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书店》书评

莎士比亞書店

對於外國文學的一個大致瞭解的渠道，人物作家的個性和生活趣事，真實的歷史重現！毕奇和喬伊斯的合作時代造就經典！《尤利西斯》《北回歸線》《查特萊夫人的情人》都是世界經典的情色文學作品，相當一段時間是'禁書'，禁止流通！出版《尤利西斯》的艱難和過程書中都有詳細的敘述，莎士比亞書店這個書名吸引了我閱讀此書的慾望，算是不負期望！

西尔维娅·毕奇

西尔维娅·毕奇（Sylvia Beach，1887－1962）。毕奇小姐1887年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1919年，她在巴黎左岸开了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1922年，她以莎士比亚书店的名义，为乔伊斯出版了英美两国列为禁书的巨著《尤利西斯》，因而名噪一时。然而在盗版、 战争、经济萧条的威胁下，1933年开始书店多次面临困境，还好在法国艺文界的支持下，仍继续经营了下来。1941年，她因拒绝卖给德国纳粹军官珍藏的最后一本《芬尼根守灵记》而受到威胁，不得不将书店关门。随后，因美国加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毕奇小姐因为是美国人而被纳粹逮捕，投送进集中营。出狱后她已无心再开书店。到1951年，在得到她的授权后，乔治·惠特曼先生在巴黎开了一家书店，取名叫“莎士比亚书店”。1956年，毕奇小姐写下自传作品《莎士比亚书店》。1962年，她逝世于巴黎。

莎士比亚书店传奇录

黄夏/文两个多月前，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开始24小时试运营。蹲点的媒体记者感叹，午夜逗留至此的记者似乎比读者更多，而一俟新鲜度过去，就更难预料日后情况如何。实体书店于网络书店大潮冲击下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但与之形成有趣对照的是，读者对实体书店却又抱持一种微妙的思慕和朝圣心态。且不说已经出了好几年的《查令十字街84号》一直未脱销售的热潮，就连远在英伦的原址，也不乏读者不辞辛劳地慕名前往，原因何在？去年起进入公版领域、已有多家出版社扎堆推出新老译本的《莎士比亚书店》，多少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本书作者，美国人西尔维亚•毕奇于1919年在巴黎左岸开了一家“莎士比亚书店”，至1941年因二战时局日趋紧张而关门，历二十年不倒且名声越来越大。有人将其成功归因于该书店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但勿论书店，就连出版社，想要靠一本书打遍天下无敌手，也属痴心妄想。因而莎士比亚书店的成功，大部分在《尤利西斯》之外，我们通过这本回忆录可以探知，一家传奇书店究竟是怎样炼成的。首先，毕奇确定了一家开在巴黎的美国书店的定位。说起来，图书并非如房产之类的“刚性”消费品，但书店可以在读者的“软性”需求上做文章：古籍、珍本、善本、孤本是一类；专业化较高的特色书籍是一类；指定的考试用书、教材教辅、职业进阶等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在作者原籍无法出版销售、但按当地法律法规完全合法的各种“禁书”。具体到莎士比亚书店，则是上世纪初，法国文艺界对美国现代文学兴趣与日俱增，毕奇瞅准了其中的商机，适时向法国读者引介、售卖原汁原味的美国文学作品。莎士比亚书店与“禁书”结缘，完全是因《尤利西斯》而起，后者在英美两国皆因“淫秽”事由被一票否决。毕奇接手出版后，莎士比亚书店立刻声名大振，以至有各种奇怪作者携各种奇怪书籍登门造访。毕奇出《尤利西斯》是因她崇拜作者乔伊斯，莎士比亚书店也因之只出一个乔伊斯，于是被她拒绝的作品中，就有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这样的经典之作。仔细想想，如果毕奇藉此添加人手，转型经营，或许就此诞生一个如兰登书屋这样的顶级出版社。但毕奇志在书店而不是出版，做千里马的伯乐盖不过为读者指点迷津、提供好书的乐趣。不过，莎士比亚书店至此有了一个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这倒是她所没有想到的。书店若只是租售图书，或偶尔饶上一本禁书，维持是可以维持矣，但终归不是长久事。若要长久，就必须留下“传说”。所谓“传说”，就要为自己树立一座地标式的界碑，也就是多少年后，当人们面对实体书店在网络书店的冲击下门可罗雀，会想起若干年前世上有家书店常常爆棚的某个下午的这样一种意思。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就是这样一台传说制造机。它兼具多种功能，时而是文艺沙龙，多少作家、翻译家、出版商和普通读者，在这里举办过朗诵会、研讨会和庆功会；时而是艺术相册，记录下如日中天的小说家菲茨杰拉德一掷千金的土豪生活，诗人保尔•瓦莱里在翻译这件事上越帮越忙的调皮本色，音乐家萨蒂每天来回步行二十公里到书店小坐的古怪劲头；时而客串经纪人，将慕名登门的作家输送给其他书商，渐渐形成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学出版社；时而为人作嫁衣，发行、推广各类文学期刊，如《变迁》、《这一区》、《大西洋两岸评论》、《今日生活与文学》等，为活络文学评论、提携新人默默做着自己分外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早已超出书店的范畴，而是将纽约格林威治村、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巴黎“左岸”架接起来的文化桥梁。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有这样的名声，还怕客人不上门吗？来巴黎旅游的文化客，若不在“左岸”买上一些东西做纪念，就好比没来过一样。这也是莎士比亚书店倒贴钞票做文化但一直没有亏损的原因所在。更可贵的是，莎士比亚书店，还予人一种浓浓的人情味，这恐怕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例，毕奇在前期的制版、排印、用纸、配色上无不精益求精，而乔伊斯喜欢在排定的样张上反复修改，以至印刷成本不断上涨，毕奇也只管自掏腰包；预定阶段，毕奇果断千本起印而不是乔伊斯提议的“十几本”，并且发动作家朋友四处推介、宣传；《尤利西斯》受阻美国海关，海明威当仁不让，请好哥们以走私烈酒的方式将书走私给美国订户；《尤利西斯》遭到盗印，毕奇征集167位作家的签名向盗版书商发出檄文；即使毕奇后来被迫放弃《尤利西斯》版权，她也坚持拒绝从乔伊斯的收入中扣除一分一角作为给她的报酬……今天，我们从译者恺蒂添加的三百多个注释中，可以毫不费劲地发现此书出版时有过不同程度的删节。在这些删节的内容中，毕奇对乔伊斯是不无微词的，她与乔伊斯的纠葛，可能还是很厉害的，这也解释了，毕奇与乔伊斯日后何以渐行渐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莎士比亚书店的“传说”，实在是这本经过删节的回忆录所造的幻象。不过我始终难忘毕奇放弃《尤利西斯》时说的那句话：“（它）毕竟是乔伊斯的作品，就像一个孩子当然应该属于他的母亲，而不是接生婆，对不对？”失落、眷恋、遗憾、无奈中，尽显对乔伊斯作品的爱。也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人情味，诱惑我们一遍遍地去阅读、去神游这些传说中的书店。

恺蒂：毕奇与莎士比亚书店

　　恺蒂/文（译林版《莎士比亚书店》译者序）　　（一）　　一九六四年，海明威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出版，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文艺圈。书中对许多在巴黎活动的作家颇有不逊之词，但有一段描写却充满了赞扬：“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满快乐。她的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露出她漂亮的前额，在耳朵下剪短，与她褐色的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她的两条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八卦，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　　被描写的是西尔维亚•毕奇，《流动的盛宴》出版时，毕奇已去世两年。在毕奇之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中，她对海明威也有许多同样温馨的回忆和由衷的赞扬。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大洋两岸英语法语作家的聚集地，这里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这里来买书、借书、会朋友、聊天、喝咖啡、谈心事。庞德、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因、菲茨杰拉德、拉尔博、罗伯特•麦卡蒙、多斯•帕索斯、桑顿•怀尔德、曼•雷、茱娜•伯恩斯、尚松、普雷沃斯特、麦克利什、莱昂—保尔•法尔格、纪德、布莱荷、保尔•瓦莱里、乔治•安太尔、亨利•米勒、托马斯•伍尔夫等等。莎士比亚书店是自我流放的作家们在巴黎的家，是他们收取信件的稳定的通讯地址，是他们的“左岸银行”和“邮政总局”。　　毕奇是一位古怪的书商兼图书管理员。她的图书馆毫无系统，她要出售的书上从无价码，她更没有任何营销活动。而且，她与她要卖出的每一本书都难舍难分。但她是位好书商，因为她知道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书，她曾形容她的工作，说向读者推荐书，就像是鞋店老板为顾客找鞋子一样，非得合脚才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书店》新版中，有美国诗人、出版家詹姆斯•拉何林（JamesLaughlin）写的序言，其中一段描写了毕奇的书店：　　和现在的许多书商不同的是，西尔维亚鼓励顾客们在书店里随便读书。对她来说，莎士比亚书店不只是一个生意，它更是一个事业，是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阅读极广，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文学品位。为了鼓励大家随意阅读，她还特地到跳蚤市场上去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我还能记得，这些椅子坐上去非常舒服。所有的书架都是靠墙摆着的，书店的中间部分是开放式的，就像一间起居室一样，明亮的光线能通过窗子照进来。你一走进商店，目光马上就会被两面墙的书架之上挂着的作家们的照片吸引住，最重要的位置上挂着惠特曼、爱伦•坡和王尔德（还有两张非常精美的布莱克的素描），其他还有当时所有一流作家的照片——乔伊斯，庞德，劳伦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等。书店里的一个支架上，摆放着当时最出色的评论杂志：《小评论》、《扫帚》、《日晷》、《这一区》、《千册诗评》、《自我主义者》、《新英文评论》，当然还有尤金•约拉斯和他的同仁们“语言革命”的阵地《变迁》。一九三六年，我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就是题献给“语言革命”的。因为冬天没有暖气，所以，在书店中还有一个炉子。在旁边有一个小房间，需要时，西尔维亚或哪位没有地方住的作家可以在那里过夜。　　对于毕奇，拉何林的印象是：　　西尔维亚虽然长得像小鸟一样灵巧，但她却如一匹良种赛马那样充满力度和能量。她抽烟很厉害，总是不停地在忙这忙那。我还记得她在书店中，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是那么迅捷。我也记得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很有幽默感（特别喜欢用双关语），无论别人说什么，她总能妙语答对。在莎士比亚书店中，从来不会有一刻让人觉得无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巴黎的美国作家们，大多是愤世嫉俗的“迷惘的一代”，他们实验新的写作方法，试图打破传统常规。与这些叛逆的作家们相比，毕奇就显得很循规蹈矩。出版史家休•福特（HughFord）在一篇题为《毕奇：从普林斯顿到巴黎》（FromPrincetontoParis:SylviaBeach）的论文中说，她给人的印象是“自我控制”、“脚踏实地”、“端庄整洁”、“可敬可畏”，她更喜欢穿男装：“精心剪裁的天鹅绒外套，低开的白领子上的蝶形领结，一顶小毡帽，一件没有什么特色的深色布料做成的衬衫，一双舒服的美国皮鞋”，“她的头发被卷成整齐的小波浪，她的视力一直非常糟糕”，“她戴着一副钢质框架的眼镜，让她看上去稍稍有些严厉”。但正是她和她的书店的稳定性让她成为一块吸铁石，一个中心，来来往往的作家们星转斗移，划过巴黎的夜空，消失在远处，但过了不久，可能又会飞驰回来，出现在莎士比亚书店里。　　毕奇一九一七年到巴黎定居，两年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她在巴黎一直住到七十五岁去世，巴黎是她的第二故乡。二战前在巴黎有两个著名的美国女人，一个是毕奇，另一个是斯坦因。斯坦因曾说：“美国是我的祖国，但巴黎是我的家”，此话也许形容毕奇更确切，因为斯坦因毕竟只是巴黎的一位过客。毕奇的法语比斯坦因的要好很多，瓦莱里曾说自己最喜欢毕奇能“以完全美国的方式说出最有把握的法国成语”，这让“她作出的每一句评论都有警句和寓言的深度与力量”。　　毕奇是谦卑的，这让那些自傲的作家们感觉到舒服安全。毕奇也是以谦卑恭敬的态度对待巴黎。我喜欢英国女作家布莱荷所描述的毕奇：“她热爱法国，她让我们觉得住在巴黎是一种特权，但她没犯那种常见的错误，她从未试图与这个异域土地有太亲近的认同，因为她毕竟没有在这里的童年记忆。她能将伟人和俗人混在一起，她能让大家密切相连的纽带是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家、探索者。我们会改变，城市也会变化，但是，在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我们总能看到西尔维亚在等着我们，怀里捧满了新书，在她身边的角落里，往往还站着一位我们正想要见到的作家。”　　（二）　　当然，让莎士比亚书店不朽的，是因它曾是《尤利西斯》的出版商。毕奇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等在站台上，我的心就像火车头一样怦怦直跳。我看着第戎来的火车慢慢停下来，我看见火车司机下了车，他的手上拿着一包东西，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他在找我！几分钟后，我就敲开了乔伊斯家的门，把第一本《尤利西斯》交到他们的手上，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那天正是乔伊斯四十岁的生日，此书的出版，当然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一九二〇年夏天，毕奇与乔伊斯在朋友家相遇，乔伊斯一家刚刚搬到巴黎。毕奇崇拜乔伊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第一次与乔伊斯握手：“我们握了握手，更确切地说，他把他软绵绵，没有骨头的手放进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里……”第二天，乔伊斯顺着小街走向莎士比亚书店，那个镜头是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定格：“乔伊斯就顺着我书店前窄窄的上坡路走来，他穿着深蓝色的斜纹哔叽布料西装，头上朝后戴着顶黑色的毡帽，在他窄窄的双脚上，是一双并不太白的运动鞋。他的手上转动着一根手杖”，“乔伊斯的衣着总是有些寒酸，但是他的神态是如此高雅，他的举止是那么出众，所以，人们很少会注意到他究竟穿着什么。”　　乔伊斯抱怨没人出版《尤利西斯》，毕奇毛遂自荐，担当起出版此书的重任。回忆录中将出版《尤利西斯》的前前后后交待得非常详细：第戎的印刷厂，希腊蓝的封面，催促乔伊斯完成修改稿，发动在巴黎的作家们兜售《尤利西斯》预订单，走私进入美国等等。后来有不少人批评毕奇不够专业，说她出版的《尤利西斯》中错误百出。确实，乔伊斯的手书难以辨认，而且他又对原稿不停修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而且初版时，因为要赶时间，共有二十六位压根就不懂英文的排字工人对此书进行排版，所以，第一版《尤利西斯》中大约有两千多个错误。以后的各个版本中，错误依然很多，修改了前版的错误，又增加了新的错误。最近，在伦敦“名作展”中一位善本书商处，见到一本当年售价一百五十法郎的纸印本《尤利西斯》，蓝色封面大开本雍容大方，书商的要价将近三十万英镑。　　毕奇不仅是乔伊斯的出版商，更是他的助理、秘书、银行、邮局。乔家大事小事都要找她，她简直就是乔伊斯一直拄着的一根拐棍。即使她出门在外，乔伊斯也不放过她，他们之间的许多通信，大多数都是毕奇夏天在山中度假或旅行在外时所写。乔伊斯总是要求毕奇最晚第二天就必须回信，信必须特快寄出，或由送信的邮差直接带回。而且，乔伊斯花钱大手大脚，常常入不敷出，莎士比亚书店就像是他家的钱口袋。　　　　在《尤利西斯》初版后的十年中，莎士比亚书店将此书重印过十一次。文坛对它的兴趣和热情不减，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本书赚了不少钱，乔伊斯的夫人诺拉和他儿子更这么认为，他们屡屡给乔伊斯施加压力，让他去叫毕奇把账算清楚，到底有多少利润。　　对于乔伊斯的这位夫人，毕奇下笔相当客气。一方面，她写道诺拉“整天责骂她的孩子们和她的丈夫，说他们偷懒无能”，而且，她“是个不愿和书发生任何关系的女人”，对《尤利西斯》，“她连翻都懒得翻开”，她还曾告诉毕奇她“后悔自己没有嫁给一个农夫或银行家，甚至是一个捡破烂的”，而是嫁给了一个“可鄙”的作家。从毕奇的描述来看，乔伊斯的婚姻肯定不幸极了，但毕奇却能打圆场，说“乔伊斯喜欢被诺拉叫成是窝囊废，因为他在别处一直受人尊敬，所以这种谩骂反而是一种调剂”，还说，“他和诺拉的婚姻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在我所知道的作家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最幸福的”。这样的断语让人怀疑毕奇是否在用反讽。但是，毕奇有一点是对的：“我能理解诺拉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阅读《尤利西斯》，难道她不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么？”　　但是，在出版《尤利西斯》究竟花了多少赚了多少上，莎士比亚书店确实只有一笔糊涂账，所以，这也是以后乔伊斯与毕奇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为此，阿德里安娜一直想把毕奇从乔伊斯身边拖开，一九三一年五月，她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给乔伊斯，因为纪德曾经说过乔伊斯对名和利漠不关心，简直是圣人，所以，阿德里安娜在信中说：“有一点纪德并不知道——就像我们要在诺亚的儿子身上盖一块遮羞布一样——正相反，其实你对金钱和成功都非常在乎！”信的最后，阿德里安娜也道出她们的苦衷：“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困难，但是更困难的还在后面呢，我们现在只能坐三等席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只能骑着棍子出门。”这封信虽然让乔伊斯很受伤害，但是他没有和阿德里安娜开战。但是他与毕奇的关系没有再恢复过。　　毕奇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乔伊斯彬彬有礼、对人和蔼可亲，他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毕奇虽没太多抱怨，但后期的字里行间能看出她的委屈：“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从《尤利西斯》中赚了不少钱，其实，乔伊斯的口袋里肯定装了一块吸铁石，所有赚到的钱都被吸到他那个方向去了”，“当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所有的乐趣都是我的——确实也是其乐无穷——而所有的利润都是他的。”　　美国作家、评论家马尔克姆•考利曾说：“乔伊斯接受别人给他的好处，或是要求别人替他做什么时，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他好像是在说，能够献身给他，那可是一种特权，谁帮他还了债，以后是能在天堂里得到报酬的。”T.S.艾略特后来回忆说，乔伊斯去英国看望他时，他惊奇地发现乔伊斯竟然没有银行账户，“他需要钱花时，就写信给西尔维亚，她会很快给他寄一张银行汇票来，然后他就可以到我的银行里把它兑换成现金。”　　拉何林在他的新版序言中说他对毕奇与乔伊斯的关系没有资格多做评论，但他觉得在《尤利西斯》出版那天，乔伊斯仿照《维罗纳二绅士》中的诗句写的那首感谢西尔维亚的打油诗“不痛不痒”、“有气无力”，“想想他那一年给人带来的种种麻烦，他应该多花些心思来写首感谢诗吧。但是这位被庞德称为‘耶稣詹姆斯’的乔伊斯是很少会认识到别人给他带来的好处，只有对他的大恩主哈里特•韦弗除外。随手翻翻庞德—乔伊斯的那本通信集，就能从至少几十封庞德的信件中，看到埃兹拉如何想方设法运用各种关系帮助穷途潦倒的乔伊斯，帮他寻找出版社，寻找赞助人，甚至帮他去取衣服，为他的眼疾寻找药方，但是，在乔伊斯的信中，我们看不到一句对庞德的劳碌表示兴趣的话。”　　　　一九三二年初，乔伊斯通过家中亲戚与兰登书屋联系，兰登书屋有意出版《尤利西斯》，但必须要毕奇放弃其版权。乔伊斯没有亲自出面对毕奇提出要求，但有不少他的说客来劝毕奇为“伟人”考虑，把乔伊斯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毕奇别无选择，只得无偿放弃。同年三月，乔伊斯和兰登书屋签约。　　毕奇回忆录出版时有不少删节部分。关于放弃《尤利西斯》版权一事，原稿中有一段这样评论乔伊斯：“这以后，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相当精明的生意人，手腕非常强硬。”并称他为“虽然讨人喜欢，但也相当残忍”。在当时给姐姐霍莉的信中，毕奇抱怨：“他就像拿破仑一样，觉得其他人都是为他服务而存在的，他可以把他们的骨头磨成面粉，做成他的面包。”但在最后出版的《莎士比亚书店》中，毕奇只这样写道：“至于我个人的情感，我并不以此为荣，而且现在我怎么想都无所谓了，我也就应该及时将这样的情感抛开。”　　（三）　　《莎士比亚书店》虽是毕奇的回忆录，但书中几乎没怎么谈到她的个人情感。当然，毕奇和她的伴侣阿德里安娜的关系随处可见。阿德里安娜自己的书店和她出版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法国文坛的一部分，她也一直是毕奇的顾问和坚强的后盾。但是，毕奇对她们的关系不愿张扬，在一段删节的文字中，毕奇这样写道：　　我想那个夏天，当纪德来耶荷镇与我和阿德里安娜一起度假时，我们之间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可能让纪德很失望。一位认识我那令人尊敬的父亲且每周都要去美国教堂的女士曾告诉别人，她知道我的书店中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她压根就不会到我的店里来。我的“爱情”，不管怎么列单子，可能都是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乔伊斯和莎士比亚书店。仅仅有一次，麦卡蒙如此吸引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的感情……当我还是个少女时，有一次我母亲告诉我“千万别让男人碰你”，从肉体上来说，我总是很害怕男人，也许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幸福地和阿德里安娜生活在一起。　　有关她对麦卡蒙的那段感情，毕奇在另一段删节掉的回忆录中写道：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深深地被麦卡蒙吸引着，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爱上了他，甚至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的感情。当时我正在海边度假，可能是因为无所事事的原因吧。他没有回信，等到两周后我回到巴黎时，发现我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份情感，我如释重负。后来，麦卡蒙来到我的书店时，我看到他的神情非常焦虑不安，我就告诉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害怕了。不用什么打击，我的风流韵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毕奇是一位奇女子，最后，我要引用法国作家尚松对毕奇的评论：　　西尔维亚就像是一只传播花粉的蜜蜂，她让各方来的不同的作家进行交流，她将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的作家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功效要远远胜过四国大使。乔伊斯，艾略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布莱荷，还有其他的许多作家们，大家都来到这个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莎士比亚书店，来这里和法国作家们见面，并不纯粹是因为友谊的乐趣，而是要通过对话、阅读和接触进行交流，这种交流真是很神秘，就像我自己，我所受到的菲茨杰拉德的影响……还有其他作家互相之间的影响，这都是西尔维亚的秘密所在。　　二战开始，巴黎被德军占领，许多人劝毕奇离开，她没有，她的书店仍然照常营业。但在一九四一年，一位德国军官走进她的书店，看到一本陈列在橱窗里的《芬尼根守灵夜》，想要购买，被毕奇拒绝。军官恐吓毕奇说要把她店中的东西全部没收。于是，毕奇就和朋友们一起，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将店中的所有东西搬到了楼上的一间公寓里，并将店名粉刷得无影无踪。就这样，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消失了。　　一九六四年，为了对毕奇表示敬意，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将他开在巴黎圣母院旁塞纳河左岸的英文书店易名为“莎士比亚书店”，至今，这家书店仍是巴黎的文学地标之一，是许多文学青年和游客要去朝拜的地方。　　恺蒂　　2013年12月3日

也想开那么一间小小的书店

读书人有几个不想开书店？书店不用太大，不用装修的豪华，有那一亩三分地，每天围着四面的书墙，看似在看店实际在读书，往来的都是爱书之人，谈话也变得有趣起来。如果在要专业一点，就想西尔维娅·毕奇一样，出版个几本喜欢的书籍，做一做读书沙龙。可惜。今非昔比。开书店或出版的压力都是巨大的。自不用说网络给予的压力，尤其在中国，出版社给的书价不平等，造成的书店效益不佳（无法与网上书店竞争），书店的经营环境恶化，使得中国的书店无法生存，且现状难以短期内改变。再要说出版，这早已是垄断的行业，国有出版社资源丰富，效率低下，质量更不用说。民营出版社夹缝中生存，不少出版社也成一丘之貉，出版质量每况愈下（《上海书评选萃：都是爱书的人》）。无论是开书店还是做出版，我们大多还是要羡慕毕奇的那个年代了。假设我们（很努力或很幸运的）克服了上述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把书店或出版做成什么样子呢？办成一个读书沙龙，开展一些读书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会员制）。毕奇在她的莎士比亚书店经常会举办一些读书活动，仅有会员可以参加。这不仅丰富了书店的形式，也让人们从拥有共同爱好的陌生人到彼此了解或更能建立友谊。无论是什么行业（至少在中国），人脉都是无比重要的（感觉有点功利主义了）。毕奇与许多作家（书中的无数的名字）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促成了后来的相互帮助。试想一下，如果能有作家参加的读书活动，那会是提高到一种多高的档次。更不要说出版行业了，作家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出版的好坏，毕奇帮助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如果要出版书籍，我希望是那种高质量精美装帧的书籍。（欧洲）以前的书籍与现今的书籍不同，那时，书籍印刷数量有限，往往是几百本（有时是几十本）。早期还是用活字排版将每一页排出来再印刷，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是巨大的。另外，出版社或作家对书籍的装帧要求颇高，每一本书籍都可作为精美的艺术品收藏。其实这些硬条件都是必要的，但绝不是充分的，我想真正充分的条件是西尔维娅·毕奇其人。尽管书中没有正面说明，但我们可以知道，她绝对是那种情商很高的人。否则也就不会与如此多性格迥异的作家（我认为作家的性格是最为千奇百怪的）结为朋友了。另外，她也能独具慧眼和勇气，顶住巨大压力出版《尤利西斯》，组织和参加了许多活动。毕奇其人善良温厚，对别人很少有负面的评价（也许书中展示的都是好的一面），帮助朋友来也是义无反顾。我想那些真正去莎士比亚书店朝圣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也是冲着毕奇去的。最后附上一段书中61页萧伯纳给毕奇的回信中的一段话：但是，四十年后，从乔伊斯先生的书中，我得知都柏林还一点都没有变化，那些年轻人还如一八七零年时一样，满口胡言乱语，呆头呆脑，整天干着流氓行径。当然，现在总算有一位作家也深切感受到了这一切，而且敢于承担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的恐怖任务，用他的文学天才写成这本书，强迫别人去面对，这真令人安慰。在爱尔兰，为了培养一只猫爱干净的习惯，人们就让它去闻自己的赃物。乔伊斯以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人类，我祝愿他能够成功。这不就是一名作家的责任么？这不就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么？

关于“书店”概念的阶梯认识

中学时，每日和好友一起乘公交车上学，当经过城市中心广场边的一个巨大而拥挤的杂志亭时，我两总会不约而同的感叹道：“啊，好想抢了这个杂志亭。”这是一种来自于囊中羞涩的无奈，也是由青春期荷尔蒙催发的强烈猎奇求知心理和占有欲望。当时，在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书店业总体上还是掌控在新华书店的国营势力手中，那清一色塑料白的装修风格，拥挤不堪，使得文学书籍区都沾染上一股浓重的教辅书籍味道。你若敢靠着书架坐下来看书，三分钟之内，必会出现一位中年女性营业员，用各种方式把你从地上弄起来，要么把书买走、要么自己滚蛋。后来，去武汉上大学。一日，漫无目的的乘公车乱转，偶然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站下车。机缘巧合，在出版社楼下发现了崇文书城。书城占地面积之大，是我从没见过的，木色的高、低书架错落有致，每隔五个书架便有一组排成圆形的软皮沙发椅。从此，每每翘课，我多会选择带上水和食物去那里待足整个白天。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于书店的认识，从教辅书籍出售中心变为了阅读原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想法从打劫杂志亭，变成了拥有一家书店。再到去成都读研，为凑热闹参加一个不太知名的作家的签售会，于是便结识了西西弗书店。书店的装修自是比崇文书城更文艺、青春，但最吸引我的却是店中的售货员。我猜想，他们肯定多是读书爱好者，或者甚至有些是中文、外文专业出身。一次在书店消磨时日，站在外国文学架边拾起一本书浏览，听见旁边站在梯子上上货的两个售货员在争论。二人争论的内容是该把《平家物语》和“太宰治系列”哪一个放在更加显眼的地方，也就是要排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高低上下，争论过程中自是牵扯到许多日本文学史、美学史的问题，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啧啧称奇。看来，书店不仅是个阅读原地，还能是个类似读书会的思想交流中心。拿起《莎士比亚书店》，里面的书店更是我做梦都不曾想到的理想之地。书店已不是传统概念上的书店，而是一个具有出版权、以有观点主张的文学期刊为主导而团结起一批作家圈的图书交流中心。当然，为了生存，其中也有经营的商业成分，但是并不以出售书籍为主旨，而是旨在向一方读者推荐自己喜欢的作者、书籍。或许，这才是书店的本义，而将各种情调恶俗、内容胡诌、很快将过眼云烟的书籍满满地摆在书架上的，是在中国市场上被异化了的书店。当然，个人谋生，无可太多褒贬，只是觉得只将书店作为赚钱的行当，多少有些不尽如人意。“我有一个图书馆需要管理，我的店中，整天有许多年轻作家来来往往，每人都有含苞待放的项目和计划。”一个流动活跃的文学创作群体、出版自己喜爱的书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书店环境。虽然，在中国，书店不可能具有出版权，但是，在大呼“实体书店末日即将到来”的今天，从业者们是否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身？

莎士比亚书店与《尤利西斯》

巴黎圣母院的斜对面便是负有盛名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在那儿你终于可以听到一句句标准的英语。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多次提到这家书店，当时书店的主人西尔维娅比奇曾同意让海明威暂时不付钱，并让他任意借书。这家书店也是诞生乔伊斯著作《尤利西斯》的地方。很多人会因为海明威的缘故，慕名而来，进店后问店主一句：“你们这有卖《流动的盛宴》吗？”莎士比亚书店并不大，有两层楼，主要售书的地方在一楼，而楼上则安置了更多的借书以及供读者安静阅读的地方。由于书店面积并不大，所以游客一旦进入过多则会显得略微拥挤。我进入之时游客数量还未太多，等我离开再在周围逛了几圈。回头又路过书店时，则发现进口处已经开始了排队等待。这是一年前去巴黎旅游时写的一段内容，知道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地方，是因为《流动的盛宴》，而事实上，令巴黎这家莎士比亚书店真正出名的，则是因为它的主人西尔维亚·比奇帮助乔伊斯出版了当时的禁书《尤利西斯》。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留下一段关于西尔维亚·比奇的描写：“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满快乐。她的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露出她漂亮的前额，在耳朵下剪短,与她褐色的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她的两条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八卦，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毕奇小姐1887年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在她十四岁那年，她的父亲带着她的母亲、两个妹妹霍莉和茜普莉安，以及毕奇本人搬去巴黎生活。当时，她和她的姐妹们主要是去欧洲学习，几个月后就返回了美国。不过出于对法国文学的兴趣，她在1917年再次前往巴黎，开始了一段文学探索之旅。位于巴黎第四区奥德翁路七号，有家名为“A.莫尼耶”的书店，毕奇在那儿认识了一位叫做阿德里安娜·默尼耶的女子，她是一家法文书店的主人。默尼耶喜欢文学，也非常喜欢美国人，她和毕奇谈起话来很投机，不久后就成了好朋友。毕奇作为阿德里安娜书店的常客，在那儿认识了不少法国好友。毕奇一直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她曾梦想在纽约开一家阿德里安娜书店的分店，可当时她并没有足够的积蓄。她以为阿德里安娜会对计划落空感到失望，可恰恰相反的是，阿德里安娜很高兴。阿德里安娜听到毕奇诉说的苦衷后，她告诉毕奇，“为什么不在巴黎开家美国书店呢？”于是刹那间，在美国开家法文书店的念想立即转化成了在巴黎的这家美国书店。这家书店的地理坐标，毕奇和阿德里安娜的决定是塞纳河畔左岸。1919年，莎士比亚书店正式成立，由于当时资金有限，而英美现代作家的作品，从英镑或美元兑换成法郎，对当时很多人来说简直是奢侈品。所以毕奇非常提倡能够尽情借书，她自己也尽可能多找一些她喜欢的作品与书友们分享。莎士比亚书店开张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美国，朝圣者们来到巴黎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拜访这家书店。很多人成了书店的顾客，并把这里当成了聚会中心。1920年夏天，莎士比亚书店开业一年后，毕奇第一次遇到了她崇拜的乔伊斯。她告诉了乔伊斯她开设的莎士比亚书店，乔伊斯称有时间一定会来拜访。事实上，后来岂只是拜访？简直成了乔伊斯的办公地。在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中，她还描写到了乔伊斯“另类”的妻子诺拉：诺拉是个不愿和书发生任何关系的女人，这也让他的丈夫觉得很有趣。她指着《尤利西斯》向我宣布说，“那本书”，她连一页都没阅读过，她连翻都懒得翻开。我能理解诺拉根本没有必要去阅读《尤利西斯》，难道她不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么？她曾告诉我她后悔没有嫁给一个农夫或银行家，甚至是一个捡破烂的，她嫁给了一个作家。提到“作家”这种可鄙的人物时，她的嘴唇噘起来。但是，对于乔伊斯来说，被她选中，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如果没有诺拉，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诺拉，他的作品又会怎么样？他和诺拉的婚姻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在我所知道的作家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最幸福的。当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在创作之中，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在杂志中开设连载。1919年《自我主义者》连续五期刊载了《尤利西斯》，但是，只连载到“游动山崖”那一章，韦弗小姐就在印刷上遇到了麻烦，而且，她的一些老订户也写信来抱怨，说这本杂志原本是放在家中的起居室里，一家老小都可以阅读的，而《尤利西斯》这样的东西显然非常不适。有些订户甚至取消了他们的订阅。就参照《尤利西斯》中的一句话吧，差不多整部小说就有这样风格的缩影：我解开他的纽扣，把他那个拉到外面，把那层皮推开，里面有一个眼儿似的东西当然不只是一本杂志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担出版《尤利西斯》带来的负担。而乔伊斯恰恰又急需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前往巴黎生活基本上花掉了他所有的积蓄，他不得不找份家教活儿填补生活上的开销，他还必须每天挤出时间写作。毕奇想帮助乔伊斯，于是她询问乔伊斯莎士比亚书店能否有幸出版《尤利西斯》。令她没想到的是，乔伊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毕奇找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商讨此事，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则求助于她的印刷商莫里森·达戎提耶。起初，莫里森·达戎提耶认为先印刷十几本的话，可能会有卖不掉。但毕奇称必须印一千本，事实证明，她的坚定是非常正确的。一千本《尤利西斯》，一本不剩。当时出版《尤利西斯》堪比一件国际大事，用毕奇的说法，几乎可以和一场体育赛事相比。后来，英国的一家花边报纸《体育时报》还真刊登过一篇关于《尤利西斯》的文章。《尤利西斯》出版后，在欧洲非常热销，无数作家来到莎士比亚书店，其中还有不少真的认为这家书店是以出版色情读物为生的。除了欧洲以外，也有来自美国的订户。可当时此书在美国是禁书，通过正儿八经的渠道是肯定不能将此书通向美国的。那怎么办呢？海明威帮助毕奇解决了这个烦恼。海明威让他的一位朋友伯纳德，从芝加哥搬去加拿大，让他从加拿大将此书偷渡到美国。伯纳德每天乘渡船过境，将一本《尤利西斯》塞在他的裤裆里。那时候美国正是禁酒时期，有许多人走私酒类，所以他周围身材奇形怪状的人还真不少，这当然会增加被搜身的危险。后来为了加快运输速度，伯纳德找来另一个朋友帮忙，每人每次带两本，一本塞在前面，一本塞在后面，他们像大腹便便的大老爷们。《尤利西斯》成为热销书后，很多人以为这帮助毕奇的书店进账不少。其实非也非也。毕奇从一开始就知道，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所有乐趣都是她的——确实也是其乐无穷——而所有利润都是他的。可这点钱也并非让乔伊斯变得阔绰，他赚得是不少，可他的开销也大。在理财这块，他并不精明，卖《尤利西斯》的这些钱，还不足以使他变成富人。书出名了，自然会引来盗版的猖獗。起初，毕奇和乔伊斯之间就《尤利西斯》没有一份纸面上正式意义的合约。1930年，他突然要一份《尤利西斯》的合同，可能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与盗版商罗斯打官司，诉讼费越来越大，而他在一份宣誓证词中声称《尤利西斯》是毕奇的财产。而那份《尤利西斯》的合同，其实完全是毕奇根据乔伊斯的要求拟出来，然后双方在上头签字的。不过这件事告一段落后不久，一位乔伊斯的老朋友整天来到莎士比亚书店，他前来告诉毕奇有关《尤利西斯》新的出版社的建议，并催促毕奇放弃版权。他称：“你的合约，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他甚至还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你是在损害乔伊斯的利益。”毕奇自然知道他是被乔伊斯算计了，她的好友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也非常愤怒。可毕奇无意与乔伊斯就版权这一事闹掰，毕竟他也希望看到这部巨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而并非执着于追求是谁出版的。所以她就此放弃了尤利西斯的版权。不久后，兰登书屋出版了一部精美的《尤利西斯》，同时这本伟大的作品得到了“无罪宣判”。乔伊斯收到了出版商支付的四万五千美金。他当时急需这笔钱，因为他的女儿病情所需的医疗费越来越多，而他自己的眼疾也越来越严重。（乔伊斯在写《尤利西斯》时就得了青光眼）毕奇并未在《莎士比亚书店》的正式版中留下太多关于乔伊斯的负面内容，那些内容都被做删节处理，例如：“这以后，我看到了乔伊斯的另一面，他不仅仅是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他也是相当精明的生意人，手腕非常强硬。”“虽然他讨人喜欢，但也相当残忍。”写给姐姐的信中，她写道：“他就像拿破仑一样，觉得其他人都是为他服务而存在的，他可以把他们的骨头磨成面粉，做成他的面包。”1939年9月1日，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侵略巴黎，多数人都逃跑了，但毕奇不想逃走，她只想留在巴黎。看着那些冰冷的士兵，践踏着这座文艺之都。在美国宣战以后，因为她的国籍，还有她和犹太人的关系，在纳粹的眼里，莎士比亚书店就被判了死刑。有一天，一位德国高级官员来到莎士比亚书店。他对毕奇说：“我想要橱窗里那本《芬尼根守灵夜》。”“但这本书是非卖品。”“为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本，我要保留着它。”“为谁保留？”“我自己。”德军士兵非常生气，大跨步走出书店。在士兵离开后，毕奇赶紧把书从橱窗取下来，放到安全的地方。她和朋友们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将店中的所有东西搬到了楼上的一间公寓，并将店名粉刷得无影无踪。就这样，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消失了。两周后，那位士兵又来了。他发现橱窗上那本《芬尼根守灵夜》不见了，于是就立马抛出一句：“今天我们要来没收你书店里所有的东西。”“请便吧”，毕奇淡淡得答道。后来，她还是被纳粹逮捕了，投送进集中营，关押了六个月。出狱后她已无心再开书店。而现在位于巴黎圣母院左侧，塞纳河对岸的这家莎士比亚书店，并不是最初毕奇开的那家，而是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在巴黎开的一家英文书店，之后他得到毕奇的授权，才将书店名更改为“莎士比亚书店”。现在真正会去读那个年代文学书籍的人其实并不多，看过《尤利西斯》的更是渺渺无几。可这家店为什么现在还能够这么出名？答案莫过于，它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为英国文学与法国文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西尔维亚·比奇这小小一家书店，充当起了文化外交大使的角色。随着电子书的普及、网上书店的兴起，实体书店越来越难有出路了。为了让它们能够继续存活下去，靠的是什么？并不是堆积起书的种类，或是增加书籍的品质，而需要的是一种体验。现在的实体书店，其实卖书真的成为其次了，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莎士比亚书店那样，卖书不是最重要的是，重要是能将志同道合的人汇聚到一起。谈论各自在阅读时的心得，交到知心朋友。如果当初毕奇开设莎士比亚书店，只是为了做生意，成为一名精明的商人，那这家书店可能早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销声匿迹了。可它依然能够存活着，即使是她自己不想干了，还有其他人继续沿袭她的理想。那是因为，她最初的初衷，就是为了——分享。--------------------------------------------------------------------欢迎关注个人微信公众号：XC写字的地方莎士比亚书店与《尤利西斯》

一个书店的文化与商业地标

一个书店的文化与商业地标——读西尔维亚·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禾刀于1919年在巴黎左岸开张的莎士比亚书店荣誉载身：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是巴黎的文化地标和全世界独立书店的标杆，吸引了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拉尔博、瓦乐希、安太尔等作家与艺术家，不仅成为英语和法语文学交流的重心，也是当时美国“迷惘的一代”流连忘返的精神殿堂。作为书店主人、本书作者的西尔维亚·毕奇写就本书，更像是为一个书店立传。莎士比亚书店的声名鹊起，得益于替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出版了曾被美英列为禁书的巨著《尤利西斯》。在本书叙事中，毕奇以大量篇幅介绍了乔伊斯的创作与生活，特别是《尤利西斯》一书从艰难出版，到借加拿大走私入境美国，到疲于同泛滥的盗版现象作斗争，再到成功获得美国法律的解禁。《尤利西斯》一书的辗转变迁，本身就是那个极端而又动荡时代的悲慛缩影。虽然期间夹杂着盗版这样的不愉快现象，但《尤利西斯》的倔强破土与广泛传播，足以见证文化那不可阻挡的顽强生命力。如果我们细心阅读本书中关于乔伊斯以及其它文学巨匠们的琐事不难发现，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怪异”。乔伊斯喜欢弃打字机而用铅笔写作，他甚至喜欢被妻子诺拉叫成是窝囊废，“因为他在别处一直受人尊敬，所以这种谩骂反而是一种调剂”；诗人埃兹拉·庞德喜欢夸耀自己的木工手艺；“小说家D.H.劳伦斯喜欢刷锅洗碗，而且用来擦干锅碗瓢勺的抹布总是保持得非常干净”；诗人保尔·法尔格“生活的一个基本需要，就是到处去追他的朋友们”，以致有次拉尔博没给他开门，他竟然“找了一架梯子爬上他的窗口”……这些发自内心至而上升为性格的怪异，本身就是他们突破文化传统拘束的本能恣意。反倒觉得，如果文化人一个个循规蹈矩，这未必就是社会之福。莎士比亚书店的存在，更像是一个文学沙龙。毕奇本人对书籍充满难以想象的热爱。这里经常聚集许多法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同时也是美国作家登陆法语社会的重要窗口。这里虽然是书店，但不只是卖书，书店里经常举办一些由作家自己朗读还未发表作品的活动。随着《尤利西斯》出版后的迅速火爆，许多文学青年还将书店当成自己实现文学梦的重要跳板至而趋之若鹜。莎士比亚书店作为巴黎文化地标勿庸赘言，不过，该书店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即商业身份。在毕奇的笔下，莎士比亚书店曾迎来了数度火爆时期，这种火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名人云集，二是《尤利西斯》出版后在市场上一再火爆。名人云集并不必然代表该书店在市场经营方面颇有斩获。《尤利西斯》一书的出版确实造成了巨大影响，但为了这本书能传播得更远，这个小小的书店做了大量一般市场无法实现的工作，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所不同的是，这不是一个纯粹寄望于市场维系的书店。当书店陷入困境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纠集了一批作家”，“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并邀请200位朋友注册为书店的会员，“每年的会费是二百法郎”。此外，还有“一些朋友也对书店进行了额外的捐赠”，足见有着光鲜头衔的莎士比亚书店的生存同样不易。即便是后来由沃尔特·惠特曼获准延用店名并开至今日，但在电子商务等新兴商业模式冲击下，其生存前景同样难堪乐观。莎士比亚书店曾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充当了英语与法语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透过本书，至少有两个方面很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作家与书店的关系。历史上的莎士比亚书店更像是英语和法语作家经常聚会交流的沙龙，这种现象奠定了该书店的文化地标地位。相比之下，今天虽然也有作家走进书店，但沙龙现象早就不复存在，更多地只是签名售书。其次是书店经营形态的挑战。莎士比亚书店在历史上靠作家们“接济”暂时渡过困难，一旦缺少外来资源的帮助，经营矛盾立马显现。今天，当我们还在竭力拘留传统书店形态时，真正应该思考的或是，我们到底是该仅仅保留一个卖书的地方，还是用心构建一个像莎士比亚书店那样富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文化沙龙呢？书名：莎士比亚书店作者: [美] 西尔维亚·毕奇译者: 恺蒂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出版年: 2014年4月定价: 38.00

关于二十年代的巴黎和作家的回忆录

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书店和店主西尔维亚·毕奇。毕奇用再朴实不过的语言讲述了她如何建立自己心爱的书店，如何结识二十年代在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们。其中她的最爱是乔伊斯。毕奇是乔伊斯的忠实粉丝。支持他的创作、支持他的家庭和经济，还帮他出版书籍。再一次向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绚烂的巴黎。

《莎士比亚书店》：总有那么些人，始终与书相伴

文/吴情巴黎左岸，塞纳河畔，景色怡人，风光无限。每当漫步在夕阳中，任黄昏在脚下慢慢延展，你总会生出无限感慨：这就是孕育了杰出文学的美妙国度？你说这话时，五分憧憬，五分期待。确实如此，巴黎一地，文学氛围浓厚，艺术人才汇集，沙龙、酒肆、咖啡厅、高档餐馆，皆可高谈阔论；新思想从这里开启，新文化自此处张扬。如果你细心的话，或许你会发现，其实，巴黎的书店也在那儿。上世纪二十年代，怀着一份对异域文化的向往，西尔维娅·比奇（Sylvia Beach）收拾行囊，来到巴黎左岸，经过好友帮助，开了一家书店，名曰“莎士比亚书店”，以纪念她心中最尊敬的戏剧家莎翁。虽为书店（bookshop或bookstore），但莎士比亚书店考虑到出版业成本较高，图书价格昂贵，普通读者难以负担，故以往外借书为其主要业务，借书费用不高，也不急着催还，读者受益颇多，书店也可运转。在这些读者中，既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比如匠人、工人；又有著名作家，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詹姆斯·乔伊斯（一个经常超期不还书的“家伙”，让人又气又恼）。莎士比亚书店店内事务不多，也不繁杂，西尔维娅一旦得空，便会埋身书中，沉浸于斯，寻找繁华尘世的一处净土，安放身心。她不是个凌厉的文学批评家，爱读书，但不喜评价判断，有书读即为福气，不作多想（只愿将这份福报也带给他人）。闲暇时候，她会和好友爱德里亚娜·莫尼耶一起外出，造访名家，如乔伊斯、海明威之类，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为人亲和，单纯善良，办事周到，善于学习，凡事总会替人着想，为朋友甘愿鞍前马后。乔伊斯《尤利西斯》写作完稿，苦于被斥“淫秽”，无处可以发表，西尔维娅以伯乐之眼光，甘愿冒全天下之大不韪，以莎士比亚书店的名义为这一她心中的“未来名著”担保、出版，其胆识不可不谓惊人，其见识不可谓不高远。仅此一点，足以誉称千古。然而，既然选择了将书作为产业来做，而非事业，西尔维娅也就必须做好应对和承担相应风险的准备。这样的风险或危机包括：书店选址，《尤利西斯》出版的阻力，书店成名后的副作用，书店和作者两者权益的协商，书店和电影行业的沟通，日益严峻的国内国际局势等等。以上这些，每一个都是不小的挑战，而且几乎没有失败的余地。在一腔热情之后，西尔维娅逐渐走向成熟，处理事情井然有序，书店的经营也越发可观。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大萧条来袭，莎士比亚书店也受到波及，经营情形每况愈下，存立之间已成大敌。而后，战争烽火猛烈烧起，西尔维娅被捕入狱，书店从此走进历史。二战之后，西尔维娅狱中归来，而巴黎左岸早已是木叶萧萧，换了人间。莎士比亚书店很少涉及出版行业，这方面无意与企鹅集团、兰登书屋较量，但从文化传播、交流和沟通的层面而言，丝毫不显得逊色，许多美国作家经由她的介绍走进法国，走向世界。没有哪一个世纪属于文学，但请记住，这世上永远有把心交给书的人；总有那么些人，始终与书相伴。不管你知道与否，他们始终就在那里，不曾远离。在晓风书屋。在西单图书大厦。在莎士比亚书店。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二十年代的巴黎 让人向往

人物很多 都是大文学家，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呀。喜欢看大作家家那会儿在巴黎的故事，可惜我喜欢的人物描写的不多不是很能理解毕奇对乔伊斯的那种着迷 她把为他服务当成是一种乐趣 我看着觉得累 不过能那样喜欢一个作家并且为他出版书籍特挺好 就是在生活人际关系方面 毕奇为他做的太多了可惜最后两人关系恶化 不是很喜欢乔伊斯 喜欢庞德 海明威

剧院街12号

剧院街12号是莎士比亚书店在巴黎的门牌号，在塞纳河左岸，可以望见埃菲尔铁塔。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希望未来有一天我能够拜访，也希望那时我的文艺青年梦还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又看了一次西尔维亚·毕奇的平生简介，好意外的发现，毕奇女士比我大整整100岁。自从1919年11月19日莎士比亚书店开张，她的毕生心血几乎都投入到这一事业之中，她曾说过她的工作，说是向读者推荐书，就像鞋店老板为顾客找鞋子一样，非得合脚才行。毫无疑问，毕奇的阅读鉴赏水平绝对称职这份工作，况且她是那么热心。直到1941年，二战爆发波及法国，身为美国人的毕奇依旧未能幸免，莎士比亚书店被迫关闭。中间历经22年，正好是欧美文坛最叛逆最辉煌的22年，特别是二十年代的欧洲文坛。莎士比亚书店成为诸多文豪的邮局、银行、会友中心，这不仅仅是一家书店，更是那个时代的标签和记忆。毫无疑问，是毕奇成就了莎士比亚书店，让它成为不朽的书店，作家的朝圣地。我觉得这本书不能说是莎士比亚书店的介绍，也不是其他人所说的西尔维亚·毕奇的自传。我觉得更像毕奇借莎士比亚书店这个载体回忆那个时期的诸多朋友，并澄清一些事情。这有可能是毕奇唯一的一部作品。她可真是十分低调且谨慎。说起毕奇的那些朋友，真的是太豪了，个个都是大文豪。海明威、纪德、庞德、菲茨杰拉德，当然还有乔伊斯。其他太多了，说实话，都不认识，但了解欧洲文学史的人应该会很兴奋吧，看到那么多厉害的作家年轻时候的模样，而我写的仅仅是我认识的而已。决定再去看一下海明威《流动的盛宴》，应该会更多描述那个时代的故事。其实，再多的文豪，对毕奇来说，都只是了不起的朋友罢了。除了阿德里安娜以外，安娜是特别的，与众不同，而且唯一的。她和毕奇是真正的伴侣，灵魂伴侣。毕奇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她和安娜共同的生活，安娜的书店给予毕奇事业上的支持，毫无保留。安娜每周末会和毕奇逃离巴黎的喧嚣，回归生活本身。安娜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乔伊斯产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站在毕奇的前面为她挺身而出。太多两人共同生活的美好细节，连初次见面的那一刻都描写的生动自然。我相信，二战之后，莎士比亚书店虽然未能重新开张，很可能毕奇已经在安娜的邀请下两人共同经营安娜的莫尼耶书店了。剧院街解放的时候，她们和海明威就在那里碰面的呢！只可惜，安娜于1955年早一步离开人世，而这本书写于1956年。如果说莎士比亚书店，肯定绕不开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未能拜读这部著作，但是无法忽视的是，早期的莎士比亚书店与《尤利西斯》肯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毕奇显然投入了太多甚至超出她能力范围的精力与工作。毕奇似乎没有出版太多的作品，显然是太累了。乔伊斯是一位天才，但是是毕奇让他光芒毕露的。但是天才往往是上帝宠坏了的孩子。很遗憾二人的关系无法继续，单方面的付出未有感恩和回报坚持20年已属不易。所以，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毕奇更多的是想向世人澄清，关于这本巨著以及出版背后的故事。流言蜚语都随风飘散吧！毕奇写这本书时已年近70，中国有古谚，七十古来稀，也就是糟老头一个，毕奇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反而更充满智慧。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她实在是太从容，淡定，热情，每个人在她笔下都是可爱的人，乔伊斯也不例外。我想，她可能是倾其毕生来完成这本书的愿望。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自从二战关闭之后就未能再开，直到1951年授权给一位惠特曼的后代，无论是不是惠特曼后人，可以欣慰的是这位崇拜者不仅仅继承了这个伟大的书店，还继承了毕奇的开放、热情还有对文学的无限热爱。

一家书店和它背后的文学史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哪家二手书店比屹立在巴黎左岸近一个世纪至今犹在的“莎士比亚书店”更让人牵肠挂肚了，属于任何朋友跑去巴黎旅游或公干，我都会特别嘱咐的必经之地，一来本就是巴黎的文化地标之一，二来也算替我一吻芳泽，至少带一本书回来，盖上戳，夹上书签，我的《尤利西斯》1922年初版复刻本就是这么到手的；是的，一吻芳泽（Kiss it for me），这原本是《查令十字街84号》里的名句，用在任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书店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莎士比亚书店1919年创办于巴黎左岸，主人是从小热衷于法国文学的美国人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虽然开书店是毕奇的夙愿，但出生于新泽西的她最大的梦想原本也只是想在纽约开一家法文书店，不过阴差阳错，1917年来到巴黎的她两年后却在法国文学的中心开了一家英文二手书店，这种倒错也许也是一种命中注定。书店的主营是英文二手书的售卖和借阅，命名为Shakespeare and Company，寓意简单直白：前者无非是英语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一代宗师（也算是文学的领路人），后者则是代表如毕奇本人这样千千万万的文学同路人和后来人。书店开业伊始便采用了会员制，而第二个入会的读者便是日后的诺奖得主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依靠着毕奇独到的选书眼光和她对于文学的执念，莎士比亚书店很快就成为了法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交流与交锋的主阵地。不过二十年代恰好也赶上美国文学集体漂流至法国的浪潮，书店在美国文学推广上的表现更为突出一些，甚至顺势成为整整一代美国作家在欧洲的聚集地之一：意象派诗人的旗手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爵士时代的代表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Scott Fitzgerald）、美国文学的欧洲女神格特鲁德 ·斯泰因（Gertrude Stein），以及“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便是斯泰因的首倡）的几乎全部重要作家如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均是书店的常客。海明威的第一本书《三故事和十首诗》甚至都是由莎士比亚书店在1923年为他出版的，而四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也对这段生活着墨颇多，“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一句，更是对毕奇的深情回忆。当然，整个二十年代书店最伟大的出版壮举是1922年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出版了争议名作《尤利西斯》，这部作品在美国和英国均因内容有伤风化被禁，毕奇却冒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在法国出版了英文初版本并先后十一次再版，而且为其日后在英美的破冰与出版殚精竭虑，当然还包括法文译本的推广。如果说没有毕奇，就没有尤利西斯的顺利问世，就没有乔伊斯的名扬世界，这话也不算太夸大。不过伴随着《尤利西斯》的大卖，毕奇却并没有赚到太多钱，这与她古道热肠的性格和习惯不无关系：不管手里有多少钱，只要乔伊斯张口，毕奇就能很快帮他把转账支票开出来，而我们的天才作家，却恰恰是一个消费并无节制和规律的人。所以三十年代，书店在经营上一度陷入窘境，以纪德、海明威为首的作家们曾向政府联名上书求助，并齐心协力为书店募集会员和会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金流压力；同时，作家们还纷纷拿出自己最新的作品，选择在书店进行诗歌和作品朗诵，也重新聚集了人气和氛围，这也是书店最困难时期的一段佳话。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巴黎，由于毕奇美国人的身份以及她与犹太人的密切关系，莎士比亚书店基本上被宣判了死刑。加上毕奇还曾以非卖品为由拒绝向德国军官售卖书店橱窗里的一本乔伊斯名作《芬尼根守灵夜》，惹怒了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书店随即于1941年关张，毕奇也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度过了最长的六个月。此后，尽管毕奇和巴黎一起随着德国的战败迎来解放，莎士比亚书店却并没有随之重新开业。1956年，深居简出的毕奇为自己也为曾经的“莎士比亚书店”写下了一本回忆录，书名便叫做《莎士比亚书店》。书与书店同名，应该是表达了自己一生与书店同呼吸共命运的态度，代表书店的故事也是自己的人生。书中，毕奇翔实又深情地回忆了曾与自己交情甚笃、休戚与共的那些作家们，用一个个真实而又生动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诸多熟悉又陌生的文学肖像：比如关于舍伍德·安德森说起莎士比亚书店是全法国第一家出售自己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的事，毕奇说自己当年在法国找这本书找得很难，甚至别人听到她问“安德森”，都以为是“安徒生”，说我们这里只有童话；比如在毕奇的记忆里，其实是海明威“解放”了巴黎，而他们解放当天在剧院街上的遭遇，也随着海明威的一身戎装、满身血污、丢弃在地的机关枪以及被海明威一把抱起来的转圈和亲吻一起，成了本书最后一个画面。而回忆中最为有趣的莫过于书店关于《尤利西斯》一书的预售：纪德果不其然又是第一个预订的法国人，庞德竟然拿来了叶芝（W. B. Yeats）签名的订单，海明威则一订就是好多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是否会订甚至成了乔伊斯与毕奇的一个赌局，结局则以萧伯纳的一封“我不会花150法郎来买这样一本爱尔兰作品”的来信为乔伊斯赢了一盒雪茄，尽管萧伯纳后来还是有些不甘不愿地在庞德的追索下订了一本。六年之后，毕奇离开了热爱她的人们。五十年之后，随着毕奇的作品变成了公版书，中国大陆一年之内就先后引进出版了三个不同译本的《莎士比亚书店》，分别是光明日报社2013年1月的陈荣彬译本（台版直接引进）、译林社2014年1月的恺蒂译本以及新星社2014年2月的李耘译本。出于对恺蒂的熟悉和信任，我选择了译林社的精装译者签名本阅读和收藏，而以上我所讲述的所有相关故事，均散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幸运的是，书店关了，毕奇走了，但书店的传奇并没有结束。1951年，另外一个美国人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在巴黎左岸也开了一家英文二手书店，叫做Le Mistral，这本来与莎士比亚书店并无关系。但1958年在惠特曼与毕奇、乔伊斯的一次聚餐中，毕奇出人意料地宣布将“莎士比亚书店”的店名授权予惠特曼使用，于是六年之后，在毕奇去世两年及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之际，惠特曼正式将书店改为现名，从此，这家新的“莎士比亚书店”便一直屹立在左岸，直到今天。新店在选书和宗旨上秉承着毕奇当年的风格，在对待读者和客户的态度上，更是与毕奇保持着惊人的一致，直到现在，一进书店便能看见写在墙上的那句座右铭：不要冷漠地对待陌生人，因为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Be not inhospitable to strangers，lest they be angels in disguise.）据统计，新店开业至今已接纳数万人在店内留宿，代价仅仅是读一本书，写一段话，如此而已。即使是在老店“文学沙龙”这一最具特色的旗帜上，新店也是如出一辙，哪怕当年还不叫这个店名。与老店在二十年代的地位类似，新店在五十年代也恰好赶上了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文学热潮，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等旗手均曾在店里集会、朗诵与座谈。直到今天，文学与文艺沙龙都依然是新店的一大标志，在我去年托朋友带回的那本《尤利西斯》里，便夹着一张新店的书签，上面标着2015年5-7月间的所有活动，诗歌朗诵、文学讲座等比比皆是，名作家也赫然在上。至于美国电影《日落之前》（Before Sunset）把男女主人公重聚的场景选择在这里的新书发布会，《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用这里来还原三十年代的文学盛况，都可谓再合适不过了。更有意思的是，1981年，惠特曼唯一的女儿出生，他为女儿取的名字恰恰是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Sylvia Beach Whitman），而在2011年惠特曼去世之后，西尔维亚也同时继承了父亲和毕奇的遗愿，成为莎士比亚书店新的店主。传奇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