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新版·精裝）》书评

夏志清論魯迅（節選）

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公認爲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在他一生最後的六年中，他是左翼報刊讀者羣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從他於一九三六年逝世以後，他的聲譽更越來越神話化了。他死後不久，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就立卽出版，成了近代中國文學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關魯迅的著作大批出籠：回憶錄、傳記、關於他作品與思想的論著，以及在過去二十年間，報章雜誌上所刊載的紀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文章。中國現代作家中，從沒有人享此殊榮。這種殊榮當然是中共的製造品。在中共爭權的過程中，魯迅被認作一個受人愛戴的愛國的反政府發言人，對共產黨非常有用。甚至於從未輕易讚揚同輩的毛澤東，也在一九四〇年「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覺得應該向魯迅致以最高的敬意。當然，在中共把他捧爲英雄以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沒有他本人的聲望作基礎，中共也不必費力揑造出如此一個神話。另一個値得注意的史實是：最初稱譽魯迅才華的是自由主義派的評論家如胡適和陳源，而共產主義派的批評家，在一九二九年魯迅歸順他們的路向以前，一直對他大加攻擊。在卅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間，這個魯迅的神話對於共產黨特別有幫助，因爲他的作品可以用來加強國民黨貪汚和腐敗的印象。今天這這個神話的效用已經有㸃過時，不過把魯迅仍視爲國家英雄，對於中共政權還是有利的，雖然中共卻極力阻止任何人模倣他的諷刺文體。魯迅的最佳小說都收集在兩本集子裏：上述的第一集《吶喊》，和第二集《彷徨》（1926）。這 兩本小說集，和好幾本散文集，以及他的散文詩集《野草》，都是他在北京創作力最強時期的作品。自從他在1926年8月離開北京以後（當時北京在一個強有力的軍閥控制之下，已經變成了反動勢力的大本營），他已大不如前。因為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捩點，所以我們也應該先就他的最佳小說，以出版先後為序，分別討論，然後再繼續敍述他的生平。………………〈藥〉較前兩篇小說的表現更見功力（注：指的是《狂人日記》與《孔乙己》），它既是一篇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真實暴露,也是一篇革命的象徵寓言,更是一個敍述父母子女而悲痛的動人故事。作者自稱之為「安特萊夫〔安德烈也夫〕式的陰冷」，真是不錯，故事是說一個名叫夏瑜的青年，因為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而被斬首。在同一個城裏，另一青年華小栓因肺癆病而奄奄待斃。華的老父執於迷信,向劊子手買來半個沾了革命烈士鮮血的饅頭，以為吃了可以使兒子起死回生。華把饅頭吞下去，結果還是死了。這兩個青年之死，情形雖個別不同（一個是為理想而犧牲的烈士，一個是無知愚昧的犧牲品），可是對他們的母親說來，他們怎樣死去是不重要的。做母親的丟了兒子，感覺到的只是一種難以名之的悲傷，一種在中國封建社會生活中不但要接受，而且還要忘懷的悲傷。這兩位青年死後，葬在相距不遠的地方。一個寒冷的早上，這兩位母親到墳上去哭兒子時，碰在一起；她們所感到的痛苦，可說是完全相同的。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嘗試建立一個複雜的意義結構。兩個青年的姓氏（華夏是中國的雅稱），就代表了中國希望和絕望的兩面，華飲血後仍然活不了，正象徵了封建傳統的死亡，這個傳統。在革命性的變動中，更無復活的可能了。夏的受害表現了魯迅對於當時中國革命的悲觀，然而，他雖然悲觀，卻仍然為夏的寃死表示抗議。當夏的母親去探兒子的墳的時候，她發現墳上有一圈紅白的花，可能是他的同志放置的，她幻想這正是她兒子在天之靈未能安息的神奇兆示：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她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瑜兒，他們都寃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她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裏，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老女人的哭泣，出於她內心對於天意不仁的絕望，也成了作者對革命的意義和前途的一種象徵式的疑慮。那筆直不動的烏鴉，謎樣地靜肅，對老女人的哭泣毫無反應：這一幕淒涼的景象，配以烏鴉的戲劇諷刺性，可說是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峯。………………我們剛剛討論過的這九篇小說─從〈狂人日記〉到〈離婚〉──是新文學初期的最佳作品，也使魯迅的聲望高於同期的小說家。雖然這些故事主要描寫一個過渡時代的農村或小鎮的生活，它們卻有足夠的感人力量和色彩去吸引後世讀者的興趣。然而，即使在這個愉快的創作期間（1918–1926），魯迅仍然不能完全把握他的風格（從 〈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幸福的家庭〉〈孤獨者〉和〈傷逝〉等小說中看來，他還是逃不了傷感的說教）；他不能從自己故鄉以外的經驗來滋育他的創作，這也是他的一個真正的缺點。當然，魯迅可以繼續從回憶的源泉中找材料，寫類似《吶喊》、《彷徨》二書所集的小說，但是，1926 年離開北京以後，在廈門和廣州兩地生活的無定和不愉快，以及後來他與共產黨作家的論爭，都使他不能專心寫小說。1929 年他皈依共產主義以後，變成文壇領袖，得到廣大讀者羣的擁戴。他很難再保持他寫最佳小說所必須的那種誠實態度而不暴露自己新政治立場的淺薄。為了政治意識的一貫，魯迅只好讓自己的感情枯竭。………………在魯迅一生的最後兩三年，肺病已深。臥病在床的日子不算，他每天都花了不少時間看報章雜誌，從裏面找尋文藝界和政界愚昧的事。從讀報當中他就可以找到寫一篇短文所需要的材料（有一段時期他幾乎每天爲「申報」副刊「自由談」寫稿）。爲彌補他因創作力枯竭而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他也勤於繙譯（他共計譯了二十餘本日本、俄國、及其他歐洲作家的作品，除了他晚年完工的果戈爾名著「死靈魂」外，其他的都是二、三流作品）。他的日常消遣是到他最喜歡的內山書店去看書，或是收集和印行木刻畫集。當我們重温魯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時，我們不禁會感到，他扮演不少角色——新聞評論者、辛勤的繙譯家、或是業餘的藝術鑑賞家——原想塡满他精神生活上的空虛。作為諷刺民國成立20 年來的壞風惡習來看，魯迅的雜文非常有娛樂性，但是因為他基本的觀點不多──即使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他15本雜文給人的總印象是搬弄是非、囉囉嗦嗦。我們對魯迅更基本的一個批評是：作為一個世事的諷刺評論家，魯迅自己並不能避免他那個時代的感情偏見。且不說他晚年的雜文（在這些文章裏，他對蘇聯阿諛的態度，破壞了他愛國的忠誠），在他一生的寫作經歷中，對青年和窮人，特別是青年，一直採取一種寬懷的態度。這種態度，事實上就是一種不易給人點破的溫情主義的表現。他較差的作品都受到這種精神的浸染，譬如在小說〈孤獨者〉裏，主人翁就沉溺在這種有代表性的夢想……就長遠的眼光看來，雖然魯迅是一個會真正震怒的人，而且在憤怒時他會非常自以為是（對於日後在暴政下度日的中共作家來說，這種反抗精神是魯迅留給他們的最寶貴的遺產），他自己造成的溫情主義使他不夠資格躋身於世界名諷刺家──從賀瑞斯（Horace）、班．強生（Ben Jonson）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之列。這些名家對於老幼貧富一視同仁，對所有的罪惡均予攻擊。魯迅特別注意顯而易見的傳統惡習，但卻縱容、甚至後來主動地鼓勵粗暴和非理性勢力的猖獗。這些勢力，日後已經證明比停滯和頹廢本身更能破壞文明。大體上說來，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以上節選，摘自──中國現代小說史 (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