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止野火》书评

布尔迪厄，遏制野火，寻找批判性的力量

关于本书的三个标题：遏止野火；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为了一个欧洲社会。仅仅三个标题即已展示了一个具有国际主义传统的左翼欧洲知识分子的形象，而随便翻开一页都足以打破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及其在国内的“同谋”（这同样是一个来自布尔迪厄的概念）所希望让我们相信的欧洲，即一个充分就业的、民主的、“和谐”的欧洲。这样的欧洲形象来自金融资本笼罩下的国际传媒力量的塑造，惟其出自塑造，所以必非真实，布尔迪厄以来自马克思的那种伟大的社会学家的批判性传统刺穿了市场的欧洲的内里，并构建了社会的欧洲的未来图景。即使欧洲与中国有着如此的的差异性，但却从布尔迪厄那里感受到了相同的紧张感，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在无约束的金融资本的欲望的压迫下，所感受到的那种共同的紧张感，对布尔迪厄时代的欧洲来说，这种压迫还是蔓延的野火，而在当下的中国，则是明火执仗。作为市场的国家（a national market）窃取了国家的权威，并自命 为权威的逻辑起点，为了社会的国家（etat social）尚任重道远。

真理也许永远在两极之间

市场可以作恶，国家也可以作恶，正如它们同时也可以致善。当所谓新自由主义过度发展的时候，反市场化、反全球化是有其正当性的。但是，常见的却是矫枉过正的言论，充满道德义愤，而没有仔细考察事物本身极其复杂的逻辑。正确的选择也许永远在于市场力量、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某种均衡。真正的思考者不能总是不自觉地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并止步于此。揣摩起来，觉得许多苦难或者罪恶都与人世间的某种“不平衡”有关（虽然功能主义者赋予不平等和不均衡以某种正功能），而某种自然力量会推动财富（或资源）在不平衡的地点之间流动，趋近新的均衡。这种流动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如果大江大海，就容易产生大浪，小池塘里就只会是小小的波澜。全球经济一体化，当然是有好处的，产业转移，优势互补。但是，这样一个大流通对社会各个方面形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不同群体在这个剧烈变迁中得失不一，抗衡能力不一，总体的增长可能伴随着某些社会成员的彻底破产，形成无法忍受的社会危机。欧洲的问题是这样，国内也是如此。如果这个流动在速度和量上太大，掀起的波澜是如此巨大，社会就会继续依赖国籍、户籍等制度的隔离作用，造起堤坝，保护坝内的平稳生活。关税、各国独立货币、海关、户籍等等，都是在造围墙，保证自己对内部事务的可控程度，减少全球市场的大海掀起的波澜冲垮整个社会。因此，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大流通与小隔离都有它的道理。书中所述法国人的痛苦似乎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不得不分担落后国家长期承受的痛苦，面对他们的低成本竞争。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发展中地区的国民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由奢入俭难，这个痛苦的过程恐怕不可避免。

悲情布迪厄：法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的异议之声外，其已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西方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布迪厄与乔姆斯基的形象差异显而易见——在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都被体制招了安，只有布迪厄站了出来——他的这种悲情形象，也不免为其带来了“法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誉。但我个人觉得，对布迪厄的悲情形象陡然增色的是他的这本小书《遏止野火》。对有心的读者来说，布迪厄的这本小书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四年前河清所著的《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一书中，就附译了十几篇《遏止野火》里的小文章。四年后的今天，国内学界环境亦有不少变化，河清再次将这本小书完整译出，虽有他所说的“考虑到《遏止野火》的完整性”，但更为切实的用心，却是为了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遭到质疑的同时，奉上颇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布迪厄的观点。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占据主流地位始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是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也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的异议之声外，其已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要“削减国家的功能”，崇尚个人竞争，国家管得越少越好，即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当推“新自由主义传教士”诺齐克鼓吹最力。然而殊不知，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集团、大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它要求西方国家给企业减税，少管社会闲事，对其他国家则要求降低关税、取消对本国民族企业的保护，而给西方跨国公司以“国民待遇”，正是为了利于它们毫无障碍地在世界范围内吸取民脂民膏。对于新自由主义否定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福利国家”，削弱国家救助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功能，布迪厄清醒地指出，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在欧洲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国家退化的过程”，那些宣扬“最小限度国家”的知识分子集体是在匆匆葬送公共利益。而在英国和法国，则是由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们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法则——实质则是给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为此，布迪厄反复强调，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的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至于“全球化”（建立“世界市场”）的口号，也是“最清醒、最无耻的新自由主义者”有目的、有意识长期宣传的结果，“世界市场”是一种政治的创造——西方强国“合而治之”的策略——为的是使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以便在经济上控制全球。这些力量不仅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也受到了一些真正企业——例如美国商会联合会（ＡＭＣＨＡＭ）——的集中组织和引导。</P< p>在书中，布迪厄还对美国中情局长期资助一家法国杂志《证据》（Ｐｒｅｕｖｅ），让其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商会联合会（ＡＭＣＨＡＭ）十分卖力地搞新自由主义宣传，“１９９８年就出版了十本著作和六十多篇报告”；索罗斯作为国际金融投机的大亨，也想到建立一个“开放基金”，拨出资金到东欧和前苏联去“推动开放社会”；众多美国私人基金会，都曾以资金和“民主”书籍，帮助波兰团结工会瓦解波兰体制；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从来都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庞大媒体网络，向全世界播送为其利益服务的舆论，实施一种巨大的宣传力量等行为多有揭露和抨击。此外，与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一样，布迪厄也揭露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法国存在一些出让国家主权的“精英”，他们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内应和同谋，为的是在集中的特权中分得一杯羹。布迪厄的告诫，对于只知口诵“历史规律”和“世界潮流”教条的世界主义迷狂者，不啻是当头棒喝，也是一剂珍贵的解药。在众多同行为了权力或自身利益三缄其口，以及“媒体型知识分子”对于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的同时，只有布迪厄像那个揭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一样站了出来，勇气颇令人敬佩，亦可见其深得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批判精神。然而话又说回来，布迪厄的揭露性文字虽真实而发人深省，但他的一些建议，则常常失之空泛，不那么有现实可行性。也许，面对如此强大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和遮天蔽日的“野火”，他自己也感受到深深的无奈，只能是“绝望地乐观”，做一只永远也挡不住车轮的螳螂。不过布迪厄的意义却也正在于此——揭露潜藏在背后的阴谋、追求现实的完美、满怀乌托邦之梦，人类一代代繁衍至今，不正是在靠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推动着么？大略言之，布迪厄的社会学工作涉及范畴之宽、领域之广、问题之繁，使人很难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和脉络。他的这本小书前后分两个部分，前篇名之曰“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后篇名之曰“为了一个欧洲社会运动”，收集的都是其近年来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演讲稿，文章大都不算长，与布氏的其他大部头著作相比，《遏止野火》有什么说什么，率真明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既不像严谨的著作，也因情境的多样而显得乏于统一，然而在字里行间，依然清晰可见布氏的主要思想和学术关怀。国内学界向与英美学界声息相应，自然也把 “野火”播撒到了中国。哈耶克、柏林、波普尔、吉登斯、诺齐克、弗里得曼等名字，在国内学界就一度炙手可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由竞争”、“市场万能”等口号也愈演愈烈，众多学界中人、精英分子也都参与到了为新自由主义摇旗呐喊的行列中。在这本小书的最后一部分，河清就用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做了按语，结合对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的质疑，对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广为流播的阴谋和其背后的一大批“操盘手”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读来不免让人惊醒三分。最后说一点，比之于德里达、福柯、雷蒙·阿隆、德勒兹而言，布迪厄的文字尚算不上繁复难懂，前后的跳跃也不算大，基本上还在于易懂的行列，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不知译者在小序中说布迪厄的文字“非常繁复、冗长，长句套短句，有时半页也不见一个句号。所以翻译布迪厄非常艰辛，既要忠实原文，又要中文明白晓畅，真是惨淡经营”是何之故，或许阅读和翻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吧，阅读讲究一目十行，而翻译则需要信、达、雅，是个吃力不讨巧的活儿，但这本《遏止野火》翻译得相当有水准，字里行间的布迪厄形神皆备。

沙粒

不喜欢左派的调调，不喜欢他们的姿态——或许他们彼此也不喜欢。有时候我想，左派针对的或许并非右派，而是大众——要么唤起他们，要么背叛他们，要么怜悯他们，要么唾弃他们。右派似乎是另一种人，他们既讨厌左派，也讨厌大众，于是姿态更优雅。唯一喜欢左派的时刻，是当他们绝望时。绝望，于是疏离。远离大众，就离乌托邦更近些。不喜欢河清为这本书所作的按语。挤占了想象的空间。喜欢的是这篇《沙粒》。贴出来，重新读读，“绝望的乐观”：绝望，还是乐观？——————————————沙粒 布尔迪厄如果我说今天文化处于危险中，文化受到金钱、商业帝国和重商精神（有多重面孔：收视率、营销调查、广告期待、销售额、畅销书排名）的威胁，人们会说我夸张。如果我说那些签订国际协议的政治家，将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产品的庸俗命运，与玉米、香蕉或柑桔等量齐观，有意无意促助了文化和精神的沦落，人们会说我夸张。如果我说那些出版商、电影制片人、批评家、发行商、广播电视频道负责人，殷勤屈从于商业流通的规律：追逐畅销书或媒体明星，不惜代价制造和炒作短期成功，还有社交圈退让和讨好的循环交流，如果我说所有这些人与市场的愚蠢力量合作、并参与其成功，人们会说我夸张。然而——如果我现在提醒，要制止这部恶魔的机器，希望寄托在那些对文化、艺术、文学事物拥有某些权力的人身上，他们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和以各自的方式，给这场很润滑的随大流同谋游戏里掺一些沙粒，哪怕起很小的作用，如果我补充说，那些有幸在Telerama杂志工作的人（不必在最重要最显眼的地位）处于有利位置去掺沙粒，为了信念和传统，人们也许会例外地说我是绝望地乐观。然而……巴黎，2000年9月

[转贴]我们应当为中国而艺术

[转贴者按]今日购得河清译的<遏止野火>一书,看了几页,觉得此书写得非常不错,发人深醒,让人更清醒的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今天,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界,文化界,甚至民间,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泛滥成灾,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比美国竞争还残酷的丛林社会了.电影,电视,鼓励的都是竞争,表现自我,昔日的礼让之风荡然无存.同时,各类文化产品,从电影到电视,都热衷于表现私人生活和去政治化,鼓吹全球化,地球村,去殊不知全体中国人民已经沦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工仔.昔日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如今都成了金钱的奴隶,真是让人不知是哭是笑.我们应当为中国而艺术 www.zjol.com.cn　 2007年12月21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河清原名黄河清，1958年生于浙江临安。“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下乡当知青两年半。1980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法语专业。1985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1987年赴法国，就学于巴黎第一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1992年获艺术史博士学位。1995年至1997年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1997年再度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为期两年。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著有《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民主的乌托邦》、《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等。　　《美术周刊》：您最近出版了译著《遏止野火》，从序言里得知，2003年你就着手翻译布迪厄的这部文集。布迪厄思想的哪些方面触动了你?引进布迪厄的思想，对于中国学界可能有哪些启示?　　河清：早在1998年或1999年的时候，我在法国《外交世界报》上看到布迪厄的一篇长文《新自由主义，一种无限剥削之乌托邦》，当时就有翻译的冲动。后来，布迪厄把他的一些文论和讲演稿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即《遏止野火》。我看后觉得对中国非常有现实启示意义，就决定要翻译这本书。无奈生活中有很多杂事，尤其是布氏文笔繁复，翻译难度很大，拖了很长时间才把它翻译完。　　布迪厄在书中点出了“全球化”的口号是新自由主义者们长期宣传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口号。他非常明确、犀利地指出：“全球化”的实质是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我认为布迪厄深刻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对中国的政治界、经济界和文化界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名中的“野火”指的是新自由主义的野火，它来势汹汹，大有燃遍全世界之势头。新自由主义思想简要来说，就是市场至上、自由企业，强调小政府、减税等。最早的祖师爷是哈耶克，然后被撒切尔夫人，后来又被美国总统里根所践行。还有一批教授学者记者长期鼓吹。经过他们的广泛宣传和推广，新自由主义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主流思想。布迪厄说要“遏止野火”，他的思想戳到了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的痛处，有不少人批评他，诋毁他本人。这都没关系，关键是他说的有根据、有道理。　　《美术周刊》：《遏止野火》作为学术译著，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你在书后加的“按语”，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河清：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是一边译，一边写“复按”发议论。翻译《遏止野火》的过程，让我生出无尽的感慨和联想，我也不想只作一个简单的翻译者，而想跟严公那样作“按语”。布迪厄的文笔很繁复，长句里面插短句，一些真知灼见常常“跳”不出来，被淹没在啰嗦的语言汪洋里面。我想通过按语，把这些特别重要的地方强调出来，同时解释几句，可能会对这本书的理解和接受起到引导作用。　　对于布迪厄的观点，读者可以见仁见智。我本人也不是全部赞同他的观点。比如，布迪厄的揭露文字，真实而发人深省。而他的一些建议，则常常失之空泛，不那么有现实可行性。不管怎么说，读读布迪厄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一些。如果本书能解去国人一些“全球化”蒙汗药酒的药力，那对我将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美术周刊》：你2005年出版的专著《艺术的阴谋》反响很大，也引起不小的争议。时隔两年之后，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你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吗?　　河清：我的看法没有改变，而且一些现象更加印证了我那本书的观点。现在整个国际市场在炒作中国概念股，大家认为它有增值的空间，所以中国的“当代艺术”特别好卖。蓬皮杜中心要在中国开分馆，古根海姆博物馆也试图在中国开分馆，几个月前一些外国画廊来上海办艺术博览会，诸如此类的新闻都在印证我的观点：当代艺术“国际”正在全力、更大规模地宣传推广他们的所谓“当代艺术”。　　我仍然这样认为：国际当代艺术，是以1960年代出现的实物、装置、行为概念艺术为主要形式，由美国所推动，可以说是一种“美国式艺术”。　　《美术周刊》：在信息化、国际文化交流频繁的当今，艺术家应当思考“为谁而艺术”。你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首要考虑的接受对象是哪些人?　　河清：现在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目的非常明确，不针对中国市场，而主要是为了出口，面向国际市场。我觉得“为谁而艺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当代艺术，应该面向中国国内，面向中国广大的公众。至少，搞双轨制也行啊，既要面向国外，也要面向国内。不能一门心思吊在外面那棵树上。假如外面的市场不要了，那些“艺术品”如果说不是垃圾，至少是仓库里卖不出去的商品。　　《美术周刊》：如果说“一部二战后的艺术史，是一部美国人自说自话、自我宣告的艺术史”，那么，作为中国人来说，应持怎样的立场书写当代艺术史?与此相关，中国的美术学院在教学上是否亟须重新厘清和树立“艺术”的标准?　　河清：我想，在看待当代艺术史时，应该立足于中国的艺术价值标准，以此来判断那些艺术的好与坏、成与败。只有用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标准，才有可能对当代艺术现象作出判断，否则只能依附于别人，听命于别人。　　我认为，艺术还是应该给人带来美，尽管“美”已经变成一个落伍的话题。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非常强调个人表达，是一种个人至上的艺术观。当然艺术可以表达自我，但是自我、个性的表达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艺术作品毕竟还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应该是美的表达，而不是纯粹个人的宣泄。　　艺术标准的含混在我们的美术教育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人们普遍把“当代艺术”看作是时代的艺术，而忽略了艺术还有文化历史的属性，不完全简单是一个时代问题。一些美术学院缺乏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也跟着潮流搞装置概念，教“当代艺术”，我不认同。　　《美术周刊》：你曾说过，希望看到中国重新恢复文化自尊和自信，创造一种真正能传承光大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中国式艺术”。那么，“中国式艺术”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河清：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或者说“中国式艺术”，应该符合中国的文化艺术精神，符合当代中国人的艺术欣赏需求和趣味，同时也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社会现实。　　我一直认为，艺术背后都有一种文化属性。在人类文化多样、差异的基础上，艺术承载有国族和地域的特性。丹纳的《艺术哲学》早就申明，决定一种文化艺术的精神性气候有三个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现在只注重时代，不怎么注重种族和环境，这是片面的。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习惯于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而羞于、怯于宣称文化艺术的“国族性”。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内销”的中国当代艺术。这种中国当代艺术应当是面对中国自己的观众，在中国自己的艺术市场上适销、受欢迎。事实上，经历西方现代艺术洗礼的中国当今艺术，无论是国画，还是西来的油画、雕塑，其表现形式、技法和风格都得到极大的丰富。近百年来，中国产生了大量符合中国人艺术欣赏趣味的当代艺术，只需我们去发现，去肯定。我们应当为中国而艺术。

布迪厄的批驳与反思

布迪厄（1930~~2002），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这本书可以凸显一个识见丰厚的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与世界，集中在1995~~2000年布迪厄的几篇短文和演讲（也就是他晚期的想说和正如他在序中所说的基于义愤所要表达的），是论战文集。书中能获得一些新认识，比如全球化、媒体、新自由主义、商业文化的侵蚀、国家主权、文化衰落等，涉及到的还有一些细微处的判断，其实布迪厄想要讲明的也只是些常识，可正是这些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理解与印象吧，或许对于政治和文化根本就不存在大众中共有的常识，而那些“常识”可能就是被扭曲的假象，而媒体、“知识分子”、商业力量正是合谋者。关于全球化，一般的印像是它是世界潮流，势不可挡，是大势所趋，会带来繁荣，大量的区域性或全球性合作组织就是这种表现，而推动者就是跨国公司和经济力量，可是这种经济化侵蚀的又是什么？是经济以外的与大众密切相连的利益和独立的文化与主权。布迪厄称这些为新教义和纯虚象的世界主义，这种充门面的世界主义责难国家的力量并斥为不确当的倒退，并用邪恶的标签诋毁、妖魔化不合作的国家力量与努力。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渗透，制造一种真正的信仰。其实不止全球化，很多正确观点、信仰、常识都是这样制造的。同这种全球化向对应的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是自发的，而是知识界巨大的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的造势的结果，这种力量受到一些真正的企业的集中和组织去生产、传播和干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得胜’”，而全球化“是一个十足的神话，一种强势言论，一种强力观念”。引用这么多只是想说明有一些思维得重新思考，比如这种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力量与竞争。又想到关于“直线思维”和“竞争意识”，并把它绝对化。本书的译者是河清，后面写的按语占了全书的1/5，（也是一个“愤青”吧，）是对布迪厄观点的理解和结合中国情形的一些看法。很多很好，少数有偏颇。其实看书的时候就熟悉的话题有相近的思维和想法是很欣喜的，只有是真诚的思考和书写多能引起共鸣，常常也有点新认识，很少记下来，后面只剩点印象了，手拙脑也拙，人也懒，是件没办法的事。书中表达的范围有点广，但只涉及两点。对经济力量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反击和倡导一个为了政治的社会运动。布迪厄在社会学论述中有几个概念：场域、惯习、资本、权力。想到其中的影响，如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知识界生产“知识”，而如布迪厄所言，今天的社会科学家热衷于一种无技术性的政治哲学，沦为“舆论术士”。很多思想和创见本来很好，可一旦成为意识形态，就没有了原来的那种亲切，观念的交锋很多，最后也只是剩下碎片或被默化而视而不见。那么怎么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