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出版日期:2015-1-1
ISBN:9787301251882
作者:阎步克
页数:459页
内容概要
阎步克，1954年11月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译著《官僚制》《帝国的政治体系》，及史学论文90余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问题与前提
第二章 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出现
第三章 封建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传统
第四章 学士与文吏的分化
第五章 儒法之争
第六章 文吏政治与秦帝国的兴亡
第七章 “无为”与“长者”
第八章 “独尊儒术”下的汉政变迁
第九章 “奉天法古”的王莽“新政”
第十章 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
第十一章 结论与推论
后记
作者简介
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文士承担，“文人”和“官僚”一身二任，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探讨“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作者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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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阎步克先生年轻时最大的爱好不是读书，而是组装电器，摆弄电阻、半导体和晶体管。他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在小学五年级时，文革爆发了。他下乡后当兵，在军队里积极向上，表现非常不错。后来研究古代官僚制度，面对个别朝代令人匪夷所思的复杂品位职位等级时，他会回想起亲身经历：“是细密而非疏朗的等级划分，才能激发个体的积极性”。1978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时，他已经24岁。由于理工科荒废太久，再加上现实的经济压力，他只能报考文科，当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从本科一直到硕博，阎在北大读书的十年期间，正赶上如歌行板、振奋昂扬的八十年代。中国这个老迈国家彼时似乎重焕青春，尤其在校园里：各种东西方新思潮蜂拥而至，图书馆和自习室的灯光通宵达旦，“文化热”一波接着一波。虽然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但阎步克在这个“给人以无限希望的年代”却广泛地阅读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著作，还曾请学计算机的同学来寝室为他讲解控制论。这些驳杂的知识背景内化后，加上本来就偏理工科的思维方式，使他的著作重理论构建，具备很强的社会科学色彩。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阎的成名作。此书完稿于1993年，96年出版。虽然如此，作者却认为：“它的主要方法、思路和结构，都形成于80年代，尽管是在进入了90年代后它才得以完成…我对80年代思想界那种热情和勇气、那种求新求异的蓬勃精神，总是抱有不绝如缕的怀念与认同；即就风格而言，假如将此书归之于‘80年代’范畴的话，我并未异辞。” 何谓“80年代范畴”？古奇（G. P. Gooch）曾言，欧洲“18世纪受哲学概念的支配，而19世纪则受历史概念的支配。”中国80年代的精神气质有点像欧洲18世纪：其代表人物金观涛、李泽厚、严家其等人和当年的伏尔泰、卢梭、休谟一样，都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倾向于会通，构建大而抽象的体系，发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对现实政治也有强烈关怀。其著述往往气势宏大，仔细推敲下却漏洞不少。 90年代以后，学术规范体系得以建立，学者致力于解决各自领域内的小问题，不再指望其激起社会多大反响，彼此不通声气。研究平均水准大大提高，但学术专业化的同时也极度碎片化了。总之，80年代的特点是热情而又肤浅，90年代则扎实而又细碎。从这一标准来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很难被归类的，它既有80年代的流风遗韵，但又具备90年代所要求的精确文本分析和规范的脚注形式，其实可以说是兼具两者之长的转型期之作。 在70年代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后，80年代对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仍持强烈批判态度，最典型的是纪录片《河殇》那种“抛弃黄土文明，拥抱海洋文明”的论调。但正如金岳霖所言：“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阎先生这部著作可贵之处在于几乎不受这种偏颇风气的影响，将立论基础直接上溯到王国维作于1920年代的《殷周制度论》。 在这篇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的名作中，王观堂指出，周殷嬗替并非简单的改朝换代，而同时是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即在周公的主持下，一种“尊尊，亲亲，贤贤”的制度被建立起来：天子诸侯之位以嫡长制为基础，严格按大宗小宗的血缘顺序继承，防止商朝兄终弟及制带来的手足相残；国家官员的选拔则摒弃私人关系，选贤与能，“以贤贤之义治官”。作为清朝遗老，王国维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寓于学术考据之中，在他看来，周礼的这一政治架构光辉灿烂，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相通，比起共和民主制，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 受这一观点的启发，阎先生认为“尊尊，亲亲，贤贤”也就是“礼治”的精髓，他进一步将其概括为政统、亲统、道统，并暗示王国维夸大了殷周之间的断裂性，因为“礼”并非某人、某朝的独创，而从远古氏族社会演变而来，“是一个相当漫长而且颇具连续性的过程”。与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同，中国的“三统”并非判然划分的，而是某种三位一体结构，“并不恰好就是今之所谓的政治系统、亲缘系统和文化系统。” “三统”之间相互渗透、互相混溶的关系在“士”这一概念的演化中充分体现。在西周，士原本指贵族阶级，是“尊尊、亲亲”范畴之下与“小人”相对的“君子”。他们不需要耕种，享有政治权利，战争时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和古希腊的公民近似。但到了战国，随着贵族的衰微和文化的普及，士的身份意味日益寡淡，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成为士，如学士、武士、术士等等。士在这时是指那些凭借文化知识或特殊技能，因“贤贤”之义而居位者。 在这一社会变动中，一个由学士群体所代表的“师道”，开始独立于民间。孔子是“师道”的开拓者，后来墨家、道家、农家等随之而起，中国迎来历史上最创造力的诸子百家时期。但与此同时，随着政治事务的日趋复杂，一个新式官僚群体“吏”也在崛起。“士”和“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虽不再是贵族，但却始终保持者“精神贵族”式的天下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后者则缺乏个人意志、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仅是为稻粱谋而已。 可以想象，士对于吏多少是存有鄙夷的。孔子对学生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定义“士”为“尚志”：“仁义而已矣”。但战国末年秦帝国的崛起，却使士阶层遭受沉重打击。秦王朝“以吏为师”，实行君主专制之下的文吏政治，崇尚商韩法家之学，焚书坑儒，阎步克评价道：“在这种秩序崇拜和权力哲学之中，道德完善和道义价值、文化发展和学术探讨，几无意义可言。吏员不过是官僚机器的齿轮与螺钉，民众不过是人格化的力役和赋税：他们仅仅在数量和功能上具有意义...官僚制由手段成了目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表现为实质上的非理性。” 只有把这段话放回80年代的大背景下，才能发现作者另有所指。秦帝国的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此后政治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阎先生经历过那个“祖龙魂死秦犹在”，“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的时代，他总结道，“吏道”的特点在于政治体系中只有行政部门得到畸形发展，立法、司法部门孱弱，不足以对前者加以限制。儒家“士”的精神成了唯一可以倚靠的掣肘，但它的屡起屡仆，根源也在于此。 西汉初年，以清净为务，与民修养生息，黄老之学受青睐。直到汉武帝时，对外开拓疆土，对内欲有所作为，儒家重新受到重视。其代表人物便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其实董氏公羊学远没有那么简单，其终极目标乃是“屈君事天”。 董仲舒以儒家传统典籍为基础，并做了大量引申和发挥。首先，他承认“尊尊”和“亲亲”互通，臣应该像子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君。但重点在后边：他往上再推一层，指出自称“天子”的皇帝，也应像人子侍奉父亲那样地侍奉天：“《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应天”。所以表面上看，董仲舒似乎在为加强君权背书，实际上他是欲抑先扬，“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事天”，通过这套理论巧妙地把“天”悬置于君权之上，对之加以约束和控制。 但天又不能言语，它的意志如何显现？接着董仲舒又杂糅阴阳五行，指出日食、星陨、山崩、地震、大雨等反常自然现象都属于“灾异”，是上天对皇帝的不满，发出的警告：“《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省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但实际情况是，对于灾异的上报、解释往往掌握在儒生手中，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后，董氏终于为以士限君，以“道统”干“政统”的儒家宪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的观点无异是说：“君主只是一个‘替天行道’者，而不是可以任意扩展其个人权势欲、享乐欲的独夫。”这么想的绝不止他一个，同是武帝时期，儒士赵绾、王臧发起了请立明堂的运动，对于他们所说的明堂的形制、功能究竟为何，清儒戴震、阮元、孙星衍、汪中等人一直聚讼不休，直到民国时才有蒙文通截断众流，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文学家强调明堂制度，其意义正在‘明堂议政’这一点。今文学家要想在这样的场合来议论国政。”也就是说，西汉儒生甚至已经想到要拥有自己独立的议事机构！难怪吕思勉评价这批汉儒“乃欲于政事大有所改革”，这种革命性“为专制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可以说西汉儒士对于独尚“尊尊”的法家，对于秦代便占据政坛、汉初依然是行政骨干的吏，发起了大反击。但其结果却是惨烈的：董晚年因为被主父高发而下狱，“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赵绾、王臧被汉武帝逼迫自杀。后来因为言灾异被杀的，还有眭孟、京房等——但汉儒从未放弃追求完美的、纯正的“王道”至境，而且就像罗马的血腥镇压反而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一样，现实的挫折，反而让儒家宪政理想日益神秘、复古，并不断得到强化。 王莽便是在这一社会氛围中崛起。虽然这位外戚颇为矫揉造作，但是他拉拢儒生、大规模改制复古、推行平等主义的做法，恰好迎合了世运浇漓，人们渴望“新圣”出现的大众心理。但“奉天法古”的新莽政权最终却只维系了15年，居然和秦帝国寿命一样。比起武帝朝的外来打击，新莽朝的内部崩溃对于儒家宪政的影响更大。此后东汉儒士开始意识到，现实政治的最大可能就是“小康”，井田、明堂、辟雍等“三代”大同之制，最多可供儒者维系其道义原则。从高蹈虚空到脚踏实地，是两汉之间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东汉儒生大多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但不再排斥“吏道”，反而自己也向文吏角色趋近。儒法合流下，兼具官僚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士大夫”阶层开始滥觞。中国社会的各种光辉和弊端，可以说都与之密不可分。直到1905年科举制废除，塑造士大夫阶层的制度基础消散一百多年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其实“传统”从来就是有多重面向的，只是那个道统至上，把君权也压在下面的儒家宪政理想，早已被遗忘在典籍之中罢了。 （已发表于2015年3月30日《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
阎步克爬罗剔抉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当中勾勒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学士与文吏在政制上面的分分合合，礼治与法治的争鸣，最终两种势力两种学说合流，形成传统的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在东汉业已形成，并且有不断的制度保障，察举制度科举制度，均是士大夫政治得以存续的原因。但是士大夫政治在演化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士大夫以师道自居，但在专制社会，其不可避免的会与吏道相冲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师道究竟是与吏道相合作还是要遗世独立？在后世专制日益加强的中国社会，应该何去何从？清代君主以政统与道统合一自居，师道屈从于君道之下，士大夫政治已经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以至于发生士人隐于山野，学术中心由京师转移自山野的状况。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是压倒士大夫政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士大夫政治已不适应于社会高度分化的近代社会，社会分化专业化，各个社会部门均需要专业化的社会人材。社会高度的专业化也意味着要思不出其位，但是社会高度的专业化也面临着公众利益多元化，如何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保障公众的利益，新兴的知识分子需要从士大夫政治当中寻求些什么。 -
这本书的售价翻了几倍啊 我在京东网也花了58元。但是最近因为在听阎步克老师的在线公共课 觉得还是要看看这本书，希望书能便宜点，这年头，油价都跌了啊！！！！那你要这评论有多长！！！！那你要这评论有多长！！！！那你要这评论有多长！！！！那你要这评论有多长！！！！那你要这评论有多长！！！！
精彩短评 (总计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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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老代表作品 -
条理清晰，考证严密，一个历史学者的严谨和灵气跃然纸上。 -
其实没读完，读了一半，看不下去了。以后在读！！只好说学识不够，看不懂阎先生的博学。 -
引用很多西方理论...读起来蛮吃力，中间几次想要合书不读... -
Books的特色既是用治政治史的方法治思想文化史，独特视角内功深厚，缺点是总觉得有点儿怪怪的，估计是思想史的挖掘缺乏先秦出土材料。 -
想入手一本纸质版…… -
“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士大夫政治的演生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模式，给读书人留下了一种天人合一式的“士君子”人格和“守夜人”的庄严使命。“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
对于外行来说实在太为尖刻 -
5月下半重点阅读 -
一星扣给材料太细碎。 -
看过后终于明白老王说的是什么了。但我想更上一层楼。 -
瞻仰一下阎步克先生大作。好不容易磕完，了解到士大夫政治演生过程中的几对矛盾：儒家与法家思想，礼制与法制，儒生与文吏，也可引申出后来形成的亦吏亦儒的士大夫群体自身之人格矛盾。全书思路清晰，但史料略发散，有好几处觉得言辞达意但又够不上一针见血，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又心情浮躁，读得艰辛诶。 -
又是一本让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然后醍醐灌顶的好书，阎步克老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早就有所耳闻，这本书虽然名为士大夫，但细读可以发现，实际上是以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线索，对从封建时期到两汉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进行了细致地解读，论证非常严密而又不枯燥，结论和观点清晰而具有说服力，对礼与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有着独具匠心的剖析，实在是给五星都嫌少的经典之作！ -
外行看不下去 -
太啰嗦 -
枝叶旁出多，略显散漫，但主干尚清晰，考言战国以来形成文吏与儒士之别，二者的尖锐矛盾在西汉无法调和，但儒士渐压倒文吏，有了王莽。但此乌托邦的失败导致儒士理想主义转向理性务实，因之东汉王符、桓谭直到郑玄等皆儒吏并重，且治律令，奠定了儒法混治的状态。需要补充一个背景，王莽那种搞大共同体的“儒”，表面在“复古”，其实基本精神仍然是秦汉帝国性的。 -
阎步克老师应该最后一年开《传统官僚政治制度》了，有幸选到了这门课于是顺带读了这本书。但如此偏思想史的论述对我这种外行着实有些吃不消，感觉对政治文化讨论发力过猛，而少了些实际政治过程事实。历经周政-秦政-汉政-王莽新政，文吏与学士，礼治与法治合而分，分而最终合流，如此演生出了此后千年的基本政治形式：士大夫政治。一个引申出的有趣问题是，之后官吏分途是不是学士文吏合流的结果呢？ 2016.11.30 -
可惜新版没有阎老师近二十年对这一主题的最新思考。 -
先从最后一章结论开始读 -
最社会学的史学著作，对历史上学者与官僚合流的分析令人信服，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由一帮外行来治理，社会学者都该读一下。认为王莽新政与秦代暴政的结构对应的观点很有意思。缺点在于其制度史进路过分注重法家“片面深刻”的一面，把社会完全视作一静态的未分化状态，忽视了战国到两汉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于是思想和制度层面的演进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
史学真是冷静啊，一步步演生一步步走来，我今天的样子从何而来呢？尊尊亲亲贤贤-礼，礼-礼乐，俗-礼-法，文-质，儒生-文吏 -
其實一開始閱讀的時候很詫異，因為這本書的視角似乎過於廣大了。和以往的閱讀感受不大一樣。意外看到引用了許進雄的書，也是一嘆。直到翻看了後記，才明白是怎麼回事。時代風氣，挺濃郁的。 -
这本没看，我想说的是《士大夫与中国文化》，再读一遍，今年。 -
阎步克老师在北大最负盛名的通选课《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学术版，尽管探讨的是士大夫政治这一政治史的话题，但采取的却是社会学与历史学交融的社会史研究方法。史稿的形式虽然导致行文的学术规范性可能有一定欠缺，但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思想的原创性和发散性，从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和演化进程出发，探讨先秦两汉时期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诸多特点，关于“官”与“吏”的起源和分化的论述，尤为让人印象深刻。期待阎老师能把最后一章推论和余论的部分内容写成专门的后续专著。 -
前三章还行，到后面就越来越发散了 -
结构/功能的时代进路得到了几乎最大程度的展示。这种成功本不应意味着某个话语类型的终结。对艾森斯塔德（韦伯）的倚重应当提示后来者，描绘理性和理想型的边界才是判断方法论效度的标准。就此而论，历史行动者“主观的客观化”在书中的位置略嫌尴尬。思想史亦需更多维度的验证、质疑与补足。 -
给我很多关于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新观点，不过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吃力。和《大理寺》这部纪录片一起看会有更多的延伸～ -
名为研究士大夫政治之发源演生，实际却是一部视角独特论证扎实的先秦两汉政治思想制度变迁史，而且将作者广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与细致的史学观念考据功力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读来既收益且过瘾 -
一個多月，勉強把這本書讀完了，完全沒讀懂，想到以後的大半輩子都要跟這種晦澀難懂無聊的東西打交道就對人生充滿絕望 -
囫囵吞枣读完了，大致留个印象。引用史料太多，不太适合初学者... -
书很好。 -
从专业内部视角看是本用心的好书，但还是偏向政治学吧，所以内容并不怎么对我胃口。 -
最后两章没有扛住，囫囵翻过去了。。。 -
社会学与历史学完美的结合。从三代到东汉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变迁论述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最后一章的推论和余论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
善于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做动态研究与考察是阎先生的过人之处 -
屌 -
朝代变换时，作者叙述稍显滞迟，但作者对上至商周，下启清末的官僚变化可谓想得通透，对理解儒家的古今变化是一个极好的轴心 -
纯粹是被评论给吸引了…… -
此書新版，讀過序言就覺得此書不凡。閻步克研究相較他人，具有更強的社科化傾向，但並不生搬硬套西人理論，將理論架構內化於考證之中。 -
确实不太好读。。。 -
别说一般读者了，专业学历史的，也不见得有多愉快的阅读体验。著书立说，不能只顾着自己爽，口耳相传还是要靠凡夫俗子嘛。不过，研究这些，受众群体本来就没多大倒也是真的。 -
阎步克老师的书还是强推的，写得很清楚，对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非常有帮助。 -
我古文水平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