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教训》书评

简洁清晰的力量

从现在看，把一句简单的话/定论/推论说得无比复杂，以至上升为长篇大论乃至意识形态的人大有人在。而把这些又简洁述说，浓缩推理而不牵强或刻意忽略的，波普尔当为其一，较少的一位。如把N种情况仅用几个词词就说明白了，再如关于“文艺、出版、民主”的关系，他人可能长篇大论，他又以一段文字亦说清了。思维清晰，逻辑明晰，现实了然。马XX独断且一开始就被发挥的垄断，资XX忘本而刻意向导的民X主，在波普尔这里，不仅一言两句就说清了缘由，更发展了罗素等社会主义者无法推进的思想。任何思想的接受推广，更为媒介、大众、政治的合力左右而推行，因而，波普尔属于“另类”，那是势在必行的。或东或西，都是不愿把缺陷示人的。更符合新的论据是，于东于西，大家会拼命显示对方之缺陷，语言狂呕之。上当的人很兴奋。just y20060328

被遗忘的波普尔

读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书的正文，而是该书的序：正在被世人遗忘的波普尔。波普尔生前有多出名我不知道，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甚至都还没有记事。但是自一接触他的思想之后我就成为了他的信徒。遗憾的是科学哲学正在退出历史的主流，而科学哲学派中受人关注更多的是费耶阿本德。诚如序言中所言，正是因为波普尔思想的明晰和简洁造成了他的学说的式微。断章取义的理解造成了对他的不断误解，而这种误解不断加深。我的同学只是看了一眼目录中对于马克思批判的标题之后就宣布他为反动哲学家……何等的无奈！

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刘擎的中译本导言，是最能看懂的部分，之后就是访谈跟演讲。访问者是谁？不知。阅读本书，需要一定的历史背景。有个观点很有趣，找朋友，而不是找敌人。2004年7月版，18元，已出新版……120126下1306

波普尔与夏志清

看完波普尔《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篇演讲稿，不由得想起了夏志清，这两个在各自学术领域都有超人成就的学者在政治观点上是如此得相似，他们是自由的坚定守望者，对共产主义都有明智的认识，而他们在道德上的保守态度又有着惊人的一致，甚至不惜牺牲无它宁死的自由，顽固得可爱也令人感动。而正是由于他们高明的政治见解，同学科或者其他人文领域自诩民众利益捍卫者的各色左派知识分子往往抓住这点大做文章，异口同声毫无新意地指责他们“冷战思维”、“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这种陈词滥调恰恰彰显了批评者自身冥顽不化的狭隘政治化学术立场。2000年在香港召开的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八十高龄的夏志清亲临会场，大陆学者在自由圣地上终于可以暂时脱下陈腐的赤色外衣，无不恭敬地称先生为“夏公”，这比1983年夏老在钱锺书陪同下以社科院的名义访大陆时的情景好多了，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复旦党委下令对夏志清的到来不宣传，同时不开座谈会，不做学术演讲，因此一批名字出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经历XX残酷迫害幸存下来的新文学老人们只能在一间屋子里排成一长队，接受夏老检阅般的握手言欢，这实在不符他风趣幽默、待人热情的天性，若无那些繁文缛节的共产禁忌，夏老与这些侥幸逃生的老人们畅谈一番，或许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又会多出不少清新可读的佳作，若干史料也会浮出水面，这样说并非毫无凭证，单从夏老对贾植芳的热情就可作一管窥。贾植芳在接受李新宇的访问时回忆说，当时接待者为夏志清一一介绍列席人员，当介绍到他时夏志清一愣，没有反应，旁人马上告诉他此人就是《小说史》中的“贾冀汸”，当年由于翻译的原因夏先生误记了，夏志清马上握住贾的手连连称赞“胡风分子，了不起啊”，这样的热忱若是他人为之或有造作之嫌，但熟悉他的行文风格、人生态度的读者当会明白这实在是夏老的肺腑之言。可惜，时至今日还有类似孔庆东这样僵尸腊肉的癫狂粉丝蔑称夏老为“反共学者”，当然，对这种祖先被人刨坟鞭尸还跪在那厮脚下三呼万岁的活宝我们也大可不以为意，毕竟一个跟着其导师研究什么金庸小说“现代性”的三流批评家能有什么建树和眼光?与此一致的，波普尔在西方左派那里也一直不受待见，双方在国际问题、时事政治上争执不下时，左派的拿手好戏就又出来了，开始攻击波普尔的学说过于“世俗”、“难称严肃哲学”，甚至连从西方新左那里学了一堆概念理论的中国特色的新左派攻讦起波普尔来也是不遗余力，“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设计师甘阳先生就在行文里轻蔑地指称“波普尔之流”，而一直安心古典学术梳理的刘小枫也不忘借施特劳斯的口袒露自己对波普尔的鄙薄“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如果西方新左的批评还有其可以标榜的“独立”一面，那么中国新左的凌厉攻势实在与其围剿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罔顾事实、选择性失明的粗暴一脉相承。大陆沦陷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和学术操守上的沦陷速度是惊人的，之后的五十年里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和国府时代辛苦累积的在民间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在社会问题上发言的筹码输个精光，事后苟存于世的老人们回忆早年的经历总是不忘炫耀在蒋公治下“如何面对国统的枪口和审查制度的闸门奋勇抗争，力求民主”，但对其在极权保证之下的忍辱偷生却绝口不提，或是轻描淡写，或是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症的典型症候，大有谢主隆恩不杀奴才的意思，而我迄今为之看到最令人惊愕的言论是许渊冲在《追忆逝水年华》里的叙述“罗曼•罗兰夫人来信，向我询问傅雷挨批挨斗的情况；我一方面矢口否认，说是绝无其事，另一方面写信给傅雷，请他自己澄清事实；他没有回我的信，却用自杀的行动作出了回答。他彻底牺牲了现实，完成了生活的艺术；我却向现实低头，苟全性命于乱世，也算保住了译诗的艺术”、“那时我却用艺术的态度，躲进了象牙之塔，逃避了斗争，去欣赏诗词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字里行间丝毫没有对自己欺骗行为的愧疚，反是一幅自得的神态，如果说当年还是迫于政治淫威，时至今日不思反悔着实不符其在前文中大肆宣扬的“气节”，而把自己的胆怯懦弱美其名曰保全艺术，而且据说他还躲进了“象牙之塔”，恕我直言，这象牙恐怕早被手持电锯的猎手们锯了个精光吧，血泊之中还安然自得地欣赏“三美”，许先生的定力实在令人钦佩。就是这样一个为自己开脱一切道义责任、晚年得意洋洋的文人居然还是翻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大家，那我在先前“传统文化孕育不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上，还得再加一个判断“传统文化甚至孕育不出一个知道礼仪廉耻的现代公民”。夏志清和波普尔对共产主义的鲜明立场令人津津乐道，而追溯他们这种思想的起源，则可以发现两人有不同的经验来源。在《夏济安日记》的前言里，夏志清回忆1946年两兄弟乘船北上时的情景写道“船上看的书我至今还记得，是克斯脱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说“Darkness At Noon””，而在《重读《一九八四》》里他也追忆了早年读此书时获得的教益，虽然他当年就读的上海沪江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共产势力绝少渗透，但在他的回忆散文里仍然提到同窗间有几个左派学生，夏志清不受其蛊惑宣传可说都是受益于自己的读书所得，而之后的历史全部证实了夏公的早年判断，他的远见卓识完全从反极权小说中获得，此时他尚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北大教员，而其他同时代的名作家、学者、记者看过此类佳作的也不在少数，因之为他们在49年所作的抉择更感惋惜。本有远大前途的中国新文化遭此浩劫令人扼腕。与此相反，波普尔对共产主义的省思更多地源于他的实践，无疑的，他是一个早熟的智者，15岁被托洛茨基的演讲所吸引，17岁成了共产主义者，为奥地利共产党办事，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与同事的相处交往中，他发现“只要莫斯科来一通电报，他们的态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转变，前一天说过的话，到第二天可以整个倒过来。对人的态度也是这样。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坚决支持莫斯科，不容一丝一毫的动摇”，于是他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终而彻底地逃离了这个“捕鼠器”，成为日后开放理论的大师。与其他许多被“美好社会”吸引继而即使看到黑暗也被“党性”束缚不敢直言质疑越来越身陷其中的青年共产党员相比，波普尔的当机立断和审慎态度真该传为一段佳话。在关于世道人心和人类前途的大命题上，两位老人的一致性更是令人称奇。夏志清常指责美国青年学生“不好好读书，受些苏联的宣传和左派分子的蛊惑，成天上街游行，一会指责保卫自由世界的越战，一会要求政府削减核武，降低军费开支，非把强大的美国整垮，让苏联摧毁不可，他们才开心、如意”，而波普尔对西方左派“在新福祉的基础在西方稳定下来，进展顺利之际，却又一股骚动在一旁冷言冷语，胡乱批评我们的时代、社会文明以及美丽的世界。恐怖夸大的言词说，在我们追寻发展的时候，带来了毁灭与邪恶，毁掉了原本还很美丽的世界角落”痛心疾首。两位老人都对历史决定论深恶痛绝，他们的信心建立在日后被弗朗西斯•福山提炼概括的“历史终结论”上。对自由世界的无端指责在他们看来实在不是对人类、对真理负责的表现，西方的言论自由允许左派分子随意发表意见，侮辱这个自由的世界，把它丑化成恶魔张牙舞爪的地域。这是他们的权利，却不是事实。散布谣言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只会危害到丘吉尔与罗斯福规划的伟大目标。两个不同人文领域的第一流学者对自由的坚定捍卫，对人类前途的不屈信心，为仍处阴霾之下的我划出一道耀眼的光亮，它使我感激钦佩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勇士，也为苦苦挣扎在泥潭中的自己和同行者们感到欣喜，至少我们已经从黑屋里破门而出，虽然我们依然面对无尽的黑暗，但我们业已向监视着自己的那一双双丑恶的眼睛发出怒吼：为了自由，我们从来不缺乏勇气！

在错误中接近真理

此书虽然谈及的不过是人文的关怀，但是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对于现世的不屑，对于现世的无奈。经常性的引用，丘吉尔的一句话，我承认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是其他的制度应该会更糟。现世总是最美好的现世，其他的所谓一切不过时乌托邦的。正应了那句话，真理并非不正自明，真理是在否定的过程中前进的。 此书应该作为波普尔思想的入门书。

读后的一点小感

《二十世纪的教训》，作为波普尔晚年的访谈小册，不失为了解他毕生思想的一条捷径。这本小书中，包含了波普尔上世纪90年代的两篇访谈录和两篇演讲文稿，表达了他对过去的这个世纪的看法，对世界的苦难和希望的关怀，也谈及了冷战后的世界局势、媒体的危险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等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波普尔对“民主”的认识和阐释。波普尔能抽丝剥茧一般道出概念的核心实质——他在演讲稿中说到，民主的重点其实是避免独裁政治、寡头政治等等一切形式的专制，或者说是避免不自由，避免某种统治模式不是法治。和“民主”被曲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不同，民主这个词的古希腊的字面意义是“人民的统治”（rule of the people），可惜这样的说法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而波普尔则清晰地表达了出民主的本意。波普尔反对将民主视为“多数人的统治”或者“全民创制” （popular initiative），而支持“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这样的理解，用雅典的伯里克利的话说：“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

民主的本质是避免独裁

记得上大学时，熄灯后很喜欢和同宿舍女生讨论一个话题：共产主义能否实现。彼时苏联已经解体，但对懵懂中的我们似乎也没造成多大冲击，因为所谓“共产主义”，于我们来说更多是一种书本上的理论，所以也不记得当时有谁用苏联举例说：看看，这就是它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证明。很多年以后，当看到卡尔·波普尔说：“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共产主义终究会实现，我们应该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然后他开始质疑：“事情真的是我们说得那样吗？我怎么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是真的呢？”我想起自己上大学时那些破碎的思考，一觉醒来，就被抛在了脑后，因为现实中有太多比“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更值得我操心的琐事。这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很多问题不再需要迫不及待地思考。卡尔·波普尔不同，他的年轻时代是一战刚刚结束后，虽然出生在奥地利，但他却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对战争深恶痛绝。17岁前，他信仰共产主义，因为相信共产主义能带来和平；17岁后，他开始怀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波普尔自述，当他还是一个在维也纳为共产主义组织跑腿的小喽啰，有一次为了解救几名被拘禁的共产党员，他们发动了一次群众示威游行。游行过程中，警察开枪了，6个年轻人当场死亡。这在我们的革命剧里，是多么稀松平常的情节，我们会热泪盈眶、前赴后继：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革命的最终胜利。然而波普尔退缩了，他认为自己对那些年轻人的死负有责任，是他们“故意把情势说成那么坏”，群众的情绪才会激动。然后，他产生了自己的终极思考：共产主义真的会实现吗？被描述得那么美好的社会形态究竟是现实，还是一个“捕鼠陷阱”，吸引大家为实现某些人的目的而付出一切？从那时开始，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写出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名著，阐述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主、自由以及它们的对立面：极权主义。不管是卡尔·波普尔的思想还是其本人，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议都非常大，因为他不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导致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还追溯到了柏拉图和黑格尔，认为他们的思想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这些问题都太复杂了，我们还是回到《20世纪的教训》，这是波普尔晚年的一本访谈录和演讲录，比较轻松简单地谈了几个问题。一是前苏联的解体，他认为古巴危机是个非常大的转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资本主义不能改造，只能摧毁。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主要任务就是摧毁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古巴导弹危机的失败使苏联认识到，摧毁资本主义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事，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力图使苏联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却一厢情愿地在没有法治保障的情况下，希望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具有自由市场的社会，这自然又失败了。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但现实中却会产生很多误导，因为历史不是一条被规定了河道的河流，它会流向哪里是未知的，人类科学知识在不断增长，因此未来具有开放性，比如马克思就没有预见到电子革命的出现，他在晚年也承认资本主义可以不被摧毁而被改良。一旦历史被规定，大家就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陷在“捕鼠器”里无法自拔。波普尔批判“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地掉进了“捕鼠器”的人，尽管他后来因反对核武器、拥护人权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波普尔指出，他的自传表明，他曾以一种积极而非被动的态度，帮助苏联造出了一种比广岛原子弹威力还强大3000倍的核弹，而且非常想把这些核弹用在摧毁资本主义的战争中。波普尔总结：“你尽可能地想象一下，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是多么可怕？就连极其卓越的知识分子，不管他多有天分、多有勇气，都难以逃脱。”冷战结束后，波普尔认为，正是结束意识形态之争、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的大好契机，而当今社会（指上世纪90年代，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面临的三个急切问题是：和平、防止人口爆炸和教育。关于最后一点，他认为电视是宣扬暴力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以国家应该采取媒体检查制度，约束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力。波普尔不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他认为自由来自责任，但电视暴力的风行恰恰说明它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责任，所以应该用法律将其约束。与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对电视将一切娱乐化的批判不同，波普尔的关注点在电视对暴力行为的煽动，然而他们对电视的力量都做出了正确的评估，那就是它是不可遏制的，而且对文明的影响负面多于正面。正如波普尔所说：“电视对人心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约束它的影响力，它会带我们冲下文明的斜坡，让老师无能为力，坐视悲剧发生。”当然，他也没有预见到再过20年，网络是如何取代电视，对人类文明及思维、行为方式等一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波普尔说：“我知道没有人敢阻止这股恶性的力量。”解决办法也许只有一个：“控制和自我控制。”至于未来理想的政治模式，波普尔认为应该是“以民主为本体，但是这个政体绝对不能试图建立文化领导权。”他多次提到丘吉尔的观点：跟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是最坏的形式；但其他形式更坏。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不能算是什么特别好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处来自于民主之外的地方。民主是一种避免集权暴政的手段，如此而已。”与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不同，波普尔认为，“人民当家做主”也是应该警惕的：雅典民主中，人民投票曾做出过对另一个城邦进行大屠杀的决定；在奥地利，希特勒也曾在人民投票的自由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他借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民是无法统治的，制定政策的可能是少数精英，但人民应该有评判的权力，这才是民主的核心。一味宣传“人民可以当家做主”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每一个平民百姓心里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真正的民主应该体现在，当人民觉得一个政体不好时，他们应该有以非暴力、合法方式推翻它的权力。同时，一个政权如何统治也是重要的事。我们都希望统治者不是父权的、独裁的、官僚的，希望建立一个迷你国家，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波普尔提醒，父权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很复杂，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我们都希望拥有生活权与自由权，但国家在捍卫所有人的生活和自由时，必然是父权性质的。还有福利国家所强制缴纳的社会保险等，也被人认为是以父权冒犯了个人自决的权力、用自己的态度界定快乐与不快乐的自由。一个国家的国防、外交等政策，更是典型的父权功能。因此，一味地强调建立迷你国家，反对父权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说反对独裁统治、除非必要应尽可能减少干预人民的自由。总体来说，以波普尔的开放观点，他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它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如何评估未来的开放程度。”他推崇苏格拉底的名言：自知无知，也就是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承认你自己知道得并不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很多严重的惨剧就是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还是处于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功德。谁能说我们做不到？”他讨厌一切傲慢、一切虚荣、一切假借“正统”名义的东西，柏拉图、黑格尔都在他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之列，他还把所有批评西方世界不公平的知识分子一起批判了，认为他们在散布谣言，认为西方现在已宛若天堂般完美，“当然只在一重天，还没到七重天的境地”……这似乎也印证了本书《导读》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刘擎教授对他的评价：“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备受误解的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说，让我们牢记波普尔在采访中特意强调的、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说法吧——“理性取向就是随时准备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被遗忘是波普尔最杰出的成就——关于波普尔与刘擎先生的对话

刘擎1963年出生，1978年就读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91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先后获得硕士（马凯大学）与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曾发表评论随笔集《声东击西》，论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以及译著《言论自由的反讽》和《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等。2007－2008年美国Fulbright访问学者。　　 “敏感”的波普尔　　问：波普尔的著作被译介到国内的时候，是怎样的景况？　　刘擎：波普尔被介绍到国内有几个阶段。一开始，他是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被译介进来的。当时国内有一个学科叫“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历史进行哲学的探索。当时我们还不叫科学哲学，我们的命名，是根据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　　当波普尔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介绍进来的时候，影响还是非常有限，在一个专业的小圈子里。当时北京有一个杂志，叫《自然辩证法通讯》，在上面翻译一些他的文章。他这里边做了一个对科学认识的理解，但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对声称的真理，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真理，并没有我们误以为的那种确定性，而是随时可能遭受挑战，被证伪，而且被修正，那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表面上，他是在一个科学哲学或者说自然辩证法领域，后来意义就扩张出来，变成一种社会哲学，甚至政治哲学。最早翻译过来的，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论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后来有人关注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和开放社会的理论。　　　　问：这对当时国内的普遍观念来说，或许是非常惊世骇俗的理论？　　刘擎：是的，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两本书当时还是有点敏感，《开放社会》这本书我记得很早就有翻译了，但是出版不是很顺利。正是因为他有一个开放社会的定义，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和禁忌。他的引进阶段，是从科学哲学，到社会、政治哲学理论的学说，这样的一个轨迹。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批人，会有挺大影响，比如社会渐进工程，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乌托邦工程的批评、纠错机制，这些术语和思考的观念，都是受到波普尔的影响。　　 开放社会与改革开放　　问：实际上，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至少从字面上是在暗合我们的改革开放？　　刘擎：是有这层关系。金融大鳄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学生，尽管这个人不是波普尔在学界非常得意的学生，但是他非常崇拜波普尔，办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就有影响。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叫《知识分子》，发表国内和海外华人作者的文章和翻译文章，发行量非常小，处在一个精英的圈子中，但是影响挺大。　　也有一个比较暧昧的方面：一方面我们说要改革开放，说明以前太封闭了，但是开放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太清楚，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官方民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过去30年里，我们是在不断走向一个开放社会。　　　　问：那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对于今天还有什么指导意义？　　刘擎：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两个思想的变化，引起了对波普尔思想的重新评估和界定。一个是我们改革开放了以后，有了很多繁荣，但是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不均、腐败、社会公正，就会让我们对简单的开放态度有了反思。特别在精神层面，价值非常混乱。我们的争议更多，对精神危机，对道德失去标准有很多恐慌和忧虑。中国现在这么多人得抑郁症，这不是生理或者心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现象的问题。本来我们觉得从一个枷锁里解放出来，走向开放，这是比较简单的乐观主义的看法，后来对简单的开放带来的负面效果又开始有疑虑；同时，对西方理论的引进更加丰富，以前比较多的是现代化的理论，包括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的理论，和在哲学上比较支持现代性的理论，但是到后期，慢慢对现代性的批评理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影响，包括保守主义的批评、人文主义的批评。我们对西方理论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之后，发现简单相信波普尔的理论，有些天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中国有了深刻的变化。重新看待波普尔，就会不一样，更加审慎。　　但是波普尔的有些洞见，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对经验检测的发现和知识，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最终的检验是不可及的。连自然科学都是如此，社会和人类世界又如此复杂。因此，对我们掌握的任何一种知识，对他的确定性都要保持谨慎，在这一点上，开放的态度是必要的。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克服乌托邦冲动　　问：这样说来，开放社会是一个目标？　　刘擎：我们的开放社会，是不是一个从蒙昧，走向越来越光明的时代？这个简单的进步观，是要有所保留的，要有审慎的批评态度。我想强调一点，恰恰是波普尔的思想，提供了对这样一种简单进步观的批评。我们中国，十多年前，到现在也是如此，把别人的理论拿过来并不消化，而是觉得有些理论，有些口号比较有意思，于是断章取义、曲解。波普尔的开放，更重要的是对任何你认为确定的东西，都要保留批判的态度，都不能把它当乌托邦工程。以前人们把苏联社会当成拯救人类的一个乌托邦，错了，你把它废掉，简单地转向西方化、现代化的模式，把这个当真理，认为这个是拯救社会的方案，这样也是不对的。对知识确定性的疑虑，正好可以用来批评简单的对开放社会的拥抱的态度。有一个最终蓝图的想法，跟波普尔的想法是基本违背的。他提倡社会渐进工程，是因为我们没法掌握所有的、最终的真理，只能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改进一点，纠正一点，慢慢的纠错、渐进，摸着石头过河。　　　　问：这个社会渐进工程与我们当下的实践，有怎样的关系？　　刘擎：波普尔提到的渐进社会工程，对我们的实践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改革开放有一个思维结构没有打破，最初，我们发现计划经济这个蓝图错了，然后觉得市场经济，这个搬过来就对了，目标是转换了，但是思维的结构还是没有改变。社会渐进工程，这套批判理性思维，对我们检讨社会改革的判断还是很有启示性的。这个错了，又有一套蓝图，比如当下错了，回到毛时代，那个是不是对呢？你老是用一套蓝图式的、乌托邦式的方案来解决，总是会出问题。所以社会渐进工程的思维，对我们改革中克服这种乌托邦冲动及其危害，还是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共识　　问：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1945年出版，而乔治·奥威尔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则是在1949年。对于乌托邦的反思，为什么会在那样的时间集中出现？　　刘擎：那时候二战刚刚结束，对世界将来的发展有敏感的人，会看出来当时苏联社会的问题。那些问题当时还没有暴露出来。当时知识分子形成两派，一边是法国的一批人，对苏联的社会方案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它对于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提供了另一种现代方案，但是像奥威尔、波普尔这样一些人，他们会认为，这依然是现代性的病征，而不是现代性的解决办法。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有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报告，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人们才慢慢地发现苏联模式的问题。　　　　问：王尔德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得一顾的，但是乌托邦却蕴藏着危险，这种危险的来源是什么？　　刘擎：对乌托邦这个词，我们需要一个界定。乌托邦是人类的地平线，是对一个美好社会的想象，这个没问题，乌托邦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乌托邦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理念之上，会释放出一种能量，有时候会是非常可怕的。波普尔不是批判人们对未来有想象，有理想，而是把这种幻想，和某种自负的、认为对未来有绝对把握的理解结合起来，把未来的理想和科学迷信结合起来的危险提出警告。　　波普尔指出把乌托邦理想变成乌托邦工程的前提，是具有科学迷信的知识分子的介入，说服政治家，说服民众。科学迷信是乌托邦工程的前提条件。　　　　问：您之前评价说，波普尔是一位“极其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这个评价到今天有什么改变吗？　　刘擎：他不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但是在思想史上有重要位置。如果不是波普尔，反决定论的思想不会获得普遍的认同。波普尔对我们现在来说，不再那么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他的很多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最杰出的成就。（本文原载于2009年7月20日《东莞时报.文化时间》）

摘

目录1 出版说明1 中译本导言卡尔•波普尔的贡献与意义 刘擎第一篇 访谈录Ⅰ（1991年）3 第一章 和平与战争14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19 第三章 1962年：萨哈罗夫、赫鲁晓夫与苏联衰落36 第四章 当前政治议题：法治与孩童54 第五章 历史主义的再批判：开放的未来第二篇 访谈录Ⅱ（1993年）67 第六章 我们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79 第七章 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第三篇 演讲文稿91 第八章 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125 第九章 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45 后记166 人名索引中译本导言P7-8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构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的著作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马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P13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第一章P11 我目睹全程：我在现场。第四章P45 法治的首要功能，就是避免暴力；真的，这个定义很有用。根据法律，我就是不能打你。我手腕的自由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合法地打在你的鼻子上。这就是法治的基本概念。P53 根据我的了解，有一个问题，就算是在欧洲都没有讨论清楚，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特别的保护。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原则，民族国家的理念根本无从落实。第五章P56 米开朗基罗以前是将来也会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无法期望现今也会出现这样的大师。艺术水平往下走的原因是什么？那是因为艺术家听信历史主义者关于未来的语言，无意创作好的作品，满脑子想的就是成为未来的领袖。他们对自己比较感兴趣，没把心思放在作品的品质上，这都是因为他们听信坏先知、坏哲学的缘故，总想领先时代。P61 古代希腊人知道民主并不是指由人民统治（rule by the people），而是避免暴政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他们曾经实施“流放制度”（ostracism）长达80多年的缘故。这个制度是避免暴君或独裁者，也就是所谓的民粹分子（populist）——这是我们现在用的名词——利用群众掌权；这种人擅长炮制民意，鼓动人民，夺取政权。“流放制度”的功能是让善于驾驭人民的领导者，没有施展本领的空间，将他流放出国。但是，这个人不能算是被告：因为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只能当作是一种预防措施，防范深受百姓欢迎的人。P62 民主不能算是什么特别好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处来自于民主之外的地方。民主是一种避免集权暴政的手段，如此而已。当然，民主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证明他的确犯下罪行之前，不能被视为罪犯。这些原则都是法治的一部分，民主也应该是一种维持法治的方法。多数人永远是对的，不能被视为民主的原则，“大多数表决”还是可能会犯下最为严重的错误；投票的结果甚至还会引进专制统治，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P63 左派最初的功能是为贫苦大众设想、奋斗，出发点很好；但是他们滥用了这个功能。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左派一直自认为是为工人打拼，但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贫苦大众了。P64 我确定孩子们是最大的贫苦阶级。简单来说，人人都肆无忌惮地在孩子面前犯罪。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情况。第七章P82 我们欧洲，也就在不久之前，犯罪还是很轰动的大新闻呢。第八章P100-101 ……民主暗藏了重大的问题——其中最重大、严重的就是道德本质的问题。……希腊人用不同的名称界定国家统治组织，因为他们想知道政府是好是坏，哪种好些，哪种坏些。所以根据统治者的品质，取了五种名称。这个想法被柏拉图广泛采用，整理如下：第一种与第二种 “君主政治”（Monarchy）：被一个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暴君政治”（Tyranny）。第三种与第四种 “贵族政治”（Aristocracy）：被一群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寡头政治”（Oligarchy）。第五种 “民主”（Democracy）：被人民、许多人、大多数人统治。柏拉图只多加了一种不好的统治形式：就是一直被一群坏人统治。P102-103 追溯源头，看起来我们感兴趣的好像是：比较各种政府的异同，而不是断言它是好是坏，或该由哪个人、哪种阶级、哪个种族甚至哪种宗教来统治！柏拉图的经典问题：“该谁统治？”或许可以换个方式问：“在道德上，我们最该谴责哪一种政府？”或者倒过来问：“哪种政府形式最能让我们摆脱政府中的邪恶、无能与损害？”……我们这些自认为是民主支持者的人，可能会觉得“独裁统治”（Dictatorship）与暴君统治，在道德上是邪恶的——这些制度人们无法接受。由于这些政体不用负责任，使得它们在道德上也不堪质疑。我们虽然认为，我们不该扶植它成立，但是，我们好像也没被迫推翻它……P104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尽一切可能防止罪行发生的道德责任。这也许是我们支持民主国家的缘故，也只有这个理由让民主在道德上站得住脚。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一个民主政体无法善用权力、善尽职责，并让这个政体下的民众觉得它的政策不好、不对，但是民主最起码能保证各种以非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可能性能够合法存在。应该争论的问题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某一种政府究竟该“如何”统治。重点是政府不应该管太多，或者，更精确一点，是政府该“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P105 所谓的民主其实是要捍卫人民的自由，除开主权统治（Sovereignty）、法治这些原则之外，不要受到统治权的干预。P106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曾经用很简练的方式说明这个观点：“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段言简意赅的谈话，我认为触动了民主的核心。请注意这段话，基本上它否定了人民统治甚至全民创制（popular initiative）的概念。取代这两个概念的是伯里克利所谓的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P107 理念——特别是创新的理念——或许会得到一些人的踵事增华、澄清诠释，但是追本溯源一定是少数人的心血结晶。但是，很多人在事后，却有能力评判这些观点是对是错，特别是那些切身经历政策后果的人，他们的看法更值得尊重。这样的评估，这种对错的判断，是可以交由广泛的选民抉择的。于是观之，所谓的“全民创制”只是误导，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它还是少数人的创见，最多只是向大众公开，寻求评估而已。如果是这样，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件事：向大众征询意见的课题，不要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P109-110 （康德）当然相信国家的权力与自由的限制是有必要的，但他却希望两者能减到最低。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允许每个人拥有最大的人身自由，配合让大家能共同维持彼此最大自由的法律”。国家只要尽可能减低限制，维护人民的最大自由也就行了，用不着更加强大。P110-111 在（《论俗谚：“道理说得好，现实行不通”》）第二部分，康德直言批评霍布斯，发挥他所谓的“纯理性原则”（pure principles of reason）。一开头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就跟政体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a commonwealth）一样……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说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假借众人福祉之名，强迫我觉得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他喜欢的幸福……政府或许可以假借为人民谋福利的名义成立……父权政府（paternal government）……可能是人类脑袋想得出的、最专制的专制政权（despotism）。虽然最后一句话让我觉得未免夸张，但我完全同意康德的看法。他想要说的话——除了驳斥霍布斯之外——就是：我们不需要一个全能的国家，就算它是好心好意要抵抗同胞之中的狼虎之辈，保护大家的生活（但是生活却会控制在它手上）也不行。国家的主要工作是尊重与维护我们的权利。P112 康德、洪堡、穆勒都认为国家只能存在于最窄的范围里。他们的想法是：我们需要一个国家，但是，我们要一个尽可能弱小的国家——这个国家恰巧跟极权国家完全相反；我们不要父权的、独裁的或是官僚的国家，简单来说，我们要的是迷你国家。P115 新一波对父权主义的激进攻击，常常引用穆勒在《自由论》中的一段话：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唯一能正当干预他人自由的理由，就是自卫……能以权力合理强制文明组织成员，违逆他的意志的唯一目的，是避免伤及他人。他自己的好处，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道德上，都不能假借为借口。不能因为这样做对他比较好，他会比较快乐，或是根据别人的意见，这样做比较聪明、比较符合正义之类的理由，强迫他，或是命令他自制，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段话虽说在表达形式上不尽贴切，但是却和康德的说法遥相呼应……除非是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否则，所有父权主义式的干预都是非法的。P118 国家有责任保护一般人民，避免他们招来他们无力评估的危险……我们在迷你国家中的合法权利，与穆勒原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穆勒原则却跟福利国家信息相关，因为这个原则，最后会导向社会保险民营化的政策。P118-119 最后，我还必须要举出一个国家的传统功能——我真的希望能跟国家的其他功能一样，把它丢进垃圾桶——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功能仍然很重要，绝对不能委之于私人企业。我说的当然是国防。这是彻头彻尾的父权功能，从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来看，国防功能会让反父权理论严重贬值。……它也让我想起国家的另外一种功能……外交政策……国防、外交这两项功能，让迷你国家理论看起来像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只要我们能把迷你国家当作是一种可以调整的原则，也不见得非得放弃我们的理想不可。第九章P128-129 大多数的民主理论家就是为了回答柏拉图的经典提问：“该谁统治？”他们的答案跟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他们思考的重点就在如何把中古时代的标准答案“（统治者应该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换成“上帝庇荫的人民”——“上帝庇荫”这块招牌被换掉了之后，整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是“人民庇荫的人民”了。这非常贴近古罗马的vox populi，vox Dei——意思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P135-136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几乎包容了他所有的道德性。举个例子来说，叔本华在阐释他的道德原则时，就是以此为原点向外延伸。叔本华的伦理学其实很简单、直接、清晰：不能伤害他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P138 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柏拉图的乌托邦，我说：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狱。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对希特勒地域乐此不疲。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还把希特勒的地域当作是一种德国灵魂的勃兴喷发。那时的荣格住在瑞士，他当然用不着担惊受怕。P140 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单就政府而言，民主绝对是很麻烦、很难操控的一种形式，因为政府很可能会被取代。政府必须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你我、跟所有人解释清楚。这种做法很正面，但是却很难。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是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

艹，看见这书我就来气

不是对书的内容来气，是订书内当当太垃圾了。垃圾当当，订个书送来拆开一看，就和一个6成新的2手书差不多。一层灰，封面磨得乱糟糟的。当当真便宜没好货，下次还去卓越买。抱怨完毕，书本身不错。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国家隐性的独裁者；在资本主义笼罩下，国家一定专制，独裁者必然是资本家。”——P17波普尔认为这话不对，因为没有例子可以证明，不过如果把这段话反过来看……

雨天读波普尔

天雨,只得在家闷着.其实就算不下雨,也还是在家闷着.昨天扛回家新书四种,这本波普尔访谈居然拿起就放不下.不光正文精彩,一位名为刘擎的学人写的中译本序言也颇有水准.不知道这个中译本有没有惨遭"阉割",但还是要向出版社致敬!文本很好读,丝毫不会让人产生读康德或海德格尔的恐惧与迷惘.我们这个时代比古典时代的优势就在于清晰,简洁.虽然波普尔的简洁风格屡遭同行的诟病,但本人深深敬佩那些能够且善于并坚持"深入浅出"的智者们,他们绝对属于"重点保护动物".我不太喜欢的莎翁有一句话我倒是奉为圭皋: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们大多产生于德奥,不知道究竟是与他们的语言还是和他们的历史或者文化相关.说德语的民族在思想的深度上似乎是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法国人更多的是一种激情,一种感召.波普尔早年曾加入奥地利共*产党.他说有两件事情让他对这个组织的信心动摇:一是党员们坚决支持莫斯科不动摇;二是组织鼓励青年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结果造成悲剧.自此以后他开始研读马克思著作,并对其进行了批判. 其实,在这个主义中所包含的非人性,敌对,偏执,暴力,封闭和专*制集*权可以说是整个二十世纪悲剧的源头.正是这样一个主义催生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催生了一大批至今仍活在这个意识形态当中的人.当我们审视四十年前那场悲剧的时候,是否可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考虑呢?有人说四十年前的事情不能都推到"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有道理.但我们也绝对不能轻易地将罪责仍给一个抽象的主义来承担.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谈得更多的却是责任和自由的边界.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更关心责任而绝不是滥用自由.他对自由市场的阐述十分精辟:不可能从上到下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要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社会首先要建立一部法典......法治的首要功能就是避免暴力. 在我赞叹他的洞见和智慧的同时,不禁对我们的前景十分悲观.不论是历史还是文化中我们对"法"这个观念都太淡漠,自由不知何时才能来到!波普尔还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要解除意识形态的压力,不要再让马克思主义盘踞在政治核心里".此言深得我心,并不是说我们要将这个主义一棒子打死,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它一样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它永远是一个不同的切入点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它也是多样世界的一个维度.其实他老人家最振聋发聩的是有关电视媒体的论述:"电视对人心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约束它的影响力,它会带我们冲下文明的斜坡". 他认为电视是"反文明",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这违背了"民主体系中所有权利都应有所节制"的原则.这是我读到过的关于电视最深刻的反思.那么我们的现状是否比较乐观?至少我知道很多人厌恶如今的电视节目比如我自己.但是我们所厌恶的是电视作为一个propoganda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本身.真正能摆脱电视影响还是需要一个始终保持怀疑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