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邃思想繫鏈的歷史跳躍》章节试读

《深邃思想繫鏈的歷史跳躍》的笔记-第一章 霍布斯(Hobbes) 的嗜慾說 - 第一章 霍布斯(Hobbes) 的嗜慾說

第一節 議題的定位

儘管，或許誠如Plamenatz批評的，十七世紀英國霍布斯(Hobbes)的思想（譬如，在自然法則中，人到底是以屈從於至高者或上帝為前提）顯得零亂，也有著頗多錯誤與失真之處(Plamenatz,1963:154)，然而，回顧漫長的西方社會思想發展史，霍布斯提出的論述佔有著一席相當重要的地位，卻是眾人共同承認的。我們可以在霍布斯之後的諸多思想家，如Locke、Hume、Adam Smith、Rousseau、Mandeville、Montesquieu、Freguson或Bentham等人的身上，看到霍布斯的思想產生著正面或反面的發酵作用 (參看Germino,1972)。即使到了十九世紀的馬克思(Marx)與二十世紀的佛洛依德(Freud)這兩位具重量級身份之思想家的論述裡，我們依舊看得到霍布斯思想的影子。甚至，我們可以說，就有關對人與社會圖像之想像的觀點上面，他們是承繼、並發揚著霍布斯思想的代表人物。

在此，所以特別關照到馬克思與佛洛依德，有兩點理由。其一、綜觀二十世紀（特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一段時間內）之西方社會思想的發展軌跡，馬克思與佛洛依德的思想可謂是反映十八世紀啟蒙理性所彰顯之「現代性」的重要標竿，乃是許多思想家選擇對話的對象，可以說是導引著整個西方社會思想的發展軸線。舉凡德國的批判理論（如Adorno、Horkheimer、Marcuse、Reich或Habermas等人）或自以Breton為代表之超現實主義以降的法國社會思想（特別具左派色彩的）（如Lefebvre、Bataille、Sartre、Debord、Deleuze、Guattari、Lacan、Foucault、Castoriadis等等），莫不直接或間接地同時以馬克思與佛洛依德的思想做為討論的重要「分離點」。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他們的思想還展現一定的影響威力。
其二、倘若我們承認在當今（特別歐美）的世界裡有著所謂「後現代性」出現，同時，此一後現代性在某個程度上有著將現代性的某些基本核心義理予以闔閉的意思，那麼，自一九七○年代中葉開始，法國思想家Jean Baudrillard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即以馬克思與佛洛依德的思想當成批判對象，並藉此做為尋找思想上之分離點的開端(Baudrillard,1975,1981,1990a,b)。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既然馬克思與佛洛依德的思想被學者們以正面或反面的立場當成為具代表性的焦點，我們自然有理由去追究他們兩人之思想背後的可能歷史源頭，而這正是所以選擇霍布斯的思想來做為討論焦點的緣由。

針對著上面的第一個理由，霍布斯的思想在西方社會思想發展史中可謂扮演著具「啟動」意涵的重要分水嶺作用，而此一「啟動」指的是，啟動了西方世界對現代社會（尤其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現代性）進行理解的思想樞紐 。其次，針對著第二個理由，假若我們同意Baudrillard的批判性論述對當今人類的後現代文明發展確實深具啟發意義的話，那麼，為了澄清和證成Baudrillard對馬克思與佛洛依德之思想的批判論點，我們更是有必要回到霍布斯的理論重新給予評估。所以是如此，那是因為此一後現代性將現代性的某些基本核心義理予以闔閉掉，正是終結了霍布斯以人的需求慾望做基礎所架出之具體物質性的社會（與歷史）意義，也同時宣告著以霍布斯的「嗜慾（或慾望）」命題做為軸線來經營有關現代性的論述模式將退場，或至少需要轉型，而這恰恰正是Baudrillard之論點的核心。
為了讓霍布斯的嗜慾說此一焦點議題呈現得更加順暢、且顯現得體，尤其，為了突顯它和Baudrillard對馬克思與佛洛依德的批評論點在思想史上確實有著一定親近性、甚至可以相互扣聯起來，我們似乎有必要先針對一向被學者們公認為霍布斯思想的關懷與定位重點有著簡扼的鋪陳。

霍布斯(1588-1679)生於十六世紀末的英國，一生活躍的時段是在十七世紀裡頭。 在當時的西歐世界裡，特別是透過所謂的商業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資產階級（特指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力量漸漸浮現，而以國王為核心的勢力，也企圖突破教會主導的封建體制，在政治上爭取絕對的主導權。如此，在日益茁壯的資產階級結合著王權的夾殺下，以教會為中心且強調君權神授的封建體制面臨著瓦解的危機。然而，在這過程中，教會（教士）猶做困獸之鬥，企圖保有其原有的勢力，但這卻只是更加助長社會的動盪不安 。譬如，就英國來說，在以國王為核心的國家主義生成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即影響政局甚鉅。在一九四九與一六八八─八九年，資產階級兩度參與廢除專制君王，提高國會的主導權，取消王室在政治與法律上的專權，並進而透過制憲方式予以約束(引Becker & Barnes,1961:375)。

再特別就英國社會來看，除了有著上述如此一般的條件之外，在政治體制上，尚存有著更為糾結的內在問題。簡單地說，情形大致是如此：查理一世(Charles I)在一六二五年登基後，為了去除國會不斷的阻擾，致使與國會的關係變得相當緊張，其中導使緊張現象發生的阻擾之一是有關稅收的運用問題。
當時，議會控制了稅收的最初來源，國王需要資金時，需得仰賴國會的通過。然而，國會議員為了討好選民，自然是不願多給，以免因此導致不斷增稅，失去了選民的支持。於是，國王與國會之間形成相互掣肘的狀況，整個英國社會跟著處於動亂不安的狀態之中。即使查理一世在一六四九年被處刑致死，政治上的紛爭還是未能終止，至少直到一六六○年查理二世復位為止，內戰還持續發生著。

終其一生，霍布斯所關心而意圖解決的，正是他所身處這樣的歷史場景，他於一六五一年所寫就《利維坦》(Leviathan)一書，即被公認是力圖為英國社會謀求確立和平的途徑 (Macpherson,1962,1968;Plamenatz,1962,1963;Schmitt,2008)。因此，霍布斯的論述指向的，可以說是有關具體政治體制的構作問題，而就當時英國的實際政治場景而言，他即以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做護國公時所形成的政府形式做為主張君主立憲的理想楷模，並由此建構其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體制，以做為穩定社會秩序的制度性基礎 。
從這樣的寫作背景來看，無疑的，霍布斯的國家理論有著現實的考量基礎，過去絕大多數的學者興趣的被安頓在霍布斯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上面（特別是形塑政治權力的正當性時所具有的倫理意涵），因而是可以理解的。聯帶的，在社會思想上的貢獻，霍布斯被定位在於提供具有建構「社會秩序」之功能作用的政治體制（即所謂的國家[state]）上面，於是乎，也是一項順理成章的見解。或更具體地說，他的成就一向被定位在於為現代西方世界提供國家形成的基本理論，而這個「國家」即他所稱呼的「利維坦」。
霍布斯之後的英法世界逐漸形成了以契約說為主調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如Locke、Rousseau、Montesquieu、Bentham等人），並且掌握了至高權，成為主導歐洲（繼而，美國，以至於全世界）社會發展的基本軸線。從社會與政治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看， 霍布斯的思想可以說即是此一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歷史源頭 。然而，在此處，這個面向並不是關切的重點，我們關心的毋寧地是，霍布斯的理論涉及西方社會思想中更為深層之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的「人性論」，以及此一存有預設為十九世紀（特別二十世紀）以來之現代西方社會思想所可以開展的歷史意義。尤其，誠如上面提及的，它對當前後現代狀況的基本社會理路所可能衍生的意涵。

為了證成霍布斯之人性論（尤其涉及西方社會思想中深層之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的歷史意義，從事一些具歷史社會學意涵的簡扼釐清工作似乎是必要的。首先打算提到的，是有關他的論述與資本主義社會生成的可能關係。對此，Macpherson 指出，儘管霍布斯早已看到了資產階級剝削農民的「羊吃人」場景，但是，他並未立即有著嚴厲的撻伐，更未見他直接而明確地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與歷史）意涵有所著墨(Macpherson,1968)。儘管情形或許正如Macpherson所說的，但是，我並無意從事更進一步的追究，因為這並非本文寫作的焦點議題。在此，需要特別提示的倒是，回顧往後的西方社會之歷史（與社會思想）發展的軌跡，霍布斯對「利維坦」國家的討論，尤其，諸多基本命題的設定，對後來的社會思想家在描繪資本主義社會的圖像形構時，的確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參看Macpherson,1962,1968; Bobbio,1993: 10-12)。
他的立論可以說為日後西方社會思想家描述資產階級做為歷史主體的（特別是政治經濟）場景，埋下了深刻的伏筆，也為整個論述提供了核心的概念（與命題）基石，影響可謂至為關鍵，其中，他的嗜慾論(the theory of appetite)即是最具關鍵性的論證，儘管它一向被忽略了。正因為情形是如此，底下即以處理此一課題為焦點。

前面的論述提及到，除了上述之對後來之西方具體政治制度的建構與有關國家的理論有所貢獻之外，霍布斯的論述尚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論意涵──涉及到有關建構穩定之社會秩序的一些基本機制要件，或更籠統地說，觸及到Parsons所謂的「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問題。對此，Parsons即乾脆就把「社會秩序問題」稱呼為「霍布斯問題」 (Parsons,1937:89-94)。當然，論及到此一議題時，霍布斯提到一些概念，如社會契約、權力、政治權威、至高性(sovereignty)等等，確實都很重要，但是，誠如Parsons已注意到的，在霍布斯的思想體系裡，立基於慾望(desires)而引發的激情(passions)概念，才是形塑「社會秩序」之基本單元（即社會行動）最為根本的概念基石(Parsons,1937:89-90)。準此立場，相對於過去學界特別重視霍布斯有關「利維坦」國家做為政治體的結構特質（與衍生的議題）的論述本身，把焦點轉而特別擺在他的嗜慾論上面，於是乎有著極為特殊的社會學意涵。尤其，當我們回過頭來檢討Baudrillard企圖以象徵交換(symbolic exchange)做為基本表徵來刻畫後現代狀況 ，並宣告佛洛依德的需求說(theory of need)與馬克思的價值說(theory of value)失效 的時候，若能重新回顧霍布斯的嗜慾說，無疑地將為整個論證提供更堅實的歷史基礎，讓我們可以從中獲取更多思想上的啟示，也可能讓我們對 Baudrillard的象徵交換說有著更多的感應與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