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人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1
ISBN:9787513300865
作者:蔡晓滨
页数:312页
内容概要
蔡晓滨，1955年出生于青岛，供职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著有《幽暗的航行》《美国报人》等。
书籍目录
邵飘萍
001
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
史量才
024
史量才不是要做政治秩序的颠覆者，而是要做政治权威的批评者和政治失范的整饬者。矛盾和困难的是，极权政治和它的领袖人物不需要他持守这样的姿态……
张季鸾
046
张季鸾留给中国新闻界的最大财富，是自由主义的报业理想，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努力和实践。
胡政之
066
如果说“大公报”三个字无法从中国现代史上抹去的话，那么“胡政之”三个字，就应该与“大公报”共生共存，传诸后世。
林白水
092
一支健笔，刺社会丑恶百态，一纸风行，办大众喜爱媒体，享誉京城，名满天下，终于因笔起衅，因文招祸，被军阀忌恨、忌惮，饮弹天桥，暴尸郊外……
成舍我
106
成舍我一辈子刚正不阿，不事权贵，不愿拿原则做交易，不愿屈膝以讨巧。他顶撞、拂逆汪精卫、蒋介石父子的故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佳话。
王芸生
129
躲得过反右，逃不掉“文革”。十年浩劫当中，王芸生受到冲击，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随后便去了北京车公庄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
徐铸成
148
他是一个真正的报人，一生除了新闻事业，再没从事过任何其他职业。还未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为兼职记者，在新闻这个圈子里蹉跎、辗转、奋斗了一个甲子。
邹韬奋
172
邹韬奋曾向朋友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既要韬光养晦，又要奋斗不懈，其中的尺度极难把握。从这笔名当中，足以看出邹韬奋一生中的艰难和矛盾。
陈铭德 邓季惺
190
陈铭德、邓季惺是一对半路夫妻。这样两个性格、脾气、禀性完全不同的四川人，却相扶相携，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成就了一段夫妻报人的现代佳话，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范长江
210
从四十二岁赋闲到六十一岁去世，范长江最富经验、最有创造性的年龄，竟然是在冷漠、歧视、碌碌无为中度过的。
储安平
232
无论如何，储安平这个人最终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命运似乎是一种宿命，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张友鸾
258
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张友鸾新闻界的老熟人、老朋友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们知道，埋头于故纸堆好几年的张友鸾，又要畅快淋漓地说话了。
穆 青
278
穆青始终没有走出“宣传家”这个角色怪圈。他一辈子都坚信，新闻具有极大的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谁若说新闻作品只是一种客观、公正的事实的反映，穆青是断然想不通的。
后 记
298
编辑推荐
以散文的柔美、学术的刚毅，重现20世纪中国现代报人的风采轶事。他们命运多舛，经历坎坷，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付出生命，才成就了报入这一职业生涯。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胡政之林白水成舍我王芸生徐铸成邹韬奋陈铭德邓季惺范长江储安平张友鸾穆青 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辣手”还能著文吗？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蔡晓滨 他们是中国报海中熠熠生辉的明星迄今为止我只做过一种职业：办报。单一的职业履历有不少好处。你可以就这一领域里的诸多问题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思考；你可以用自己长期的实践积累印证社会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种种巨大的进步和变迁；你可以在不经意之间收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料，为你职业领域里的杰出历史人物画下一幅幅生动而丰满的画像……——蔡晓滨
作者简介
本书是蔡晓滨继《美国报人》之后的又一本关于报人的专题随笔集。以散文随笔的手法，以学术的态度，生动活泼地描述了20世纪中国现代报人的精神风采和人生故事，从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胡政之、林白水、成舍我、王芸生、徐铸成、邹韬奋、陈铭德、邓季惺、范长江、储安平、张友鸾、穆青等这些中国报人的人生和新闻事业中，展现了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报人的努力和坎坷的命运，从中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和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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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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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人》读后郑萍萍生活在当下，我们处在一个资讯的海洋里，天上地下，咫尺天涯，从衣食住行到国家社会、宇宙太空，每天的资讯通过越来越便捷的途径四面出击，包抄而来。天下事，都在耳畔。这无处不在的资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的清晨黄昏也因为我们接收到的资讯的不同，有了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构成了我们彼此不同的生活。资讯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中心中怎样的图景？资讯承担着重要角色。放长远来讲，因为我们彼此接收到的资讯的不同而感知了不同的世界，我们便拥有了不同的人生。这的确是非同小可。历史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资讯的集成。那么，我们不由好奇，资讯背后，那些职业收集、传播资讯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用资讯推动着波澜壮阔的时代，用资讯建造着时代的历史，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而他们自身有着怎样的人生和命运？蔡晓滨的《中国报人》对中国现代史上14位代表性的职业报人进行了传记体的描述。邵飘萍、史量才、成舍我、范长江、穆青……这些名字，在新闻行业领域名声赫赫，在新闻行业之外，同样有名有望。新闻从业者通常是隐在新闻事实的后面，而这些人物却如此高调地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这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职业操守深刻地影响了所处的时代。他们已不再独属于他们的时代，其影响力和意义也不仅仅限于他们的行业领域。他们的人生际遇，读之令人默然。作者自己在序言中写道，“在整理他们的政治态度、办报方略、历史演进和时代更替时，我不禁暗暗吃了一惊，一股巨大的悲凉怵然掠过我的心头：十四个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成就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辉煌。”新闻职业的特点是用展示、追索、传播事实真相来参与社会活动，来构建历史。对于不同的利益体而言，用事实讲话并不总是利好消息。用油墨印出的新鲜文字，会为正义和进步奉上鲜花，也会给邪恶和落后一声棒喝。坚持职业操守，或许会付出血的代价。办报尽管也是商业行为，是为赢利，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是没有新闻职业信仰，成不了报人，成不了好报人。什么样的人算是好报人？从事新闻工作40多年的作者蔡晓滨在序言中自问：“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辣手’还能著文吗？”普世情怀、文章报国、道义在肩、辣手著文正是文中描述的中国报人的集体特征。他们的理想主义令人目眩，他们巨大的牺牲精神也让人慨叹。这些报人是一群入世的知识分子，他们想的不是“独善其身”，主要是“兼善天下”，途径就是“文章报国”。他们的笔法是秉笔直书，是在矫枉纠偏，是在现实与理想间博弈。他们的命运与自身的性格有关，但主要还是沾染了浓厚的职业色彩。因为职业，他们与时代密切相关，波峰波谷，跌宕起伏。他们用资讯将同时代人的目光连接在一起，进而影响了时代的面貌和进程，他们自身的命运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的人生际遇就是生动的时代投影。《中国报人》是人物传记，也是以人物为线索的史记。是新闻史，又不仅仅是新闻史。作者并不是严格按照历史学来写。他说，是为了记忆而写下这一组人物的。无论是历史还是记忆，都是源于资讯的积累。当年的某一刻发生了怎样的事情，通过当事人的言说，被记录下来，被传播开去。现代人隔着时间的距离，所凭借的是这些能够找到的文字。我们现在所形成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记忆，也是凭借这些流传下来的文字。可见当初对事实的秉笔直书对于历史来讲是何等重要。对于这些当初秉笔直书事实的报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同样存在难以考证的细节。但从大的历史环境来讲，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并不缜密的历史记忆里，我们了解了一群人，他们从事着这样一种职业，他们以坚定的职业操守，为时代的进步做出了奉献和牺牲。令人感慨之余，省之思之，想的不只是人物，更多的是人物之外的大千世界。对于这些报人来讲，这是最好的纪念。蔡晓滨：《中国报人》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
作为一个立志投身新闻事业的经济系学生，在那些提起报业先贤如数家珍的新闻才子、才女面前，我往往自惭形秽。但也许是不惯于新闻专业主义那一股傲气逼人的精英气息，故意倒行逆施，长久以来虽然对民国报人心向往之，我竟然连“新闻史”殿堂的门都没迈进过。这本55岁报人扪胸自省、发愤而著的《中国报人》算是我的新闻史入门书。通过这本15位报人的合传，我总算对早就如雷贯耳的新闻前辈有了对号入座的认知，将来若有了问起，虽不能如行家里手一样应对自如，至少可以聊遮颜面、不至丢丑了。15人中，位列末座的穆青是最格格不入的一位。在做着看来，这位以宣传、鼓动、登高一呼、树立典型为能事，至死不渝的革命旗手，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新闻记者。之所以收入书中，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牵扯时代、映照现实的“绕不过去”的人物。其余14人，均可称得上是民国时期的报业巨擘。由于做着并没有事无巨细地罗列他们的生平年表、生活琐事，而是把他们放入那个风云激荡、战乱纷争的传奇时代，所以，借由他们的沉浮起落、命途多舛，那个时代的新闻环境就如国画的水墨背景一样浮现出来。北洋政府时期，各路军阀征战对峙，北京城头“大王旗”变幻频仍。内斗、外侮交相煎熬之下，民间社会的抗议声浪此起彼伏、喋血、暗杀事件仿佛惊险小说日日上演。然而，这样动荡混乱的年月却是民间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2000年中央专制土崩瓦解，各派军阀各据地盘、忙于刀兵，对民间社会的渗透钳制比起封建时期反而大为减弱。出于培育舆论阵地、信息前哨的考虑，新闻报业甚至成了各路军阀拉拢、收买的一股势力。有了这样的腾挪施展空间，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立志“新闻报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在军阀夹缝之中辗转周旋，走钢丝一般平衡各方以求中立之原则。邵飘萍有胆量一手拿着北洋政府的津贴，一手照骂娘，对于其他军阀、官僚的“贿赂”也是来者不拒，辣手文章照写不误。对于《京报》、《申报》这样读者十数万的报纸，对于林白水、张季鸾这样笔下千军、一言可左右时局的报人，那些攻来伐往、地盘不稳的军阀们也要忌惮三分。当然，在那个翻云覆雨的年代走钢丝，即可能因为一篇政论震动全国、声望飞至巅峰，也可能因为一句言论触动枪杆子，跌入悬崖粉身碎骨。邵飘萍、林白水都是因为恃才傲物、放荡不羁而惨遭杀身之祸。国民政府南京初定之后，由于表面上不敢有违“三民遗志”，宪政思想，实际上东北、西南各路势力都是暂时安抚，红军在后方又成星火燎原之势，蒋介石对舆论的控制未敢有秦始皇那样一统天下的举措。抗日、内战纷至沓来，内忧外患之中，蒋也无心无力对于舆论赶尽杀绝。尽管审查、停刊、封馆、禁邮甚至爆炸、威胁等手段轮番上演，但是那些影响全国的大报在阻力重重之中依然能断断续续坚持下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政府并不敢贸然判处死刑。即使是一些报纸在阻挠之下难以为继，报人们依然可以另起炉灶，提着如篆笔不断转移着阵地。当然，前提是不触龙颜，史量才竟然握着蒋介石的欲与之平起平坐——“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有何问题。”这句不知轻重的妄语招来了戴笠的两颗致命流弹。民国时期，民间办报如繁星明灭、粲然可观。《申报》《大公报》等在年轻报人掌舵之下老树开花，《社会日报》《世界日报》等新秀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成舍我以200元白手起家，竟然用一杆健笔搭建起来了一个“世界报业帝国”，堪称中国的普利策。《大公报》沪津渝港四版同时发行，南北贯通、东西辉映。即使在抗日时期，国土一寸寸丢失，报馆一城城转移，日军铁骑踏遍半个中国，报业的香火依然在后方、香港绵延不绝。如此郁郁葱葱、火烧不尽的报业生态竟然在49年之后一夜之间化为一片焦土，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那个时代的报人都是“文、武、昆、乱不挡”的“多面手”，身兼采、编、写、经营、筹划各路技艺，以一当十。由于身处立国未稳，战事摇撼的非常时期，府院秘闻、军事报道、政论评议注定是那时报纸的主流。民间疾苦的社会新闻则登不上一版、二版的要闻位置，也不能形成连篇累牍的声势，只能屈居角落，聊充时代的一个侧面而已。而且，由于当时报人皆已知识分子自诩，着眼于“文人议政”、“文章报国”，纵论时政、痛陈时弊当仁不让，言论成了当时报纸的一面旗帜，每日一篇社评甚至数篇社评，大到国计民生，小至街谈巷议。当然，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而已，国事衰微以至于人人恨不得捋袖上阵，指点江山，文人们只是情势所逼、迫不得已而。承平时期“新闻立报”仍是不易之真理。相比共和国，民国已是前朝。当下之人写前朝之事，尤其是与政治牵连甚广的报业故事，如何端正态度就颇可玩味了。作者在书中既站在当时人的角度，为张季鸾头上“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努力开脱，又免不了在书中借机明志，嘲讽那些在国共夹缝中探索“第三条道路”，秉持中立志愿的报人是“书生的幼稚”。不过，从作者对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储安平在“反右”、文革之中“自投罗网”、受尽折磨的遭遇的悲情描写中，他对新旧两朝新闻制度的评判早已显露无疑。 -
蔡晓滨和《中国报人》该书是蔡晓滨继《美国报人》之后的又一本关于报人的专题随笔集。以散文随笔的手法，以学术的态度，描述了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胡政之、林白水、成舍我、王芸生、徐铸成、邹韬奋、陈铭德、邓季惺、范长江、储安平、张友鸾、穆青等中国报人的典型生活。其实探寻这些已经远去的中国报人，对于作者来说，更有着自身的隐痛，作为一名仍在报业第一线的“资深”报人，蔡晓滨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和自身生存的意义是有着自我拷问的，譬如对待自身所在的报业，他自我拷问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把记者编辑做为稻粱谋的，是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在应付了不得不写的奉命文章，在完成了这里车祸、那里命案的应景新闻之后，闲暇之际，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拍着自己的胸口自问一句：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辣手还能著文吗？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这种自我拷问也便成了他写作《中国报人》的内在缘由吧。该书中所描绘的这些报人，可以说都是真正的报人，正因为他们的努力，才给已经逝去的时代，留下了说不尽的关于“中国报人”的故事。譬如邵飘萍，用该书作者的话说，不管从何种角度分析，邵飘萍都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另类”和“异数”。邵飘萍“从青年时代起即发誓：要创办独立的民间报刊，用舆论监督政府、干预政局，最终实现自己‘新闻救国’和营造自由主义理想田园的梦境。”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40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再如成舍我：1924年4月，成舍我以二百大洋起步，创办自己的《世界晚报》的时候，美国“世界”报系的创始人、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已经去世13个年头了。而成舍我本人也在中国的新闻圈子里闯荡了10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成舍我是刻意模仿普利策，白手起家，艰苦打拼，一砖一瓦建筑自己的报业大厦。但从后来的发展看，由《世界晚报》到《世界日报》再到《世界画报》，由单纯办媒体到涉足新闻教育、创立新闻学体系、培养中国的新闻专业人才，成舍我的奋斗经历，与普利策何其相似乃尔。称他为“中国的普利策”，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作者描绘的“报人”形象是丰富的，仍以成舍我为例：成舍我的节俭和吝啬，也是出了名的……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能省一点是一点。《世界日报》录用人员，无论编辑、记者、职员、练习生，都是采取招聘招考的办法。成舍我每次招聘时，总有大大超过录取量的人数报名，他便极力提高标准、降低工资，人们为生活计，也只好勉强应聘。成舍我用人，算得上用人不疑，只要能胜任工作，不出错误，他便放手大胆用人去做。可论到薪金报酬，他却抠门得很，无论经营状况如何好转、回升，他的职工的薪酬，比起北平的其他报纸来，都是低的。对于后来成为革命者阵营中的当年在《大公报》成名的记者范长江，作者也有客观公允的评价：以1939年底范长江入党为标志，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阶段。后来范长江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范长江入了党，做了官，鲜明的个性淹没在了党的事业的共性之中，他的脚无法远足，他的笔不再犀利，几乎再没有好的作品问世。”对于当年《大公报》社长胡正之，作者也有公允之论：其实胡政之在现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是抹煞不了的。“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民营的《大公报》，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打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这艘艨艟巨舰。而一部《大公报》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新闻史、报业史。”与之相呼应的是王芸生，用作者的话说：王芸生不是新记《大公报》公司的发起人，但却是《大公报》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是张季鸾一手发现，一手培养，一手使用的《大公报》重要干部之一。好多年之后，人们淡忘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公报》功臣，而仅仅记住了王芸生。造化弄人，世事无常，作者对比了这些报人在时代转折线上的不同遭遇，譬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创办《文汇报》后急速左倾，支持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致遭勒令停刊的“左派” 徐铸成，倒被共产党打成了右派。而一贯思想偏右，内战期间大骂共产党制造摩擦、破坏和平、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王芸生，居然不是右派。与这些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功成名就的报人相比，作为从延安窑洞里走出来的革命记者，穆青显然是1949年后中国报人的典型。在勾勒剖析了穆青一生的记者生涯后，作者感慨：“穆青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他发现新闻、采写新闻的方式方法，已不适用于当下。社会生活的多元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已经使新闻传播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记者和媒体只是提供事实，最终判断要靠受众自己去做出。记者天职只是客观公正地追踪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的本源，表现最本质的真相。”（《中国报人》，蔡晓滨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精彩短评 (总计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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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厉害！！！ -
社会的良心 -
貌似 薛老师总是在做一些 故纸堆里的事，但是，你明白不，这是我们的历史。 -
没有提储安平、雷震？ -
学新闻的同学可以读一下 -
胡正之（胡政之）？ -
我开始关注媒体，思考真正的媒体精神，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答案么？ -
那评论不提储安平是否是避开“暗礁”，还是另有原因……范长江、穆青就不消谈了吧！特别是穆青，他的论调完全是否定储安平，我在一本讲新闻史的书上读过他批判储安平的文章，其口径和D中央保持一致…… -
很好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啊 -
当前体制下能将历史还原到这个地步算是不错了 -
呵呵，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你说，我如何回答你啊？若这书不好，我能编吗？若说好，你读了若觉得不好，会责怪我虚假广告，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这本书，所以我才经手编辑出版，至于好坏，读者自己判断。该书穆青一文，做了一些删节，删节的原因不说你也理解。该书有台湾版，是没有删节的。 -
《中国报人》到手，不知道蔡晓滨柔美的笔法怎样写出20世纪的报人风采 -
嗯，这书写得怎样？ -
有时间记得看下储安平 居然印漏了 绝了 -
有储安平。 -
蔡晓滨和《中国报人》
该书是蔡晓滨继《美国报人》之后的又一本关于报人的专题随笔集。以散文随笔的手法，以学术的态度，描述了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胡政之、林白水、成舍我、王芸生、徐铸成、邹韬奋、陈铭德、邓季惺、范长江、储安平、张友鸾、穆青等中国报人的典型生活。
其实探寻这些已经远去的中国报人，对于作者来说，更有着自身的隐痛，作为一名仍在报业第一线的“资深”报人，蔡晓滨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和自身生存的意义是有着自我拷问的，譬如对待自身所在的报业，他自我拷问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把记者编辑做为稻粱谋的，是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在应付了不得不写的奉命文章，在完成了这里车祸、那里命案的应景新闻之后，闲暇之际，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拍着自己的胸口自问一句：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辣手还能著文吗？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
“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这种自我拷问也便成了他写作《中国报人》的内在缘由吧。该书中所描绘的这些报人，可以说都是真正的报人，正因为他们的努力，才给已经逝去的时代，留下了说不尽的关于“中国报人”的故事。
譬如邵飘萍，用该书作者的话说，不管从何种角度分析，邵飘萍都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另类”和“异数”。邵飘萍“从青年时代起即发誓：要创办独立的民间报刊，用舆论监督政府、干预政局，最终实现自己‘新闻救国’和营造自由主义理想田园的梦境。”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40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
再如成舍我：1924年4月，成舍我以二百大洋起步，创办自己的《世界晚报》的时候，美国“世界”报系的创始人、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已经去世13个年头了。而成舍我本人也在中国的新闻圈子里闯荡了10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成舍我是刻意模仿普利策，白手起家，艰苦打拼，一砖一瓦建筑自己的报业大厦。但从后来的发展看，由《世界晚报》到《世界日报》再到《世界画报》，由单纯办媒体到涉足新闻教育、创立新闻学体系、培养中国的新闻专业人才，成舍我的奋斗经历，与普利策何其相似乃尔。称他为“中国的普利策”，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
作者描绘的“报人”形象是丰富的，仍以成舍我为例：成舍我的节俭和吝啬，也是出了名的……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能省一点是一点。《世界日报》录用人员，无论编辑、记者、职员、练习生，都是采取招聘招考的办法。成舍我每次招聘时，总有大大超过录取量的人数报名，他便极力提高标准、降低工资，人们为生活计，也只好勉强应聘。成舍我用人，算得上用人不疑，只要能胜任工作，不出错误，他便放手大胆用人去做。可论到薪金报酬，他却抠门得很，无论经营状况如何好转、回升，他的职工的薪酬，比起北平的其他报纸来，都是低的。
对于后来成为革命者阵营中的当年在《大公报》成名的记者范长江，作者也有客观公允的评价：以1939年底范长江入党为标志，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阶段。后来范长江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范长江入了党，做了官，鲜明的个性淹没在了党的事业的共性之中，他的脚无法远足，他的笔不再犀利，几乎再没有好的作品问世。”
对于当年《大公报》社长胡正之，作者也有公允之论：其实胡政之在现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是抹煞不了的。“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民营的《大公报》，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打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这艘艨艟巨舰。而一部《大公报》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新闻史、报业史。”
与之相呼应的是王芸生，用作者的话说：王芸生不是新记《大公报》公司的发起人，但却是《大公报》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是张季鸾一手发现，一手培养，一手使用的《大公报》重要干部之一。好多年之后，人们淡忘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公报》功臣，而仅仅记住了王芸生。
造化弄人，世事无常，作者对比了这些报人在时代转折线上的不同遭遇，譬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创办《文汇报》后急速左倾，支持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致遭勒令停刊的“左派” 徐铸成，倒被共产党打成了右派。而一贯思想偏右，内战期间大骂共产党制造摩擦、破坏和平、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王芸生，居然不是右派。
与这些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功成名就的报人相比，作为从延安窑洞里走出来的革命记者，穆青显然是1949年后中国报人的典型。在勾勒剖析了穆青一生的记者生涯后，作者感慨：“穆青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他发现新闻、采写新闻的方式方法，已不适用于当下。社会生活的多元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已经使新闻传播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记者和媒体只是提供事实，最终判断要靠受众自己去做出。记者天职只是客观公正地追踪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的本源，表现最本质的真相。”
（《中国报人》，蔡晓滨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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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描述了20世纪邵飘萍、林白水、王芸生、范长江等15位中国现代报人的精神风采，人生故事，新闻事业。展现了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报人的努力和坎坷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和波澜。不喜欢这个书名，觉得该取名《这一时代的报人》。 -
新闻专业学生必看书目 -
谈起民国，大家总是有很多留恋，特别是那些有名的记者，文人论政是当时的风潮，这本书全面回顾梳理了那些年的名记者，很值得一读 -
在看薛老师的《如此书房》（梁文道先生在开卷8分钟里隆重推荐过），正好有蔡先生的一篇《阁楼上的天地》。 -
还不错。新闻传播史要考试所以找来一些相关的书籍读一读。这本刻画了每一个民国报人的生平，个别篇目很精彩，因为那些胸怀理想的报人在时代中浮沉，终究难有好的结果，他们或许一开始只是想办报谋生，或者是想要传递真实，或是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但进入历史之中，他们便真正被历史推着走向一条更加矛盾的道路。但是可以发现书中一些观点是矛盾的，同一人物在不同的篇目出现，但是感觉是不同的，甚至相反，比如张季鸾究竟是四不主义，还是和国民党有一段暧昧 。也许这本身便是复杂的吧 -
从宣传家到报人到炒作，短命的黄金时代。 -
最后的穆青是作为反面？话语叙述中的阶级意识太强，当然，对报人的介绍也各有特色。 -
蔡晓滨先生从事报业几十载，办报之余，不忘他的前辈，2010年一年内先后推出了《美国报人》、《中国报人》，我相信，蔡晓滨写作《美国报人》多少有些学习国外先进办报理念、经营之道的意思，而《中国报人》我相信是他们的忧愤之作，他向他的中国前辈致意，并且想让后人记住那些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他们的事迹，他们付出的生命与血泪。
2010年余世存的新作《中国男》截取了中国近代史特立独行的四十位男人侧影，为他们树碑立传，尽管是走马观花式的，这四十一位“中国男”都可以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不以改变落后的中国为自己的使命，但让人抑郁的是，这四十一位中国豪男，无论如何地杰出，无论如何地特立独行，仿佛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指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中国，这艘古代的大船仿佛永远是在原地打转。
其实能称得上“中国男”的何止四十一位，何止万万千千？“中国男”也可以说遍布了中国的各行各业，而作为高危行业的报业，因为战斗在与统治者、权贵、黑暗斗争的最前线，中国报业界的“中国男”们可以说是所有“中国男”里最悲壮的一群。蔡晓滨的新作《中国报人》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群悲壮的“中国男”已经为大多数人所不知、所遗忘的历史文本。
蔡晓滨在《中国报人》序言里引用小布什卸任时的感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插着五根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很不幸，中国人从来没有驯服过统治者这头猛兽，也从来没有把它关在笼子里过，任何胆敢想给它竖起栏杆的人命运可知，而作为公众利益的捍卫者，作为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作为无所不在的眼睛的报业及其从业人员，面对一只没有被驯服的、未被关起来的凶猛的野兽，其悲壮几乎是宿命的。
在蔡晓滨所列举的十四位报业“中国男”里（外加一位女性），直接死于枪口之下的就有三位：邵飘萍死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手（1926年4月26日）；史量才死于戴笠之手（1936年11月13日）；林白水死于山东军阀张宗昌之手（1926年8月6日）；不堪凌辱在绝望中自杀的有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有储平安（1966年9月）；除了及时死去的张季鸾、胡政之、邹韬奋，流落到台湾的成舍我，遭遇了“政治宫刑”的有王芸生、徐铸成、陈铭德、穆青，可以说这些中国报业界的“中国男”在与统治者这只猛兽的争斗中，全军覆没、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他们的命运让人叹息，他们的不幸让人心碎，他们的功绩需要我们一再被提起，虽然那只猛兽最希望的是把他们彻底忘记，好象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十四位“中国男”里，除了作为我党宣传员培养起来的穆青，都可谓中国的报界精英，他们才华横溢，他们深知言论自由之珍贵，他们深谙报业的经营之道，他们深具为民抗命的使命，他们更不缺乏为了自由慷慨赴死的勇气，他们的才能与品质与那些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度里的报业巨子相比毫不逊色，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只没有被驯服的、未被关起来的凶猛的野兽，这是他们的不幸，但也许是后来者的幸运，他们时时提醒着我们，在一个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度，永远也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每个为言论自由而奋斗的人，都可能成为他为之奋斗的祭品，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邵飘萍在辛亥革命后的激愤之言犹言在耳：
“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已渐成过去；……日本压迫之手段只能以法律为范围；而在中国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实际上无一含有保护新闻事业之意味；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
让我们记住这些言语，记住这些名字，他们的事迹，他们抛洒的热血，然后前行。
如果你读完《中国报人》，你还没来及读《美国报人》，我强烈建议你放弃阅读，不然，你会心痛而死，嫉妒而死，发疯而死，但作为少数几个同时阅读完这两本书，而又挺过来的人，我不得不接着再说说《美国报人》。
与《中国报人》里的“中国男”从悲壮走向悲壮相比，《美国报人》里的“美国男”可谓从辉煌走向辉煌，他们的荣耀不只是他们个人的荣耀，而是言论自由本身的荣耀，他们的失败却只是个人的失败，而不是言论自由的失败。《美国报人》里的九位“美国男”，除《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尔•格雷厄姆因抑郁症自杀身亡之外，每个人都得以善终，没有一个人因言获罪，没有一个遭遇“政治宫刑”，更没有一个人成为他为之奋斗的祭品，诚如蔡晓滨先生所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立国者们，感谢美国宪法，感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报人》里的这九位“美国男”包括：“一文不名闯荡美国、最终成为全美第一报业大亨、创立下永世不朽的“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一枝纤笔论天下、影响了几代美国总统内外政策的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以天才般的创意创办《时代》周刊、垒下时代传媒帝国第一块基石的固执的亨利•卢斯；将默默无闻的《华盛顿邮报》打造成美国顶级报纸之一的菲尔•格雷厄姆和他的太太；在西部闭塞的荒漠上谱写了《洛杉矶时报》神话的哈里•钱德勒和他的儿子；实现了《纽约时报》华丽转身、完成了中兴之变的阿道夫•奥克斯和他的女婿；一生以新闻为职业，写就了自己“美好人生”的《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杰明•布莱德利；在《纽约时报》发表那些人们争相阅读的意境散淡、文字飘逸、感情细腻的美国式随笔专栏作家埃尔温•布鲁克•怀特；兰登书屋的缔造者，生性活泼幽默、与众多伟大的作家有着密切交往的出版人贝特•瑟夫。”
陈述他们的成功事迹很容易把《美国报人》塑造成无数廉价励志丛书中的一本，或者报业成功者的经营之道，我想这并不是普通读者所关心的。我们只需要窥视一下美国的言论环境，从而找出这些“美国男”得以成功的言论环境也许就足够了。
1971年春，越战正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先后发表了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秘密文件，美国国防部以《反间谍活动法》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告上了法庭，1971年6月30日，在距《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十七天之后，距《华盛顿邮报》文章发表十二天之后，美国联邦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判定《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胜诉，第二天，这两家报纸重新开始报道五角大楼的文件。
联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针对这个案子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每一次企图用法庭判决去阻止报纸的新闻报道，总会导致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恶名昭著以及不可原谅的违背。
宪法修正案又是什么玩意，能让美国国防部一败涂地，请看：
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我国的现行宪法第三十五、三十六条有类似的条文，但因为我们缺少铁笼子的其他栏杆，这些条文也形而虚设而已。
别小看这短短的几十个字，也许就是这几十个字保障美国报业的“美国男”们不会象中国报业的“中国男”那样因言获罪，人头落地，或者遭遇“政治宫刑”，从而保障了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他们的经营之中，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笨拙或者技不如人，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下，他们不拿出几份对得起全世界人民的报纸和杂志，有些说不过去。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众所周之的“水门事件”证明，把一个总统拉下马，根本无须“舍得一身剐”，而揭开“水门事件”盖子，则又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经典战例。
我在此讲一个故事，作为本文的结束：原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到北大荒视察，当他捧起一把黑土地北大荒泥土的时候，他哭了，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也知道陈永贵为什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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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上书友。贴在网络上的文字都不是全文，望谅解。只是给书友的介绍而已。 -
作为一个立志投身新闻事业的经济系学生，在那些提起报业先贤如数家珍的新闻才子、才女面前，我往往自惭形秽。但也许是不惯于新闻专业主义那一股傲气逼人的精英气息，故意倒行逆施，长久以来虽然对民国报人心向往之，我竟然连“新闻史”殿堂的门都没迈进过。这本55岁报人扪胸自省、发愤而著的《中国报人》算是我的新闻史入门书。
通过这本15位报人的合传，我总算对早就如雷贯耳的新闻前辈有了对号入座的认知，将来若有了问起，虽不能如行家里手一样应对自如，至少可以聊遮颜面、不至丢丑了。
15人中，位列末座的穆青是最格格不入的一位。在做着看来，这位以宣传、鼓动、登高一呼、树立典型为能事，至死不渝的革命旗手，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新闻记者。之所以收入书中，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牵扯时代、映照现实的“绕不过去”的人物。
其余14人，均可称得上是民国时期的报业巨擘。由于做着并没有事无巨细地罗列他们的生平年表、生活琐事，而是把他们放入那个风云激荡、战乱纷争的传奇时代，所以，借由他们的沉浮起落、命途多舛，那个时代的新闻环境就如国画的水墨背景一样浮现出来。
北洋政府时期，各路军阀征战对峙，北京城头“大王旗”变幻频仍。内斗、外侮交相煎熬之下，民间社会的抗议声浪此起彼伏、喋血、暗杀事件仿佛惊险小说日日上演。然而，这样动荡混乱的年月却是民间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2000年中央专制土崩瓦解，各派军阀各据地盘、忙于刀兵，对民间社会的渗透钳制比起封建时期反而大为减弱。出于培育舆论阵地、信息前哨的考虑，新闻报业甚至成了各路军阀拉拢、收买的一股势力。有了这样的腾挪施展空间，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立志“新闻报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在军阀夹缝之中辗转周旋，走钢丝一般平衡各方以求中立之原则。邵飘萍有胆量一手拿着北洋政府的津贴，一手照骂娘，对于其他军阀、官僚的“贿赂”也是来者不拒，辣手文章照写不误。对于《京报》、《申报》这样读者十数万的报纸，对于林白水、张季鸾这样笔下千军、一言可左右时局的报人，那些攻来伐往、地盘不稳的军阀们也要忌惮三分。
当然，在那个翻云覆雨的年代走钢丝，即可能因为一篇政论震动全国、声望飞至巅峰，也可能因为一句言论触动枪杆子，跌入悬崖粉身碎骨。邵飘萍、林白水都是因为恃才傲物、放荡不羁而惨遭杀身之祸。
国民政府南京初定之后，由于表面上不敢有违“三民遗志”，宪政思想，实际上东北、西南各路势力都是暂时安抚，红军在后方又成星火燎原之势，蒋介石对舆论的控制未敢有秦始皇那样一统天下的举措。抗日、内战纷至沓来，内忧外患之中，蒋也无心无力对于舆论赶尽杀绝。尽管审查、停刊、封馆、禁邮甚至爆炸、威胁等手段轮番上演，但是那些影响全国的大报在阻力重重之中依然能断断续续坚持下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政府并不敢贸然判处死刑。即使是一些报纸在阻挠之下难以为继，报人们依然可以另起炉灶，提着如篆笔不断转移着阵地。当然，前提是不触龙颜，史量才竟然握着蒋介石的欲与之平起平坐——“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有何问题。”这句不知轻重的妄语招来了戴笠的两颗致命流弹。
民国时期，民间办报如繁星明灭、粲然可观。《申报》《大公报》等在年轻报人掌舵之下老树开花，《社会日报》《世界日报》等新秀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成舍我以200元白手起家，竟然用一杆健笔搭建起来了一个“世界报业帝国”，堪称中国的普利策。《大公报》沪津渝港四版同时发行，南北贯通、东西辉映。即使在抗日时期，国土一寸寸丢失，报馆一城城转移，日军铁骑踏遍半个中国，报业的香火依然在后方、香港绵延不绝。如此郁郁葱葱、火烧不尽的报业生态竟然在49年之后一夜之间化为一片焦土，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那个时代的报人都是“文、武、昆、乱不挡”的“多面手”，身兼采、编、写、经营、筹划各路技艺，以一当十。由于身处立国未稳，战事摇撼的非常时期，府院秘闻、军事报道、政论评议注定是那时报纸的主流。民间疾苦的社会新闻则登不上一版、二版的要闻位置，也不能形成连篇累牍的声势，只能屈居角落，聊充时代的一个侧面而已。而且，由于当时报人皆已知识分子自诩，着眼于“文人议政”、“文章报国”，纵论时政、痛陈时弊当仁不让，言论成了当时报纸的一面旗帜，每日一篇社评甚至数篇社评，大到国计民生，小至街谈巷议。当然，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而已，国事衰微以至于人人恨不得捋袖上阵，指点江山，文人们只是情势所逼、迫不得已而。承平时期“新闻立报”仍是不易之真理。
相比共和国，民国已是前朝。当下之人写前朝之事，尤其是与政治牵连甚广的报业故事，如何端正态度就颇可玩味了。作者在书中既站在当时人的角度，为张季鸾头上“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努力开脱，又免不了在书中借机明志，嘲讽那些在国共夹缝中探索“第三条道路”，秉持中立志愿的报人是“书生的幼稚”。不过，从作者对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储安平在“反右”、文革之中“自投罗网”、受尽折磨的遭遇的悲情描写中，他对新旧两朝新闻制度的评判早已显露无疑。 -
蛮可爱的作者。 -
这里讲述了20世纪十四位中国报人的办报经历，他们都各有特点，他们的办报理念和经验，对今天的报人仍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希望我们的报纸能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心声，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
谢谢韩同学的鼓励和支持 -
我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