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章节试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笔记-毛泽东说：你们要好好地看这本书，了解这本书 - 毛泽东说：你们要好好地看这本书，了解这本书

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他的床上找到一本《六祖坛经》。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等。最后由于毛泽东建议，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的十本哲学著作中列入了《金刚经》和《六祖坛经》。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来对待这两本经，应该说毛泽东是最有远见的。正是因为有见地、有见识，他才选准了这两本经。毛泽东是在这本经书上面下了功夫的，这一点应该肯定。
　　关于毛泽东重视《坛经》，赵朴老讲过这么一件事。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到广东视察工作的时候，省里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他就出了一个题目来问大家：广东在唐朝出了一个最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你们知道是谁吗？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都说不出来，只有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铸知道，陶说那就是六祖慧能。接下来毛泽东又问：他有一本著作把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发展到顶峰了，你们知道是哪一本书吗？大家依然不知道，也只有陶铸知道，陶说那就是《六祖坛经》。毛泽东说：你们要好好地看这本书，了解这本书。可惜的是在我们哲学界真正了解《六祖坛经》的人太少了。
　　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回忆：
　　《六祖坛经》常带身边
　　毛泽东十分欣赏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的《六祖坛经》一书，经常带在身边。他有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我对佛学的有限知识，可以说都得益于毛泽东的教导。
　　毛泽东最先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3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即以卖柴养母。他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深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意做一法偈，却得到弘忍的赏识。毛主席流畅地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一首为慧能所作，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将法衣传给慧能，为禅宗六世。
　　后来毛泽东又和我谈到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中国佛教真正始祖。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在佛教来说，千百年来无疑是把《坛经》和佛所说的经典等同看待的，因为中国高僧大德的著作被称作为经的独此一本，可见佛教界对这本书定位之高。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笔记-一些想法，随时补充 - 一些想法，随时补充

最重要的写在前边，看历史相关书籍一定要放在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切不可以今日之眼光去审视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之事
比较精彩的，能经得住时间考验和推敲的部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矛盾论，辩证法等等。毛对对问题分析极其透彻，如寻物调查与论持久战等等。还有毛非常的善用辩证法的思想，说起话来有些像老子的道德经。这些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值得细细玩味
以时间轴来看，前四卷算是创业阶段，在此阶段，可以看到毛对阶级敌人的划分是随时在变化的，比如对地主的手段就是在全部没收和降低租赁价格两者间随时调整，以当时之具体情况来看，毛的处理手段相当的灵活，最大程度上的团结了能为自己所用的人，同时又尽量不违背立党之根本；从这段时间来看，蒋就要差很多了。不过从整个创业阶段的指导思想来看，可以预感到建国后，那些在战时团结的很多群体的下场并不好
第五卷是治国发展阶段，主要两方面，一曰农业，主要是大家有饭吃，二曰工业，主要是国家强盛；其余基本未提，可以看出这两方面的设计规划，对于知识分子或者稍微有些精神追求的人来说，基本是未有考量的。再者，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或是底层操作，某人对共产党颇有微词，可先划为反动派，开除出人民队伍，这样对其的一切攻击都是合理的了。还有，第五卷中经常提到的政策是经常变动的，对很多违法行为的落脚点都是归结于是不是能够平民愤，虽说建国初期一切并未走上正轨，需要随时改正，但是可以看出人治的痕迹非常之重，最重要的，个人并不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毛所盛赞的贫下中农，因此，在治国阶段是否路线方针都要以满足群众的要求有待商榷，毕竟这帮人目光之短浅以今日之状态审视亦是如此
以后来的知识分子的结局来看，凡从事国家建设的科学家，以今日之划分来说就是理工科类还是可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毕竟可为国家做出能看的到的贡献，反观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不管是历史、哲学、社会学之类的，下场都不太好，可能这部分人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认识确有常人不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