推销员海因里希.达姆成了当地纳粹指挥部办公室主任；51岁的面包师韦德金德担任着所在街区纳粹党的干事；42岁的收账员汉斯西蒙是这个镇第一批纳粹党员并担任了支部的领导人。34岁的中学教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做了纳粹军队的中尉，他说他的学校35个教师中只有5人从未加入过纳粹党。在迈耶的采访中，9个人在“回顾过去时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他们参加纳粹是出于自愿，是自由的选择，也是对自由的选择。参加纳粹使他们都获得了某种“好处”。在进行访谈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二战结束还不到十年，这些曾经的纳粹分子虽然对屠杀犹太的暴行感到“集体的羞辱”，认为是“过分了些”，但并没有认为个人做错了太多什么。迈耶指出，“不是自1939年而是自1933年以来，我的10位朋友都被告知，他们的民族在为生存而战。他们相信自我保全是第一自然法则，是各个民族和所有兽群本性中的第一本性。”实际上与其说德国人接受纳粹主义是出于自由的选择，不如说是出于服从和非理性。“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们、诺伊拉特们、沙赫特们，甚至是霍亨索伦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那位收账员西蒙就这样对迈耶说，“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而那位面包师则说，“没有时间去想，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迈耶总结了这些小人物自己承认的参加纳粹的理由，即“害怕和好处”，“害怕”暴露了事实上的不自由，而在说到“好处”时他们中有人会数度脸红。更重要的是迈耶用了“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即“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来描述德国民众的心理幻觉和理由。他们做过的这一切真的是free的吗？这个free既可以理解为自由的，也可以理解没有代价的。而他们其实既可能不是出于自由，也不是免费的，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切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是在纳粹主义最高潮时。1938年11月10即犹太会堂纵火案之后的第二天，一群孩子在从一家玻璃被砸烂的犹太人糖果店里搬出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的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则站在一旁看着。这时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然后转向那些父母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成为强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孩子离开了。他们也许是意识到了，当德国“雅利安”人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因此可以任意伤害甚至放纵孩子对犹太人作恶时，把自己也降低到劣等民族的危机就已经出现了。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完成于二战结束后的不久，看来那时德国人的反思还没有完成，他们的自我救赎也没有完成。迈耶从一个美国人的立场和理念出发，认为应该向德国输出和培育真正的自由精神。而无论是纳粹兴起的理由还是德国没有完成反思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自由也是一个具有时限性和相对性的概念，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对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甚至即使肉体被束缚，只要心脑不被压制，对于自己而言都可称之为自由。那么，德国人理解的自由、德国人以为的自由，为什么就不是自由呢？谁来裁定呢？显然，作者迈耶也十分纠结。在德国为该书作调查期间，他成了贵格会的教徒。“贵格会”为英语Quaker一词之音译，意为颤抖者，因建立之初，在聚会时常有人激动得颤抖而得名。贵格会的特点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极权带来的恐怖已人所共知，而极权是如何像温水煮青蛙似的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却仍需要我们深入理解，非如此不足以根除极权。本书落脚于十个生活在纳粹极权下的“小人物”，他们背景各异，是世俗的、现实的、关注眼前利益的，他们无法看到全貌（即便知道也难以理解或者自我合理），不知道自己看似平凡的服从在集合之后所带来的灾难。他们习惯于服从权威和秩序，虽然人数众多，却只落得被操控的命运。（这种情况与德国的教育分流有关吗？似乎还未见人从此角度思考。）作者的努力对于理解纳粹政权的兴起有深刻作用，而作者的用意更在于提醒当时的西方政府如何避免德国又一次落入次境。作者在第二章中对德国民族性的分析更是基于感性认识，第三章中的建议今天当天已经过时。但曾经发生在纳粹德国的诸多情形在今天的中国却多有类似。另，因翻译扣一分。 -
一本認真的田野筆記。作者最後的思考不免帶有一點美國中心主義的驕傲，反而削弱了前面扎實的思考分析，冷戰的時代背景也增加了幾分「積極反共」的姿態，不見得和訪問的人的態度一致。對普通人在當時環境的分析很生動。這些發出整齊呼號將元首推向權力巔峰的人群，最後又用鋼鐵的秩序和紀律消解了國家精神，現代性環境下行動力被肢解的普通人在沉默和無知中自覺地共同鍛造了駭人的屠殺和驅逐……如何在當時的環境下保持克制和獨立思考，理智如何超越群體熱情和社會恐怖，全然不知能做到多少…… -
人很容易陷入非理性之中，德国纳粹时期的民众，沙林事件以前的奥姆教徒，我们身边源源不断的传销者，人的信仰本身就是个非常虚幻的东西，因为人的精神说到底是脆弱的。人的理智永远需要健康富足的生活来支持，在贫困、挫折、逆境中，人极其容易丧失理智。 -
翻译太烂了！！烂透了！！勉强翻了五六十页就再也读不下去了，翻的是什么鬼东西，会不会讲中文啊？！真是糟蹋了好东西！ -
一部深刻的良心之作，尽管译文磕磕绊绊，但此书依然值得你用心阅读。类似的故事不止发生在纳粹德国，而是象DNA一样，深植人类社会。面对政府等各类强势机构制造的不公，或许有几个人敢于挺身而出高呼“我反对”，可在国家机器的辗压下，以“为了XX”等冠冕堂皇的借口，先成为牺牲品。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看似聪明实则胆怯的我们，难道不是正在苟且偷安，默默为暴政买单吗？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明天会变好，明天就会更好吗？ -
绝对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
第一部分是精髓，虽然是很旧的一本书，可是有一些观点依然振聋发聩。 -
作者从小人物的角度来分析当时的历史我很喜欢，但是需要警惕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倾向，忽略了整体的特征。另外，翻译确实是硬伤，读起来不是很流畅，拉到三分。 -
人群中越发的弥漫着戾气与谬论，即便是明明知道自己也只是个沉默的棋子，却时常有自己是索多玛中少数义人的错觉。这种时候看这本书格外的应景，索多玛中再无义人。 -
既视感好强 -
一个很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二战时候的德国。 -
看了几章，没看了，这种书不是我喜欢的。 -
民族性格： 懂科学者，懂艺术，他也会理解宗教；不懂科学者，不懂艺术，就让他成为虔诚的信徒吧～ -
打三星总感觉自己说这本书不好一样。其实还好。。 -
论文参考书……小人物的发疯史 -
书是不错，翻译扣分，句子都不通顺。 -
作者掩藏身份来记录“朋友”的观点，然后批驳了一番。颇有种毕姥爷酒桌上吹NB被人偷拍下来供大家观看的赶脚。对于作者这个获取资料的方式很不齿。作者自称美籍德裔犹太人，就以为自己客观。可是就像香蕉人，巧克力奶油棒一样，决定屁股坐在哪的不以血统为准，而是以观点为准。作者自以为超然，把一群德国小百姓批驳了一番，然后又夹杂了些“也许我在这环境下也跟他们一样”的小感慨。虽然是口述历史的路子，可是私货太多了，不值一读。 -
大部分人是相似的，德国的小人物，和中国的小人物，纳粹时期，文革时期，都是相似的，可怖的疯狂。 -
不忍直视的翻译，一目十行才能看懂它大概在讲什么，希望能耐着性子读完。 -
那什么，我突然想起乌镇的互联网大会。。。 -
三星+。翻译可以成就一本书，更可以毁灭掉一本。这满篇双破折号和括号的翻译风格，居然连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前那段忏悔诗同文都翻译地如此生硬，也就只能借来看看了。 -
讲的是德国的威权人格的国民性以及老生常谈的国际政治。但这翻译的真tm难读下去。 -
乱翻书@二楼南书房。很有旋涡感的文笔，这从何而来？Journalist可以达到这样的深度，ethnographer也许很困难，因为ethnographer不光要“tell”，还不得不总是去解释和自我解释，这就很awkward. -
兀长 -
微小的一步步转变让人不曾注意也不愿去注意最终的恶的结果，生存的压力，怕麻烦的心理，小人物们最终成为纳粹大机体的细胞，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其实不过是国家生存和个人生活高压之下的没有良心责任意识的元子化的个体，在焦躁中反复确认自己的身份，漠视事件背后的动因。 -
糟糕的翻译 -
拘于虚也，笃于时也，觉得绝对自由，是有可能的。 -
如果每个人都是小人物，那就没有小人物……民族不是由橡木和岩石，而是由人构成，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 -
第一部分描述了作者深入了解的10位纳粹小人物，迈耶不愧是记者出身，每一个人都生灵活现，实在得就像我们每天路上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纳粹这个如今已被刻板化的邪恶概念有了真正的实体；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德国人性格的分析，第三部分则是针对战后西方国家德国政策（主要是美国）的分析和批评，时代性较强，如果纯粹只是想了解纳粹主义在德国民众间的落实情况的话只需阅读第一部分即可。总结：作者的部分分析和论断从现在看来有些偏颇，但我认为这本书最重要且最有意思的工作应该是对极权主义下小人物平凡生活的真实记录——没有毛骨悚然的迫害，也没有催人泪下的英雄抵抗，只是平平静静的沉默与生活，即使千里之外已血流成河——这大概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的体现吧。 -
很小众的书 但读完给你不同的启迪 什么是集体无意识 乌合之众 -
屈服于较温和的放纵往往是在为屈服于更致命的事物铺路 -
前三分之二对德国人的采访、了解及分析都很深刻，而后三分之一充满了作者的美式骄傲，弱化了全书的基调。 -
还是不错的 只能说人性太复杂了 -
大实话 -
看不进去的那种不好看 -
枯燥的很 但是这本书充分诠释了东德怎样成功缔造了一个互相伤害的社会 可麻烦的是 人一旦被异化 便只能在异化的环境中感到舒适 拒绝任何变革 所以说人是被塑造的 用大爱掩盖无爱的事实 比较适合我这种在讨好别人的环境中长大的人看 -
对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生活与精神状况的精当纪录，对德国民族性与纳粹主义一手遮天原因的令人信服的揭示，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小人物不自觉的共谋心理的深刻论述。翻译并没有大问题，只是尾声几章稍显拗口，对关键专名的德语注释+1。 -
选了这本书真的很难过。翻译水平像是机译，生硬的字对字式译法太难读了，语病太多！不知道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如何忘掉自己的责任感出版了这样的一本译作。原作者的讲故事能力也不怎么样，内容私货比较多。本书讲述了一些纳粹时期德国“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想法，但采样比较单一，写作风格又很琐碎，费时费力阅读后觉得价值并不很大。强迫症又必须要读完，太后悔了。 -
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
不得章法，讲得很乱。 -
翻译有点晕，但瑕不掩瑜！！！！！ -
读着经常会不由自主审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社会。有些东西真的是类似的。 -
讲故事水平太差了 -
看着这本书，会觉得阿伦特反复要求每个人的道德判断真是正确啊 -
很精彩的一本书【不过有点难读是怎么回事】 -
与期望相距甚远，既没有给出足够的一手事实，二手加工也颇为陈词滥调，所谓“小人物多为狂热分子”难道不是随处可见的日常？而你其实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尤其是用这种狗屁不通的翻译 -
文艺～～ -
看不太懂 -
不是太懂。闲置待读。 -
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奴隶的人往往不会知道他们被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