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ISBN:9787501315888
作者:周作人,俞平伯
页数:500页页
内容概要
该书收集了周俞二人自2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往来书信共353封，其中近百封信件是征得周俞两家后人同意后首次披露的。两人通信所用信笺，多为名家所特制，书信中所用印章， 也皆珍玩可宝，再加上两人酣畅流利颇具功力的书法，使每封信都堪称一件艺术品。本书请名家设计，以彩印线装加涵套的形式出版。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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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找谷林先生的《“茑与女萝”》，然而在网上百般查寻，无由得见，反而找到与之相关的另一篇书评，转录如下：也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孙玉蓉2002年8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谷林先生的文章《“茑与女萝”》，向读者介绍了影印精美、装帧考究的“镇库重宝”《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以下简称((影真》)一书，并对缘生于该书的序言和附注部分，提了一点小意见。谷林先生所言极是。美中不足的是此书不仅“缘生的藤蔓”有误，就是在“珍贵的正文”中，也出现了许多因年代判断不准确而导致的编排错误。 1999年6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依据幸存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手迹，出版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全二册，上册收《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193封，下册收《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160封，均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其中周作人书札的全部和俞平伯书札的绝大部分均写于二三十年代，属于劫后余灰，因此，这些书札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札的绝大部分当时没有注明年代，虽然有些书札可以根据当时的信封邮戳来判断，但是，也很有限。时隔数十年后，早已时过境迁，由后人再去逐一判断它们的写作年代，实在是一件很麻烦很琐碎的事情，稍有疏忽，便会铸错。毫无疑问，准确判断这些书札的写作年代，便成了《影真》一书编辑工作的关键。而此书的编者偏偏在认真细致的考订工作上做得很不够，致使书中年代、月份的判断错误随处可见。如《影真》上册《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中的第三封信，便是月份推断错误的一例。该信写道:平伯兄:读《野有死麋》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帨解作门帘，即犯此病。……作人白十八日信末只署“十八日”，没有年月。此信被编排在“一九二五年四封信”之首，《序》文中说周致俞“第三封信是1925年的春季18日”所写。其实，这是错误的。据知，俞平伯谈《诗经·野有死麋》致顾颉刚的信写于1925年6月9日，发表在同年6月15日《语丝》周刊第31期，同时还发表了胡适、顾颉刚讨论《野有死麋》的信，总题目为《<野有死麋>之讨论》。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显然是读了《语丝》周刊发表的《<野有死麋>之讨论》后所写，这就是说周作人的信不可能写于春季，而是写于1925年6月18日。据粗略统计，在《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中，将1925年的信误编入1926年的，有四封;将1926年的信误编入1925年的，有两封。因为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札在当时已被俞平伯装裱成三大册页，并被完好保存，这为《影真》上册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所以，上册出现的错误也就少得多了。相反，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札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因此，在《影真》下册:《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中，年代断定不准确之处也就更多了。仅就俞平伯对周作人称谓的变化，便可大致检测出书中年代编排的错误。据分析，俞平伯对周作人的称谓，实是随着周作人笔名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从20年代至1932年，俞平伯致周作人信的称谓由“启明先生”、“启明师”到“岂明师”，自1932年底始改称“知堂师”，并将这一称谓一直使用到交往的终结。所以，如果在众多称呼“岂明师”的信中，掺入一封称呼“知堂师”的信，往往就要考虑它的年代断定是否有误。如第53-54页称呼“知堂师”的信，本写于1935年，却被误编在1928年内，致使它被夹在数十封称呼“岂明师”的信中，孤立得很。相反，如果在众多称呼“知堂师”的信中，掺入一封称呼“岂明师”的信，也同样有编排错误的可能。如第203-204页称呼“岂明师”的信，本为1926年的信，却被误编在1936年内了，致使它在众多称呼“知堂师”的信中，显得很孤单。同样，在早期同称“启明先生”的信中，出现一封称呼“启明师”的信，也是错误的。因为直至1925年上半年，俞平伯对周作人只称“启明先生”，此后才改称“启明师”。如第11页称呼“启明师”的一封短信，实是1925年8月21日的信，却被误编在1923年内了。就是在同样称呼“岂明师”的信中，也有年代编排错误的，如第66-67页，原本写于1932年11月21日的信，却被误编在1928年内了。类似的年代错乱、前后倒置的错误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在《影真》下册中，有些年代的判断错得十分离奇，仅以误编在“一九三〇年”内的两封称呼“知堂师”的信为例，略做分析。如第98-99页，自署写于“七月十日”的明信片，就是错得毫无根据的一例。信中写道:知堂师座右:承示七夕新什，寄慨遥深，锥诵辄咦奈何耳。废公有复片到，言简仅报平安也。……首先，以现存的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札来分析，“知堂师”的称呼始用于1932年末，而“知堂师座右”的称呼最早出现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这就决定了这封信不可能写于1930年。其次，信中所说的“七夕新什”，即可理解为“七夕”之日所写的作品，也可理解为篇名为《七夕》的作品。而“寄慨遥深，雒诵辄唤奈何”一语则使我们想到:“七夕新什”似是诗词而非散文。因此，尽管周作人曾在1940年9月23日的天津《庸报》上发表过篇名为《七夕》的读书札记，我们也不予考虑。顺此思路，查阅岳麓书社1987年1月出版的《知堂杂诗抄》，在《苦茶庵打油诗》中，发现周作人在民国“三十年七夕”，即公元1941年8月29日，曾作过两首咏七夕的诗。这两首诗后被发表在1943年4月15日《周声月刊》第3卷第2号上，篇名即为《七夕》，作者署名“知堂”。无疑这就是俞平伯在信中所说的“七夕新什”!原来在1941年的农历“七夕”，周作人曾将新作咏七夕民俗的诗二首写寄给俞平伯。俞平伯诵读后，即于农历七月初十，给周作人写了回信。据知，俞平伯与周作人一样，都喜欢并习惯于以农历记载时日。以此推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这封信实写于1941年9月1日，农历“七月十日”。无独有偶。在第101页，同样被编排在‘一九二〇年”，写于“十一月十七日”的信，其实是1963年的手札。信中写道:知堂师:两奉手教欣慰。前呈载于“文评”一文已被节去三分之一，……乃费尊前半夕之功，惭荷惭荷。昔年曾妄谈《长恨歌》，固当悔其少作，然东土既有杨妃墓，又有其后裔，一再流传、亦可异也，岂所谓事出有因者乎。……此信之所以被误编在1930年，主要是因为信中谈到了“昔年曾妄谈《长恨歌》”一事，让编者很自然地与在此之前谈《长恨歌》的信联系在了一起。那是1927年11 月，俞平伯曾作考证文章《<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发表在1929年2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2期。文章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后来，周作人听到了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觉得与俞平伯的观点有吻合处，于是予以函告。经过几次书札研讨后，周作人同意将此传说发表。于是，俞平伯在师生二人通信的基础上，于1930年9月5日，写成了《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一文，发表在同年9月15日《骆驼草》周刊第19期，后又收入开明书店1933年2月出版的散文集《杂拌儿乙二》，题目改为《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这就是俞平伯研究《长恨歌》、考证杨贵妃的经过。直至1930年的8、9月间，俞平伯还在大谈《长恨歌》。如果断定此信写于1930年的11月17日，那么，信中所说的“昔年曾妄谈《长恨歌》”的话就无法解释了。如果我们认定此信写于1963年，那么，事隔三十余年后，俞平伯为什么又突然谈起了《长恨歌》和杨贵妃的事呢?那是因为周作人首先在来信中谈起了此事。1963年11月，周作人看到竹内好所编的一册日文杂志《中国》，里边说近时日本电视上有一个少女出现，说是杨贵妃的子孙，还展览古代文件作为佐证。这使周作人联想起三十余年前俞平伯研究《长恨歌》、考证杨贵妃的那段往事，于是，写信将此新闻告诉了俞平伯。俞平伯在收到周作人两封来信后，于1963年11月17日给周作人写了回信，以“事出有因”对日本杨贵妃子孙的传说做了回答。周作人在收到俞平伯回信后，即将此事写成了随笔《杨贵妃的子孙》，发表在1963年12月21日香港《新晚报》。周文中不仅回忆了三十余年前俞平伯考证杨贵妃的往事，而且直接引用了“十一月十七日”俞平伯回信中所说的“昔年曾妄谈《长恨歌》……”的那一段话。这就是我们确定俞平伯此信写作年代的最好证据。俞平伯在此信中所说的“文评”，指的是由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双月刊，他在该刊上发表而又“被节去三分之一”的文章指的是《<红楼梦>中关于“十一钗”的描写》一文，这是应邀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写的论文。文章发表后，俞平伯曾将该刊送给周作人一册，请他阅正。在二三十年代，俞平伯的作品脱稿后，几乎都请周作人首先阅正，然后才去发表。同样，俞平伯、废名等也都是周作人作品的第一读者。他们相互切磋，自得其乐。这一次，俞平伯把发表了的论文送给周作人阅正，很显然是对周作人平时关注他的回报。周作人阅读俞平伯的论文后，曾写信谈了读后所感，时间是在谈杨贵妃子孙的传说之前，于是，才有了俞平伯回信中“乃费尊前半夕之功，惭荷惭荷”的话。不可思议的是在《影真》下册中，唯一的一封50年代手札的年份判断，也未能幸免于错。如第239页，被编排在“一九五一年”，自署写于“二月廿八日”的信，实际是写于1954年的。首先，信中谈到的汪静之整理校订的《红楼梦》一书，是1953年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此为建国后的第一部官版《红楼梦》，俞平伯、启功等红学家均曾应邀校阅过此书。周作人于2月来信谈论此书，应该说最早也得是1954年的2月了。其次，信中谈到“明日始刊”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双周刊上，将有俞平伯与王佩璋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据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创刊于1954年3月1日，那一年刚好是平年。俞平伯的信写于1954年2月28日，次日即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始刊日，发表了俞平伯的论文《曹雪芹的卒年》。原拟同时刊发的王佩璋的长篇论文《新版<红楼梦>校评》因被编辑部转给作家出版社征求意见，错过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创刊号的出版时间，编辑部只好将其发表在3月15日该刊的第2期上。王佩璋的文章开篇即谈了新版《红楼梦》的底本问题，既指出了它沿袭“亚东本”的错误之处，也指出了它自行改动导致错误和因为“编者不懂北京话，所以即使排错了，也没能校正过来”的地方。事实上，俞平伯在信中所说的新版《红楼梦》的底本问题和曹雪芹的卒年问题，正是王、俞二人论文中所谈的问题。因为周作人所见与俞平伯略同，所以，俞在回信中不拟再多谈，只希望周作人能够阅读次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即可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了。第三，信中谈到俞平伯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出版后己销行两万余册。《红楼梦研究》是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至1953年11月第六次印刷出版，总印数达两万五千册。再有，信中还谈到近应香港《大公报》编辑、记者潘君(际炯)约稿，作《红楼梦随笔》多则。此为1953年末的事情。自1954年1月1日起，俞平伯的《读<红楼梦>随笔》己开始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连载。总之，信中所谈的每一件事情，都明确告诉我们:它发生在1954年，然而，竟被莫名其妙地编排在了1951年内，岂不怪哉!（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2期）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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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影印，可以看到彩笺很漂亮。 -
函套之制甚有奇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