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章节试读

《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的笔记-第1页

一、个人笔记：
1、短期逐利的为祸性；宋代的明显比现今更短利。人可以逐短利，但于子孙后代，必短利、长视并行。经济周期的缩短，这个长视也不是为了子孙后代，而是自我生存了。对利他的要求性更高，导致短利与长视，会逐渐合而为一。个人感觉，慢慢自私、无私这样的界分，渐渐会变得不必要，甚至是不存在了，但更精准的形容词汇，还属不确定。
2、会子的产生。划分国界，“在使用铜钱的江南和金朝统治区之间人为地划出一条隔离带，防止铜钱流向金朝。”；“会子的发行量就可以不受准备金的限制”；“南宋纸币发行量在宋宁宗和宋理宗时期先后上了几个大台阶……几次递增浪潮都与战争有直接的关系。”P213，
3、强储备的内藏制度与货币的政治化。P217
二、笔记为摘抄，不是个人心得：
1、从制度化建设、购买方式、购买影响三方面，首次研究论述了“宋政府的消费性购买”这一课题。提出了宋代封建政府获取自身消费物资的方式，已由无偿征敛为主转变为有偿购买为主的新观点，认为宋政府的消费性购买在制度化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官府购买体系，确立了购买的预算和计划制度，建立了及时迅捷的价格反馈系统，并实行了买扑承包制。对购买方式，认为可分为“和买”与“科买”两种类型，有当场付款、延期异地付款、预先付款三种付款方式。关于其影响，认为政府的消费性购买在生产和流通两方面对宋代工商业经济都产生了影响，刺激拉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政府的消费性购买并没有沿着市场化的轨道继续发展，而是程度不同地呈现出向赋税化逆转的趋势。……从政府消费性购买的角度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均输法作了重新审视，论证了均输法“未曾实施说”的错误，得出了“均输法是北宋政府以购买方式获得东南漕粮的制度化”（10页，引自李著，以下只注页码）的新结论。
2、宋政府已越来越多地有意识地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它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控制也在持续增强，多数有利可图的工商业部门均被纳入禁榷专卖体系，服务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市场因素虽是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但政府干预仍居于主导地位，工商业经济呈现出受政府操纵控制的明显特点。
3、其中既探讨了宋代小农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手工业经济结构、市场商品结构、财政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动发展，又探讨了城镇经济发展与城乡经济一元化的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结构形态是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质的和量的标志，就小农和农业经济结构而言，宋代的市场商品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民是工商业经济的主体成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地矛盾、市场导向、公赋私债压迫、商品性农业发展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农民经济构成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成为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
4、就手工业经济结构而言，其结构发展主要表现为“四个移动”。一是生产部门的移动，即原先由农业部门承担的一些生产任务发展成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二是劳动力要素的移动，即农业上的剩余劳动力转变为手工业、商业的生产经营者，三是空间布局的移动，即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商品生产区域化的发展，原料供应、产品制造和消费市场在地理布局上有所变化，四是资本要素的移动，即商业资本初步向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渗透；市场商品结构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粮食、纺织品、茶叶等长途贸易的兴盛以及“交引”等信用证券买卖的涌现两方面；
5、财政经济结构的发展主要在价值、部门和地区三方面，价值方面表现为实物征收逐渐减少，货币征收逐渐增加，部门方面表现为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来自工商业方面的收入增多，地区方面表现为南方不断多于北方；城市经济方面则是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工商业从业人口的不断上升，城市日益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中心地，其综合经济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逐渐增强，城乡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带动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趋势。从结构形态的角度对宋代工商业经济进行探讨虽非李著的首创，但李著的论述无疑是迄今最为全面系统的，并且多有创见，均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学术价值十分突出。
6、从工矿业政策、私营商业政策、商税政策、货币与信用汇兑政策、禁榷专卖制度五大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宋代的工商业政策，这其中既考察了工商业经济发展对政府政策变革的积极影响，又阐明了宋代工商业政策的本质，还具体分析了宋政府对不同行业区别对待的政策及其前后变化。认为以政治、经济、军事的统治利益为转移是宋政府制定工商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特别表现在货币政策和禁榷制度方面。指出宋代工商业政策不仅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表现出宽松、扶持、利用的一面，又具有强烈的干预、控制、掠夺的色彩，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特征”。在制度上，既有健全性、规范性的建设，又表现出制度缺失和执行失效并存。
三、他人不同异见：
如李著指出交换媒介“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202页）。这一表述即不甚准确，而应是价值尺度。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是统一于一体的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但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交换媒介是第二位的；又如李著关于宋政府对工商业管理的论述也显得薄弱，没有涉及到诸如商品流通管理、民族贸易管理、海外贸易管理等问题；他如李著关于“商品货币经济并非封建经济政治秩序的敌对势力或异己分子，而是它必不可少的同盟军和整合力量”（11页）的结论，恐怕有失辨证；关于禁榷制度下“官府与商人（主要是豪商巨贾）结成了共营共利的伙伴关系”（9页）的论断，也似乎有些拔高。
四、备注信息：
1、李晓1963～,山东胶州人,山东大学二十一世纪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著有《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2、分类号相同的书：
宋史食货志补正,包伟民,杭州大学出版社,7-81035-646-1,F129.44
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鲁亦冬,人民出版社,7-01-001757-3,F129.44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斯波义信,江苏人民出版社,7-214-02809-3,F129.44
宋代地域经济,程民生,河南大学出版社,7-81018-760-0,F129.44
宋代经济史讲演录,葛金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978-7-5633-7424-3,F129.44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漆侠,知识出版社,7-5015-5347-5,F129.44
宋代经济史,漆侠,上海人民出版社,7-208-00348-3,F129.44
宋代经济史研究,吴晓亮,云南大学出版社,7-81025-489-8,F129.44
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乔幼梅,齐鲁书社,7-5333-0475-6,F12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