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彭城》书评

【咆哮彭城年表】历史叙事的八个复杂面向

　百余年来，彭城地方与中央的角力，取决于中央政府与河北三镇的关系，局势较为安定时，中央政府更倾向于扑灭地方势力的挑战；否则，则会选择暂时性容忍。因此，彭城的历史呈现出地方推举和中央委任轮番执政的状态。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央委派者可能有离心倾向，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例如张建封；地方推举者一旦地位稳固，反而可能有意/形势所迫成为中央利益的代理人，最终被驱逐，例如王智兴就是因为役使民力过度而丧失地方军官团的支持。我们选取了书中八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希望以此来呈现历史史实背后的复杂性。 （788年）现实：相对的极权与分权徐帅张建封虽在名义上统有泗州，但终其任内，他并未对泗洲有任何人事任免的动作张伾久任泗州至少二十年，可说根深蒂固，麾下部众于伾病死之后原拟拥戴张伾子的，但为张伾妻、子严拒。唐廷于805年为此重赏张伾妻和子。所以，严格说来张建封对于张伾刺泗一事，完全不去动它，可说是尊重皇权的表示。（822年）自治：夹缝中才能生存(王智兴逼走主帅崔群，夺权成功）王智兴在徐地搞自治，比起河北三镇所搞的大号自治，只是小巫见大巫。王智兴是利用唐廷讨伐河北三镇无功的夹缝中才有在徐州玩自治的政治游戏的本钱。唐廷之所以含容徐府，只因一时无力大举对付徐州罢了。（826年）主帅：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走钢丝（王智兴响应朝廷号召出征，使得徐师境外作战过久致使地方利益受损）当王智兴抗唐时，其他派系的军官与他采取同一立场，这时内部凝聚力强。王智兴处此情况自然与部众之间表现一副恩庇—扈从的关系。如今王智兴一面倒地倒向唐廷，他的部众酝酿弃他而去，正是恩庇—扈从关系的结束。出征：求的是发财而不是送死（837年）赋税：基于历史所感受到的赋税加重（徐州曾有50年未向中央缴纳赋税，且有巨额的商业税为地方所用）自行统治的徐府其军队的给养靠的是商税，与徐地人民无涉，如今朝廷领有徐地，为推行朝廷集权政策，全面催促农民缴税，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以供养徐军。在徐府，自行统治时期的税收与朝廷派官治理时期的税收，一轻一重之间，徐地人民完全感受得出。（862年）募兵：选取顽劣分子强行派遣谁该上安南战场，一直是王式的后继徐府主人头痛的问题。募兵为的是充军边关，是无人应募的。徐府主人只能玩强行派遣的把戏。徐帅安抚军眷的手法，大约是说，谁叫你们丈夫不学乖、喜欢闹事，今天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只要去安南战场服役且三年不死，过去的黑资料可一笔勾销。（868年）超期：财政问题导致的超期戍守在桂林有八百人，是上一梯次三千部众的一部分，老是向徐府表示代还。有幕僚向藩帅崔彦曾说，要是再征下一梯次兵前赴岭南，非有一笔大开销（按：主要是兵员的粮料费和安家费）不可，而此时府衙收入拮据，乃建议府主不调返岭南戍军为宜。在此，更可以看出新的财税划分制使得徐府收入减少，跟之前王智兴时代依商税养徐军，既不伤农户收入，又不用上缴朝廷税物，徐府其前后情形有着天壤之分。（868年）误读：朝廷内部安定，则有余力扑灭地方挑战（八百戍卒千里奔袭，攻下彭城活捉主官，并谋求自行选帅）徐地人的看法是朝廷的旌节应该不出十天半个月就会到达。这完全错估形势，所犯的错与当年银刀军赶走温璋相仿佛。咸通三年（862）和咸通九年（868）唐廷内部可说相当安定，绝对腾得出手去对付徐府乱事。（907年） 终局：使用暴力镇压者死于暴力（唐朝耗时一年，动用十几万军队扑灭暴乱）乱后这场叛乱分子的余孽依旧在借机生事，可见对唐廷的怨恨并不因受到镇压而屈服，乃至化解于无形；相反地，他们在伺机反扑。若干年后，濮州王仙芝起事，869年历劫余生的叛乱分子相继投入新的叛乱洪流中去。屡屡以惨绝人寰的骇客计划去屠灭叛乱分子的唐廷，这次可是在这场叛乱洪流中灭顶。

帝国崩溃前夜的微观视角

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有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故事发生在868年，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其余党的身影却在此后的王仙芝和黄巢等人的叛乱中时时闪现，直至40年后帝国崩溃。崩溃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此前必然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卢建荣《咆哮彭城》一书，就是以“庞勋之乱”为切入点再往前追溯到一百年前，从徐州一地寻求地方自治与帝国中央集权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呈现帝国溃败的过程；此外，他还意图从传统的史料中发现新的内涵，从而“替历史中被消音的弱势群体兼失败者发声”。本书内篇分为三部，每一部的叙事主体——徐州节帅王智兴（822—832在任），在教坊专司讲笑话的彭城伶人张渐（—845），以及亲眼见证唐朝灭亡的史家郑樵，实际上就是那些被掩埋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人。在作者笔下他们一一复活，从各自的角度讲述晚唐百余年中彭城与帝国的互动及各自的命运。事实上，在此前百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后，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尤其是河北三镇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连节度使的任免权也由中央委任改为地方自行推举。中央虽有过几次收复失地的努力，均宣告失败。到了唐武宗会昌四年（845），在商讨对泽潞用兵的御前会议上，宰相权德舆已经明确表示：“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这是在朝堂上毫不遮掩地承认河北三镇的特权，且君臣都习以为常。“庞勋之乱”发生的长程的时代背景就是如此，此时的唐帝国 “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寻求地方自治的现象，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如唐末、民初。自781年至868年，徐州处于中央委派官员与地方推举节帅轮番执政的状态，生存在帝国中央和河北三镇的夹缝之中。其间，徐州甚至有长达50年的时间未向中央缴纳贡赋，王智兴治下还自行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要知道徐州地处大运河必经的要冲，所得税款惊人。中央与河北三镇关系恶化时，徐州的自治空间就会变大，徐军军官团仿效河北三镇驱逐长官自行选帅，得到朝廷追认的可能性也更大；一旦中央与河北三镇和平共处，对徐州的管控就会迅速加强，面对类似事件朝廷会选择镇压。但是，一次次成功的先例，会成为后来者足资仿效的“传统”。以致868年庞勋起事，还向士卒宣称“遵王侍中（王智兴）传统”，徐地人也普遍认为朝廷追认的手续十天半月就能送达，完全没有考虑到此时唐廷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此乱局。这场叛乱有上述“传统”所造成的误判，也因征税后徐地民众税负加重而军官团待遇降低，超期服役而军中诉求上达不畅等种种合力所致。抛弃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面向的研究方法，以微观个案与边缘视角切入，力图在体察叙事对象当时当地情境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出一套解释历史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作者使用了191种（篇）中、日、英语文献，对出土唐代墓志的运用尤见功底。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人民大学所听的主题为《历史史实、历史解构与历史反思》的讲座，主讲人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他提到一种“木棍燃烧理论”：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的过程。遗憾的是，文中几条线索并没有交代得很明晰，以文学标准来衡量他这本以叙事史学结构的“历史小说”，语言过于啰嗦。他的长处还是在历史叙事，这也使得以史学手法写就的外篇可读性，反而要强过以文学写法写就的内篇。相较美国的史景迁、欧阳泰以及国内的茅海建、骆宝善，他明显欠缺叙事上的天赋和才能。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把彭城和中央的矛盾简化为自治与集权的对立，可能存在简化历史的危险。若以此为准绳，该何以解释781年李洧脱离相较独立的淄青镇，倒向朝廷的历史事实？

唐末的藩镇:徐州的离心倾向？

通过追诉“庞勋之乱”的事件脉络以及事件被积压的背景，我们自然来到了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对于地方的重新规划治理上了。在此之前，先从庞勋之乱到底意味着什么来讲：徐州等地的人们或者哪些群体支持庞勋的“造反”，书中针对底层和中层对于庞勋之乱的不同站队以及站队的变化，指出了投机性和官逼民反的特点；类如庞勋之乱的事件自此增多，而背后的革命造反理论甚至可以归于一处，本书称其为“跨地域性的革命宗教信仰”，那么这种观念和思想是怎样被传播开的，民众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去相信的呢；后庞勋时代的起事从庞勋之乱上学到了不少经验，最明显的便是流动性战略，十分考验帝国的机动性和协同作战能力；总之，庞勋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帝国在中晚唐的形象和能力转变提供了一块试金石，也牵涉到了唐帝国的矛盾到底在何处的大问题。从历史上看，唐朝的灭亡是很奇特的，不是直接在黄巢大起义打击下亡国，但黄巢起义恰又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这个层面如何看待藩镇的作用呢？回到徐州问题的起点。徐府与中央的关系和河北三镇是相当不同的，但也并非如同其他河南地区的宣武等节度，但是徐州的地位在帝国中确实不容忽视的，从徐州的级别变化便能看出，帝国虽然也曾经希望在徐州不安分之时将其降级，但迫于形势依旧会保持它的节度地位，在唐中后期，汴河上的徐州和汴州是最重要的两个藩镇，江淮地区有着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和资源供应，汴河这条生命线是帝国无论如何也要牢固掌握的，但是徐府的地方主义倾向是相当大的，本书中比较简单地将其指向了地方军民不堪战争和劳役之苦，可能这个解读还是不够的，况且书中也是简要提到了中唐以来徐州地区的一些变迁，但复杂面向可能还是比较单一而不丰富。在不同节度使任内，徐州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期间的徐州有时是协助平叛的力量，有时是不安分的力量，对于后者，唐帝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容许的，这和河北有着根本性不同，而徐州也不会有河北那样独立的地位和力量，它的地位的获取大多依靠在帝国忙于对付河北无力插手徐州的特定时机上的行动。参考文献的线索：方积六:《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唐代团结兵》、《魏博镇》王赛时：《唐中后期的军乱》、《宣歙（she）地区经济初探》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桂林戍卒之乱》毛汉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略论稿》、《士族籍贯迁移看士族之中央化》、《关陇集团婚姻圈之研究》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牟发松：《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草市略论》任育才：《德宗奉天定难及其史料之研究》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李孝聪：《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李斌城：《庞勋起义》李宗保、曾敏于：《唐末藩镇与昭宗政局》周宝珠：《汴州与宣武军》林立平：《城市税收的发展》、《私人雇佣关系》、《商人地位演变》梁方仲：《统计》黄清连：《高骈纵巢渡淮》、《宋威与王、黄之乱》、《王铎与晚唐政局》曾贤熙：《唐代汴州》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郑学檬：《隋唐的屯田与营田》卢建荣：《唐代财政专家之分析》、《唐代前期非常支出》、《彭城刘氏》、《藩镇幕僚职位的探讨》、《室女墓》、《地方军事化对淮北》、《飞燕惊龙记》魏承思：《唐五代商人与藩镇势力的关系》喻松青：《转天图经》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杨炎两税法改革，最佳入门）日夜开三郎：《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曾我部静雄：《唐代的防秋兵与防东兵》张国刚：《唐代健兵制》大泽正昭：《唐末藩镇的军队构成》（社会成分的扛鼎之作）2016·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