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吧，香港》章节试读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164页 - 『衛奕信勳爵』

一個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的教訓是，香港要謹記它的生存之道。這說來可能令人覺得刺耳，但是香港是中國海岸線上一個小小的地方，如果希望生存下去，就有一些行為規範需要遵守。其中一條是，不要干預中國的事，並盡力使中國不干預你的事。
有可能嗎= =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251页 - 政治现实主义

我对中国提的另一个意见是，要设法阻止在海港里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海港就是香港。
言简意赅，却一针见血。
在6月4日前，我们送给北京学生的捐款确实使得很多本已离开的人重返***广场以图分一杯羹。……中国的稳定肯定会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而稳定的中国也是香港需要的。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198页 - 最后一位“殖民地的”财政司

那时候，甚少有人真正反对你作的建议。我记得1987年在我的第一份预算案的投票中，竟然有人鲁莽地对开支预算案投反对票，那时我勃然大怒。
在我退休的时曾有人问我，有什么建议该我的继任人。我的回答是他需要在立法局里多花时间。
往昔的岁月的确令人怀念，但历史已经向前走，人也应该跟着向前，勃然大怒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向别人证明，你提供的的确是好东西。
在回忆了新机场建设和股市危机后，翟克诚就香港的前途，说了这样的话：
当你设计一个政治模式，使立法机关中没有执政党——这正是香港的情况——那么政府的议案可能被否决，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早就该考虑的。这比应有二十席直选议席、十席功能组别议席等等重要得多。数字游戏没有这种重要性，政制关系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九七问题。坦白地说，一切取决于中国的状况。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长足的进步，那我以为香港将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较好的城市，甚至是最好的城市。如果中国陷于困境，那么《联合声明》无论如何不能使香港置身事外。《联合声明》不是香港的护身符。
因此，在“一国两制”的公式中，我认为“一国”将愈来愈重要。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232页 - 自由与讯息

我借鉴的企业之一是一个连锁快餐店集团……我发现部分原因是它的菜单只提供很有限的选择。生意越简单，你就可以愈有效率，对市场的反应就愈快。……可是，这引起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们的顾客认为产品过于简单，因此不常来光顾。我于是采用了另一家公司的策略：利用色彩丰富的产品。我把成衣的色彩系列从四个增加到三十个。这是一个成功的公式：我们以色彩的选择取代了款式的选择，成本却丝毫不变。
这说的是佐丹奴。被借鉴的企业，前一个是麦当劳或肯德基？后一个，应该就是优衣库了。但问题是，当优衣库进入香港之后，佐丹奴又该怎么办呢？
关于丰富的色彩和单调的款式，我现在总会想起《云图》里2144年的首尔，当然，那里面连色彩都是单调的。资本主义果然是要把田园诗给毁灭了。
在中国做生意真不容易。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互信和对法律的尊重。一个人自由的客观准则为基础的法律并非中国社会的传统，相反，中国的法律重视的是主观的良知。这不是法律。中国社会依赖于信用的社会规范、家族的忠诚以及社会的网络，但共产主义把这些全都摧毁了，却没有替代品。共产主义破坏了传统道德，结果之一是：对于合约的履行没法得到保证。
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支付宝。
当然，没有必要逢中必反。较好的做法是：爱你所爱的东西，但不要恨反对这些东西的人。
这做法的确好。我认为好在：你并不能确定自己所爱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东西，所以态度应该谦卑一点。
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目标。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前面有什么障碍，因此为自己确立一个目标是没有用的……我以为这是挣扎求生的人的典型态度。从我年纪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学会了只想当前的问题，因为假如当前的问题不能解决，那天晚上我甚至可能挨饿。
我没有挣扎求生过，但我也不爱做什么计划、确立什么目标。这种态度，让我生活得很舒服。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216页 - 为民主而奋斗

我记得《联合声明》公布后不久，中方曾问我他们应在何时起草《基本法》，应等到过渡期的后期才着手，还是早一些开始。他们告诉我前者是英方的建议。我的回复是，毫无疑问应早点开始起草工作，并制订出比《联合声明》有过之而不及的《基本法》。《联合声明》的内容很好，因此如果我们早点起草《基本法》，我以为结果将较容易被香港人接受。如果我们拖延一段长时间的话，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改变主意，并对他们曾在《联合声明》中写下如此多的自由权利而感到后悔。回顾过去，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非常不好回答。但我想到的答案是，还就是这样吧。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229页 - 管理公务员队伍

一旦作出了决定，所有曾参与决定的高级官员必须团结起来维护这个决定。假如作出了决定后，曾参与决定的人纷纷尝试拆它的台，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容忍这种情况，还能生存下去。
现在的港府官员，有些做不到了。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192页 - 艺术、政治与黑色幽默

四人帮的倒台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我的同学都难以接受这种情况：一个国家对新闻和讯息的控制，竟然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使在中国以外的许多人被欺骗了……从那时起，我听到议论和阅读书刊时，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现在我对于任何事物，甚少会看一眼就接受它。
对于个人而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收获。如果当下的微博，能够慢慢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就好了。人得有爱心，但不该是那么廉价的。
以下这个观点，我大致同意：
“一国两制”并不表示我们要对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之所以是大致，因为我想强调一点：你看到的，不见得就是真相。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160页 - 学习与中国共存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既坚持我们认为对香港有利的事，但有不要惹来中国的坚决反对。这样才能使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存活下去，因此才能对香港发挥它的作用。
一个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教训是，香港要谨记它的生存之道。这说来可能令人觉得刺耳，但是香港是中国海岸线上一个小小的地方，如果希望生存下去，就有一些行为规范需要遵守。其中一条是，不要干预中国的额事，并尽力使中国不干预你的事。
这是政治家的眼光，尽管卫奕信是一个外交官。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243页 - 未来的声音

我还记得这样的一件事：一天晚上，遴选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打电话给我。那人认为我一无所知，他说：“你只是学生，你是很无知的，该好好读书。”当他这样说时，我哭了出来。我刚到这是莫大的侮辱。
……关于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我们试图展开一次较学术性的讨论，但是我大部分的同班同学的反应只是：“临时立法会真成立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想搜一搜这个叫龙佩娴的同学今在何处，但没有发现。
关于她所说的莫大的侮辱，我能够体会，但我想，即便是她现在回头去看、去想，也会有些不一样的思路吧。
年轻的时候，人总是会叛逆的。这个叛逆，倒不见得一定是信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盲从了一种潮流。
任何潮流都是需要警惕的。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232页 - 『黎智英』

我對妻子說：『假如夏娃沒有咬那個蘋果，那個禁果，時尚就不會有新聞了，因為人們不會有是非、邪惡和流言蜚語的觀念。因此，夏娃在伊甸園要的那一口該是新聞的起源。』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95页 - 『姬達爵士』

據說葡萄牙人嘗試把澳門交還中國，但我們不能證實傳說。不久我們被秘密地安排與前往北京的密使會面，從而得知這個傳聞是真的。他提及在北京所受的無禮和令人尷尬的接待。他與葡萄牙大使一起前往中國外交部，遇到兩個年輕的官員的查問，他們出示證件，明確地表示希望與高級官員討論有關澳門的問題。一個半小時後，另一名青年官員出現，只簡單地講了一句話：『我們不要收回澳門。你們馬上離開，回澳門去！』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124页 - 西方文化，中国价值观

伦敦使我受到颇大的文化冲击……最使我惊讶的是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女孩子对于裸体的态度。例如我在沐浴时，她们会若无其事地走进来。我十分尴尬，心里在想：“真是有伤风化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与朋友到圣马田陆去买跳舞用的尖头鞋。我穿上了自以为很优雅得体的旗袍。可是，街上的人都以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在说竟然如此不规矩，穿这种开口高到大腿的裙子。
虽然是好像在说，但就王仁曼个人而言，她对裸体和旗袍的不同态度本身就是有意思的。
我认为芭蕾舞是儿童的全面教育里的一部分：通过舞蹈和训练，他们学会了重视合作和纪律。我还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正直的年轻人。我不认为该把他们全都训练成职业舞蹈家，况且哪有那么多空职呢？即使同学们不再跳舞了，但是假如他们可以将学习舞蹈时的那种干劲和毅力用于其它事情上，他们也是会有成就的。我只盼望能使我所有的学生对芭蕾舞加深了解，并使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些爱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是一种我很赞同的教育理念。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48页 - 工业革命

在60年代，香港工业总会曾努力改善工业安全情况，但是不能奏效，因为人们根本对此不感兴趣。那时的焦点是工厂要生产，要赚钱。工人只关心三个问题：有多少工资？要不要加班？是否经常可以加班？他们希望有高工资和经常加班。在富裕的80年代，他们问同样三个问题：他们仍然希望有高工资，但是只想偶尔加班，甚至不加班。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晚上和星期日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早年当香港还是一个贫穷地区时，人们只有兴趣赚钱，人命是不值钱的。即使雇主有心提倡工业安全，人们都不关心。今天，较为富裕的公认会以不同的观点看问题，他们的确较重视工业安全。这就是进步了。
进步总是不容易的。而且进步的层次也是不一的。当煤矿工人长期因为生产条件不好患了尘肺病而生命垂危时，引起微博上人们关注的倒也是空气问题，但却是PM 2.5。
有一点必定是要维持不变，那就是香港在政治上的中立。自从1950年以来，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于中国的本土整治，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都采取中立的态度……1989年，我们差点损害了香港的这个角色，而某些人已经越过了警戒线。我们的主要目标，一定要维持香港对中国的作用，而不是成为负累或威胁。保持中立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钟士元说，这些建议都是以香港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的。

《說吧，香港》的笔记-第183页 - 了解中国

邬维庸医生显然是了解中国的，在关于1989年的认识上，他和卫奕信一样，都是比较理性的：
1985年，我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这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以为这由于当时我是香港医学会的会长，但是我现在还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委任。我从没与中国建立过密切的关系；在我的家族里，也没有亲北京的成员；无论公开还是暗地里，我都没有表现出很“爱国”的样子。因此，我被委任的事实使我感到中国的诚意，它表示中国要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容许香港人的参与。
我一向认为香港的民主制度应该缓慢地发展。……与很多独立国家不同，香港不能犯错误。假若我们的民主发展过程出现了什么偏差，即它对本地社会或中国的稳定产生威胁，中国将干预香港以维护它的利益，那么“一国两制”就完了。
香港人对于6月4日前后发声的事情的反应是很自然并值得欣赏的，但那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情绪反应。……不过，我并不以为事件该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任何熟悉中国的人都不会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结果感到惊讶。或者次要的细节会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方向完全在人们的预期之内。例如我对6月3日凌晨坦克源源而来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英国的反应难以置信。它发表那样的声明，似乎它从不知道中国当局是那么独裁！
我想这里可以借李柱铭说过的一个意思，英国的政治家是明白的，但是他们要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当然，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其实也都明白，但就是要交代。
当然，邬医生的以上见解难免会让人以为他很左。但事实上，当中国采取强硬路线，提出一个两院制立法机关的保守而又愚蠢的方案时，他呼吁公开反对，最终修改了这个保守的方案。
在采访的最后，邬维庸讲道：
我对中国和香港的未来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只配的。你如果要真正实践嫉妒的教会，就要学会宽恕和两届。意识形态的分期不能成为沟通的障碍或隔离的借口。……毫无疑问，对中国的态度受到它过去历史的影响，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该继续成为指责的对象？……谴责一个犯过错误的人，并继续歧视他，不会成就任何东西。这就是我对中国抱的态度。况且，身为中国人，我感到中国就像是我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不幸地在过去犯了错误。不给予他一个自新的机会，在有困难时拒绝帮他一把，这是恰当的做法吗？
当然，人与人之间，道是很不相同的。关于中方期待英方就97后立法会组成达成共识一事，邬维庸认为这表明
认为中国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忽略了英国的意见，或者认为《基本法》偏离了《联合声明》的精神，都是极不公平的说法。
而在李柱铭看来，这表明英国贯彻的是绥靖政策，英国愿意与中国同流合污。不过时任卫奕信并不这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