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书评

与上帝争夺权柄——读艾瑞克▪沃格林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集中营里的人间地狱也随之公诸于世。战后，大屠杀成为了各界议论的焦点，在神学界尤甚。仔细想想便不难理解：伟大且良善的上帝居然丝毫不理会他的选民的悲切呼声，居然允许600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上帝还是良善的吗？如果是，那他还是万能的吗？有位神学家给出了如下观点：在大屠杀的这段时期，人们与上帝的联结之线断了。然而，德国政治哲学家艾瑞克▪沃格林指出：这一断裂自西方文明现代化的初期便已开始，即文艺复兴至宗教改革这段时期内。沃格林的著作写于1945至1950年间，此时他已目睹了20世纪极权政治的疯狂，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凶残屠戮。他发现，自文艺复兴所谓的“现代化”发端以来，世俗权威逐渐占据了西方文明的大部，基督教神学已经难以左右俗世中的重大事物。人们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奉为进步，此后便迎来了自1789至1989年这200年的“无神论的黄金年代”。莫名自信的人们与上帝争夺权柄，以为终于获得了自由，殊不知驱逐上帝所引发的无序反而招致更可怕的奴役。沃格林认为，正是在文艺复兴至宗教改革这一时期，属灵权威与世俗权威发生了断裂。沃格林以马基雅维利，莫尔，伊拉斯谟，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及其思想主张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上述几位思想家的观点梳理，他总结出这些人身上的“智识上的傲慢”和“反哲学主义”。马基雅维利从异教神话中获得启发，认定强有力的君主会成为世俗秩序的来源，令人联想起罗马帝国号召的“皇帝崇拜”；伊拉斯谟认定必须要驱逐圣神，追求理性，再配上一位禁欲主义的君王便可永享太平，他对于基督的观点颇有些“阿里乌派”的意味；莫尔则认为消灭私人财产后再通过制度约束人们的骄狂便可创造美丽新世界；路德的“因信称义”将以博爱为核心的信仰变为一种无从影响个人经验生活的外在行为；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则内含有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意图。这些人的观点使得人们的生活重心由彼岸世界转向现世生活，在主流的文化语境中，这就是“进步的现代化”。而沃格林则用批判的眼光加以看待，他犀利地指出了这些思想与19世纪至20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进步主义乃至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尼采所谓的“上帝之死“在这一时期便已初露端倪，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神圣观念的消解，当人们开始“自主”把控历史之船的方向舵后，似乎忘了自己是圣经教导中的有罪之人而上帝则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回应了与其争夺权柄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