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书评

维特根斯坦作为反哲学之成员

私以为，阿兰巴丢对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是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其对 反哲学之流的批判之上。所谓反哲学，则是对哲学所作的修正及批判，一反传统哲学中“意义”与“真理”的关系，且“反哲学行动在于听任存在之物自行显现，就“存在之物”（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个真命题可以表述他而言。”（P29）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读维特根斯坦的切入口。就此，作者从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时读到尼采《敌基督者》而受到的触动开始，列举了两位的相似之处后，又指出了维特根斯坦与尼采分道扬镳之点——维式所宣称的极端美学。沿着这个轨迹，阿兰巴丢通过对TLP的解读，批判了维式有关“意义”一次的歧义，由此所导致其“本体论”及“主体”含义的模糊不清，更深刻地指出其作为反哲学的“非思想”的“行动”的不彻底（“存在”与“实存”的割裂）。但让阿兰巴丢最显露出不爽的则是，维式对数学的“浮浅且缺乏理解”，认为数学的实质远非“等式关系”。以致，阿兰巴丢甚至找到“反哲学”之流的共同点——对数学的厌恶，实际上则是本质上对“柏拉图主义”的敌视。至于之所以大量依据解读的文本是TLP，乃因其是维式生前唯一的成“书”。而后期维特根斯坦“蜜蜂式”的叮咬显然让阿兰巴丢感到怒火。而这一风格的巨大转变——从论断性的格言体到矛盾反覆的自问自答——在作者看来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之前的论断性并非切于“实体”本质的。窃以为阿兰巴丢对维特根斯坦，包括整个“反哲学”之流的态度绝非只有一种色调，他曾把“反哲学”与“智者派”（显然借用了柏拉图的讽刺意味）共同置于哲学之对立，甚至在他眼里维式后期就是转向了智者派，尽管他在最末又说“有关维特根斯坦的书都是好的”。还有令人诧异的是，阿兰巴丢竟认为维式后期风格的转变是收到经院语言学派欢迎的，私以为这在何种程度上都是解释不通的。至于这一点，刘的前言中已有正名。

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

李文倩一个关于剧场的隐喻，根植于人们对哲学的理解之中。在古希腊，参加公共活动，是常有的事，剧场只是其中之一。而到剧场之中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演员或参赛者，他们投身于竞争性的活动之中，追逐荣誉展现卓越；一种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不参与竞争，是整个活动的旁观者；还有一种是生意人，趁着人多好做买卖。在这三种人之中，生意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行为，只为着欲望的满足，既不展现卓越，也显示不出高贵。演员或参赛者稍好，他们的行为如果表现良好，能展示出某种卓越的品质，这是古希腊人所看重的。而地位最高的，无疑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静静地端坐在那里，以旁观者的心态打量着这一切，犹如恒星般高贵。后世所谓的哲学家所扮演的，正是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也并不以直接介入现实为要务，因为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们所追求的乃是认知意义上的真。但这样一种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正统理解，从古希腊开始，即屡遭挑战。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当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提出“反哲学家”这一概念时，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拉康，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正是将其放置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而对于《哲学研究》一书，巴丢则持一种极端反感的态度，不仅是因为此书对数学的蔑视，更在于它在20世纪英美经院主义哲学（即分析哲学）中的正统地位。巴丢针对《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但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一态度并不正确。其误解之处在于，巴丢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即使以巴丢的标准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哲学研究》对当代西方哲学而言，都是极具挑战性的。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讨论了世界、事实、事态和对象等形而上学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批评中展开的，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反形而上学的维度。维特根斯坦在此书中，做出著名的可说/不可说之分，并指明真正可说的东西，是与可观察的经验相关的，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而那些超验的东西，诸如上帝、伦理、美学等，则是不可说的。巴丢指出，“哲学的荒谬性在于它相信自己能够迫使不可言说之意义（即上帝，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在命题意义的形式下言说自身。”以我们的语言表述，即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因为误解了语言的用法，将形而上学当成了科学，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的东西，但哪里知道，这样一些东西在根本上是无意义的。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行动，这是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的著名主张之一。以我们在本文开篇即谈及的那个隐喻看，这一说法的颠覆性在于，它将哲学与科学剥离了开来，即不再认为哲学追求认知意义上的真，而更多的是一种行动。如此一来，哲学家亦即不再是那个静静的旁观者，而更多扮演政治家、演员或参赛者的角色。行动显示价值。“上帝”一词的意义，即不存在于命题之中，而是在行动中显现。巴丢指出，“数学是横亘在通向行动的伦理至高点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因为，“如果数学能思考，那么柏拉图主义就有意义。”而如果柏拉图主义有意义，那么正如传统哲学所坚持的，沉思才是高贵和第一位的，而行动永远是次等的。事实上，在传统形而上学之中，数学处于极为核心的地带。数学关系的永恒性，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只有将自身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之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不朽。而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因此，针对具体事务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而在根本上不具备任何永恒性。维特根斯坦深知这一点，但正如巴丢指出的，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数学是一种主要欺骗，即形而上学欺骗的决定性支撑。”在上述的意义上，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地位，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的批判，就在所难免。巴丢指出，“在晚期维特根斯坦向着智者学派转变之时，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将数学相对化、悬置以及人类学化，归根结底是将数学打造成一种传统游戏，其最终的依托是我们的语言习惯。”这样一来，一切必然为真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相对的东西。这就在根本的意义上，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扫清了障碍。从巴丢立场看，他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行动之优先性的确立，持一种肯定态度。而且，他还相当激进地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其个人生活之中，对这一思想贯彻得不够彻底。因为维特根斯坦在做过各种各样的行当之后，最后当上了剑桥的哲学教授，而这“在行动的照耀下显得荒谬，甚至令人恶心。”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亦可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对行动的强调，一旦推至极端，正如20世纪所有激进的政治运动一样，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斯大林主义的反自由状况时，他曾这样回答：“专制并不让我感到愤慨。”他甚至还说，“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面对现实政治时的幼稚状况，表明人们对行动之优先性的积极强调，是多么容易走向一条危险的歧路。（[法]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沙明校，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