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棔柿楼杂稿》章节试读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关于南星先生 - 关于南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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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78页

那一篇《藤花馆中的一位来客》（载《读书》一九九三年第六期）http://www.eywedu.com/20/93/60294.htm
文革余震不息的一九七六年夏秋之交，我虽得庆更生却又无家可归，孑然一身暂寄友人家中。他也是临时借了本地图书馆的三间败屋住着。我就挤进去做了一名“三房客”。小屋紧靠着馆中一幢小楼，原是张季直家里人昔年起居之处。这座虽已古旧而秀雅可赏的精舍，颇能助我想像民初年代的光景。我正好在这往昔的气氛中翻阅、摘抄一部馆藏的手稿，季自求日记，从中感受着那时的北京，那时的鲁迅。虽然也像鲁迅日记一样的简略，毕竟是能够唤起实感、联想的。
是听了章品正君的指点才去寻访这份资料的。捧着这十九册用毛笔抄的稿本，喜不自胜。从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这二十八年中，所记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事。如：“见袁世凯”，“陪黄兴游三海”，“赴冯国璋之宴”，“唐绍仪到宁”，“老袁贿选”，“北伐军入宁”；还有什么“观我国新造飞机”，“隆裕之死”和“珍妃移葬”之类。历史镜头有大有小，却是可贵的亲见亲闻。他还记下了四访张季直的情形。张孝若遭害毕命，当时寓居同一地的作者也在日记中记而评说之。当做一部掌故笔记看看是有价值有意思的，只可惜也像古来的此类资料，往往缺少细节，骨多肉少。
不过这些史料只是被阅这部日记所得的副产品，我一心追踪的是他同鲁迅的往还。当时虽已开始体验到“偶像之黄昏”，但鲁迅反而更其显得巍然了。对已见到的传记，不能满足，总想在心里头放映一部更具体、真实的“鲁迅传”。日记中四十四条他同鲁交往的记录，不止是可为鲁迅日记补遗、作注，同时也由于作者是我们乡邻的人物而更感亲切了。
此公履历也有意思：进过南洋水师学堂、江南将备学堂，毕业以后当了教官。光复之后在北京政府干参谋工作。一九一五年的“入蜀日记”中记了他随参谋次长陈宦入川经过(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四辑中收此资料)。
周作人同他在水师学堂有同学之谊，所以这四十四条中第一条(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是“得起孟书云，豫才君处已于家书中介绍……”
十月四日的日记可说是一张他眼中的鲁迅小像：“访周豫才君于山会邑馆，遇之。其人静穆，与起孟如一人。斗室中一榻一案一椅。书架上列古书数种，有足自乐者”。
两天之后，“豫才君来访”了。从此他成了藤花馆中常客倒不奇怪，因为他确是怀着敬慕之忱去的：“……豫才终日伏案探讨经史，其造诣未可限量，自顾感愧之至”；可注意的是鲁迅回访，前后有十次之多。钱稻孙回忆过：那时候“鲁迅没事不出来找人，都是人家去找他”(钱氏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与“鲁迅博物馆”人员谈话)其时鲁迅日记上经常出现的人名也不过是许寿裳、许季上、许铭伯、齐寿山和钱氏这屈指可数的几个。这鲁、季之间的四十多次互访之外还有招饮广和居，同游琉璃厂等事。相识未几，鲁便赠以《域外小说集》，后来又赠《炭画》、《百喻经》等。季氏那面回赠的《隋龙山公墓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然也投正在广搜金石拓本的鲁迅之所好了。至于鲁迅向他借看《南通方言疏证》，且在某次访季自求于南通州会馆之时“持麻糕一包而归”，则更令与季氏同乡的我为之大乐，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滋味了。然而在这一条下似须加一点不算多余的小注：麻糕是一种崇川特产的茶食。不过如今虽然装进了华美的盒子，可作礼品，而风味已非复当年，不堪鲁迅翁一尝了。
从以上这种种可以想见，在那气闷的年代，除夜以独坐抄碑卒岁的鲁迅，对这位小京官是并不当俗客看的。对照一下看：鲁迅日记中或记某几人来访“未见”，某人馈食物“却之”，甚且有某人“送食物三事，令仆送还之”……更滑稽的：有个教育部办事员来，“对坐良久，甚苦”！
原来并不相识而“欢若平生”的朋友，在鲁迅前期的交往中似乎少有其例。
对照两人日记，常常是季所记较详，正可补鲁记之略了。例如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这一条，鲁迅只有潦潦几句，而季所记却保留下一段文物鉴别的谈话：“午前十时许往访周豫才，过一地摊，见画一轴，写释迦像甚奇，异于常画……其制古拙……疑是明人手笔……乃见豫才，因具道之。豫才言此当是喇嘛庙中物，断非明代之物，盖明以前佛像无作青面狰狞状者。余深叹服，遂不作购置之想”。
季自求还携友同来。这人是刘历青，也是知堂的“水师”同学。而一见之下也是“倾谈恨相见晚也”。此君善画。于是“豫才又强历青作画一幅”。这回倒是鲁记得详细些了：“历青为作山水一幅，是蜀中山，缭以烟云，历二时许始成，题云：十年不见起孟，作画一张寄之。”
这“强令”又不禁叫人想到鲁迅日记中“捕”陈师曾写对联的那个“捕”字，以及后来“刘历青来，捉令作画”的那个“捉”字，真是有性格，也有味道的！
此详彼略互为补充的还可举一事。某日日记中，鲁迅只说“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在季自求的日记上是“……余不学，闻见囿陋，章氏书未之前见……向者偶与豫才君道及，豫才许为觅购，今特践诺也”。
二人缔交是知堂的介绍，一见如故之中也看出了鲁迅对他老弟的感情吧？但直到知堂从家乡来京后，季自求才又提到：“访豫才、起孟。前日路遇豫才，知起孟来京。不见已十余年，相见甚慰。起孟举止一如往昔而神气渐有老意，畅谈至十一时许乃别”。
也有些事情季未记而在鲁迅日记中有，约有九条，记了季赠鼯鼠蒲桃镜与鲁赠《会稽群故书杂集》等等。
交往的记录，在季自求日记上是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为止。但从鲁迅所记来看，季最后一次出现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来访。
我们知道，从一九一七年起，“从前那么隐默(知堂语)的鲁迅，由于老朋友金心异的“劝驾”，用《狂人日记》放了“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写起了文章。
一九二五年他在《看镜有感》中说的那面满刻蒲桃、跳跃的鼯鼠号称“海马蒲桃镜”而实是鼯鼠蒲桃镜，据《全集》编者注云，即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日记中的那面铜镜，季自求从地摊上买来送他的。但鲁文中说：“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鲁迅最后的九年都在上海。当年藤花馆、补树书屋中的来客在哪里？他在南福里中做他的海上寓公，隔壁弄堂就是郭沫若等人住过的那个民厚里。不过他早已离开军界，且于一九二二年去了南方。曾做过江西督军蔡成勋的高参，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缉私官吏，然后又入了金融界。从原先写得认真后来变得潦草的日记上看其在上海的生活，经常是到他经营的一爿古玩店里去查看生意如何。钱新之这个亦官亦商的闻人的名字也频频出现于日记中。后来他做了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秘书，也就是钱新之介绍去的。
同居上海，双方日记上再不见彼此的名字。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那天的季自求日记，我在读时和抄录时杂感交集，真觉得“人事之迁变，不亦异哉”(鲁迅一九一二年十月六日日记中语)了！
故人周豫才于新文学负大名，世所称鲁迅者也。廿年前在旧都过从极密，后遂疏阔。以患肺病，本日殁于施高塔路寓次，年才五十有六。可惜，可惜！
过了八年，从海外回到上海的季自求也死去了。此公晚年所取的别号“俟翁”，很容易叫人想到鲁迅在北京的时期那个有含意的笔名“侯堂”。只不知季自求是不是回想到了当年藤花馆中的旧友，也不知道他晚年心里头所俟者为何了。
辛丰年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今在我家 - 今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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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棔柿楼杂稿》的笔记-关于《闲坐说诗经》 - 关于《闲坐说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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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124页

当日曾写下一则小文，题作“天向无风响鸽铃”天向无风响鸽铃（《读书》1990年第3期,总第132期）
既不蓄鸽，又不懂鸽哨，却无法拒绝《北京鸽哨》的诱惑。这是第一次听说、又第一次见到的一本书。倒并非是我寡闻鲜见，据本书编著者说，虽然鸽哨始见记载远在北宋之际，但真正精于此道，又能有心有力阐其微奥，笔之使成书的，也就是同被收入此编的《鸽哨话旧》之作者王熙咸，和编著者本人了。又据说如今多是人亡哨湮，即实物(可入妙品的名家之制)也属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如此，是否还有同类著述问世，也在未卜之中呢。
书的前半，是通论。作者自鸽哨小史谈起，继说品种，绪论佩系与配音，再及制哨名家，制哨材料，文字极简而用字极确，琐屑微末之处又决不轻轻放过，故万字而尽道其详，实有回味不尽之妙。加之书中所附的数十幅实物照片与示意图，这鸽哨便是一件活脱脱的尤物在撩拨人心了。众星捧月，鼎足三筒，梅花七星；惠字哨，永字哨，鸣字哨，兴字哨……这一向生疏的名称，竟忍不住要放在口中细细咀嚼一回，详其形，想其音，心往神驰了。我想，蓄鸽者是否珍视这如此难得的资料倒在其次，若志不在此的人们因此而不晓世间尚有这一份生趣，才真是可惜。
《鸽哨话旧》所述，又不仅是娓娓细数鸽哨之制了，笔墨淋漓处尽是制哨名家的诸般悲欢苦乐。
“鸽贩某乙，素工心计；家设作坊，自制粗哨，兼经营细哨及旧哨，实为鸽市一霸，见大玩家则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对一般主顾则意态傲慢，稍与议价便面有鄙色，继以冷嘲热讽；视同辈则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凡与合伙买卖者无不受其计算侵蚀，故衣冠楚楚，脑满肠肥，有封翁之貌。春泉(案系样字号制家)老年贫困，某乙乘其危厄，刁难要挟，以不再收活相威胁，实则其多年所售细哨，祥字占大半，获利甚丰，不念旧情而落井下石，故不为人所齿。”
在这样一个小小世界里，也俨然社会人生百态！这是鸽哨的别一种凄楚沉痛之情味，而这一小小物事所系连的，也实在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了。至若篇中所记其得一珍品之后，如何“狂喜之下，徒步归家，恐踬而伤哨，一步落实，方迈下步，返寓入室，心始释然”，更如情状在即，这与藏书家得一珍本秘籍的欣忭，却是一样的。
本书开首，有一段美丽的文字：“在北京，不论是风和日丽的春天，阵雨初霁的盛夏，碧空如洗的清秋，天寒欲雪的冬日，都可以听到从空中传来央央琅琅之音。它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倏徐，悠扬回荡，恍若钧天妙乐，使人心旷神怡。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记起《鸽经》(清张万钟著)中所引朱孝廉诗：“天向无风响鸽铃”，其隐约道出的，也正是鸽哨所带来的一种宁静清平之气象吧。宕开来说，它是情趣，是艺术，也是文化。爱生活，爱生命，系心于此，寄情于此，便是情趣了；浸淫于斯，痴迷于斯，收藏、赏鉴、研究，便进而臻为艺术了；源自生活的艺术，又溶入生活，成为风俗，再成特有之风俗，便纳入文化之域了。编著者于自序中言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SPS=1186>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这恐怕不尽是自嘲之意。其实“玩物”不也含有美学上的意义？也未必不可以“业”当之。正是这种“小道”、“末技”，为人们添了。许多生的乐趣，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因此而更为广博丰厚。
又其实呢，有这一份情趣也就够了；要是连这一点情趣也无，该会怎样呢？
(《北京鸽哨》，王世襄编著，袁荃猷制图，张平摄影，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版，3.80元)
品书录
任之栖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红红绿绿苑中花” - “红红绿绿苑中花”

“红红绿绿苑中花”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11-28/2685502.shtml
如同《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的问世，《法藏卷》的出版，也是令人期待已久。三年前，我曾为《英藏卷》面世志喜，其中说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已逾百年，关于敦煌文献与敦煌艺术的研究，不必说早是成果丰硕，不过就深、细而言，其中的纺织品之部与其他相比似觉稍逊。最令人感觉迫切的便是“全集”式的汇编与整理。《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虽然也是图录性质，但它的编纂方式有所不同，即收录对象是大型绢画之外的所有纺织品，而以搜罗全备为特色，不仅著录齐全，而且提供了详备的相关信息。又以整理和汇编工作所具有的学术含量，使其中的若干织物有着坐标的性质而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资料。织物的组织结构和技术分析，是《全集》图版说明的主要部分，此外简述图案渊源或兼及它的流变，并有必要的比对材料或图例——不论技术还是纹样，以此作为断代的依据。又有与文字相应的各种插图：组织结构图，纹样复原图，关于织物用途推定的参考图像等，以共同构成对于一件织物的完整叙事。可以说，说明对每一件织物的考察，都是以整个丝绸发展史为背景的，因此有着宽阔的视野和虽简略却精审的分析。
三年之后续出的《法藏卷》，特色依然如是，区别则在于做得更好。在此期间，《全集》的编撰者另有《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一册问世，可见搜集资料与分析研究并进的思路，而新的研究成果也都适时而恰当的纳入《全集》。
“纺织直接关系民生，是古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生产门类，但纺织的重要不仅在‘男耕女织’的经济形态，其产品的艺术以至文化地位也极其崇高。在古代，织物，特别是丝绸的花纹、色彩，以至品种，不仅是别等第、分贵贱的标志，还因为最富于展示性，而凝聚了装饰艺术的精华，体现着审美时尚的变迁。”(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因此丝绸研究涉及的不仅是美术史，也还关涉到社会生活史。也因此《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丝绸史、艺术史，也包括了古代社会生活史中的重要标本。
《全集》从《英藏卷》开始的一以贯之的“全”，亦即在著录上的不弃丛残，特别显示了它的学术眼光。其实书中收录的精品或曰名品，图像相对来说不难见到，难得在于这里对每一件残片的整理、著录、分析、断代以及尽可能的展示细节和图案复原，以此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吉美博物馆藏一枚团窠对蝶纹妆花绫残片：白色的经线和纬线交织为地子，在显花的部分加入一组黄色的浮纬，以通经回纬的方法织出图案，即一周四朵牡丹花构成的团窠，团窠中心两只抵首相对的展翅蝴蝶。其时代，被定为晚唐至五代。这一图案中引人注目的是团窠中心的对蝶，它原是唐五代至两宋的流行图案，今天所见到的实物遗存，尤以瓷器和金银器为多，而后者在宋代名为“孟家蝉”。我曾推定这一名称乃至样式均源自唐代丝绸——王建《宫词》句有“緶得红罗手帕子，当中更画一双蝉”；稍后有晚唐诗人秦韬玉《织锦妇》“合蝉巧间双盘带，联雁斜衔小折枝”，所云“双蝉”、“合蝉”，俱为对蝶(《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而这一枚妆花绫残片恰与诗人所咏相合，正是唐代丝绸的实物之证。
今藏域外的敦煌丝绸，泰半出自藏经洞，因此多为宗教用物，如幡、伞、帐以及经帙等，但制作诸物的丝绸却是彼时日常生活中所通用。《全集》著录吉美博物馆藏银泥绘制之幡凡三件，即“银泥练鹊衔枝纹幡”、“银泥迦陵频迦纹绢幡”，又“银泥花鸟祥云纹绢幡”，图版说明且援引敦煌文书点检历中的记载，如“银泥幡”、“小银泥幡子”、“大银泥幡”等以与实物互证。而由此又不免令人想到敦煌曲子词中的咏物之句，便是“红罗帐上间银泥，绯绣床帏蹙金雁”(释智严《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其七十九)。虽然它的本意是劝戒，所谓“女若多，费绫绢。好物不可教觑见”，却偏偏道出“好物”的娇艳之态，而在词曲与实物的对应中，我们看到善男信女祈福之愿心，又“觑见”当日的“红罗帐上间银泥”有如此之妍美，是面对古物如同与古人接谈而会心也。
《全集》对纺织品纹饰以及成品样式的定名，则是我最为关注的部分。研读此著，也促使我检讨自己以往的相关研究，比如对“者舌”的讨论。我在《“者舌”及其相关之考证：敦煌文书什物历器丛考之一》一文中对此曾发表过初步的意见(《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艺纱堂2007年)，三年之后，又援引佛经中的说法，进一步阐发对这一名称的认识(《〈一切经音义〉佛教艺术名物图证》，《中国文化》2010年春季号)。最初的观点，曾为《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的编撰者所接受并援引，但以后则在《敦煌伞盖的材料和形制研究》一文中对此重新讨论，认为我的说法依据不足(《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而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法藏卷》中便持以这最新的论点。
分歧所在，是对“者舌”实物的认证。所谓“者舌”，原是帐、伞、幢中的一个装饰部件，为敦煌文书什物历中屡屡出现的名称。然而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里其名不见，因此它究竟何物，长久不为人知。小文《〈一切经音义〉佛教艺术名物图证》中引述慧琳《音义》卷二十六“即便有娠”条中的一段释文，即“者应赭字，乃是盖四面垂綵。綵，舌也。喻涅槃是一，解脱是多”，认为此者舌，便是帐、伞、幢中下垂的如鳞纹般依次排列的条状饰物。经所言虽为伞盖，但帐与幢的各种装饰构件多很一致，因可通用。而《敦煌伞盖的材料和形制研究》一文却通过对敦煌出土实物的悉心考量，指出伞盖之下缀有背衬的三角形饰片，应为文书中提到的“者舌”，而鳞形垂带应为敦煌文书中所举出的“柱子”或“杂色柱子”。
反复思考之后，我认为后者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判断是依据实物形态与名称的对应。而关于“柱子”，我更找到了得名的原由。莫高窟早期洞窟中有一类装饰于洞窟壁画底端的所谓“垂帐纹”，帐下所垂条状饰物底端略如柱础而平滑上收，造型适如柱子一般，如莫高窟北凉时期的第275窟，如北周第428窟。它的图式渊源则在西域，如克孜尔、玛扎伯赫、库木吐拉等石窟壁画所绘(后者中的一例见于《新疆石窟·库车库木吐拉石窟》图六三，说明称作“三角形和柱状垂帐纹”)。此或装饰于穹窿顶外缘一周，或为涅槃图中的床饰，而在新疆地区长期使用，形成特色。不过在敦煌用于龛顶图案以象征华盖，且与西域样式亦即垂带形态如柱子(如库木吐拉第34窟)极为相近者，仅莫高窟第272窟一例。就整个发展演变史来看，它在这里可以说是“昙花一现”，隋唐之后便隐没不见。然而此例却是昭示“柱子”名称来源的一个重要实证，可知它是以形得名，而在敦煌地区帐、伞、幢的制作中长期沿用下来。
唐代丝绸纹样中常见的还有一种四瓣花，《全集》每称之为“十样花”。不过这一名称似乎不很贴切，并且容易引起歧义。依唐人的说法，或以称作“四出花”为宜。陈藏器《本草拾遗》曰合明草“叶如四出花”(《大观本草》卷十一引，陈氏为唐开元间人)。王建《宫词》“黄金盒里盛红雪，重结香罗四出花”，意为香罗之结适如花瓣四出。而花之几瓣称作花之几出，本来也是传统的说法，如所谓“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艺文类聚》卷一引《韩诗外传》)。其实风行于唐代的宝相花也正是绮丽之花瓣以不同方向的“四出”，且层层扩展而构成，而这本是战国两汉铜镜常见的构图方式，则它原是一种传统意匠，不过以唐人的发扬光大又融入新风而将之推向绚烂。
总之，如前面提到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丝绸史、艺术史，也包括了古代社会生活史中的许多重要信息，因使专业之外的人也能够读之兴味不尽。王建《宛转词》有“花花绿绿苑中花”之句，这里便借它的字面义，老老实实来表明自己阅读此著的感受和欣悦。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260页

前不久友人为我写了一副对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字好，意思也好，于是驰书报谢，且询问联语出处。回书答曰：“此为梁思成先生书房所悬旧联，前些年偶于一照片上见之，我也甚感契合个人心境，因常记于心，原联撰者书者均未记得。”联语的出处好像是《小窗幽记》。貌似同样联语的对联，在老舍先生的书房也挂着。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275页 - 后记

离开《读书》之后，受辽宁教育出版社委托，组织了一套“小精装”丛书，便是《茗边老话》，作者多是年龄七十岁以上者，这也是我编辑生涯中的最后一项工作，当日并衔命为丛书写一则总序，署名脉望。今检点旧稿，却是发现两则，什么原因，已经完全记不得，今便一并收录在一个题目之下。此处所说即本书P133~136《关于〈茗边老话〉》两则。手边恰有《茗边老话》系列的《深宫里的温莎娘儿们》一书，阅其总序，正是《关于〈茗边老话〉》中的第一则。《茗边老话》系列共18本，98年先出10本，2000年出7本，02年出了最后1本。假设98年出第一辑的时候，就预备要出第二辑，那么扬之水写两篇序言前后使用也很正常。《书趣文丛》每一辑的总序就并不相同。可惜自己并没买过《老话》2000年后出的8本，也无法确证《关于〈茗边老话〉》第二则是否被冠在这几本小书的书头。姑且记之备考。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119页 - 重读《还轩词》

1992年2月12日，谷林翁以手钞《还轩词》一册赠扬之水手钞之册是自行装订的一个小本子，比六十四开的书籍稍稍大一点。淡蓝色的横格纸上细楷秀逸。卷末有数行跋语，略述制此钞本之委曲：“于史先生案头见油印《还轩词》一册，稍一繙阅，不觉心痗，假归拟选钞数阙。以书中签条说章嘉乐有悼念女词人丁宁一文，载《艺谭》总第五期，今年九月号《新华文摘》曾予转载，因于晚间检《文摘》读之。文中记丁君在‘文革’期间保护古籍的斗争，廉顽立懦，不胜高山仰止之感。遂以数夕之功，全钞一册。郭老书原载卷首，窃以为丁君自足千秋，无待喤引，故移订于书末云。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之记。”钞本的最后一页另有先生题赠，曰：“《还轩词》，一九八五年八月有安徽文艺出版社印行本。壬午岁朝与此旧钞本校读一过，始知印本较旧钞少词二十五阙、诗一首、长歌三曲，当系编者所删。钞本简体字颇不规范。今以奉呈宋远兄，聊资纪念云尔。修之。”同年《读书》第五期“品书录”栏载谷林先生《低回忍说识君迟》一文，便是介绍安徽文艺出版社八五年版的排印本。1985年安徽文艺版《还轩词》（简体横排注释本）排印本出世前，丁宁先生的词作只有不多的几个油印版本。最早的是1957年华师大教授周子美印本《还轩词存》，收词一百零七阙。据施蛰存《北山樓抄本·跋》，此油印本《词存》印量不过数十。
《還軒詞·自序》：
余幼嗜韻語，九歲誦唐詩，至月落烏啼、煙籠寒水等句，輒悄然似有所會。乃學為小詩，年十二，積稿盈寸，顧咿嚘稚俗，幾類盲詞。及長以屢遭家難，處境日蹙，每於思深鬱極時又學為小詞，以遣愁寂。初亦隨手棄置，自丁卯春始稍稍留稿，至癸酉成曇影集一卷，多半感逝傷離之作。甲戌以後情境稍異，得與詞壇諸公時通聲氣，至戊寅春成丁寧集一卷，唱酬之作占半數。自戊寅夏至壬辰秋，歷時十五年，其間備經憂患及人事轉變，成懷楓集一卷，是後卽不更作。蓋知措語淒抑，已成積習。處幸福之世，為酸楚之音，言不由衷，識者所戒。於是結束吟箋，悉付塵篋，蠹穿鼠齧，已漸忘懷。而吳興周君子美，古道熱情，知余最久，憫身世之畸零，恐蕪詞之散失，願為付印，幷任校訂之勞。竊念叩缶之音，本不應浪耗楮墨。第以一生遭遇之酷，凡平日不願言不忍言者，均寄之於詞。紙上呻吟，卽當時血淚。果能一編暫託，亦暴露舊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法也。
一九五七年八月 　　　丁寧
《還軒詞存·初校跋》：
右《還軒詞存》三卷，余友丁君懷楓之舊作也。君名寧，揚州人。幼孤，遭家多難，身世淒涼，以素擅詩詞及流略之學，遂以傭書自給，而橐筆之暇仍不廢吟詠。余識君近二十年，初以其鬱鬱寡言笑，秘不以所著示人，心頗疑之。及相處既久，始覺其甘淡泊、重然諾，迥非尋常閨閣所能及。以是時相過從，幷得讀其全稿。蓋君身世抱難言之隱，故其詞有不盡飄零之感也。因力勸付梓，以免散佚，幷願董其繕校之役，直至今夏始獲寫印。昔者，先叔夢坡翁曾與朱彊邨年丈于杭之西溪秋雪庵建兩浙詞人祠堂，祀唐張志和而下千有餘人。而閨閣詞人數甚寥落，舍清照、淑眞外，無著名者。今君所遭較漱玉、幽棲為尤酷，而其詞之低囘百折，淒沁心脾，雖不外個人得失，亦未始非舊社會制度下呻吟之音也。今書將成，爰志數語，預料他時當有讀其詞而悲其遇者。
一九五七年八月，吳興周延年子美，時年六十有二
1980年，丁宁先生应周子美教授和施蛰存先生之请，在《词存》的基础上增补编成《还轩词》四卷，收词二百零四阙。由邻居卓孟飞君校印成书。
《還軒詞·重印還軒詞序》：
還軒詞三卷係一九五七年八月老友周子美先生所代印，二十年來分贈友好，已僅存一冊及底稿數紙。今秋先生及施蟄存先生來函，均有重印還軒詞之議，時余久病新痊，視力愈衰，一時無從著手。比鄰卓君孟飛，青年好學，知余所苦，願任校繕之勞，復於底稿中擇一二可留者，按序補錄於三卷之内，癸巳入皖以後所作爲一厂集一卷。全書共四卷，總二百零四闋，皆承周施兩先生力助始克完成，謹此誌謝。再此書編繕校印皆卓君獨力完成，附此誌感。
一九八零年二月 　　　丁寧
1980年9月15日，丁宁先生因病去世。丁先生的工作单位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于1981年6月油印线装本《还轩词》一册。是书繁体竖排，在80年版《还轩词》四卷外还附《补遗》一卷，收录丁先生的佚作，计词九阙，诗十首（据张中行先生《负暄三话·归》）。书前有影印郭沫若答丁宁书两页（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郭沫若收阅丁宁的《还轩词存》后，极其赞赏，于1963年3月5与给丁宁长信称赞她的诗词清冷彻骨，悱恻动人，并列举了他喜爱的警句。同时也希望她脱却个人哀怨，开怀万古心胸。其后，郭沫若游黄山回经合肥时，曾要亲去拜访丁宁，因她住的只是兴修大楼后留下的破工棚，不便前往。只得派车将丁宁接至稻香楼，叙谈甚久。回京后，又立即写词由书法家于立群写成条幅，而由郭沫若题款，用挂号寄赠丁宁，足见其推许之情意。——吴昭谦《丁宁传》），即谷林翁在钞本跋语里所谓的“郭老书”。
以上的油印版本外，还有施蛰存先生的北山楼抄本。但该本其实是过录的周子美版《词存》，抄录的时间是1975年11月。
《北山樓抄本·跋》：
維揚有女詞人丁懷楓，余未嘗聞其名。周子美為師範大學同事，其為丁君油印詞稿，余亦竟未知，子美亦未為余言丁君事。近日杭州胡宛春欲問丁君消息，囑詢之子美，子美始為余道丁君身世，且言丁君尚在皖中為典書史，今年亦七十餘矣。余欲從子美假讀其集，則當時僅印數十冊，悉以贈同好，今無存矣。遂馳書復宛春，且求借其藏本。越三日，宛春寄書來，蓋卽子美所貽者。余展誦終卷，驚其才情高雅，藻翰精醇，琢句遣辭謹守宋賢法度，製題序引亦雋潔古峭，不落明清凡語，知其人于文學有深詣也。幷世閨閣詞流，余所知者，有曉珠、桐花二呂、碧湘、翠樓二陳，湘潭李祁，鹽官沈子苾，潮陽張蓀簃，俱擅倚聲，卓爾成家。然以還軒三卷當之，卽以文采論，亦足以奪幟摩壘。況其賦情之芳馨悱惻，有過於諸大家者。此則詞逐魂銷，聲為情變，非翰墨功也。昔譚復堂謂咸同兵燹，成就一蔣鹿潭，余亦以為抗日之戰，成就一還軒矣。若其遭逢喪亂，顛沛流離，又與漱玉無殊。讀其詞者，豈能不悲其遇。漱玉古人矣，還軒猶在。百劫餘生，寄跡皖中，隱於柱下。水遠山長，余亦無緣識之。因手錄一本，資暇日諷誦，寄我心儀。
乙卯十一月，雲間施舍蟄存書
1985年8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还轩词》的第一个印本，该版本“为尊重作者，仅删去少数几首艺术境界显得重复或过于晦涩的篇章”，共计收词一百八十六阙，诗六首。然则，删削的原因其实另有别情。据是书的校释者吴万平《重读〈还轩词〉答疑》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27aa60101780n.html
第一，是对简体本删除了28首（刘梦芙《代前言》说27首，我自己统计是25首）丁词，表示不满。是。我也不满。这主要是时代局限，以及我学识不足所造成的。与现在出版古籍，国家有专项资金补贴不同，那时出版古籍出版社是要赔钱的。处在市场机制下的安徽文艺出版社，不想赔得太多，所以着眼点放在青年读者身上。这就是黄勤堂总编辑之所以强调一定要有注释，并且必须简体横排的原因。我无奈之下，承担了丁词的注释和校对工作。其中，最感困难的，就是出自佛学的许多典故，当时很难查到出处。虽然我在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有使用文史工具书的种种便利条件。我也曾多次请教病榻上的冒效鲁教授，以及几次将注释全稿交由丁宁友人、诗人刘夜烽审阅删改，还是有很多丁词无法完成注释，不得不删去。此其一。其二，当时的政治氛围“乍暖还寒”，《还轩词》的注释与出版，一波三折，久拖不能完成。这使我产生了惧怕心理，害怕最终不能正式出版。特别是，汪伪时期丁宁在南京工作的经历，当时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丁宁所谓“不愿言不忍言者”，当也包括其事）。试想，深受周恩来总理赞许的我国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在某些极左人士眼中，仍难逃“汉奸”罪名（北京协和医院曾被日军征做陆军医院，但同时也对北京市民开放，林巧稚在其中任妇产科主任），何况丁宁？泽存书库是伪维新政府内政部长陈群所创，汪精卫命名题名。卓梦飞曾告我，丁宁生前就被人追问过这样的问题：泽存书库工作人员三四十人，陈群自杀前，为何独独把书库委托给你？1983年底，我把论文《丁宁及其<还轩词>》交给《艺谭》编辑部主任刘强同志时，他当时就有：“为这样的旧词人盖棺定论，时机成熟没有？”的顾虑。而我自己，当时就连去找有关部门，查阅丁宁档案的勇气都没有。那时掌管档案的人，大都“根正苗红”，这些人往往极左。我害怕他们知道《还轩词》将获正式出版，会横生枝节。总之，“文革”刚结束，“左毒”仍泛滥，使我在恐惧中草草交稿给出版社。还有其三，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开始蔓延。安徽文艺出版社任命了一位新来的同志当《还轩词》的责任编辑，他多次到我处吃喝，并要求我将其小姨子的名字，也挂在注释者中。这让我非常为难。后来，乘其到党校学习之机，我匆匆发了稿。那时文艺社也缺少具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人，一校二校三校乃至对红，都是我一人完成的。这就保证了校对的质量。我相信，至少在脱漏错字方面，简体版还是值得信任的。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信中所说“这书校对、注释都是很高水平。”绝非全是虚词。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尽情灯火走轻车 - 尽情灯火走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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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二，侵晨起身，看到昨晚友人发来的短讯，知道金性尧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辞世。
与先生的相识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印象中是读了《古今》，很喜欢其中署名"文载道"的文史随笔。但近几十年的出版物中似乎再见不到这个名字，因猜测这位作者很可能早已不在了。不记得是哪一位长者告诉说："文载道还健在啊，就是金性尧。"于是便认识了，且通讯往来近二十年。九六年以前，先生是《读书》的作者，虽然发表的文章并不很多。我离开《读书》之后，与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渐渐断了联系，先生则是很少几位始终保持来往的师长之一。有新著问世，总会寄我一册，——最后一册赠书得自去岁仲秋，是由先生的女公子携来，便是《三国谈心录》的大陆版，扉页上一如既往有着先生的亲笔题赠。问起近况，说是"还好"。不敢再问是否还能读书，而心里知道，不能读书，对先生来说，生之乐趣也就没有了。
先生一生写下的文字，大约数量最多的便是文史随笔，或曰文史小品也可。一贯的风格是平实而质厚，不事雕琢，而有蕴藉。正如早年的笔名"文载道"，先生的文史随笔始终萦绕着对世情的关注，虽是尽由读史而来，隐而不显。其实读史每每会从中读出"今"来，但要融知与识于一炉而以蕴藉出之，却不能不靠积累，积累而复久酿，方有其厚。《饮河录》付梓，先生命我作序，再三"抗命"而不果，因草得短跋，其中写道："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好，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妙；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感受。而先生"三百首"系列的特具赏鉴之眼，感悟之外，也还应该说是得自深厚的文史修养。记得是在九十年代末，我的一则短文"荔枝故事"刊于《解放日报》，其时是当作文史小品来写的，先生说读后很有些失望。我因此想到先生心中于文史随笔该是悬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而我竟为自己定得低了。
很荣幸也很惭愧，先生总把我视作文章知己。在一封信中他曾特别谈及我们的"共同特点"，曰："自学出身，无名师益友。聪明，有才气。这是王任叔在我二十三岁时给的评语。我们的文章，也可说毫无意义，但有才气这一点是很显明的。……厌凡庸，厌头巾，厌婆子嚼舌。有审美力，感情质，无理论基础。喜博览，爱书如命，手不释卷。喜收藏，近于贪婪，几日不到书店，茫茫然如有所失。但我因怕出门，买书受到限制。古的今的都喜读，但偏重于古。对学问穷根追底，一篇一二千字小文必遍阅资料，准备时间多于写作时间。"这里应该把我排除掉，那么这是"夫子自道"了。读书，爱书，写书，这是作者的乐趣，也是留给读者的乐趣，它不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散，反而教人因此从生命的无端来去中看到某种永恒。
我一向怕写悼念文字，尤其在尚不能跳出悲哀而从容思索的时候，实在是惟有此际才最感到文字的无能与无力。展开数十通来书，看到上一个犬豚交替之除夕先生写下的一首诗，末联有走出苦痛经历的超然，也可以说是晚年情境的自况，因谨录此作结："鬟云鬓雾若新梳，漏泄春光柳渐舒（用杜公漏泄春光有柳条句）。顾我一身唯有影，驱寒万计不如书。犬豚中夜方相接，天地明朝又授初。已过艰危余事了，尽情灯火走轻车。”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71页

“九一八”失窃案后，这里如同惊弓之鸟，正常业务都不敢开展了。扬之水日记作于94年4月20日，距918大案已1年半，开封博物馆还继续怂着，可见是被吓到骨子里了。
开封918文物盗窃大案http://baike.baidu.com/view/5453939.htm
九一八大案纪实http://www.56.com/w11/album-aid-12207774.html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技术中的艺术，或者相反 - 技术中的艺术，或者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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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通史》一巨册，双重的厚重——形式的，内容的，使它足以当得通常是溢美之辞的赞誉，比如，一部里程碑式的著述。
中国丝绸的历史很长，中国丝绸研究的历史却很短。海外情况暂且不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朱启钤《丝绣笔记》大约可以算作最早，它初版于一九三○年，两年后增补重印。严格说来这部书该属于史料汇编一类，卷上“纪闻”，卷下“辨物”，篇幅也不很大。但作者对若干问题特存关注的眼光和材料搜集的丰富，便已显示出它的价值。至于中国古代丝绸研究的深入开展，或者说它作为一个学科而建立起来，则是靠了考古学的推助。如果没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对明清以前的丝绸史恐怕很难有清楚的认识。有识之士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向着这方面努力。我读过的有关著述中，印象很深的一篇是孙毓棠《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文章写于六十年代，后来收入一九九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以历史学的本行而来谈这样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有点儿像是“反串”，却反串得十分精彩。对文献烂熟于心的理解和了解，对研究对象多层次的审视和把握，使涉及专业问题的叙述能够从容流畅，《诗》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另一组读后始终觉得好的文章，出自考古学者，即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绸的历史》等四篇。它最早刊发在七十年代的《考古》和《考古学报》，后来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版的《夏鼐文集》。讨论的问题涉及织物的组织结构，织机的复原等等，不少问题都很专深，但它最大的好处是举重若轻，涉及专业用语的地方，每能在叙事中若不经意地用一两句话阐释明白。虽然只是讨论某一历史阶段的情况，却总令人感到有通览全局的气势。关于经锦与纬锦的比较，我读后最觉得有启发，也因此才知道中国古代丝绸发展史中，经锦向纬锦的转变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虽然讲的是丝绸工艺，但它所牵涉的却远远越出工艺范围。
出自专业人士之手的史著，我读过吴淑生与田自秉合著的《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纺织工业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七年版），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二○○二年版）。《中国丝绸史》分作《通论》和《专论》两册先后出版。《纺织卷》则是对陈著的继承，而篇幅扩大了。《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把史分作原始手工业纺织时期，手工机器纺织形成时期，手工机器纺织发展时期三大块，按照这样的分类分别叙述各自发展的历史。如此分类有眉目清楚之益，平朴晓畅也是它的文字风格。初读的时候是在十几年前，当时的阅读很有一种紧张的喜欢，生怕它轻轻松松讲完了而我在轻松的阅读中来不及记住，却果然如此，因而它成为我至今仍在经常查阅的一本书。《中国丝绸史·专论》之册收入高汉玉、张培高师生合著的一篇《中国古代丝绸织花机械发展研究》，其中“花罗机”一节谈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耕织图》中的织机是花罗机，尤其叫人感兴趣。又郑巨欣与朱淳合著的《染缬艺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从不同角度把此项工艺讲述得十分详细，并有许多随文穿插的各种制作方法的示意图，读后很令人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欣悦。还有一本篇幅不大的《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作者是回顾。此书不以研究的深入透彻见长，但简明扼要却是它的好处。讲述两宋丝绸，它提到“宋代公私衣服改用罗”。这里并无发明，而不过是提示一个并不生僻的史实，这一史实本来在《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得清楚，但宋代罗的发达与舆服制度相关，却似乎被人忽略了。宋墓出土的罗相对于其他织物占了很高的比例，当然这里有着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不过偶然中也许还有必然。而若把这一点同《耕织图》中的花罗机放在一起，我想我们或者会多一重思考的空间。
另一类著述，大致可以算作图录之属。它多半是豪华型的，大开本，全彩印，纸张精良，装帧考究，当然这是由它的内容所决定，不如此，便无法很好表现物的美，特别是物之细部的美，那么也只好承受相应高昂的书价。读过缪良云的《中国丝绸纹样》（纺织工业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高汉玉《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一九八六年版），武敏《织绣》（幼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版），黄能馥两卷本《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后来作者与陈娟娟合著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二○○二年版），可以说是这两册书的扩充，增加了图版，补充了不少纹样的意匠和结构图，并且融入了多年的研究心得。《织绣》虽然论述范围是先秦到明清，但重点是在新疆出土的汉唐织物。读了此书便很想得到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却很晚才在一家旧书店意外买到，同后出的图录相比较，实物照片色彩鲜明许多，该是最为接近出土时的状况。图录中最是方便使用的一部，我以为是高著《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它可以算是图录中的袖珍型，虽然开本也不小了。《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卷前有对织、染、绣分门别类文字平浅的介绍，卷后有带着小插图的名词简释及中国织染绣大事年表。图版说明多半都有对制作工艺的阐发，每每要言不烦。此外又有《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中的《织染卷》和《刺绣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二○○四年版），《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北京出版社二○○一年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织绣书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二○○五年版）。前两部实物的收录最为丰富，并且选录了数量不少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后两种则以明清实物为主，材料相对集中和全面。
当然这里并不打算对中国古代丝绸研究做一番综述，一来很多有关的书我没有读到，二来我不是专业研究者，本来没有这样的资格。以上只是把自己的藏书稍稍清理，树立几个路标，以便抖擞精神面对眼前的这一部皇皇巨著。
《中国丝绸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甫一问世即得到一片惊叹之下的赞誉，比如这里一开始就提到的“里程碑式的著述”，又比如“集大成之作”等等。这都不是过誉。它以后出而能够尽量多地网罗考古发现中的新材料，尽量多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文献疏理上特别下了功夫，且集中了一批近年在专业研究方面有出色作为的才俊，因此能够以实物、文献、工艺复原三大块作为主要支撑，而建立起一个以历史为经，以生产技术、丝绸品种、艺术风格为纬，纵贯数千年历史的包容宏富的叙事体系。随书附赠的一份简介上面录有徐苹芳先生的一段话：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引用了大量考古的材料，从实物出发而不是从文献出发；二是这本书每一章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专题是讲生产技术，这个在以前做丝绸史研究，特别是文物考古研究方面多半是个弱项。这两点是本书的强项，使这本书的质量、影响都能够站得住脚。
作为与生产技术紧密相关的丝绸史研究，准确可靠的技术分析当然是第一义的，不过理想的专业研究，也许应是在专业知识阐发深透的基础上，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智慧，或思考相关问题的另一把钥匙，使人能够在它所结构的图景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枝一叶。而《通史》也正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的重要意义。
《通史》对生产技术的重视，得力于主编赵丰。此前我在《考古》和《文物》等杂志读过他的很多专题论文，这个名字好像总是同考古发现的丝绸研究联系在一起。判断分析立足于对实物的观察以及对工艺技术的透彻了解，由此再与文献互为印证，作者对古代丝绸工艺的细节叙述因此有着敏锐的目光和充满实证精神，每令人感觉扎实可靠。二○○四年沐文堂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辽代丝绸》更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也不妨说是一个新的概念，此前它似乎并未成为一个研究命题。支撑这一新概念的是一系列有关的考古发现和作者对出土实物的考察和探索。它以大量出土丝织品的几座辽墓作为个案研究，分析它的技术来源和纹样源流。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关于缂丝来源的一段叙述，“辽缂丝和唐缂丝的织工可能有相同的来源，特别有可能的是回鹘织工，他们在唐宋之际以织缂丝而著称，根据史载，契丹的皇后家族萧氏与回鹘有着血缘关系”，“在辽上京还有一地称为回鹘营，是回鹘人集中的地方。比较十二世纪早期宋至辽的礼单和辽至宋的礼单，缂丝只是在辽方礼单上而没有在宋方礼单上，这说明缂丝在当时还是契丹境内的地方产品，但契丹人无法向宋人学习缂丝，也不会自己发明缂丝，所以，我们推测是由回鹘织工将缂丝技术引进辽国，并在契丹艺人的设计下织造了大部分的缂丝”（94页）。织成与缂丝的关系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读《通史》自然也于此格外留心。我看到关于缂丝作者又有一番阐发，“缂丝之法原本自西域，唐代的缂丝都出在西北地区，宋、辽、金、西夏时期有不少回纥织工在西夏和辽国境内从事缂丝生产”；“北宋至南宋初，缂丝技法由北方而至定州，再由定州而至内地，逐渐为内地所接受。由于中原及南方地区所用的提花织机均已十分普及，因此，作为一般织物面料来说，缂丝的方法过于复杂，成本太高，然而，另一方面，缂丝恰好迎合了宋朝皇帝喜好书画的心理，北宋文思院中就有‘克丝作’，专门生产缂丝，用于装裱书画”（298页）。对比此前的研究只是笼统说缂丝起源于唐代，这些论述的深入细致不必说，且更有着新的启发意义。有了这样的基础，对与它相关的织成便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这正是我读此著的一大收获，尽管它并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现成答案。
关于织成与缂丝，很久以来即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丝绣笔记》便已汇集了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而把它作为问题单列一项。《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中它也是特作考辨的专题之一。《纺织卷》整理出来的不同意见有六种，不过精简一下也可以大别为二。其一，《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织成”节云：“织成是在汉代形成的。它是从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品种，是在经纬交织的基础上，另以彩纬挖花的实用装饰织物。既有瑰丽的花型，又可直接供服饰用。由于挖花的织法是彩纬只在显色的片段才织入（彩色纬线在显色段的边界处折回，而不是织通纬，称为‘回纬’），因而织同样的花纹图案时，所用彩线的量就比一般锦要少。织成主要是丝织品，也有个别以毛为原料的。”其一，织成是“按实际用途、规格和要求设计、织造的各种成品和半成品，泛指按服用之需，设计、织造其形状和图案的各类高档织物，以它裁造衣物，无须尺量，仅须裁剪和缝缀。织成不分质料，不计品种，丝织品中，纱、罗、绫、绮、锦等都可以包括在内”。《通史》采用的即是后一种（161页）。两种意见似乎都没有揭示出织成作为一个沿用了千年以上的名称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同丝绸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后一种意见更无法解释织成为什么总是带着奢华、靡丽的意味而常常被执政者禁断——如果不是它在工艺上有某种独特之处的话。
织成是个历史名词，本来有着产生的背景，但沿用的时间却格外长，其中包含的内容则不断发生变化，以后出现了缂丝，以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似，便又搅缠在一起，更起纷纭。我想，我也许可以作为外行，而利用虽然持论不同、但在工艺分析上无多异议的三件实物标本，提供另外一种意见。
先举出这三件标本：一、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墓葬出土的织成绦；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十九号东晋纪年墓出土的织成履；三、日本正仓院藏七条织成树皮色袈裟，它曾以织成之名登录于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年）圣武皇后的献物帐，因此名称和时代都是明确的。
关于马山的织成绦，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分析它的工艺特征是在平纹地子上用穿绕法织入花纬（71页）；《通史》则称它是织编复合型的绕纬显花技术（69页），表述方法稍异，意思相同。详细的技术分析这里从略，要紧的是，与当日流行的经锦不同，绦是在图案部分用纬线显花，却不是通梭，而是所谓“穿绕”，亦即“回纬”或“断纬”。这便是与后世缂丝的“通经断纬”的相似之处。马山织成绦究竟如何织造以及用什么样的织机，有两种说法，而复原的结果，两种推论都可以成立。不过有一点总是能够确定，即它的工艺和使用的织机均与经锦不同。彭著曰：“用穿绕法织出的绦带，表面花纹紧密，不易脱散，绦带厚实、坚挺，多用作衣袍的领和缘，幅宽五点六至六点八厘米，长度不定，使用时只需在长度上剪裁。”所谓“织成”，最初便是特指这一类织物。第一，织成有着纬线显花的视觉效果，而与经锦的织造方法乃至使用的织机均不相同，此即意味着它比常规的经锦织造会更加费工费时；第二，它的图案是按照成品的样式来设计。
工艺特征未必人人了如指掌，但视觉效果却是明显的。如果比较经锦和纬锦的不同，而仅就纹样效果来说，经锦因为表经常常不能完全覆盖里经，于是使得图案往往不是十分鲜明，“而纬锦的显花丝线粗而平整，表面具有台面效果，覆盖好，色彩纯”（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二○○五年版，70页）。织成的显花效果正与纬锦相似，因此在纬锦没有流行之前，织成便总是各种织物中独具特色的一种，不论织作工艺还是视觉效果。两汉魏晋南北朝，织成由领缘渐渐扩展到衣、裙、、履，镜囊、帷帐、车马饰，并且常常出现在同时代的诗文中，或是作为美丽的辞藻，或是作为美丽的意象。三件标本中的之二、之三便是这一时期的两个实例。
唐代出现了缂丝，诚如赵丰的考证，它来自西北，那么其渊源当是缂毛。毛的纤维短，在提花技术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用“通经断纬”的办法显花正好扬长避短，正如中原地区的织锦，利用蚕丝纤维长的优势首先选择了经线显花的经锦。此际织成的名称与缂丝并行而始终别是一物，只是唐代纬锦已经渐渐成为主流，织成纬线显花的效果便不再能够显示它的优越。于是通常使用的是它的第二义，即按照成品样式设计图案，这时候才把织锦等统统包括进来。一方面，织成的含义缩小了；一方面，织成包括的内容丰富了。实际上织成第一义中所包含的工艺后世已经分化演变为其他，比如“妆花”——前举标本第三例织成袈裟，“用一根通梭纬丝作底，结合非通梭织出花纹”（《中国丝绸艺术史》，66页），即已开启“妆花”的先声。因此也可以说宋以后的所谓“织成”，保留的只是它的第二义。锦织成中，辽宁省博物馆藏五代后梁贞明二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一个辉煌的顶点。此幅织成幅宽二十九点六厘米，长逾七米。锦在织机上面的织字，也如同织造纹饰，即整幅字便是一个图案循环，如此则大约需要四万根纬线才能织出这样一个七米长的图案，于是提花机上要有与之相应的复杂的花本。与刺绣和缂丝相比，它显然过于繁琐。后世以书画为题材的织物也因此由刺绣和缂丝占得主流，织成则雄风不再，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缎地织成《司马光家训》只好算是余响——它的长，才有一米多。前举收录故宫藏品的《织绣书画》，其中织成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把这一事例算作“抽样调查”，那么也可见一斑。
宋代缂丝的流行及其原因，赵丰的意见最为精当，这在前面已经引述过了。关于刻丝，庄绰《鸡肋编》中的一段记载差不多可以算作“经典”：“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这里不妨再把原始意义上的织成与缂丝做一比较。如前所说，织成的织造，是局部的“断纬”，即它尚有通纬，即仍有经纬交织的部分，缂丝却只是把纬线绕在特制的小梭子上，用所谓“过管”的方法回绕经线来显花，而在经线和纬线的交织中，纬线不采用通梭，也因此它可以“不用大机”。如果把图案与地子分作两事的话，缂丝可以说通幅都是图案，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子，所以它才有“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的效果。因此织成可以是厚实的，缂丝却否，并且不很坚牢。它适合观赏，却并不实用。缂丝最令人称道的特点是可以“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因为它不仅分色自由，而且可以分得极精细。如此自然最宜于表现绘画，特别是绘画中的晕色。前引《鸡肋编》记述的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时候的定州，因此尚曰“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而缂丝兴盛于江南的时候，大约就开始了由衣向画的分流，以后更独立出来成为以观赏为主的艺术品（清代的缂丝袍服应该不是常例）。当然如果没有唐代以后纬锦的取代经锦，如果没有宋人对罗的偏爱（此又同丝绸生产中心的南移、南方的气候、唐宋服饰的变化等等因素相关），如果没有两宋花鸟画的格外发达以及如果没有一个酷爱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的皇帝，一句话，如果没有赵丰论证中举出的社会、历史、工艺技术和风俗时尚等种种原因，缂丝大约也会同织成一样，成为服饰中引人注目的一类。
附带再提两个细节。《通史》讨论商周纹样的时候言及黼黻纹，但最终没有确切的指认（82页）。其实黼黻纹便是商周时代最为常见的所谓“云雷纹”、“勾连云纹”等几何纹，我曾在《诗经名物新证》中做过这样的推测，而由上海博物馆藏春成侯铭得到确证，详细的讨论见唐友波《春成侯与长子综合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160—16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年版）。又《通史》说到宋代绉纱中的莲花纱，引朱《萍洲可谈》卷二中的一段记载推测“莲花纱也应是一种绉纱”（297页）。我读到宋人项安世的一首《纱诗》，正好可作一证，诗云：“芙蕖供色更供丝，缉就沙溪水面漪。疏密整斜于雪似，香轻软细与风宜。集裳妙得灵均意，织藕新翻蜀客词。唤作似花还得否，只应花却似渠伊。”（《全宋诗》册四四，27344页）缉的本意是绩麻，此则借用，即为织绉纱而将丝加捻。《纱诗》多取莲花为意象，可知纱名莲花也；“缉就沙溪水面漪”，则莲花纱，绉纱也。（《中国丝绸通史》，赵丰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880.00元）
本文原载《读书》2006年第9期。《读书》上的版本相比收入本书的这一篇，显然略有删节，因为篇幅过长，懒得一一补入了。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关于《看瓷说画》 - 关于《看瓷说画》

应该是为这本书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016345/写的序言。估计最开始定的书名还是《看瓷说画》，后来序言写就，书名却改成了《看图说瓷》。事隔有年，扬之水先生按存稿录入本书，一时失记，忘了书名已改，于是就闹了乌龙。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15页

乃记起曾向吾公反对辽宁的新万有文库的版面，公不同意我的批评，坚持本薄字小，便于查阅也。扬之水当年搞的茗边老话就是字小本薄的啦。当然，谷林老上了年纪，肯定还是喜欢字大行疏，天地开阔，这样看起来才不费眼嘛~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65页 - 听王夫人讲故事

三十年代末期，王世襄老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女士在燕京大学上学，回忆当年的“资产阶级生活”说：
那时候女生宿舍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宿舍有舍监，有工友，每天早晨起来被子都不用叠。放学回来，已经由工友打扫得窗明几净。从图书馆借了书，看完书，夹好阅览证，码放在桌子上，自有工友代为送还。自行车也由工友打气、保养，看见哪儿坏了，自己就推着送去修理了。在食堂吃饭，把碗一伸，‘大师傅半碗’，‘大师傅一碗’，自然有人盛来，吃了几年食堂，不知道在哪儿盛饭。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14页 - 谷林先生的最后一通来书

昔贤有云：“生老病死，时至即行。”此之谓“安命”。《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七器量二：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出《因话录》）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听王夫人讲故事 - 听王夫人讲故事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12/12/content_426102.htm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以“常识”打底的专深之研究—— 读孙机先生治学散记 - 以“常识”打底的专深之研究—— 读孙机先生治学散记

原载于《南方文物》2010年03期，原副标题作“读孙机先生著作散记”
http://book.douban.com/review/6627161/
“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以上是《量守庐学记续编•黄先生语录》中的几段话，把它移用来说明孙机先生的治学，正是很贴切的。
认识先生是在十二年前——王世襄先生给了我电话号码，说：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先是通电话，后是书信来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见面。见面的日期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编辑部，先生单车驾临，交谈的时间前后不足十分钟，似乎只是一个目的，即送我一本信中索要的《文物丛谈》，而这本书当日在书肆已经买不到了。
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系友人陆君推荐。挑着读了其中的几节，便觉得实在太好，竟好像得获一部“汉代大百科”。全书一百一十一题涉及了两汉社会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农业六节，从起土说到收获；纺织六节，从养蚕说到织物品种；又武备六，车七，建筑十四，服饰八，饮食与炊具九，灯二，熏炉二，等等，等等，两汉的考古发现几乎尽皆网罗在内。它虽以“资料”名，然而却并不是丛脞纷纭的一部资料汇编，书中固多综合各家之研究的部分，但更有自家的发明与创获。其中用力最著者，是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办法为各种古器物定名，并且在此过程中揭出人与物的关系，进而见出两汉社会的种种历史风貌。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严肃的科学态度，使得这里所涉及的各个议题都达到了专精的程度，有的题目甚至抵得一篇专论，比如修订本中增补的漆器篇。因此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囊括汉代百科、足以教人信赖的工具书。
这一部书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是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时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书的图版草样先生后来送给了我，原是一百多页的米格纸用穿钉钉起来一个厚厚的本子，每一页安排一个小题的图版，或用笔钩摹，或粘贴剪下来的各种图样，而一一排列得整齐有序。目前它的修订本刚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规模超出初版五分之一强，图版更换了近一半。从初版的一九九一年至于今，各地汉代考古的新发现经过梳理和考辨悉数补入此中。这一部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用黄侃的话说，正是“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先生不大喜欢被人认作是做服饰史研究的专家——虽然当年王先生为我找孙先生做老师的时候，原是为了指导我做服饰史研究。记得十几年前他应下过某部通史的舆服志写作，然而最后还是退掉了。这大约与做学问的观念和方法有关。先生首先是一种“问题意识”，即特别有着发现问题的敏感（骑车于通衢，先生竟一眼扫见路旁宣传栏中的两行文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祛之”，便道：“这是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两句，可是把‘趋’字错成了‘祛’，意思就全错了。”）因此最有解决问题的兴趣。写一部综述式的通史便不能够仅仅从“问题”着眼，而必须面面俱到，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就没有很多的兴奋点。
《中国古舆服论丛》不是通史式的著作，而是解决问题之作。它初版于一九九三年，很快即以其考校之精当、立论之坚实而成为专业领域的一部权威性著作，二○○一年所出增订版，更显示了这样一种力量。与初版相同，增订本仍是分作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古舆服制度的单篇论文，除对旧作重新修订之外，又补入以后发表的相关著述。下编《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其实可以单独成书，不过其中的种种考证本与上编中的论文多有呼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一致，因此裒为一编，正好显示一种总体的丰厚。
《论丛》谈车的一组，可作中国古车制度史来读。为出土的古代车马器定名，是细致而繁难的工作，先秦马车的轭靷式系驾法，即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它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以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出土，而揭出中国古车曾经有过却久已隐没的光荣。先秦古车是否西来，虽然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先秦马车系驾方式中几个关键的细节与西方截然不同，则是讨论这一问题时绝对不可忽视的最为重要的证据。
《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就形式来看，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即以传统的形式而灌注全新的内容。对车马服饰各个细节的笺注，短则数百字，长则逾千，几乎每则注文都是一篇图文相辅的考证文章。古已有之的古器物学，更多的是追求其中的古典趣味，今天与田野考古并行的文物研究，当然与之异趣。文物研究不能少却对社会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了解与廓清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尽管有时它会显得过于琐细。而若干历史的真实，就隐藏在这平常的生活细节中。
与《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相同，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中的实物互为印证，也是《论丛》基本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它最为鲜明的特色。此所谓“二重证据法”，经观堂先生提出之后，颇为学人所重，虽然它今天已经不算新鲜，就服饰研究而言，沈从文先生的著作即早著先鞭，并且有着很好的成绩，但此著毕竟只是粗勾服饰史轮廓，许多专题尚未涉及。所谓“两重证据”，并不是讨巧的方法，而是一项坚苦的作业。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最终揭明的不仅仅是一事一物的性质与名称，而是它的背后我们所力求把握的历史事件。
征引宏富，论据严密，考证精审，时有中西两方面的比较而使得视野开阔；虽考校一器一物却不限于一器一物，笔锋所到，便总能纵横捭阖，不断旁及与器物共存的历史场景；还有简练干净的文字，准确清晰的线图，等等，都是《论丛》的出色之处。其中的不少发明和独到的见解，十余年来已被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普遍认可和采纳。
最令人钦羡的是先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熟悉和对科技知识的掌握。先生常说，我知道的只不过是常识。然而正是对各个门类之常识的积累而练就了火眼金睛，而可以因此发现人们已是习以为常的谬误，比如与中国四大发明相关的“司南”。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在科技领域中的伟大创造，但此器究竟出现于何时，却是一个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目前已知的几项时代明确的文献与实物之证据，仍都属于十一世纪。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振铎先生以《论衡•是应篇》中的“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十二个字为依据，做出了“司南”的想象复原。然而它却不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复原，虽然后来这一件勺形的司南进入了教科书，又作为邮票广为发行。
“王振铎先生根据他的理解制作的‘司南’，是在占栻的铜地盘上放置一个有磁性的勺。此勺当以何种材料制作？他说：‘司南藉天然磁石琢成之可能性较多。’可是天然磁石的磁矩很小，制作过程中的振动和摩擦更会使它退磁，这是一宗不易克服的困难。王先生于是采用了另两种材料：一种是以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另一种是‘天然磁石为云南所产经传磁后而赋磁性者’。汉代根本没有人工磁铁，自不待言；他用的云南产天然磁石也已被放进强磁场里磁化，使其磁矩得以增强。这两种材料均非汉代人所能想见，更不要说实际应用了而后来长期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司南’中的勺，就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一九五二年钱临照院士应郭沫若要求做个司南，当作访苏礼品。他找到最好的磁石，请玉工做成精美的勺形，遗憾的是它不能指南。由于磁矩太小，地磁场给它的作用不够克服摩擦力，只得用电磁铁做人工磁化。’郭沫若院长在二十世纪中尚且做不到的事，前三世纪之《韩非子》的时代和公元一世纪之《论衡》的时代中的匠师又如何能够做到？”（《简论司南》（《技术史研究十二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六年）——这是先生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的情况。《论衡》中的十六字意义究竟如何，可以先放过不说，司南为磁勺，复原过程所表明它的不能成立，本在常识范围之内，只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出现的时间问题，而使人很难正视。
当然早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提出质疑。刘秉正《我国古代关于磁现象的发现》、《司南新释》先后发表于《物理通报》（一九五六年第八期）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后来又有一篇《司南是磁勺吗》，收在台湾联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国科技史论文集》，其中说道：“要把磁石加工成能指南的磁勺，确要有意识地‘顺其南北极向’磨镂。但在十一世纪指南针发明以前，古文献中从未有过磁石两极以及它的指极性的记述。既没有平面支承的磁石指极性的记述，甚至在讲到最易显示指极性的用线悬挂时，也没提到发现它的指极性。在不知磁石有两极及其指极性的情形下，人们怎能有意识地‘顺其南北极向，杓为南极，首为北极’加工成指南的磁勺呢？而且即使古人用线悬可能发现磁石的指极性，比之线悬磁石，磁勺是极难加工的，指极性能也更差些，古人何苦出此下策不线悬磁石用以指南而要制作磁勺呢？”而同样的意见，我初与先生相识的时候，先生就已经不止一次向我说起，只是待正式写成文章刊发出来，已经是二○○五年秋（《中国历史文物》二○○五年第四期）。这里并没有要特别辨明两位学者提出问题的先后，因为这并不是高难的科技尖端而关系于发明权，具备常识便都可以有这样的怀疑，问题在于具备常识而又能够把它融入自己的专业研究，因此能够始终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并诓谬正俗。收在《寻常的精致》一书中的《豆腐问题》，也是类似的一例。此亦即黄侃所说“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因为具备了各个门类的常识，先生可以从容出入于很多领域。“中国古车马馆”、“兵家城”、“中国古代钢铁冶炼展”等等，这些展览设计以先生的专业来说，都算作“余事”，但却一一做得出色。
摹绘器物图，对于考古专业来说，原也是必修课，只是近年似乎不再那么“常识”。而先生每一本著作的插图至今坚持手自摹绘，并且在这一方面花费的气力一点不比文字写作少。以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作为底图，而用线条把复杂精细的纹饰钩摹得清晰，如果不是亲自做过，恐怕很难想象得出其中的艰辛。
深锐的洞察力，始终旺盛的求知欲，使先生总能保持着思维的活泼和敏捷，专深之研究而却总能以清明朗澈之风使人豁然，又有不少考证文章竟是旁溢着诗意。前不久北京的尚兄、浙江的郑兄分别谈及先生的学问和文笔，也都有此同感。此即学问之“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所谓“自物理而来者”，“常识”打底也。
我所说的“常识”，其实是把先生一部至今没有出版的书稿认作常识——当然这原是先生自己的话。书稿的名字叫作“物原”，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及其他文化事物的发明与起源”。它也写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用的是当年流行的一种红色塑料皮作包封的笔记本，三册合为一编，装在一个自制的函套里，总题为“第一部分”。“物原”共设词条五百余，每条字数或数百或千余，并且多有陆续增补之什，末附引用文献约数百种，类如经过整理归类的读书札记，性质则同于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小百科。“物原”中的不少条目后来都发展为很有分量的专论，那么可以说这是由常识而成就的真知灼见，而这一部手稿也正使我看到了“常识”之积累的奥秘。
十年前，先生曾以《积微居金文说》一册相假，随书附有一函，其中写道：“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架上尘封，殆近十年。岁月匆促，杂事纷芜，视先生治学，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数十年如一日，岂可及哉！展卷略事检寻，仿佛面对故人。回忆史无前例期间，在昌平苹果园中读此书，于会心之处，抚脾叫绝，胸旷神逸，欢欣雀跃，恍若云开雾霁，空山花雨，一身遨游物外，睥睨人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矣。但冷静思来，先生之学，寸累铢积，未免既从小处着手，又从小处着眼。欲自此中窥两周之形势，则彷徨迷津，不得其门而入也。夫治学之道，大别可为二宗：一曰专精，二曰通贯。先生之治金文，实际上只是在研究史料，离历史的主线还远着呢。专固然好，但要小中见大，大中见全，政治家所称全局之才，此之谓也。物理学研究微观世界，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而中子、质子、介子，微得不胜其微，但一下子揭开了物质构造的奥秘，轰隆一声，爆炸了核弹氢弹，整个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文史之学虽难以如此‘功利’，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苹果园中的读书境界很教人羡慕，那该是非常年代里一份意外的赐予。小中见大，大中见全，可以说是先生一贯的主张，它也是考据应该达到的一个理想境界。而这一境界，先生真正是达到了。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第111页

喜爱扬之水，她的书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这本从季风书园买来，甘愿出高价，一则支持实体书店，一则出于对扬之水的敬爱。前天中午买来，昨天晚上火车上开始展读，有旧文，有作者在日记中的旧语旧事和“陈旧的人”。这些都不妨碍，扬之水的书，常读常新。当然，也渐渐读出她婉转后面的不自然。
新旧文章的杂汇，原本是为了组元的方便，让读者体会她对师长和过去岁月的敬意与留恋。当然，也有她不常表露出来的主见。《爱惜汉语》一篇，关于汉字中间混杂阿拉伯数字，发表了一些不满的意见。举出白居易、陆游的文字，证明纯粹汉语的美。这让我想起《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让我想起一位师兄最近出版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的，副题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扬之水说这是“瓜帽革履，幂面袒胸，招摇过市”，看，人家说得多么斯文。一样的意见，普通人也许只是扯着脖筋提反对意见，扬之水呢，她却能将前人的话拿来，做这样的表述……

《棔柿楼杂稿》的笔记-仰观与俯察 - 仰观与俯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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