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精装全本

章节摘录

第十二章  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表12-1　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单位：万人）[1] 年代 1966 1979 1981 1982 1983 1984 1987 1988 1989 1996 2000人数 199.5 292.12 330.19 321.95 327.27 371.4 508.97 525.58 543.5 1037.6 1061.6从表12-1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 ；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 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2]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 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  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 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 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表12-2　国家行政管理费支出情况 （单位：亿元）[3] 年代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2000 2003 2004 2005 20081.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 280.06 587.41 1520.66 3355.09 1787.58 3437.7 4064.1 4811.8 14096.42. 国家财政总支出 5282.44 7483.18  2865.67 24387.46 15886.50 24649.9 28360.8 33708.1 62592.661/2（％） 5.30 7.85 11.82 13.75 11.25 13.95 14.33 14.27 22.523. 国家财政总收入  5089.61 7402.75 12280.60 22442.10 13395.23 21715.3 26355.9 31628.0 61330.35注：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公安安全支出，法院支出和公检办案费用补助。不包括国防支出。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795.92亿元，外交支出240.72亿元，公共安全支出4059.76亿元，以上几项共计14096.4亿元。没有公布法院支出和公检办案费用。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从表12-2可以看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4]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 官太多，会太多。车，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 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5]。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6]  。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工资。每个级别有一个最低工资，随着任职年限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有一个最高限。  官员的工资有多高？我手边正好有一张跨世纪时期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不同等级官员工资表，现提供读者参考。见表12-3：表12-3　职员职务等级工资标准表[7]单位：元/月职员等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一级职员 968 1043 1118 1193 1285 1377 1469 1561 1653 1745     二级职员 711 767 823 879 950 1021 1092 1163 1234 1305 1376    三级职员 496 538 580 622 673 724 775 826 877 928 979 1030 1081  四级职员 392 419 446 473 500 535 570 605 640 675 710 745 780 815 850五级职员 351 370 389 408 427 452 477 502 527 552 577 602 627 652 六级职员 322 337 352 367 382 401 420 439 458 477 496 515 534 553 表中这个工资标准已经过时。进入21世纪以后，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的月薪标准是“三五八一”，即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省部级10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标准。除了工资高而且十分稳定以外，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如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消费等。这些好处一般人用钱也是很难买到的。不同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不同。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宽敞、舒适得多。表12-4是2000年内部掌握的标准：表12-4　不同级别官员的住房标准：（单位：平方米）级别 一般干部 科级 副处级 正处级 副局级 正局级 副部级 正部级住房标准 60~70 70~80 80~90 90~100 105~120 120~140 190~220 220~250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单位没有达到这个表中的标准。1998年以后，因要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门加紧“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一般都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省、地、市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地级市、县级市为市长们建起了一幢幢的小楼，被群众称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20平米，差价就是54.6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有中直机关的，有国务院机关的，这些高档新住宅市场价每平米两万元，而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4000多元）卖给公务员。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来局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是120~140平米，现在也放宽了），可以得到近100万元的差价！“经济适用房”是卖给低收入家庭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没想到，党政官员都取得了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这一情况我写了文章发表后[8]，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其实，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单位的局级干部还有专车。到地方，用专车的干部就更多了。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 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此外，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很高。所谓“职务消费”除了公务用车等以外，主要是指他因公出差、出国或到下面检查工作时的各种待遇。如乘公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吃豪华宴席、公费旅游等。中国官员的工资也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抽的烟一般是“中华”“红塔山”“三五”，他们的工资连抽烟也不够。为公司开业剪彩，为商店题写匾牌，都有数量不小的酬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都会有人送礼。下面求他办事还会给“活动费”。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 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宗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灰色收入”。1995年12 月，原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揭露，从他家中搜出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声称所有的贵重物品和钱财都是开业典礼、过年过节、各种庆典给的礼金和活动费，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灰色收入。朱胜文住过几次医院，其间，很多人看他，有送花篮的，有送水果的，绝大多数是送钱，计有30多万元，朱胜文在被揭发出来以前被认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楼自杀还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因脚扭伤住院几天就收到下面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金。他不敢收，也不能退，只好交给县财政。在有些地方，逢年过节，下级要给上级送红包（现在都用卡）。科长给局长送，局长拿出一部分给县委书记送，金字塔的底下层层向上送，在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下级官员送以外，私营企业主还得送。在群众心目中，官员是高收入阶层。官员的利益是明显的，在利益差别的推动下，工农群众想挤进干部队伍，一般干部想挤进官员队伍，低级官员又千方百计地向高层次进军。2005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府机关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全国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47%。这次共有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岗位有35个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2009年，公务员招考确认参加笔试的人数为104万人，每一岗位平均报考人数为85人，比例最高的岗位是4080比1[9]。由于官员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也蒙受舆论的压力。所以，实行《财产申报法》已成为各方面的呼声。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对其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国家监督机关定期作出书面报告。人们称这个法律为“阳光法”，这个法律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法律出台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8年做出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设立了一个新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5年4 月30日，国家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在登记时，由干部们自己任意填报，所报的收入数仅是他们真正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收入申报徒有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是，级别高的领导干部，职务不终身，待遇却是终身的。国家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退休了，还继续拥有退休前的汽车、司机，直到逝世。上行下效，到地县级，退下来的主要领导人，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本书作者2009年到北方某大省一个地级市开会，得知市委“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退休后还有办公室、汽车。他们年纪大了很少出去，司机闲得无聊，老领导过马路理发也急忙出车。

前言

前  言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此，“和谐社会”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时期的社会主调，也成了各类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汇。然而，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也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来的各个社会群体都进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好，会使社会不和谐。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他们的诉求，研究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研究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更要研究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阶层分析不是激化阶层矛盾和挑起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各阶层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稳定的途径。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劳动者都被称为农民阶级，城市里的职工都被称为工人阶级。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沿用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初期又把知识分子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就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了。这种概括既不能反映改革以前的现实情况，更不能反映改革以后的现实情况。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几十年，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几年，有的学者以职业的不同，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职业和阶层是密切相关的，但职业毕竟不等于阶层。所以，此论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对阶层的关注释怀。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不仅仅是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社会整合方式也由行政整合逐渐向契约整合转变。中国不仅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也在转型。谁都不会否认，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30多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众所周知，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一定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这本书就是在制度变革、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的宏大背景下，一一分析和介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承认社会分层就是承认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可能真正平等。但是，社会分层要研究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人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改变造成不平等的制度。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不渝的理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1]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社会问题却更加令人忧虑，这是在80年代初没有预料到的。进入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这里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谐问题。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深层背景。社会是否公正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在一定道德体系下社会成员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占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少负担，应当是均衡的。经过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的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如，私有企业主的兴起，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收入差距。对这一点人们是能够容忍的。社会不公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是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方面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忧虑。中国的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这种路径是阻力最小、风险最小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得长时期内保持着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的过程。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也就是说，原来体制下“大锅饭”的掌勺者，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可能给自己和亲近的人的碗里多捞。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 “审批权力” 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或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正。制度性社会不公正还表现在不公平交易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准入的平等。既然市场参与者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只要他们具备条件，都应当有自主决策进入行业市场的平等机会，如果人为限制某些企业可以进入，或某些所有制经济成分可以进入，而另一些则不能进入，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市场准入不平等有国家政策造成的，有地区封锁造成的。在国家政策上，如果政府人为地制造行业垄断、市场垄断，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第二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平等。企业经营必须有各种社会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经营权力、上市资格等等，企业应当以平等的身份，以同等的机会，通过公平交易和平等竞争得到这些资源。如果政府垄断这些资源，然后用行政权力进行分配，在分配中向某一些市场主体倾斜，这就造成企业间的机会不均等。要落实这两个方面的平等，在项目上，必须有公开的、透明的招、投标；在银行贷款上，必须一视同仁；在土地方面必须公开招标。而今天的项目招、投标和土地招标，很多是有名无实。名为招标，实际是暗箱操作、幕后交易。有很多地方土地还是行政划拨，连招标的形式也没有。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税赋。政府的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一视同仁，税赋平等。前几年这个问题较为严重，今年有所改善。但还有不少不公正之处。如，各种非税费用太多、太杂，并且弹性很大，人为因素相当严重；减免税项目多，而且能否减免、减免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容易为执法者所用。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这包括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的执法两个方面。当前，政策多于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情况较为普遍。还有一些法律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当前执法不公是公平的法律环境的主要障碍之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比较严重。在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出现了很多不公平交易和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公正问题突显以后，就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些话的现实意义。但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被搁置起来了。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强调“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政治报告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且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但是，在实际推进上和上述承诺差距很大。人们期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找到通向社会公正之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因势利导，要积极地、稳步地前进。社会阶层的研究应当属于社会学领域。我国当代的社会学家如袁方、陆学艺、李培林、李路路、李强、孙立平、朱光磊、戴建中，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写这本书时吸取了他们的智慧。但是，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也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改革前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阐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现状。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课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1998年年底，我出版了《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是从时间的纵轴上来分析改革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现在献给读者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试图从各个阶层的横断面上来剖析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各个阶层的状况还不能说已经最后确定，这本书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描述也是动态的。作为新闻记者，我尽可能用在采访中的经历和采访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当然，我还尽可能广泛采用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社会调查数据。                                                                            杨继绳                                                                                                                                                                                   2010年5月于北京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杨老师的书当然比我写得好，因为这是学者书，要有很多的数据论证。——梁晓声 .........................................................................   读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收获匪浅，大受裨益。这是我近年来读的少有的一本好书。这本书不仅是一本社会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新闻学的综合运用；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事，剖析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还是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动态分析的百科全书。——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何伟 破解社会稳定难题——共识网访谈杨继绳　　嘉  宾：杨继绳，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曾任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办的《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出版有《邓小平时代》、《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初版、2010年修订版）、《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近期出版了《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最新修订版。　　访谈人：杨传银（左小刀）　　　　胡锦涛讲话看到了问题，提到了改革，但要看落实　　【杨传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您关注了吗？您觉得有什么新的变化？　　【杨继绳】：粗粗地看了一遍，没有深入学习。他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新挑战”，说明他看到了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他强调“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提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监督”，这当然是好的。但要看落实。　　【杨传银】：讲话中提到了“四大危险”，再次强调了“发展是硬道理”，又加了一句“稳定是硬任务”。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一的支撑力量。这时，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舆论控制，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那时能否保持稳定关键在于政府对种种社会力量的控制能力、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能力。政府的控制力弱了，社会不稳定的危险就大了。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中央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面对群体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就致力于“维稳”。国家财政投入的维稳费用超过国防开支。有些地方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这种作法不仅不能保证稳定，反而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适当放气呢，还是不断地再拧螺丝呢？老的办法还是拧螺丝，新的办法是放气减压。拧螺丝加压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　　【杨传银】：从接访到“截访”，这也是政府在对待民间诉求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杨继绳】：这种“截访”是制造不稳定最可恨的因素。“截访”是各省的重要任务，在各省“截访”抓不尽的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抓着送回去。送回去就得统计并上报上访人数。地方政府最怕上访人数多了，因为这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上访人数多了，就要影响政绩。于是新的交易来了：我可以不上报不统计人数，但得拿钱来。拿多少钱？一个名额3万！　　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　　【杨传银】：中共中央很早就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在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怎样保证社会和谐？　　【杨继绳】：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不是说喊两句就行了，不是说报纸上宣传一下就行的，是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种制度体系的目的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行政权力和资本都是一种社会能量。一个社会没有权力不行，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一个垃圾场投入资本以后就会变成高楼大厦，变成花园，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现在中国面临的现实是：权力没有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就是官民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官”的社会心理。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就是劳资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富”的社会心理。我不支持“仇官”、“仇富”，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产生是有制度背景的。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与上面说的两对矛盾、两种社会心理有关。　　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权力和资本　　【杨传银】：您觉得当前影响稳定因素主要是这两股力量，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资本。　　【杨继绳】：对，权力和资本，特别是在权力不受任何的控制，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扩张欲望十分强烈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当前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没有被制衡的权力和没有被驾驭的资本结盟，肯定不会有社会公正。　　【杨传银】：您在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里面是重点从中国社会的横向的截面来分析了当前社会的分层状态。如果从中共执政62年来看，社会阶层变化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杨继绳】：我这本书不仅仅展现了2008年这一年社会阶层状况，也展现了1978年改革以前的社会阶层的状况。还分析了怎样从改革前的阶层状况演变为2008年的阶层状况。分析了工人、农民、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改革前后的状况和演化过程。所以我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历史著作，因为讲了一些历史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是一个身份社会，有政治身份，有城乡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等。身份一经确定以后这个人终身不能改变的，比如地主是一种身份，地主的孩子要参军、入党、上学都会遇到困难。地、富、反、坏、右，是政治贱民身份，有这种身份的家庭一代两代人都是翻不了身。改革以后政治身份废除了，城乡身份慢慢地有所改善，有所松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城乡身份还有篱笆、还有鸿沟，进城农民不可以跟城市人同样的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城市里社会地位高的工作岗位需要城市的户口，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个社会群体待遇差别悬殊，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就影响社会和谐。　　《共产党宣言》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理论：消灭私有制。”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完成这个任务了，中国的私有经济绝迹了。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私有经济回归的过程，是当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逆过程。现在中国私有经济相当发达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私有企业主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靠权力发财的，一种是靠自己的努力发财的。对靠权力发财的大家是非常反感的，靠自己的科技发明、靠自己的把握机遇，靠自己的拼搏这样的发财大家是佩服的。近几年来，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那些靠自己努力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也必须投靠权力，不投靠权力，经营就很困难。权力如果不受制衡，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的运行，左右了市场的发展，甚至参与市场经营，这 必然造成社会不公正。　　【杨传银】：实际上这60多年来权力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资本的力量只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涉入的。　　【杨继绳】：改革以前资本不起作用，只有权力起作用。没有资本的条件下，权力也没有什么可捞的。现在是有了资本以后，权力和资本结盟，共同压榨百姓，社会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改革以前的身份社会也是不公正的。百分之十的人被当作政治贱民，几代人不能翻身，能说是公正吗？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甚至饿死，能说是公正吗？但那时在政治高压下没有人敢说话。社会是处于高压下的稳定。　　【杨传银】：那个时代大家普遍处于有一个均贫的状态，也有一个均贫的心态。　　【杨继绳】：都穷，我到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几千人，90%都是二级工，每月拿41.5元。物价也冻结了，文革十年，物价指数反而下降了，是隐性通货膨胀，不表现在价格上，而表现在物资短缺上。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布票不够，衣服打补丁。我当记者外出采访的时候膝盖还打补丁，我不自卑，别人也没笑话。大家都是一样的。现在差别太大了，不一样了。　　【杨传银】：改革以前是怎样划分阶层的？　　【杨继绳】：那时的说法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说法是很不科学的。现在社会群体比较多了，我将各种社会群体按权力、财富、声望加权综合的结果分了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我写了八个群体，社科院写了十个群体，他们称之为十大阶层。　　【杨传银】：他们是按照职业分的。　　【杨继绳】：职业和社会地位有关系，但和阶层毕竟不是一回事。　　“最高阶层”被世袭是很危险的　　【杨传银】：你的书里讲到阶层流动和阶层固化问题，你认为当前这个问题很严重。　　【杨继绳】：阶层流动和阶层固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阶层缺乏流动性就是阶层固化。阶层固化也可以说是社会地位继承。阶层流动是缓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今天社会地位比较低，只要我努力，多少年以后我可以到比较高的阶层，这就是流动。如果阶层固化，不能流动，看不到希望，我怎么努力也不行，就会增加社会张力，社会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社会流动是缓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封闭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比较高的阶层被继承了，世袭了，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　　最近几年社会地位世袭问题比较严重。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集体世袭与“权力场”》，皇帝是一个人世袭，而集体世袭是整个阶层，最高阶层都被世袭了，现在形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穷人的孩子好不容易上完了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做蚁族，成了“穷二代”。　　“官二代”的形成，不仅仅中官家的主观愿望，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这种机制迫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成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的人，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杨传银】：您在书中提到现在新的两极分化：一个新富，一个新贫，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特别明显了，如何化解这个问题？　　【杨继绳】：如果让市场规则无限进行，就可能出现两极分化。所以，资本需要驾驭。防止两极分化，首先要保证公平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市场准入的平等，只要是市场主体，就应当自由进入市场的各个领域。第二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平等。要落实这两个方面的平等，在项目上，必须有公开的、透明的招、投标；在银行贷款上，必须一视同仁；在土地使用方面必须公开招标。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税赋。政府的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一视同仁，税赋平等。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现在这几个方面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交易，有权力的和没有权力的交易，肯定是强者占弱者的便宜，肯定是不公平的。　　【杨传银】：要解决还得在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这一块。　　【杨继绳】：制衡权力、驾驭资本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建立这样的制度体系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既得利益群体和对社会震动的忧虑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　　【杨传银】：从毛时代结束，邓小平时代之初开始，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喊。也有一些变化，但现在又出现了更多新问题，而且也很严重。您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哪？　　【杨继绳】：情况很复杂。一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二是对社会震动的忧虑。既得利益群体为什么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对他们最有利，他们的金钱、地位就是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的。保住了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持现状。有利益问题，也不全是利益，也有忧虑。有些发展中国家引进了民主制度效果不怎么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搞不好的话，就可能引起难以承受的社会震动，甚至造成民族和国土分裂。利益和忧虑并存，就形不成改革的共识，有的是反对普世价值，有的是支持普世价值，有的想搞新民主主义，有的想搞民主社会主义，也有的想恢复毛时代。现代儒学、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等都在发出声音，都说自己的药方最灵，都想按自己的意见改造中国。　　【杨传银】：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试点先展开这样的改革呢？　　【杨继绳】：政治体制改革是全局的，一个地方试点很难。局部地区要受全局制度和政策的控制。经济改革也有局部受全局控制的情况，那是通过给局部地区以特殊政策的办法搞试点。特殊政策在试点起得了明显经济效果，就可能抵住反对的声音，就可以推广试点的经验。政治问题很敏感，给试点地区特殊政策很难，即使给了，也很难得到经济改革试点那样明显的效果。也有人提出把福建和台湾搞在一起，建立民主制度的试验特区。我看这个设想很难实现。　　言论自由和党内民主可以大胆地走　　【杨传银】：以您多年的研究和观察来看，这个改革的突破口有可能在哪些方面？　　【杨继绳】：首先是放开媒体言论，言论放开以后对腐败是一个制约。腐败东西都怕阳光。宪法第35条就给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只要按宪法做就是了。第二个是党内民主可以大胆地走，可以大步地走，党内民主有很大的空间。党政分开，是邓小平说的，不存在没有共识的问题。现在党代会的代表基本党委是指定的。所谓党代会都是官员和依顺官员者的大会。不仅党代表应由党员选举产生，从党支部书记直到中央书记也可以选举产生。党内也可以搞权力三分、相互制衡。党内要有批评党的政策的自由、批评官员的自由，应当可以发表反对意见。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历来是有派别的，但不合法，不能搞“非组织活动”。即然党内派别是客观存在的，何不公开化、合法化？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并且在党章和国法中建立不同派别竞争的规则，就可以摆脱政治垄断，实现权力制衡。当然，党内民主要和全社会民主良性互动，如果只搞党内民主，不让党外人士参与，那就可能重复晚清“皇族内阁”的笑话。　　【杨传银】：党内民主要和全社会民主良性互动，很好。全社会民主可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探索“新路子”，比如说在人大代表制度上下功夫，最近很多地方出现“独立参选人”。　　【杨继绳】：有人害怕“独立参选人”，采取种种藉口阻止。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近期讲到姚立法的参选问题时说，他在湖北省当书记时支持姚立法，后来姚立法到美国去考察民主制度，性质就变了。（参见《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南方周末》，2011-06-23）到美国去考察怎么性质就变了？很多官员不是到美国去实习，考察吗？官员到美国考察性质没有变，怎么老百姓到美国去考察性质就变了呢？俞正声种说法令人费解。《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出版一波三折　　【杨传银】：《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是99年出的第一版？出版过程顺利吗？　　【杨继绳】：99年写完的，当时国内无法出版，2000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后来国内三联书店几次要出国内版，但是两次都没有出成。2006年广东花城出版社出了，印了八千本，到新疆参加书展，贴了一个很大的广告，中宣部的张晓影局长看到了，她连书都没看，就说这个书不能卖。为此我到中宣部找了刘云山，刘云山不在办公室，我把申诉信留在他的桌子上，再找了张晓影，她说没有查封我的书，我就让她打电话，她不打。张晓影说没有封，广东那边也只好说，中宣部没有封，是我们自己封的。中宣部封的书不让说是中宣部让封的，是出版社“自律”。那八千本书到现在还压在广东的仓库呢。　　【杨传银】：中宣部封书也不下文件。　　【杨继绳】：不下文件，电话也不让记，但必须执行。执行中不能说是中宣部的意见，是自己封的。0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次，绿皮书，印了18000本。我告诉他们先别在北京卖，在外地卖，最后进北京，结果快卖完了，进北京后被发现了，把胶片销毁了，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还被处分了。大家都知道07年9月份八本被禁书的事，其实是九本书，即我这本书，没点我这本书名，只点出版社。现在出这本书的修订版也不容易。　　【杨传银】：这次出版有没有遇到阻力？　　【杨继绳】：到目前还没有。　　【杨传银】：从第一版到这次出版经过了有11年。　　【杨继绳】：第一次在香港出版，包括一次盗版一共五次，每次出版都有更新。　　【杨传银】：您感觉这十多年，社会阶层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杨继绳】：阶层固化的问题比十年前严重了，贫富差距扩大了，阶层冲突多了、阶层矛盾激烈了，这些变化在我的书里都有反映，也提出了解决的意见。　　改革开放后政治上有八方面的进步　　【杨传银】：杜导正先生去年六月份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谈温家宝几次公开讲话的文章《扭秧歌也是在前进》，他说，“‘六四’后一直前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总的说，还是前进了。”您对此怎么看？　　【杨继绳】：我在《我看“中国模式”》中讲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上有很大成就，虽然没有搞政治改革，但政治上也有八个方面的进步：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了阶层斗争为纲；第二，废除了身份社会，政治上都是平等的；第三，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第四，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第五，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第六，抛弃了、搁置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现实利益；第七，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第八，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的形势估量，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方面的进步，有这八个进步，比过去自由多了。改革以前，中国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南方山区农民的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现在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扩大了，国内可以到处打工，也可以到国外打工。知识分子也比较自由，可以到全国去讲课，到世界各地去讲课，这是进步。　　但是，中国的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权力市场经济。　　胡温政府在民生上下了大工夫，但民生不能代替民主　　【杨传银】：对比胡温政府与前面的几届政府来看，您对胡温这届政府有什么评价？　　【杨继绳】：胡温这届政府最大的动作就是民生问题下了很大工夫，免除农业税，提高了义务教育的经费，低保费用的标准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提高了，现在是3500元，他们上届是1200元，这些措施对底层都是有好处的。　　民生很重要，但是民生不能代替民主。民生不能靠政府的恩赐，这几年改善民生是靠政府给的。民生根本问题是给老百姓以权利，让老百姓拥有创造财富、持有财富、享受财富的权利。过去没有这个权利，毛泽东时代连农民挖块地种点菜、种点粮食，可以吃饱点，也不允许。1965年我在延庆大柏老公社搞“四清”时，工作队整一个姓吴的老木匠，整他的原因是他外出做木匠活挣钱。打工挣点钱也不行的，没有创造财富的权利，更不能持有财富，持有财富的是资本家和地主，是阶级敌人，不能创造财富、持有财富，更不要说享受财富了，那时只是享受贫困：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民家徒四壁。　　民生的问题根本还是民主。现在胡温对民生问题很注意，但是民生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即民主的问题不有解决。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不要让民生代替民主》，在网上流传很广。　　“中国模式”为什么这么受关注　　【杨传银】：现在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非常多，朱厚泽老在去世前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杨继绳】：对，他去世前多次跟我谈及这个话题，但是他手上当时没有资料，希望我作点研究。我写这篇《我看“中国模式”》也算是完成他的一个遗愿吧。　　【杨传银】：这篇文章把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观点梳理的比较清楚了。　　【杨继绳】：我是尽量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日本的一个经济学杂志也把它翻译过去发表了。一家法国杂志也在翻译。　　【杨传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国内外都在讨论的氛围呢？　　【杨继绳】：国际上，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平均每年9.8%的GDP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也提高很多；第二个就是因为两次金融危机对我们没有多大影响。这次全世界的金融海啸，一些西方国家也加强了政府调控，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国模式”的，其实这是凯恩斯的政策，就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府投资，美国多少亿，咱们中国四万亿。　　跨世纪那两年我写过几篇章文章批评朱镕基的积极财政政策，题目是《凯恩斯水土不服》，《凯恩斯依赖症》。朱镕基可能不满意，在他召集的一次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朱问：“杨经绳是谁？”吴敬琏作了介绍，说了两句好话，朱就没说什么了。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跟朱镕基年龄差不多，去看朱镕基。回来后说，朱镕基桌子上正放着杨继绳的文章，《凯恩斯依赖症》，上面批批点点，画得乱七八糟。我通过一位朋友问这位老师，他骂了没有，他说，没有骂。（笑）看来朱老板比较宽容。我发表了《何时欢判断凯恩斯》一文，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逐渐淡出。在另一次会上朱镕基问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项怀成说过积极财政政策要谈出吗？”贾康回答：“项部长没有说，是杨继绳说的！”朱老板也没有追究。　　面对经济危机，凯恩斯政策是需要的，但只能一个短期政策，不能变成长期的。时间长了，副作用很大。这次调控跟朱镕基那次是一样的，也是凯恩斯模式，社会需求不足，政府投资创造需求，这是一种应急措施，不可能是长期政策。有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焕发青春了。西方学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国学者这么说的话，起码是没有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　　左右两派的共识与分歧　　【杨传银】：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左右派都在自说自话，似乎很难达成共识了。您觉得，目前知识界在哪些问题是有共识的？分歧主要是在哪里？　　【杨继绳】：左派、右派都认为改革出现了偏差，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这一点是共识，需要改变现状也是共识。　　但是对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这些问题；有的说是只搞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造成的。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一种措施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一种措施是进行政治改革，使权力得到制衡，建立民主政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同样的是不满现实，有的想回到过去，有的向往未来。我记得鲁迅说过这句话。　　【杨传银】：现在对未来的去向的选择，似乎都很迷茫，当然也有特立独行的，尤其重庆，“唱红打黑”……　　【杨继绳】：黑社会当然应该打，但是怎么确定“黑”，怎么打法，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不按照法律程序那就变成“黑打”了，没有法律的阳光的照耀“打黑”，不就是“黑打”吗。　　为什么会形成一股怀念毛泽东的思潮　　【杨传银】：那您怎么看待当前愈演愈烈的“唱红”。　　【杨继绳】：“唱红”对老年人来说，没有什么政治的含义，老年人唱不了现在的新歌，他们唱二十多岁时的歌，唱着有青春焕发的感觉，那种旋律和节奏唱着很舒服，他们并没有政治意图。但是作为政治来推广的人就有政治意图了，唱者和推动者不一样。像我们家附近的红莲小区每天晚上都唱，组织者都非常积极，戴着红标。有天我看到了这位组织者，一个老头，我以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他说，我们家是资本家，倒霉倒了几十年。我说，那你唱红歌还那么起劲？他说，唱着好玩呗。已经娱乐化了，唱唱歌，精神焕发，身体也好。　　【杨传银】：网上有传言说重庆这两年“唱红”已经超过10万场次了。　　【杨继绳】：那不过是他进十八大常委的敲门砖而已。他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他老爸坐牢，他自己也坐过牢，他肯定不会回去，他就是一个敲门砖，实际上他迎合了当前一种思潮，什么思潮，怀念毛泽东思潮。　　为什么怀念毛泽东呢？我在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是这么写的：“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为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 “抽象的社会公正的符号”和本来面目根本不一样，带有很多理想化的成份。现在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很多，农民的土地被占，工人下岗，出租车司机每个月交五千多块钱的租金，感冒一天也要掏250块钱，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他们对现实不满，说是怀念毛泽东时代，实际是怀念那个“抽象的社会公正的符号”。　　他不知道毛泽东时代有另外一种问题，比如我讲的身份社会是另外一种不公正，挨饿、吃不饱，饿死几千万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也不相信。有怀念着毛泽东时代的思潮，就有人的一迎合这个思潮，拿到“选票”，当然实际上没有选票，无形的力量这也会抬升他的地位。真正到位以后，他得面对社会现实，采取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这个敲门砖也就扔掉了，他本来是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　　历史给下一届的任务已经摆在公众面前　　【杨传银】：那您对“十八大”有什么期待呢？　　【杨继绳】：“十八大”前的现在，有两个热门，一个热门是人选，十八大班子的谁上谁下的问题。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就是十八大以后采取什么样的执政理念、执政方针，关键是要不要搞政治改革。　　人事问题的保密历来是做得比较好的。知道情况的人不敢说，不知道的人大胆地瞎说。人事问题没有必要猜测。执政理念和执政方针需要关注。现在各种思想、各种理论都会浮出水面，都在极力地表现自己，都想用自己的理论来改变中国。　　十八大以后，不管谁上去都要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都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再拖十年根本就不行了。历史给下一届的任务已经明显地摆在公众面前。这是不用猜测的。不管谁上去都一样，只是行事风格不同、方式不同而已。　　【杨传银】：目前各地的发展模式，比如外界广泛讨论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您觉得哪些地方的治理模式更值得推广？　　【杨继绳】：我没有对这方面进行实质研究。就是重庆“唱红打黑”，我没有注意其他地方搞什么特殊的东西。汪洋前几年在广东搞过一个“解放思想”，当时我很关注：解放思想针对什么？会落实到什么地方？最后的结果是，落实到“科学发展观”上了，搞一圈又回来了。 

内容概要

杨继绳

湖北浠水人。１９６４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３５年，１９８４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１９９２年评为高级记者。从１９９２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在工作期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了数百篇政治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１９８６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１９９０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三十年河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２００１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２００３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标准

002 ∥ 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005 ∥ 社会分层的标准

010 ∥ 中国改革前后分层标准的变化

第二章　身份社会——中国改革前的社会分层

016 ∥“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

020 ∥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021 ∥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

023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第三章　决定分层因素的变动

026 ∥ 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

028 ∥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身份废除

029 ∥ 所有制变化：社会分层的基础重构

032 ∥ 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原有阶层分化和重组

035 ∥ 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

038 ∥ 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　财富地位分层

044 ∥ 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

045 ∥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052 ∥ 居民主要收入项目分配状况

059 ∥ 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065 ∥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

067 ∥ 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070 ∥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072 ∥ 中国的两极：新富和新贫

080 ∥ 当今中国最穷的人

第五章　权力地位分层

088 ∥ 什么是权力

091 ∥ 改革以来权力分层的变动

094 ∥ 权力商品化

098 ∥ 权力网和权力场

第六章　声望地位分层

104 ∥ 什么是声望

105 ∥ 职业声望评价标准的变化

109 ∥ 当前中国职业声望状况

第七章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118 ∥ 改革以前的农民

121 ∥ 农民分化的制度基础

122 ∥ 农民的分化

125 ∥ 农民的收入状况

129 ∥ 决定农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分析

131 ∥ 农民负担

134 ∥ 农民与土地

137 ∥ 农民的文化生活

138 ∥ 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之中

141 ∥ 农村干部

144 ∥ 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增强

147 ∥ 农民问题的症结

第八章　城乡过渡阶层——农民工

152 ∥ 农民工群体的产生

155 ∥ 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157 ∥ 新生代农民工

159 ∥ 农民工的收入和生活

165 ∥ 割不断的乡情

168 ∥ 农民工的贡献和回报不对称

170 ∥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

173 ∥ 对农民工的管理

176 ∥ 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第九章　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184 ∥ 工人阶层经历的制度变化

192 ∥ 工人阶层的收入状况的新变化

196 ∥ “主人翁”地位的失落

199 ∥ 国有企业工人承受了改革的阵痛

204 ∥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里的工人

206 ∥ 工人阶层与社会和谐

210 ∥ 谁来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十章　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216 ∥ 在锣鼓声中消灭   在争论声中回归

221 ∥ 一个迅速崛起的阶层

225 ∥ 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229 ∥ 他们是怎样发财的？

236 ∥ 私有企业主的经营

240 ∥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243 ∥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

248 ∥ 中国私有企业主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254 ∥ 什么是知识分子

257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职业分布

258 ∥ 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261 ∥ 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

267 ∥ 传媒知识分子的尴尬

274 ∥ 科技知识分子的艰辛

277 ∥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第十二章　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

286 ∥ 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289 ∥ 廉价政府何处觅？

291 ∥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294 ∥ 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297 ∥ 寻租与犯罪

303 ∥ 迟到的分化

305 ∥ 公务员，职业的官员

308 ∥ 官员阶层的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312 ∥ 这个群体的状况

314 ∥ 他们能挣多少钱？

315 ∥ 他们是怎样进入这个群体的？

316 ∥ 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

318 ∥ 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十四章　社会有害群体

322 ∥ 中国有多少罪犯？

326 ∥ 吸毒者

331 ∥ 卖淫者

337 ∥ 有组织犯罪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346 ∥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

352 ∥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356 ∥ 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十六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360 ∥ 社会地位的继承和流动

362 ∥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状况

371 ∥ 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376 ∥ 社会阶层出现固化现象

第十七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382 ∥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385 ∥ 中国当代阶层的阶级意识

387 ∥ 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

第十八章　愿各阶层和谐相处

398 ∥ 要确立新的稳定机制

400 ∥ 救助底层，制约上层

403 ∥ 搞好社会再分配，减弱不平等程度

405 ∥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编辑推荐

·习近平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李克强说：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中国当代最敢说真话的学者杨继绳先生重磅力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阶层分析”为题的个人专著，后邓小平时代关于社会阶层分析最接地气儿的作品· 作者杨继绳为学者+记者型畅销书作家，他的专著影响力相当大，全球铁杆读者数以千万计·他的调查报告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他的调查报告也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批示·他的《邓小平时代》、《三十年河东》、《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影响广泛

作者简介

·在中国官场，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官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女人”，也有“一个女人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高官”这种奇特腐败现象？

·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





·我们成天讲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怎么变成了农民的“义务”？



·当一个总人数约1.5亿、掌握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使用着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的新社会阶层崛起时，是与社会阶层分化相伴而来的矛盾激化的前兆，还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表征？



·为什么官二代、富二代能比穷二代农二代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当前“二代现象”？



·我们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怨气越来越大？



·在当前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红领”阶层何以成为众多人趋之若鹜的行列？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



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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