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慕与矜持之间：胡适与韦莲司》书评

人生何处寻红颜

想到这个问题时候，窗外的骄阳如这问题般敲打着我内心的最深处，我必须承认，有过想寻觅一个“韦莲司”般红颜的念头，可能，在这欲流纵横的乾坤，国人很多时候，总是会用异样的眼神来看待这样的问题。于是，对胡适与韦莲司这悠长的交往，我羡慕、嫉妒、恨后，不得不偃旗息鼓，毕竟，我没有胡适伟大，也就难以寻觅到一个伟大如韦莲司的女性。而且，在这功名利禄论成败的年代，谁还愿意奉献点点的心事和隔空对话。于是，多年来，“心事无处诉说”就一直成了我忧郁的起源。胡适与韦莲司，我将之归为红颜知己，或许不一定准确。但他们肯定是在精神上独立、灵魂上平等，并能够达成深刻共鸣的“良师益友”。才子徐志摩曾说：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人可以爱可以喜欢，哪怕这个人并不是身边的，但是心底必须有。是啊，有个人可以挂念，可以寄托，而不单单是一味倾诉烦恼的情绪垃圾桶，或者在外面的世界受了伤害才倦鸟望归的巢穴。男人如我，一直在寻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男人如胡适则无需寻觅，就能适度地在空间和情感上掌控好与韦莲司的相知、相识甚至心底的相爱。或许，正是因为距离，故能将韦莲司的一切美丽收于记忆与这绵长不断的书信中。而韦莲司的成功之处恰好在她用女性的柔情、持久的耐心和互补的学识塑造了这个男人，她充分地挖掘他的潜力，并通过完善这个男人帮助这个男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没有哭天喊地缠绵时时刻刻。所以，韦莲司般红颜知己是男人的另一个魂灵，她时而近在咫尺，时而在水一方，但你却能感受到她在生命里存在；她不见得赞成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但绝对尊重你，并对你笃信和宽慰。所以，韦莲司般的红颜知己其实就是跟你一起点燃生命之火的那只温存的手，男人往往有了她，人生才变得活跃起来。因此，韦莲司般的红颜知己才是旷世的绝代佳人，才能真正撩拨男人心底最深情愫和欲望，更是“不一定天天见、月月想、但什么时候见了都是故知重逢”的快慰。可惜啊，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女人除了香气撩人衣装惹眼外，并不能聪明地做到在得与失中当好红颜，而男人欲望的陷阱或许令她也做不成红颜知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本来想扮演红颜知己后来却沦为情妇或陌路的根源。灵性之女应知，妻子是写实的，情人是写意的，而红颜则是处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是一种浑然，一种似雾似云的灵气，集百种风韵千种仪态于一身，因为少一份患得患失的怅然，所以自我，既有人性的善良又有异性的浪漫，通情达理，闲适大方，用友情和爱情装饰对方的世界。或许，胡适与韦莲司这种真正的相知能够跨越生命的长度，灵魂的长度，能以各种形式存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最需要的，除了一个老婆，还有一个红颜知己。其实，女人何尝不需要呢？男人站在路上看女人女人在楼上看男人

研究胡适必读的书

要研究胡适，这一本是必读的书。此书读后深有感触。作者周质平先生的创作态度令人钦佩，他说：我们不能打着文学的招牌，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这种作法，套句胡适的话，不但诬古人，也误今人。处理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稍一不慎，也容易走上想象与文采齐飞的道路。我在此则宁可多翻译引用原始信件，而少做想象或猜测。周先生的资料是一手的，是可信的，他更是亲自翻译整理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胡适。

两情若是真正时， 又岂在婚纱婚照

活剥秦观《鹊桥仙·七夕》●读华文社《在爱慕与矜持之间：胡适与韦莲司》有感漂洋过海，飞信传笑，Love打情骂俏。相逢相别一握手，便胜却搂搂抱抱。志趣相投，思想同道，不忍破家拆庙。两情若是真正时，又岂在婚纱婚照？

伟大的韦莲司

生活中，韦莲司处处关心着胡适，她曾对胡适说：人就像机器，要是小心使用，只需要短时期小修理，就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如果使用过度，一旦坏了，就需要长时期的大修。胡适是韦莲司毕生唯一想嫁的男人，但她也清楚地知道，这个唯一想嫁的男人，永远成不了她的丈夫。然而，这个事实丝毫无碍于她对胡适终其一生的爱慕。为了胡适，韦莲司终身未嫁。

胡适情事：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缩影

胡适情事：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缩影恋爱和婚姻自由，是当下诸多常识之一种。但其实，从父母之命到婚恋自由，不过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情。传统中国的婚俗，在西化浪潮冲击之下，随着观念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一步一步地被扫进历史的博物馆。在这期间，曾经有过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身处其中之人，或曾为婚恋自由欢欣，或曾被父母之命束缚。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就恰好处在新旧并存的境况之中，他的情事也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留美博士娶了个小脚太太1917年，26岁的胡适从美归国，刚取得博士头衔的他受聘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开始了自己“搅弄风云”的生涯。这一年年底，胡适遵从母命，与订婚已经十年之久的江冬秀成婚。婚礼上，胡适第一次见到江冬秀，这个母亲亲自挑选的未来伴侣，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小脚太太。胡适当时的心情不得而知。关于婚礼，他也不过在书信中提到，自认为是新式人物的他，对老旧的婚礼习俗做了一番改革。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逐渐成为名满天下的新派代表。他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思想文化，并且就广泛的社会议题发表看法，例如妇女解放、教育革新、国际形势。但是，在这样一个新派人物身上，却有一个深深地旧的烙印——胡适娶了一个小脚太太。作为胡适的晚辈和后学的唐德刚，在回忆胡适时提到：“在胡适之先生的生命中，一件国人认为‘难能可贵’的，也是一般人所津津乐道的小事，便是他有一位‘小脚太太’。••••••笔者（指唐德刚）在孩提，便听到家中父执辈闲谈及之而啧啧称奇。嗣后由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留学，所听到的有关这件‘奇事’的讨论，也未尝稍息。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因而这位胡太太在我的心目中，便一直是位白雪公主式的神秘夫人！所以当胡先生第一次为托我向图书馆还书，因而约我到他公寓里‘坐坐’之时，我心头立刻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我到胡先生公寓里去，不就是要看到他的‘小脚太太’了吗？！••••••”友人也曾拿此事表达对胡适的赞许。胡适在日记里记载道：朋友谈起我的婚事，说许多旧派人物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朋友还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胡适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朋友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要知道，当时的一派留学生，出国前大多也遵从父母之命，有旧婚约在身，大约也是江冬秀一类的小脚太太。但他们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留学归来之后，纷纷毁弃旧约，再找姻缘，如郭沫若、傅斯年、郁达夫等人。深受国外思想文化濡染的新派人物，打破旧式婚约，追求婚恋自由，在当时的社会舆论看来，不仅不是什么应当被指责的事情，反而是时代趋势。毕竟，人们很难指望一个海外博士与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太太共度一生，他们背负的婚约不过是落后习俗的一点残留，同追求西化的大势不相容。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胡适的做法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反而使他在新旧交锋之中，赢得一班老派人物的敬重。甘苦自知在日记里，胡适是这样答复友人的。“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不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可见，胡适与江冬秀成婚并非心甘情愿，只是有其他顾虑，不忍伤人心。一是，他不愿意伤母亲的心。胡适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去世，打小由寡母抚养长大，其中艰辛，非常人可以想象。因而，胡适对他母亲非常敬重。婚事既然由母亲所定，江冬秀也一直在胡家照顾其母，毁弃婚约第一个会伤害到胡适的母亲。更不用说，在二十世纪初年，胡适该如何跟一个压根没离开过家的寡母讲“婚姻自由”？二是，胡适深知如果他背弃婚约，江冬秀可能面临的遭遇。江冬秀何罪？在那个年代的乡下，她不过是遵从父母之命，许配给胡适。假如胡适归国之后甩开她，相当于“休妻”，江冬秀只能回父母家，势必被当地人唾弃，永无抬头之日。正如胡适所说，真的如此，他自己一辈子都会被良心不安所折磨。因此，胡适选择与江冬秀完婚，是有多少无奈在心头。更无奈的是，胡适因此错过了“更好的一半”，那就是韦莲司。韦莲司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时认识的女友，一个美国白人女性。在留学日记里，胡适这样评价韦莲司：“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近乎狂狷。”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胡适写道：“也许你不知道，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词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我相信我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在美留学期间，两人结伴游玩，时常探讨，胡适从韦莲司身上感受到温情，也体会到知识交流的愉悦。相比之下，江冬秀就难以跟胡适处在同一个精神层次。胡适在信中提到江冬秀说：“在她心目中，我也许已经理想化了，但她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在寒暄的信中是无法传达思想的，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韦莲司对胡适也是爱慕有加。虽然是来自弱国的留学生，胡适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远远超过当时很多的美国学生。胡适因而能够成为韦莲司一家的座上宾，时常受邀到韦莲司家里吃饭闲聊。但俩人都明白的一点是，在当时美国排华的大环境下，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终成眷属。胡适归国成婚后，韦莲司曾在信中坦白，有人正在追求她。不过，韦莲司说，胡适才是她唯一想嫁的人。最终，韦莲司终身未嫁。就这样，俩人的关系一直处于“在爱慕与矜持之间”，持续了一场跨越五十年的精神上的友谊，或者说恋爱。“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曾用此语来宽解自己为何接纳和江冬秀的婚事。那么，站在韦莲司的角度来说的话，“情愿孤独的自由”，应该是她对胡适一往情深的写照。新文化与旧道德胡适晚年曾说：娶妻结婚，最好找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句话，既可能是胡适对自身遭遇的一句怨言，也可能是他对年轻后学的一点建议。总体而言，他和江冬秀的一生，还算美满。江冬秀为其养育二子，老来也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另一个近代思想文化巨人鲁迅，怨恨就要大得多。1906年，鲁迅收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回到老家。到家之后他才明白，电报是个谎言，其实是母亲安排他和朱安结婚，也是一个小脚太太。朱安的遭遇就比江冬秀差了很多，鲁迅不曾正眼看过她，始终认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而不是他本人。鲁迅曾谈及他们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发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在某种程度上说，胡适和鲁迅，江冬秀和朱安，也都是做了一世的牺牲。胡适在台湾逝世，蒋介石送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胡适身上那种新旧并存的状态，用这句话来作为胡适情事的一个注解，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