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宽巷子》章节试读

《家住宽巷子》的笔记-第15页 - 宽巷子的前世今生

“四伯父是1919年来到成都的，那时的宽巷子还仍称为兴仁胡同，街道狭窄、凹凸不平，原八旗子弟的旧房破屋比比皆是，一派荒凉景象。兴仁胡同是满城内若干条小胡同之一，满城建在少城之内，按老少大小之分，少城即小城。这大城小城的形成，沿于历史，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说法，也是我们今人寻根溯源的一道轨迹。
公元前316年秦取蜀，后张仪筑成都城，于公元前311年筑城中城少城，移秦民万户。晋时平夷少城，至隋扩筑城垣，唐代筑外城罗城，将大小城包罗为一体，地处小城的宽巷子遂紧靠在大城城墙之内。宋末和清初少城两次被严重摧毁，地面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城中雄繁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的景象成为过眼烟云。
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开始重建成都大城，四年后又在原少城范围内开建满城，作为八旗营地专用。御制《将军箴》说：“八旗禁旅，生聚帝都，日增月盛，分驻寰区，星罗棋布，奕襈良谟。”八旗营地既是军事上战备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王朝执行旗汉分治的措施之一。满城内最初八旗官兵中满族占三分之二，蒙古族占三分之一。旗兵共二十四甲，满洲八旗十六甲，蒙古八旗八甲。满城内每旗驻兵设官街一条，共计八条，每旗披甲兵丁小胡同三至五条，共计三十三条。宽巷子为镶红旗，相邻的窄巷子为正红旗，实业街为镶白旗，栅子街为正黄旗。满族的各旗相当于各个部落或种族，如和珅、老舍为正红旗，珍妃为镶红旗，曹雪芹为正白旗。
满城内设有将军衙门，左、右司府，恩赏库，都统衙门，火药局，兵器库以及八旗子弟学堂等。由于满城内无论兵丁还是官长，均可携带家眷，因此满城从初始的两千来人发展到后来的两万多人，逐步演变为生活区，再逐步形成大大小小的街巷胡同。按照清政府的初衷，这些旗人和他们的子弟应日习武功，夜读华章，方可成为王朝之根固。然而天长日久，随着战事偃息，生活平稳，八旗子弟在此地优哉游哉生活了近两百年，往昔那种金戈铁马的气概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八旗子弟后来也成为游手好闲、碌碌无为的代名词了。
随着20世纪初四川保路运动和中国辛亥革命的冲击，清王朝崩塌，再加上后来连年的军阀混战，少城内的八旗子弟早已没有了踪影。就在八旗子弟曾经生活过的废墟上，逐渐建造起三种格调的房屋：一是具有明清传统特色的深宅独院，二是带有西洋风格的小洋楼，三是简易的铺板房。宅院自然是当时的豪绅官宦在这里买田置地建造起来的，小洋楼铺板房则是由进入中国腹地的洋人以教会和慈善会的名义建造起来的。
18世纪末，西方教廷就在成都设立了天主教代牧区，后由法籍神父骆书雅于1904年建成平安桥天主堂，内有大小经堂、圣母无染原罪堂和主教公署。在广施布教的过程中，又于平安桥周边的街巷购得数块地皮，建起不少各类房屋，有医院、学校、楼阁，也有大片的民宅，其中在宽巷子的房产约有二十余间铺板房。这类铺板房属木瓦结构，一般是三进，第一进、第二进住人，第三进是半敞的厨房。当街的门面是可以拆卸的木板，屋内的采光全靠屋顶安装的亮瓦，每间铺板房之间用竹篱相隔，上面敷一层黄泥，用石灰水刷上薄薄的一层。源源不断拥入城市的农民，后来形成普通的城市贫民，相互拥挤着住在铺板房内，与巷子里的达官贵人和少许的卷毛洋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并不宽敞的宽巷子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而这里所有的建筑，中式的、西式的以及不土不洋的，无不弥漫着封建和殖民的气息，许久不曾散去。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成都和平解放，巷子里居住的人群发生了变化，原先住在深宅大院里的有钱人多数早已弃家逃离，没有跑脱的也规规矩矩将房产交给了新政府。大院里住的人不再是单家独户，地方政府将院子里的所有房屋作为统一掌配的物资，安排进各种公职人员以及旧政府遗留下来和旧军队遣返下来的人员，大院逐步演变为大杂院。教会所有的铺板房也曾被收归于政府，直到70年代后期才又归还给教会。那时慈善会已不存在，原慈善会名义下的房产就一直由房管部门掌握着。没有变化的是居住在这些铺板房内的城市贫民，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是宽巷子居住人口的膨胀期，主要原因是当时市政建设的需要，市区其他地方拆迁搬来了不少住户。以45号院为例，原先只有五六户住家，有八九亩空地还种着蔬菜。那座院子是崇州一位大地主购置的地盘，到手时正遇日机轰炸成都，等到抗战结束，国内社会又动乱不堪，几经拖延，没有心思再建造房屋，于是从家乡找来几户农民，搭建起几座茅草屋，挖出一口偌大的深井，就在院子里种起菜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7年，东华门一带扩建体育场，其中有三十多户居民被安置在这片菜地上，昔日空旷清静的菜园子立即成为拥挤不堪喧闹无比的大杂院了。
60年代至70年代，宽巷子几无变化。青年人或下乡或到外地工作去了，巷子里见到的是缓缓独行的老人，偶尔路过这里来窜卖物品的小商贩。梧桐树长得十分繁茂，整条巷子被树荫所覆盖，显得幽深而清静。
到80年代，宽巷子居住的人口突然又迅速增长起来并达到高峰，三代人、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大院里的人在原来的侧厅、天井，甚至部分通道处搭建起简易的土砖房。为了尽可能扩大空间，有的住户还开墙破洞，掀瓦锯梁，弄出不少奇形怪状的小阁楼来。那时要到一个大院里找个人，犹如进了一个迷宫，东弯西拐，处处都是住家户，家家都是一眼可以望穿的模样，寻来问去，往往要跨错门。最为艰难的是上厕所，一个大院若干家住户几十号人就守着一个狭小的公厕来解决内急问题，往往要闹出一些矛盾和笑话。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内集卧室、客厅、厨房为一体，前去祝贺的人只能在室外过道上或街檐下喝茶嗑瓜子。有位客人送去两个痰盂，新郎新娘高兴得不得了，连连欢呼道：谢谢你想得这么周到，这个东西太实用了，这下子要方便就太方便了。
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在这条巷子里显现了出来。最初是几位房地产老板，发了大财，自己修的高楼大厦不去住，跑到这条幽深的小巷里买下地皮建起私人住宅，有西式的，也有中式的。凡是中式的，都题了门匾，立了石狮石鼓。38号院和40号院还相互连通，建起亭台楼阁齐全且雅味十足的庭院，取名“小观园”。这些新建的门庭和那些破旧不堪的老式院门相杂，让巷子里又飘浮起一股古香古色的味道来。
“龙堂客栈”这时应运而生了。有人在26号院内开设了一家简易的以接待外地旅游者为主的旅馆，对象是背包客，尤以老外居多。经常见到三三两两的外国人，穿一身脏兮兮的服装，挎着大包，拎着相机，兴奋地在巷子里东拍西照。越是陈旧的，他们越是喜欢，越是角角，他们越是要跨进去看个稀奇。巷子里热闹起来，拍电影电视剧外景的，拍婚纱照的，接待来宾前来参观的，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拨人。报纸杂志和地方电视台也对这条巷子的消息隔三岔五地进行了报道。不知不觉中，将宽巷子定位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具有旧城风貌特征和有名片效应的街道逐渐被大家认同了。
随着新世纪来临，政府与时俱进，着力打造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宽巷子历史文化片区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平行排列的老式街道及四合院群落组成，恢复老成都“千年少城”的风貌和百年来原真建筑的风格，以期重现北方胡同文化和南方蜀文化各自的风采和互融后的结晶。宽巷子历史文化片区是属于保护性改造工程，改建后即营造出在尊重历史旧貌的前提下寻求与现代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使宽巷子片区成为“老成都的底片，新都市的客厅”，宽巷子就此迎来了它生命最为辉煌的时期。”

《家住宽巷子》的笔记-第30页 - 恺庐里隐没的秘密

如果宽巷子是老成都旧城面貌的一张名片，那么“恺庐”就是这张名片最显眼的一个标志。直到现在，“恺庐”那两个韵味十足的门匾题字和“恺庐”的整个造型布局仍被前来游览的人们颇费猜想且津津乐道，而曾经在此居住过的房主人究竟有些什么秘闻令来访者欲探无路而心怀怅然呢？
我的四伯父来到成都后一直住在宽巷子10号，而“恺庐”是11号，正好是两对门。后来陈西源先生搬进“恺庐”居住时，四伯父的二女儿还拜给陈西源先生做干女，我小时候曾随同我的堂姐去他家玩过，我也从四伯父那里断断续续听到过一些关于“恺庐”的事情。
门楣上题有“恺庐”二字的大门与其门后的建筑本是两回事，大门后的建筑是在原八旗营地废墟上最早修建的宅院之一，始建者为四川军阀王陵基部下的一位旅长。因为建得早，规模并不算太大，品字形住房显得比较狭小，每间屋的开间不宽，进深也不是很长，原有的门庭也不够气派。当时在原大门外与街面之间尚留出一空坝，本意是为进出的人停放车辆时用的。
那位旅长并没有在这里住多长时间，王陵基部在民国六年(1917)移军山东烟台时，他便将此处转卖给一位曾姓人家。曾家是开银号的，自然善于精计，于是在原大门外空坝处另立起一大门，顺势将围墙外延，让院内增加了些许面积，左边形成一个小院坝，右边打了口水井备自家使用。又从安全起见，保留了原旧大门，“恺庐”遂成为这条巷子里唯一的有两道大门的宅院。
新建的“恺庐”大门既有古韵又有新气。大门呈高耸递次弯曲的拱形，略带西洋味，这与成都当时的建筑正兴起一股欧派风格有关，宽巷子里除11号外，18号、32号、38号院的大门也是这类仿欧式的设计。远在大邑县的刘氏庄园大片的中式建筑群里，有若干个门庭都是类似的风格。
然而“恺庐”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它的方位就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巷子里所有院落的大门要么坐北朝南，要么坐南朝北，唯独“恺庐”是背靠东南面向西北。四伯父说，别人的老家在郫县，殷实富足，大门向着祖先之灵，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祖恩，咋不可以朝这个方向开？
其次，“恺庐”门楣的上方嵌入的是中式石匾，匾上“恺庐”两字既有钟鼎文风格又略带大篆味，路过者几乎无人能识。走遍成都大街小巷，这样的书体大概唯此一家，这就更加重了“恺庐”的神秘性。不少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恺”字的注释为快乐自在之意，也就简单地将“恺庐”理解为房主人是取意为这里是快乐之家，这就有失肤浅了。
旧时对人对物的命名颇为讲究，其寓意含蓄深沉，是不会这样直白地来表达的。“恺”字在古代曾是一种姓氏，出自颛顼帝高阳氏之后，“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又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揆百事，莫不时序，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八恺的后裔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恺氏。恺氏后裔又因改朝换代遭受到祸灭九族之难，逃出几个兄弟约定以后分别他姓，但见面仍是恺氏一家，以后的子孙只准念书，不准当官，这样一来“恺”字在他们的心目中又有了齐聚团圆安定和睦之意。因“恺”与“凯”二字通假，到现在恺姓者多已改称凯氏。因此，将“恺庐”理解为团聚祥和之地或这里就是恺姓人家较为妥帖。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审视了许久也弄不清这两个字蕴含的封建思想是什么内容，架起梯子用铁锤砸了半天，只将“庐”字砸掉个缺口。按这破损字的读法，“恺庐”变成“恺里”，院坝会误认为是巷子了。
曾家所有人都养成行为隐秘谨慎的习惯，“恺庐”的大门整天似乎都紧闭着，只有早上他家的私包人力车来拉小孩上学主人上班时，才能听到院内传来一阵吆喝声和人力车在巷子里飞跑时车铃的叮当声。
“恺庐”的第三位房主人是陈西源先生，他一家入住“恺庐”是刘文辉二十四军从雅安移驻成都以后的事情了。陈先生原是二十四军少将，任川西电台台长。有人称，蒋介石到成都时曾经来过宽巷子并进了“恺庐”拜望陈先生，这是子虚乌有的事。陈先生并不是好大一个官，蒋介石是没有必要走到这里来见一个普通的下属的。还有传说称：刘文辉起义时给解放军的降电就是在“恺庐”内发出的，这更是大笑话了。陈西源虽是电台台长，但他的住宅却不是电台报务场所，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刘文辉起义时是同邓锡侯等几位国民党旧部在离成都四十公里外的彭州发出的通电，那几天形势相当紧张，蒋介石早已安排有其他部队监视刘部，刘文辉连自己在成都的家中也不敢停留，还能在这“恺庐”里悠然自得地发收电文么？
蒋委员长没进过“恺庐”，我小时候倒是常常进出。进“恺庐”门紧接着进中式门庭，到院内不能直穿直过，需从门庭左右两侧的小门进入。向右入是一个小花园，紧靠墙边爬满矮牵牛，墙角处是一眼水井。水井口很小，刚好能放下一只水桶，井沿是用青砂石砌成，高约三十厘米，井台被脚磨得锃亮。井壁用青砖一层层砌成上小下大的圆柱形，湿冷黝黑的缝隙里，藏着仔细看才能发现的青苔。井口离水面也就三米左右，我小时常随我的两位堂姐去那口井取水，她们提出水，我帮忙抬回四伯父家。好几次我想学着提水，因为那水井修得不仅好看，而且有安全感，不会让人觉得会掉下去。但堂姐始终没有答应过我。现在想想也是，那口井虽说不容易掉人下去，但掉下去了也是不容易弄上来的。
向左入是一个小空坝，三合土地面，没栽花草，只在靠墙处有几棵桂花树，这里是房主人闻鸡起舞踏雪寻剑的地方。在左右之间可以看到品字形三排中式平房，雕花窗棂，屋檐下吊着兰草，屋里地面上镶嵌着木板，有些地板已变形，踩上去立即发出难听的吱吱声。
成都和平解放后，陈西源先生在地方上挂个闲职，仍住在老地方。他是个和善的长辈，见了谁都会微微点头以示招呼。有段时间因四伯父做蔬菜生意，我和堂姐堂兄常在他家门口整理蔬菜，顺便从他家井里提水来草草冲洗，难免要影响到他的进出，他左绕右避，从来没有斥责过我们。
他的子女多，十一个，刚好和门牌号相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小孩从第一个到第十个竟全是女儿。陈先生不甘心，将老十取名为“满满”，希望家中降临的女娃到此为止，决心再生一个试试。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生出来的老幺是个儿子，大号就叫十一弟。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陈先生才是真资格的“超生游击队队长”。那时他家的住房很像一所简陋的幼儿园，屋子里摆满了小床，每张床边置一痰盂和一小方凳，方凳上堆放着一些生活用品。有两位昔日陈先生的勤务兵，一个姓李，另一个姓简，一直与他全家生活在一起，为他照看众多的小孩，并一如既往地承担着日常琐事。陈家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比较平静，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各方面条件急剧恶化，一家人靠制作折扇为生。不久之后，他家就迁居别处，离开这个别具一格的“恺庐”了。
现在的“恺庐”是宽巷子里极少的没有被拆除的房屋之一，每当我路过那里，看到那两个有着亘古久远韵味的字迹，年复一年附着在青黑色砖墙上的杂草，怀念旧时巷子里所有一切的情绪便会从心底里油然而生。
风雨如磐的日子
盘踞在少城中长达两百年之久的八旗营地消失后，新的宽巷子人氏在新的朝代萌动着崭新的希望，他们以为战争已经远离而去，每天随着太阳升起的必然都是蓝天白云晴空朗朗。然而在接下来近四十年的岁月里，鬼魅般的硝烟却不时飘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让居住在巷子里的人——有钱的无钱的，高贵的低贱的，随时都处于提心吊胆心存恐惧之中。

《家住宽巷子》的笔记-第1页 - 从潼南到成都

“宽巷子是我家曾经五代世居的地方，近一百年来，我家前后有近四十人在这条巷子里繁衍生息，直到2004年因市政建设需要，才陆续离开了这条亲切而熟悉的小巷。
我家是20世纪初从原四川潼南县乡下迁徙到成都来的。早在顺治、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我家始祖蓝现舟便携蓝氏后人在潼南县塘坝镇灌坝村五交界处插地为业，从此世代以农耕为生。高祖蓝大顺是灌坝蓝氏第八代，曾于咸丰九年（1859）在云南与李永和联手举行过反清起义，带领三十多万义军横扫四川全境，后转战陕西与太平天国西北军会合，受封为“太平天国文王”。同治三年（1864）蓝大顺战死后，为免遭满门抄斩之祸，高祖母带着蓝家后人移居别处隐匿了下来，直到清王朝覆灭，民国兴起，才陆续走出偏僻之地来到成都，汇聚于宽巷子这条小巷中。
这条小巷清末时叫兴仁胡同，民国时改名为宽巷子，“文革”时有个红色的名字叫向阳巷，“文革”后复名宽巷子至今，有名有姓的历史有两百多年，无名无姓的历史则有踪可寻。
我的长辈目睹了这条巷子里的中国封建王朝最后营地的消亡，见证了宽巷子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条巷子里的衍变和表现有着深切的体会，还亲身经历了民国政府的衰败带来的艰辛生活和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宽巷子周边所造成的万般恐惧。
我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降临在这条小巷的民宅里，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烙有我幼时生活的痕迹，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青涩的记忆。若干年过去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在这条巷子里的点滴反映，民风、民情、民俗在这条巷子里的生灭演绎，人世的悲欢离合和街头巷尾的趣闻逸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十分鲜明。
这张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照片是我的家人的合影，地点是在离宽巷子不远的少城公园里，居中的核心人物是我四伯父。他右边依次是我五伯父、我父亲、四伯父的大儿子、大伯父的二儿子。他左边依次是我大伯母、四伯母及其两个女儿、我母亲、大伯父二儿媳。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已经俨然是个都市人的四伯父那种自信自傲的神态；踏入城市不久的我的父母略显拘谨微露农村本色的神情以及刚刚来到这个城市这条巷子土得掉渣根本无法掩饰庄稼人身份的大伯母五伯父等人的表情。我的奶奶此时已经过世，安葬在原五桂桥旁的土丘上，我小时随同长辈们清明时节去扫过墓，后来那里被夷为平地，建成无缝钢管厂，现在无缝钢管厂也被夷为平地，开始建造高楼大厦时尚小区了。
拍摄那张照片时，我还没来到人世。上面所有的人物，除了那两位小姑娘——我的两位堂姐外，其余的都已先后作古。而今，我的两位堂姐也是子孙满堂的老人了。从我的奶奶算起，到我下面的孙子辈，我家在这里历经五代，跨越两个世纪，目睹三个朝代，见证了百年来宽巷子的兴衰和变迁。我所没有想到的是，而今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让原本一条极其普通的陋巷，居然如讨口子朱元璋一样，一觉醒来竟已是黄袍加身，成为这个城市里若干条大街小巷中的明星了。
在宽巷子脱胎换骨之时，我曾拜读过有关宽巷子的书籍，上面的照片很多，抒发的感慨也很深。可惜的是，我没有从中读出宽巷子过去的真实。旧时的宽巷子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整个容颜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些人那些事，那些陈旧的大门和苍劲的老树，一切都清晰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