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古代史稿
出版社: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ISBN:9787801924971
作者:沈慧
页数: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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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可以传世的史学著作——读《湖州古代史稿》王克文 由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沙铁勇同志作序、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沈慧撰著的《湖州古代史稿》已经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为湖州全面推进文化大市建设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可喜可贺。去年深秋，《湖州古代史稿》书稿，我有幸先睹为快。开卷展读，很快就被吸引住了。书稿史料极为丰富，作者博览群书，广泛收集与湖州古代有关的各种史料，以求实存真的态度、严谨细致的学风，对这些史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归纳、综合和合理的编排，从湖州古代的建置沿革到湖州古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及宗教思想等各个方面，全面展示了湖州作为江南著名商贸和文化重镇的的缘由和发展过程。纲目清晰，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有叙有论，层次分明，文字清顺，是一部可以传世的史学著作。它对研究湖州历史及全国各方面的专业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部书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者用功扎实，史料丰富翔实。作者博览群书，书中的叙和论均以史料作为依托，所引史料除正史（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外，还包括了编年体史著、典章制度史著、别传野史、文集丛书、笔记小说、方志图谱等多种体裁的文史著作。特别是书中引用的各种地方志的材料众多，充分体现了该书作为地方史专著的特色，也显出书中史料的直接、可靠与缜密。对于所引用的史料，作者进行了精心挑选与对比考证，当各种材料有矛盾或不一致时，作者将各种材料注于页末，并注明作者所用材料的理由，绝无含糊歧义之处。由于所引史料的精准，文字不多却很能准确地说明问题。第二，内容综合全面。近年来随着对地方历史研究的展开，对湖州历史的研究，已有一些个案式的、专题式的成果问世，但完整、系统、全方位研究湖州历史的著作至今还是空白。这对于想全面、系统了解湖州古代史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该书稿与其它著作的区别主要在于完整性和系统性。纵向说，时间跨度涵盖从旧石器时代到鸦片战争前十多万年，横向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绝大部分具有独创性和开辟性。第三，地方特色鲜明。湖州历来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些地方特点在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明代湖州的重赋与丝绸之府的形成，清代湖州丝绸之府的进一步发展等具有湖州特色的内容，都上了各级标题，并作了重点论述，通过目录基本上就可以可大致了解湖州历史的主要内容。第四，史论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该书从翔实的史料出发，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观点。如秦汉国家政策对湖州地区经济的影响；吴王刘濞对发展地方经济的贡献；吴兴郡世家大族在六朝社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崇尚武功的社会风气对陈霸先崛起的影响；六朝吴兴郡商业的繁荣及局限；隋朝江南政策和湖州士人的沉浮；顾渚贡焙对湖州茶业生产和经济、文化的影响；宋代湖州农业的发展对湖州整个经济所起的作用；宋代湖州商品经济评价；明代湖州蚕丝业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明代湖州地区山区市镇与平原市镇对经济影响力的比较；清初统治集团对江南知识分子的重用等等。这些观点都是独到的，并有大量的事实作为依托，因此立论合情合理使人信服。第五，对当今社会有借鉴意义的事件作了重点的论述。如湖州历史上开山围田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所造成的危害；水利建设的成功经验；宋、元、明、清湖州的社会救济和保障事业；明清湖州产业结构的调整等进行了重点论述。这对当前坚持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第六，对读懂读通古代方志和典籍，了解全国各方面的专门史及古代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有较大帮助。如通过湖州各朝各代士人的入仕道路，可以了解全国各朝各代的选官制度；由唐、宋、元、明湖州州、县等级切入，从中可以了解唐、宋、元、明全国州、县等级的划分标准等。再如古代方志中官职中有“县长”、“县令”的不同记载，《湖州古代史稿》根据多种史料对此加以说明；还有，原来我在看同治《湖州府志》“建置”一目时发现有“湖州繁疲难”、“乌程繁疲难”、“归安繁疲难”、“德清繁疲难”，“长兴冲繁”，“武康疲难”、“安吉疲难”等记载，尽管我也大致了解这是指府、县的等级，但具体标准则和为何如此叫法不是很清楚。看了《湖州古代史稿》就很清楚了。解惑释疑之处还有许多，此处不一一列举。《湖州古代史稿》的出版，是湖州史学发展的一个成果，它填补了湖州至今尚无完整、系统记载湖州古代历史著作的空缺。沈慧同志曾和我说过，她下一步的打算是写出《湖州近代史稿》，我们期待她的新作问世。原载《湖州日报》2005年9月11日 -
一部颇具学术品位的地方史 ——读《湖州古代史稿》仓修良．由湖州地方志办公室沈慧同志编写的《湖州古代史稿》是一部写得相当成功的地方史论著，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突出湖州地方特色非常鲜明，全方位反映了湖州的历史发展全过程，记述了湖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两千多年来所经历的历史足迹，是认识湖州、了解湖州、研究湖州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著作。因为它在湖州历史上还是开创之作，此前类似著作还不曾出现过。对于湖州来说，其贡献与价值自然就可想而知了。即使对于研究浙江和全国历史来说，亦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许多地方上的特有内容，可补因史记载之不足。下面先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初步看法。一、全面反映湖州发展的历史在湖州的历史上，专门系统记载湖州发展的历史著作还不曾有过，因此，《湖州古代史稿》无疑是一部开创之作，这自然也就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独创精神。做学问的人都深有体会，开创性的研究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一无借鉴，二无模仿，只有自己独辟蹊径，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敢闯精神是难以做到的。读了这部书以后，你就会发现书中确实有些与一般地方史不同的写法。全书记载上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下至鸦片战争前为止，跨度十万多年，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更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记载。使人可以从中得到湖州历史发展的全貌，特别是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朝代来划分章节，更可以体现出湖州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连贯性，避免了专题式的撰写所产生的诸多常病。作者在撰写这部湖州地方史时，是把它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撰写，也就是说，是将湖州历史的发展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而加以撰写，这样既写出湖州历史特有的内容，反映湖州历史发展的自身特色，又体现了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孤立地在写湖州的历史。如历代选官制度的变化在湖州地区推行的情况，从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及至长期实行的科举制度都是通过在湖州具体实行的史实叙述，而使每种选官办法得以具体化，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阅读也都很容易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世家大族统治的时期。该书第三章《六朝时期的湖州》中，就专门列了《六朝政权与湖(吴兴)地区大族》一目，讲孙吴政权时期的吴兴大族，东晋政权时期的吴兴大族，南朝政权时期的吴兴大族。在湖州地区的世家大族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沈氏家族，这个家族自东晋得势以后，历南朝的宋、齐、梁三代一直处于显赫的地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自然就是沈约，因为他在文学上，史学上都有过贡献，如今流传的《二十五史》之一的《宋书》就是由他所撰写。对于这些内容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而在第四章讲述《隋唐五代时期的湖州》时，作者更富有创意的在《隋唐五代湖州的政治》一节中，特地列了《唐王朝中的湖州人》一目，将湖州籍人士在全国性政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加以叙述，如《陈叔达与唐初太子废立》、《唐太宗的“从谏如流”与姚思廉、徐惠的进谏》、《武则天重用酷吏政策与徐坚慎重量刑、依法复奏思想》。既让大家了解了唐代政治生活中这些大的事件，又使大家知道在这些历史事件过程中，湖州人所起的作用。这自然又将湖州的历史发展与全国的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如在宋代，王安石当政以后，曾在全国推行为“富国”和“强兵”而实行的一系列新法，书中如实地记载了新法在湖州推行的情况。接着就详细记载了苏轼“乌台诗案”，因为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从徐州官移湖州，到湖州以后，由于向皇帝进谢上表而引发了此“案”，理所当然要对此“案”原委作详细记载。而在南宋历史上，还曾发生过“霅川之变”，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湖州境内，因而书特地列了《“霅川之变”与改湖州为安吉州》一目，既讲述了“霅川之变”的原因，又说明了湖州为何要改称安吉州；众所周知，江南重赋，在历史上是由来以久，这一现象，不仅早为许多学者所注意，而且各地修志亦各有记载。明未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一文开头便说：“丘浚《大学衍义补》日：‘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又居两浙之十九也。”可见，湖州重赋，实由来已久。为此，《湖州古代史稿》在记载《明朝湖州赋税制度及其改革》时，特地列了《湖州重赋区的形成》，将湖州历史上产生重赋的原因作了探索和分析，并引用了许多旧志书所载之史料，说明由于赋税太重，经常发生农民的大量逃亡；到了清朝，在湖州境内又发生了多起影响全国的重大政治案件，一则是湖州的“朱三太子案”，再则便是在湖州境内所兴的文字狱庄廷龙“明史案”，该案狱者和充军边疆者达数百人之多。还有“吕留良案”，更是发生在湖州而涉及全国的文字狱大案。对此，书中都列了专目予以详细记载。如此写法，既系统全面地记述湖州历史的发展，又将湖州的历史发展融入全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并且做得非常协调，非常融洽，这是该书在撰写中所反映出的最大的特点。这种写法，不仅在政治方面如此，而在经济、文化方面同样是如此。二、突出反映湖州的地方特色湖州自古以来就一直成为江南的粮仓，由于这里和自然环境乃是水乡泽国，因而也就自然形成了鱼米之乡。书中详细讲述了因为这里人们长期积累了农业生产经验，农业技术不断提高，普遍推广了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从而至迟在宋代湖州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并引“苏湖熟，天下足”谚语来说明湖州的农业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还在宋代这里就产生了一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陈募《农书》。书中不仅讲述水稻种植的技术，而且还附着一卷专门记载蚕桑的经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湖州人在农业生产上的重大贡献。对此，书中用比较多的篇幅作了介绍，与此同时，作者在讲述元朝湖州经济发展时，又特地介绍了《田字五行》一书，这是汇辑湖州地区天气谚语专辑，反映了湖州农民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共同说明了湖州所以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并非出于偶然，从中也体现了湖州人的聪明才智和对祖国农业生产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对于湖州的“丝绸之府”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该书反映湖州地方特色的一个重头戏。我们看到，在明代湖州经济一节中，专列了《丝绸之府的形成》一个大目。下列《蚕桑产区的扩大》、《湖丝量多质优》、《丝绸特产增加》、《丝绸业市镇崛起》和《明代湖州蚕丝业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五个小目。单从这五个小目人们也就可以了解到湖州丝绸业的发展到了明代确实已经不同凡响。到了清代，又着重记述了“丝绸之府的发展与繁荣”指出蚕桑业此时进一步专业化与商品化，其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许多著名的湖州丝绸已经名冠全国，特别是湖丝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生产丝织贡品的原料基地，这在当时各地所修的方志中都有记载。当然，湖州成为“丝绸之府”，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对此，书的作者在隋唐宋元等章节中的经济部分，都作了必要记载和论述，完全起到了前后呼应的连贯作用。我国第一部茶叶方面的专著《茶经》诞生在湖州，自然就说明还在唐代，湖州的茶叶生产已经相当有名，否则总结茶叶栽培、采制、煮茶、饮茶、茶具等技术、经验的专门著作怎么会在这里产生呢?为此，书中特地设了《陆羽和长兴顾诸贡焙》一个大目，专门讲述了陆羽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经典著作《茶经》，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茶叶方面的专门著作，这自然是湖州人的骄傲，至于湖笔、湖羊也都是湖州的著名品牌，书中也都安排了适当的篇幅予以记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湖州古代史稿》，从各个方面都散发出湖州的风土乡情气味，显露出鲜明的湖州的地方特色。三、突出湖州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内涵《湖州古代史稿》还有一个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突出湖州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内涵，以体现湖州人在为中华文明发展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众所周知，近现代以来，自从用章节撰写中国通史或断代史，大都有专门章节讲述文化，但是所有著作中讲文化的篇幅都是相当少的，因而往往都成为陪衬或点缀而已，实际上是忽略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总是将政治、经济作为主要内容来安排，我觉得这个现象今后不应当再发展下去。我读了《湖州古代史稿》这部书后，非常高兴地看到，此书有一个很突出的可喜现象，那就是讲文化的比重相当大，笔者粗粗作了个统计，全书内容共496页，而各章的文化内容就有l20页，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湖州也确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值得加以总结和发扬。就以史学而言，我们如今流传的《二十五史》，其中三部《宋书》、《梁书》、《陈书》三部，成书都出于湖州籍人士之手。沈约著《宋书》，知道的人还是比较多，因为他还以文学著称于世。武康人姚思廉初受命撰写《梁书》、《陈书》，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即便研究历史的人知道姚思廉撰写了《梁书》和《陈书》，但是也很少有人将他与湖州籍人士联系起来。同样也就在唐代，与刘知几同时的著名历史学家徐坚，曾与刘知几一道编修了《则天实录》，还曾参与《初学记》和《唐六典》的编篡工作，他是长城(今长兴)人，但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州籍人士。可见加强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到了宋元明清，在湖州历史上同样出现了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在史学发展领域中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又如在方志编修方面，湖州同样出了许多人才。宋代流传至今的方志为数并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宋代方志中，竟有四部出自湖州人之手。《嘉泰吴兴志》自然不必去说，而《乾道临安志》的编修者乃是长兴人周宗，《嘉泰会稽志》的编修者沈作宾、施宿，前者为归安人，后者为长兴人，《开庆四明续志》的吴潜乃德清新市人。就在南宋一代就出了那么多的方志学家。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明代乌程人董斯张所编修的《吴兴备乘》曾在清代台湾编修方志过程中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有的志书则是直接在《吴兴备乘》影响下编修的。如《诸罗县志》是台湾编得最好的一部方志，该志的编撰人员就是受到《吴兴备乘》的影响，对此，湖州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再就文学艺术方面，内容就更加丰富了，书中都作了必要的评介，限于篇幅，就略而不谈了。仅就书画艺术再略举一二，因为在这些方面，曾出现过国家级的重要人物，如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虽然不是湖州人士，但都先后任过吴兴太守多年，他们有些传世作品，还是在吴兴太守任上所作，特别是王献之，还为湖州培养了书法家，有许多戏剧性的轶事，一直在湖州社会上所流传，这在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又如大书画家赵孟頫就是湖州人，并是赵宋王室的后裔，他的书法和绘画，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国宝档案”节目中，还专门介绍了著名画作《浴马图》的流传和收藏情况，如今已成为国家级的国宝文物，殊不知此画正是画家奉元仁宗之命而作，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体验生活的经历。其妻管道舁也是一位著名画家，善画墨竹、梅、兰，还长于画山水，而在书法上，书牍行楷与赵孟頫极为相似，他的儿子赵雍，在书、画方面也都有很大成就，他也有一幅奉元仁宗之命而作的画，前不久也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国宝档案”节目，其价值自然就可想而知。也就在元代，湖州还曾先后产生过钱选、唐棣、王蒙等画家，特别是钱选，与赵孟頫、王子中等人并称“吴兴八俊”，可见湖州画坛上真是群星灿烂，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当然也增添了光辉，对此，当今的湖州人能有多少人知道呢?而《湖州古代史稿》中为我们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嘉业堂”对于湖州人来说，恐怕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因为它已为湖州吸引来众多中外游客。它是我国近代保存下来的著名的藏书楼。可惜的是，也就在湖州，与此藏书同时而更为有名的“皕宋楼”未能保存下来。事实上湖州历史上早就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早在六朝时期，武康人沈麟士就隐居授传，聚集藏书数千卷，其后族侄沈约藏书竟达两万卷，与当时的国家藏书相当。南朝陈时姚察也家有藏书一万余卷。随着历史的发展，湖州的藏书家也不断在增加，藏书数量也不断增多，到了宋代，就出现了家住吴兴的叶梦得家有藏书数万卷，和安吉人陈振孙家有藏书五万余卷，吴兴人周密家藏书四万二千卷。尤其是陈振孙，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大约经过二十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五万一千多卷，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直至今天，仍为文史研究工作者必备之书。自宋以后，历元明清以至民国，湖州地区的藏书事业历久而不衰，到了清代归安人郑元庆等还编写了《吴兴藏书录》，对于湖州地区的历代藏书家都作了记载。关于这一内容，《湖州古代史稿》一书同样精心安排了适当的篇幅作了记载。应当知道，藏书楼乃是人类智慧的集散中心，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我们还要指出的是，《湖州古代史稿》一书对文化方面的记载是相当全面的，除了我们上面已论述以外，其他如教育、科学技术、宗教、园林建筑艺术等方面，都在相应的篇章作了必要的记载。而全书则将湖州人在历史上所创造出的丰富的文化，几乎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因如此，笔者认为，这是该书非常重要的一大特点。众所周知，以前的历史著作，重点总都是在讲述政治和经济，而文化部分仅是陪衬或点缀而已。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总都是占主流，但到了历史书中，文化的内容就很少见到了，应当说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四、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这是每部历史著作本该做到的要求，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由于当今社会上浮躁之风盛行，在学术界尤其如此，普遍流行着不太要读书，偏偏却又非常要写书，既不肯读书，自然就谈不上掌握第一手资料，那就只能东拼西凑，并且用大量的空洞而无用的理论来应付，于是空话、套话、大话、废话连篇累牍，让人看了摸不到头脑，而《湖州古代史稿》一书，则是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撰写的，凡是阅读过该书的人都会看到，书中的论述，总是以丰富的史料为前提，凡所征列有正史、典制、杂史、野史、方志、地方文献、文集、笔记等，还有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如为了说明六朝吴兴郡的制砖业相当发达，乃用出土的六朝墓葬砖为例加以说明，当时的墓砖制造极其美观，特别是铭砖，还有各式各样的花纹，虽是文字介绍，但使人看了无疑就会产生形象的直观感，从而反映出当时吴兴高超的制砖技术。特别是书中摘引了大量的制砖方志和地方文献所记载的相关资料，这不仅大大丰富了该书的记载内容，增强了全书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就提高了可读性，为普及湖州地方历史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从上述四个方面对该书作了评述，从中可以看出，全书确实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地方特色鲜明，学术价值显而易见，是研究和了解湖州不可多得的一部地方历史。当然，在阅读中笔者也发现，书中同样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如在介绍湖州历史上方志著作时，还存在着少数概念不清的情况，将《湖州刺史记》、《湖州历官记》、《吴兴镜见录》、《石柱记》都列入方志著作行列，这些著作称地方文献则可以，称地方志则不可以。又受方志学界一些胡说八道的影响，在介绍图经、图志时，硬要加上“横排门类”这样一句，似乎不加就不足以说明它们都是属于方志，还有在介绍赵雍画作的传世作品时，还漏掉一幅现为故宫收藏称为国宝的未能列入。这些虽然都是琐碎问题，大家都会知道“瑕不掩瑜”，但总归还是美中不足，我在写书评时，就不能不加以指出，希望再版时更加精益求精，使全书内容更加完善，其目的像章学诚所说“攻瑕而瑜更粹”。我认为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在写书评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既肯定其成功的一面，也要认真负责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即使是很小的缺点或失误，也要不讲情面的加以指出，这才是写书评的道理。既不要廉价的溢美，也反对恶意地贬低。作为一个评论家，要按照大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要求去做，要有“忘私”的精神，丢掉偏见，做到“兼善”，才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每本书实际的书评来。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原载《浙江史学论丛》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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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有这样的出版社，难得 -
博客有连载 http://wll2050820.blog.163.com/blog/static/1102148201262155139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