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狂人》书评

狂人不狂

借着两天里的空闲时间，好不容易终于看完了这本书。总体印象是：嬉笑怒骂皆文章。可能很多人看完这本书，都会觉得邹实在是称得上狂人一个，关注日久的人可能更是这么觉得。我并没有关注其太长时间，2007年事件发生时还在高中，所以只能就该书的一点体会说说想法。整本书的主线便是介绍邹在中国推广当代经济学教育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关于邹的学术思想倒是谈及不多，文中大量的流派划分倒是吸引了不少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备受争议。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消费功能严重萎缩，生产功能大大增强。然而其生产功能的绩效如何，似乎也不是很好。因此，人们谈论教育时，往往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情景充满青睐，而人往往在现实得不到满足时才会产生这类臆想。也因此，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励精图治的旗手，邹便是这其中的一位。实际上，争论是否是狂人并没有很精确的标准，大多只是人的一种比较一致性的感觉而已。而这种感觉不是别的，来源于这种人的行为不合常规并且刺激了其他人的自卑心理。D.Hook在《历史上的狂人》(Madmen of History)中列举了三类狂人：暴君、刺客与刽子手、走狗和神秘主义者。但从字面上看，“走狗”似乎是唯一的合理性标准，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认为其行为不合常理就认定为狂，那也这是狭隘。如果就语义和分类标准来看，邹不是狂人。但是有人会讲：“不对啊，他这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不是狂人是什么。”真是可笑，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得看这人的实力和真实用意。暴君从不拿任何人当回事，依靠的是暴政；刺客冷血，面对的只是自己刺杀的对象。尼采喊出“上帝已死”，这才是真正的狂，至狂，但有多少的人朝圣在他开辟的道路上。邹不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不拿那些穿着皇帝新衣的人当回事，对那些他尊敬的人、比他强的人丝毫没有张狂。人总要有些敬畏，如果连这点都没了，那就只剩下无知的狂妄和自我毁灭。因此，仅从文中给出的单方面证据来看，邹的行动也称不上是狂人。当然，或许邹老师本人愿意自称狂人也未为可知，但这不是重点。仅从书中来看，莫须有的张狂并不影响书的本意。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本书是为了邹这次的诉讼，是为了做前期铺垫。这真是误解。我倒是更愿意以教育改革家的身份来看邹，那么本书的用意自然也就更为明确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教育给个背景，进而产生唐吉诃德似的召唤。呼吁教育改革的呼声从未断绝，从深圳大学到南方科大，实践也仍在继续。我们并不能总是以改革需要慢慢来的借口来搪塞明眼大众：一方面表面上支持改革，一方面却在实践上向着反方向“前进”。从更大范围来看，教育只是更多需要变革的领域之一，邹是教育中的堂吉诃德，那么其它领域中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旗手，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会发现社会还有诸多“义士”。而且，从整个历程来看，其说真话和挑战传统的做法并不是颠狂，即便可能是“矫枉必须过正”，但我仍然认为这并不是狂傲，而更是勇士的行为，令人尊敬的勇士行动。当大多数人仍在面目可憎的旧规则里匍匐向前时，终于能够有人站出来指出这可憎的现实。因此，我更愿意以勇士来看待邹，而不是狂士。阿甘在《魔侠传之唐吉可德》塑造的形象，尽管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多少表达了一种社会人文关怀，勇士们的行动也是如此。何清涟曾呼吁社会改革需要的是社会性反思，但这种反思不太可能从主流中产生，而必须是跳出来的思考。因此，这本书更大的意义在于倡导的社会性反思，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勇士。阿甘在唐吉可德最后的营救行动中的结果是理想化的，其呼吁达成了社会性的一致，并且有了共同的行动。但在现实中，这种社会性反思的展开还需要更高层次的统一和更为一致的行动。

亦狂亦奇亦真诚 ——从《最后的狂人》看邹恒甫其人

邹恒甫这个名字，对大众来说是有点陌生的，其曝光率和知名度，远比不上郎咸平、林毅夫、张维迎、张五常等“知名经济学家”。人们对他的了解，更多是源于“邹张之争”、“北大开除邹恒甫事件”及不久前的“北大梦桃源事件”等公共事件乃至八卦。不过，郎咸平却说：“邹恒甫教授是我在国内最敬重的人，没有之一。”国际经济研究数据库的排名中，邹以第96的名次成为百名以内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以此观之，他自称“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并非毫无根据。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现象，该如何解读？带着这样的疑问和些许好奇，我开始了对这本《最后的狂人》的阅读。虽然知道这是一本“文集汇编”，但拿到书翻开目录还是吓了一跳。如果说文集类图书普遍有“不成体系”的毛病，那么本书的内容简直可以用“不成书”来形容了：媒体访谈、新闻稿、信件、杂文、论文、微博上的段子，还有作者自创的“新新古典诗词”……整个一杂七杂八。涉及的话题，有他本人的成长背景、办学经历、学术成就、与张维迎等人的恩怨等等，不过真正涉及经济学领域的论述却只占很小的篇幅。对于想通过本书了解邹恒甫的“经济学成就”的读者，难免会有失望。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邹的经济学建树主要集中在计量经济学等专业领域，这种满篇公式的文字，对我等经济学门外汉而言，与天书无异。（本书最后附录了一篇专业论文，算是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反倒是他的骂骂咧咧和打油诗更加亲民一些。何况，虽然本书内容看似毫无关联的“大杂烩”，不过一遍读下来，发觉还是可以捕捉到贯穿始终的“脉络”。比如他对“经济学家”的身份定位，随之而来的教育办学理念，这种理念与国内教育体制的格格不入和因此造成的他与张维迎乃至北大的种种冲突，以及他对国内经济学家“政商学”一体和行政化体制的批判。而且，书中并非只有他的“一家之言”“自吹自擂”，而是汇集了各方的正反看法。可以说，通过本书，虽不能一窥邹的经济学建树，却使得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邹恒甫”形象跃然纸上。邹恒甫的形象是什么样子？我想最明显的就是书名中提及的“狂”，这一点可谓众所皆知。他在书里不止一次提到：“经济学家，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并动辄大骂“海龟”经济学家“欺骗中国人民”、“在国外都挺正常，一到国内就装大，癫狂”。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三纲五常”、“国富国强”等人，基本没能躲过他的唾沫星子。这也使得他成为经济学家里的“异类”。在讲究待人处事“温良恭俭让”，或曰“夹着尾巴做人”的中国文化氛围里，这种“狂放”态度大概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在我看来，他的“狂”并不招人厌。理由有三：其一，他狂得有底气，而非“无知轻狂”。哈佛留学的功底，RepEconomic排名国内第一的事实，都使他有资本可以狂。其二，他狂得务实，而非“嘴上狂”。网络时代，张狂不可一世，见谁骂谁的人多了去了。可这不过是犬儒的愤世嫉俗而已，否定一切，只说不做。可邹恒甫不一样，无论是世界银行里经手的扶贫项目，还是回国后白手起家推广经济学教育，都是实干第一。这一点，即使是看不惯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三，他的狂是有所针对的。他不会对真正德高望重的人狂，对自己的恩师董辅礽，一直是敬重有加；他也不会对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人狂，所以总说自己在国外经济学家里也就“二三流”；他更不会对普通人张狂，相反，在书里他一直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华民族的走狗”。他的狂，是针对那些明明无才无德却冒充智者，那些即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伪学者”。正因此，他的狂非但不讨厌，反而还有些可爱。当然，觉得他可爱的，大概也仅止于普通民众和他的学生，在他们的印象里，邹就是个大大咧咧的直肠子，率性而为的大嗓门。而在“同行”圈子里，他恐怕是招人厌的讨厌鬼：到处拆台，说话不留情面，想骂就骂，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光。这种相反的观感，折射出的是当下中国下层民众和上层精英之间上下相轻，上下相欺的割裂现实。而邹以精英之资质，却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反而处处和他们过不去。这是他“狂人”形象背后的“奇特”之处。这种“奇”让他赢得了民众的喝彩，也让他成了被排挤的“孤家寡人”。所以樊纲会问他：“你到底想要做什么？”邹恒甫要做什么？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为权，难怪樊纲们不能理解。他要做的是贯彻自己的经济学理念，是维护经济学人和学者的独立和尊严。因此，他对于国内那种行政官僚化的教学体制，对于“武大郎开店”式的自把山头，对于“给领导拎包”的尊严丧尽，对于官商学一体的利益勾结，对于不学无术，只知博取名利财色的“经济新闻工作者”，自然是最最看不惯，最最痛恨的。体制和环境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些学者在国外明明挺正常，到国内就算不欺下媚上，至少也见风使舵了。而邹恒甫不愿过这种人格分裂的生活，于是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狂人”。在他的“狂”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份为人的“本真”。在病态的制度下，他才是那个正常的人。当然，邹恒甫的狂放不羁，毕竟还是因为身在“体制外”。若没有世行的高薪饭碗，而是要像国内学者那样“看领导脸色”，他还能这么大声吗？腰杆还能这么直吗？连邹自己都承认，“那恐怕要换个方式”。说到底，这依旧是“铁屋外的呐喊”。这样的呐喊，这几年也算不少了，但是屋内的声音依旧欠缺。现今的教育体制内，容得下邹恒甫这号人吗？从“北大开除”等事件结果来看，恐怕不容乐观。这是制度的悲哀。你尽可以不认同他“学经济的就应该在象牙塔里做研究才算一流”的理念偏执，你也可以不采信他对张维迎所做的道德攻讦，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将其扫地出门的理由。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开除教授职称”、“电子邮件通知开除”的笑话，而这恰恰是邹所痛批的学术行政官僚化的体现。教育体制的弊病，其实大家都知道。要对其加以改革，也已成共识。可是究竟从何下手，却颇费思量。不打破整个社会的“权钱崇拜”，教育制度的改革恐怕事倍功半，可不从一处改起，又如何改变整体？更何况，“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的“优良传统”，学术从来是政治的附庸，知识分子的理想，往往止于“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们也仅能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中，才能寻到一份独立自由和思想爆发。待到大一统时代，又只能“天下英雄，尽入毂中”。民国初年，皇权崩坏，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东西交汇，一时才有“大师辈出”的气象，可惜解放之后，一切走回老路。时至今日，我们恐怕依旧身陷历史循环之中，找不到唐德刚所说“历史三峡”的出口。然而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邹恒甫这样的“狂人”，用他的勇气去挑战社会的不合理，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不该是要求我去融入社会，而是要求社会适应我。”这样想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会有改变的可能。本书书名《最后的狂人》，初读感觉平平，读罢全书之后细品，却又颇有深意。“邹恒甫会是最后的狂人吗？”这个问题蕴含着两种可能：一是从此再无邹恒甫，万马齐喑；一是人人都为独立自由之邹恒甫，则也就无所谓是否“狂人”了。这两种可能，哪一种会成现实？不管如何，我希望是后一种。

狂有何惧

狂有何惧，可贵的是真诚。现如今愿意说话又愿意说真话的有几人，满世界钱权色，偏执不乏赤诚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学而优则仕，士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这样的轨迹想来挺可笑。邹公可敬，敬他的狂，敬他的真诚！

没有狂人

看《最后的狂人》，我有一种悲哀感，是对邹恒甫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邹恒甫的是是非非中，其实也就两个问题，一是当年被开除的问题，二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在邹的论述中，当年他与张维迎的争论说白了就是自己被张当枪使。之前是张维迎想借邹的名声上位，闹掰了又被赶下台。考虑到本书的标题，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人丑陋的一面：窝里斗。其实，老外也有窝里斗，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阴谋论的影视作品，而且窝里斗本身就相当于是鲶鱼效应，至于排位、站队，本来就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好吧，你邹恒甫两边都不靠，但你为什么又开始答应张维迎呢？这一点说白了还是自己想得太简单，又想在体制内捞取好处（这个好处更多的是名），又不愿意遵守体制的规矩。而到了后来所谓的“梦桃源”事件，邹其实似乎已经深谙网络之道，正如他夫子自道，不这么爆炸性怎么吸引眼球，至于他上书教育部长其实还是在说一些老问题。在我看来，这既算不上铁屋的呐喊——钱学森都有问了，也算不上什么名士，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讲课费上，更是显得小肚鸡肠，诺奖得主讲一节课才给3000美元，他张维迎凭什么一节课6万？在我看来，知识自然不与经济相关，至于“出场费”这种事情是看的市场，而非知识多少。我想，这就是我对邹恒甫的观感，卿本佳人，奈何非要趟这个浑水？不过透过邹恒甫的事件，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在对于张维迎的批评上，我觉得有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到处讲学没问题，但是担任独立董事，说白了就是被利益绑架。经济学家可以站在任何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因为经济学本来就是关于选择的学科，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都是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经济学家不应该参与到利益分配当中，否则就只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当然，我这里要指出的是，除了本大公司收买，经济学家在很多情况下也被民意收买，刻意地歪曲理论阐述，这其实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我们既不能把经济学当成借口，也不要把它当成心灵鸡汤。当然，还有一点其实很有意思，邹恒甫在谈及所学时，特别提到了自己算是博闻强识，说实话，看那段的时候很想笑，感觉像是小学生之间的互相攀比。这或许才是狂人的最真实一面，一颗赤子之心。但是，我觉得这点反而说明了他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不仅需要数值，更需要人文。在众多理论的背后，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经济学家时怎么看待世界的。比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出现了经济危机，政府不应该出手，因为出手其实不过是用税收（公民自己的钱）投入到不适当的地方，但是如何解决受此影响的民众的温饱呢？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短期内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到了后期经济恢复了，自然也就不需要政府资助了。在以上论述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秉持的其实就是对于自由的信仰，不需要为了可能的未来而创造一个老大哥。说实话，我真的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狂人，只有那为了吸引眼球的“浮夸”。在浮夸背后，我们依然还要理性而自由的生存。

他为争战而生，也为争战的必然而存在

争战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思想完善的产物。和谐社会尤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争战，尤其需要如现代版狂人邹恒甫这般“敢道人之所难言”的争战。邹恒甫，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鲁迅似的狂人，有着只有狂人才有的先知先觉，也有着与鲁迅相同的改造国民精神、改造民族精神的崇高理想。但是他们亦有很多不同，那就是彼时的鲁迅，正身处于国内二次革命失败，胜利曙光渺茫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反抗者，作为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孤独的叛逆者和战斗者，“站在时代前沿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鲁迅采用委婉而隐忍的文学表达。如果说鲁迅式通过文学创作中始终一以贯之的以“批判国民性，达到对国民精神的改造”的主题，来达到鞭挞丑恶、警醒世人的目的，即借狂人之口，以固有的象征性与隐喻性的表层叙述，来抒发深刻的悲天悯人的自我情怀的表达是时代的要求，那么现代狂人邹恒甫与彼时狂人鲁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撇开邹恒甫“致力于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引进中国的学者”身份，他亦是不同于鲁迅的现代狂人，处于中国言论自由的时代，有着自己的话语权，因而对于自己所思所想的表达不用再借助什么生活在幻觉中的人的痴狂表达，不过他采取与鲁迅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不是时代的要求，在我看来，更像是他的自我要求。众所周知的，和谐时代并没有要求如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抑或是什么鬼才、怪才、奇才们一些什么，但是兼具了自由精神、独立精神和战斗精神之典型代表的邹恒甫，却赋予自己以极端方式、不遗余力地争战的历史使命，于是他用最原始、最彻底、最激进和犀利到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把中国人诸如仇富、仇才、仇能、仇德……等所有劣性都毫不留情地挖掘出来，把学术界那些我们看到或看不到的乌七八糟、乌烟瘴气也都无限放大出来；于是现实世界中始终存在却又被完全忽略的限制了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各种主义、各种乱象怪像都毫无遮蔽地暴露在阳光下；于是各种各样的质疑、各种各样的唾弃也就随之而至了……啊，这不是仅仅他一个人所见的世界，这是我们大家都身处现实乱象并成为那乱象之组成部分的世界，可是对于这些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视而不见，而邹恒甫却不适时宜地将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士大夫情怀淋漓尽致地敞露。我笃信恰恰是他看似迂腐的士大夫似的纯真思考与不妥协的争战，才使他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以及学术思想遍天下，才使他的学生遍天下，才使他的支持者遍天下（尽管表达这种支持需要付出一定的勇气），他赋予中国人分辨和理解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气节、气度和气概的能力，虽然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学界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肯定，但是外界的评价，对于一个执著于“净化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邹恒甫来说，根本毫无价值。和我们大多数国人一样，他是中国人、他是农民的儿子，不过他也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学者，他恪守“殉文化，死自由”的民族气节，他遵从“搞学问，必须尊重历史真实”的传统，他还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度与勇气……“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自《以弗所书》6：12）”这就是邹恒甫。他为争战而生，也为争战的必然而存在。

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邹恒甫绝对是一把好刀。一个“狂人”操持着一把好刀，接下来的场景可想而知。某些人酣畅淋漓了，某些人目瞪口呆了，某些人或许就惨烈不堪了……所以，顺带着也要向张维迎先生表示感谢。不管邹恒甫真的要“砍”他，还是误伤了他，他总归是默默地成全了这个场景。邹恒甫的狂傲，或许很多人都看不顺眼，但对于他的一些主张却又不得不由衷地赞同。俗话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下就是个站在门外看热闹、看到好处鼓掌又跺脚的人。既然是一本关于邹恒甫的书，评论应该也不外乎两种，一贬他，一褒他。即使褒贬兼有亦会所侧重。本人完全不懂经济学，贬他，无异于蚍蜉撼大树；而要褒他则更不容易，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岂不是自找难看。所以，在下只能“独辟蹊径”—— 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角度夸夸邹恒甫教授的功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在中国成了诸学科中的“新新权贵”，穷人富人都齐齐追捧。其实，这个倒也不难理解。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经济学就像是人们肚子里的蛔虫，人们肚子里那关于赚钱的小九九一打，它就活泛了。然而，让人气恼的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某些经济学家开始兴风作浪。最后，总会有些“可怜的人”被忽悠得“投机不成，反丢了米”（偷鸡不成蚀把米）。纵使再生气也不好恼别人，蛔虫害人终究还不是自个儿弄到肚子里去的吗？如此看来，邹恒甫这样的狂人还是很有必要存在并“大放厥词”的。其一，他至少能打蛔虫——就是那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其二，想想他操着湖南口音“挥舞大刀”的样子，喜欢兴风作浪的人总该收敛收敛吧（不要动中国的钱和女人）。就在前不多久，曾经掀起了一阵民国热。这一方兴未艾的热潮，清晰地体现了人们对于国学的思慕和追求，以及对于当下的反省和对于未来的期许。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有三点：思慕大师、渴求大学、反省传承。恰巧，这些期许在这本《最后的狂人》中同样烁烁有词。对于独具人格魅力大师的渴慕、对于教授治校大学的向往、对于教育体制弊病的针砭，这些愿景无一不与东方出版社之前的“民国胜景系列”不谋而合。所以，我想这本《最后的狂人》不是开始，而是已经开始。《最后的狂人》所编律的文章，形式上不拘一格、内容上时有爆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历史哲学，一会儿檄文狂语，一会儿诗词散文，读起来需要不断切换大脑。却也为了解邹恒甫其人其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视角。正如副标题所言：我就是邹恒甫。或许，这就是邹恒甫所特有、所应有的风格吧。最后，对于邹恒甫教授，个人有个小小的梦想。邹恒甫文理兼修、学识广博，同时又富有爱心、敢于仗义执言。“狂人”的称号虽然足够体现他的个性与行为，但个人觉得还不够，希望有一天邹恒甫的同位语名词能够变成“大侠”。理由很简单，一个大侠操持一把好刀与一个狂人操持一把好刀的对比选择，不言而喻。

需客观看待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邹恒甫在我所认识的角度看来是很务实的学者，尽管他常常口出惊人之言，但对自己私下的经济研究成就是不怎么吹嘘。看到书中简介称其为“世界前100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第一人”，这怎么看编辑都有点卖弄了。很多人援引的时RePEc系统里的排名，我查看了下，他目前（2013）的排名仍然是350名左右。当然这在华人经济学家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了。另外，这个系统只收录在这里注册了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就我所知有很多默默研究的学者并没有把注册于此。而且许多其他一流经济学家也只是把自己的部分论文链接到这里，因此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也没有计入。随便对比一些系统收录的论文和经济学家自己网站上的论文链接就可以知道。因此，这个排名的可靠性性是很差的。而国外的一流经济学家也很少提自己的排名的，顶多说说自己出的书在畅销榜单上的排名。如果比较邹恒甫的经济学研究在学术圈的影响，好多华人经济学家的成就现在都更值得称道。因此邹恒甫常常对别人自称是国际上3流水平的学者，这个不是谦虚而是务实。但正是这种务实，才能反衬出国内经济学的不足。至少在几年前，能在经济学研究上和邹恒甫比肩的国内的经济学家的确可以说屈指可数。这个不仅仅是个人才能和努力的问题，而是整体环境的无奈。过去常常被邹恒甫调侃的国内知名学者们也很难反驳。因而邹恒甫才愿意做个狂人来搅动国内沉淀好久的这潭死水，搅掉了一群九流甚至不入流的“经济学家”的遮羞布。

水军你好，水军再贱

我只是无聊了来拉低下这无聊的评分的……无聊了来拉低下这无聊的评分的……来拉低下这无聊的评分的……这无聊的评分的……的评分的……诶最后这四个字好对称OVO！！！救命啊还要怎样长才算长评论？水军们也当得不容易啊9.5的高分怎么刷出来的啊！邹恒甫混到现在依然是穷人原来是把钱都给水军了啊！可怜可悲可叹！

邹恒甫为什么“疯”了

江山本色猴把戏，造反盗国最便宜。东西南北可汗击，游钵僧锄蒙元帝。—— 邹恒甫“天人悠忧诗（二）”老实说，在读《最后的狂人》这本书前，我并不知道邹恒甫这个人，我甚至也不知道实名举报北大“梦桃源”这事就是邹恒甫干的。中国高校这些年的丑闻还少吗？少知道一件、多知道一件能有多大区别？更何况这回的事主是北大，凭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活本能，我就想这事是不可能会有真相的，所以也懒得跟屁似的去追风，算是落个不闻不“贱”吧。因此，我算是通过这本书第一次知道有邹恒甫这个人。在读这书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明白，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一个旅美24年，在世界银行工作18年的经济学家，为何非要闹到跟母校武大不欢而散，被光华辞退，炮轰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网曝“北大淫棍门”，被北大起诉的境地。此间不管有多少旁人无法知晓的沉冤宿怨、公仇私愤，在我这个土鳖草根看来，这不是找病么？疯了？韩寒中学就肄业了，人家写了本《三重门》，混得也不错；陈丹青从清华主动请辞，人家继续写书作画，活得也挺好；俞敏洪从北大出来，人家把新东方搞得风生水起，那才叫一个潇洒……我不禁想，邹老师，如果你心存学术理想，怀抱桃李志愿，其实真没这个死磕的必要。试看今日之中国，上至高官富商，下至贩夫走卒，有谁不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因为，据说有一种神秘的东方圣物叫——“体制”。有的人认为，它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当然也有的人认为，它无所不至，也无恶不作。邹先生本意想做的恐怕不是堂吉诃德，而是《圣经》里投石弹弓击倒巨人歌利亚的牧童大卫吧。可是，这回书里的对手并不是“风车”，对手是比歌利亚巨大N倍的中国教育体制。那么既然是作战，不是呕气，以经济学博士的水平，应该不会完全抡不清、撸不明这阵仗里面的虚实轻重吧？所以，这就难免使人生疑了。本来嘛，事实归事实，动机归动机。中国自古有言，莫做“诛心之论”，因为讨论动机本身就是件很下流的事。可是，限于这回的事主，心照不宣，这事就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在该书中，不管有多少师友的赞慕与叹惜，有多少同行的温言和婉语，又有多少貌似客观的“批邹实录”。北大和邹先生，不过是得了个两败俱伤。往雅了说，不明智。往痞里说，不值当！用老资格“堂吉诃德”李敖的话来说，要做战士，不要做烈士哦！用邹先生诗里的话说，“游钵僧锄蒙元帝”，可是丘处机遇到的是成吉思汗，如果遇到的是忽必烈，境遇那可不一定了……大约10多年前吧，我记得在一本书里翻到过某全国知名企业家的话，他说，“中国没有经济学，中国只有政治经济学”；四五年前吧，郎咸平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大意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错的，因为我们往往忘了，我们缺人家的大前提，我们不是完全的法治国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个哈佛回来的经济学博士说，他要在中国办真正的经济学教育。我忍不住哑然“苦”笑。你懂的！锵锵三人行里有一期专门聊到了“北大淫棍门”的事情。片尾的时候，一向被视为花瓶的孟广美却出人意外地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张图片讲两头牛在河边看到一个漂浮物，牛A认为是鳄鱼，牛C认为是木头，辩论几个回合后还是没有辩清，牛A为了证明是鳄鱼就用脚踩踩试试，再一次说是鳄鱼，牛C还认为是木头，牛A最后跳到鳄鱼头上，鳄鱼一翻身将牛A就吃了……邹先生或许很“幸运”，他只是被人以为他“疯”了……可现实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幸运”。我们绝大部分人其实都一直徘徊在上面那个故事的牛A与牛C之间，我们其实希望的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能把鳄鱼给弄“疯”了。这本书或许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要么你把鳄鱼弄“疯”，要么鳄鱼就把你弄“疯”，甚至弄死。那么，列位，不管邹先生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还是浣宿怨、洗沉冤、泄私愤、檄公仇，这本书也算不上是中国教育界的“风月宝鉴”或者“离骚”，但在牛A与牛C之间的我们，您自个儿到底算是在哪个点位上呢？借邹恒甫在书中之块垒，量一量自家之酒杯，我想也算是邹先生的功德一件吧。

狂？还是做秀？

我是冲着“狂人”两个字看的书，此前并不知道邹恒甫何许人也。拿到书后，发现编著就是邹恒甫本人，在对自己的介绍里，有“天才少年”，也有人选长江教授、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教授、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狂”体现无疑。不过我同时也感觉，该人狂虽狂，但官本位的思想残留也不是没有，否则也不必要特意把“中组部”摆在首要的位置。在介绍里，还有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封电子邮件解除公职教授之事。据此判断，这是在邹狂人的心里分量极重的一件纠纷，到底怎么回事？我便带着疑问翻开了书。起初看邹恒甫，感觉过瘾，才气充沛，敢说敢当，那些带有几分刻意的狂语，令人菀尔，也让我联想起民国时期那些率真的文人。然而看着看着，就发现邹教授有时刻意得过了头，“狂”的做戏感渐强。哪怕他自述的与张维迎矛盾事件始末，也无法让我信服地站在他一边。一是他被张维迎聘为上宾时，应对张的为人处事相当了解地，但也欢欢乐乐地来到张的地盘。等到被张辞退时，他跳出来说张曾经在哪里混不下去，被某某收留，又在得意时背叛某某，总之道德有缺陷。这种做法有失厚道，何况若张真有问题，你何以明知还与他交好？二是被张辞退后，有人问邹教授为啥不用申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他的答复是“怎么申诉？没有申诉程序。”这就有点把13亿中国人当傻瓜的味道了。邹教授在美国读的硕士、博士，又担任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应该具备相当程度的法律意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可以诉之仲裁，更可以告上法庭，何以一位受到高等教育的教授就不懂呢。不是不知道申诉，而是刻意做戏吧。三是对于自己“举报北大院长奸淫梦桃源”，他说自己喜欢夸大，认为这个话题确实能吸引眼球，所以这样说。这已经不是夸大，如果没有证据根本就是诬陷，主观混淆诬陷与检举的区别。我无从判断邹恒甫与他人的纠纷，因为一切了解都来自本书。但透过他的叙述，我深感邹教授之“狂”无法与民国那些“狂”的文人相较。前辈文人的“狂”是一种率真的流露，而邹教授更多在刻意做秀。《最后的狂人》

狂人的骂

　　2010年，关于电影《孔子》有一种很好玩的说法，有人把对电影的批评直接等同于对孔老夫子本人的批评。这当然是荒谬的，如果可以这样等同的话，那么我可以随便写一部关于伟人的书稿，然后告诉出版社：如果你枪毙了我这个稿子就等同于枪毙了伟人。那么，出书就变得很容易了。　　不过，这种等同有时候也会生效，比如这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就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同邹恒甫本人联系在一起，这有充分的理由：这本书本身，就是邹恒甫本人编著的。也就是说，邹恒甫弄出一本书来告诉大家，邹恒甫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邹恒甫本人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　　单纯从书籍的内容、结构、容量等方面来考量这本书的话，显然它有诸多的问题。首先，这本书是围绕着邹恒甫来编著的，但是你很难将它分类，它既不是传记、也不是文集，它就像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个“邹恒甫”，然后就把这些词条下载下来编撰成书差不多。不过，就算是百度出来一个文集，也应该有一个中心，而这本书并没有什么中心，一会说邹恒甫和张维迎的恩怨，一会又弄出邹恒甫的诗文。如果非要从这本杂乱的书里提炼出一个核心的话，其实也容易，那就是一个字——狂。　　从我个人的个性来说，对不大喜欢太张扬的人物。比如李敖，他的所谓“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笑柄而已。而对于邹恒甫和他的这本书来说，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忍俊不禁的，尤其是他在他的诗上的自负，更是没有什么来由。　　不过，对诗歌的自负仅仅是邹恒甫“狂”的一面而已，真正的狂是他的“骂”，他把经济学界的同侪几乎骂了一个遍，甚至包括对他不错的郎咸平。当然，骂得最狠的还是张维迎。张维迎和他的梁子是结大了，通读全书你会发现，只要得空，他就会骂张维迎。逮谁骂谁的性格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很讨厌的，所以他不容于同行也就理所当然。　　不过，细细琢磨之后我发现，其实邹恒甫并不是逮谁骂谁的，至少有两种人他不骂。第一，他的师长，这里包括他的老师和他真正钦佩的经济学家；第二，他不骂平民。从另一个角度看，他骂的人只是那些他看不起的经济学家和权贵。他骂“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的伪君子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骂给领导和老板提包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耻辱。而在骂这些人和现象的背后，则是他对普通老百姓和底层社会的关怀。在本书中收录不多的关于他在经济学上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永远是为底层老百姓说话的，他不断地在为教育和医疗进行着呼吁。这一点比起那些一直为权贵授旗呐喊的经济学家们来说要可贵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邹恒甫的狂并不讨厌，甚至还很可敬。其实在当今社会，喜欢骂人的到处都是。看看我们的微博就知道了。但是很多人是为骂而骂，什么都骂，看到权贵会骂，看到穷人也要骂，全盘否定。统统都是负能量。崔永元说“牢骚也是一种建设性意见”，这是因为在崔永元那里，牢骚终归是为了建设。而有些人的骂却全无建设，只是为了拆毁。所以这种骂除了骂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个人觉得，还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比较值得提倡，他也骂，骂社会骂国家甚至骂民族的劣根性，但他骨子里还是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邹恒甫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试问，那些喜欢骂的，也包括那些被邹恒甫骂的有几个敢像邹恒甫一样大声说一声“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又有几个甘心做“中华民族穷人最忠实走狗”？恐怕那些一心想出国的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对穷人避之唯恐不及！　　邹恒甫就能狂，因为他的学术基础让他有狂的资本；他也敢狂，因为他能够立足于民间。有真本事又有民族胸怀的狂人不仅不讨厌还非常可贵，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邹恒甫要出这样一本书来宣传自己，实际上，他是在呼唤，呼唤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像他这样有真本事、不惧权贵又有民族心。当这样的狂人不再被社会视为狂人的时候，社会正能量就会弹出更强音。　　最后我要说的是，邹恒甫不仅擅长骂人，更是实干家，他为中国教育做出过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他借骂张维迎之机对中国教育现状的骂，则更值得我们社会警醒。当学府都变成官僚机构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就真的危险了。

邹恒甫、官僚治学以及学术自由

邹恒甫在经济学界是大大的有名，且不说他头上顶着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的光环，而且他于2005年入选为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应该说也是得到了体制内的广泛认同。但更引起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是他的那张“大嘴”。2012年8月21日，邹恒甫实名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一段内容，“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这段话在网络上马上传播开来，引起广泛的关注。“北大被推上了舆论界的风口浪尖。没过几天，同年8月25日邹恒甫又贴出一篇署名为北大学生计羽实名举报学生会主席戴威的文章，文中称戴威靠50万元及某些手段当上学生会主席。这个帖子再次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两个关于北大的事件在网络上吸引了众多眼球，舆论界是一片哗然，网络上更是众说纷纭。支持北大者有之，挺邹恒甫者也有之。其实邹恒甫的“大嘴”早有“先科”，2007年他被北大光华学院开除教授职务一件就闹得沸沸扬扬，他不但在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发了公开信，而且在网上把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公开了。可以说邹恒甫给教育部长写信是把官僚治校问题提到了台面上， “官僚治校”和“教授治校”的问题涉及大学的体制，兹事体大。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段时间内，相关话题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热情探讨。现行的高校体制行政化色彩是很浓的，高校的校长和书记参照行政级别进行管理，重点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别的，一般地方高校的党政一把手是正厅级的，而且里面分的很细，副职的对照某一个行政级别，都是有一定规定的。如果高校的领导调到党政系统工作，也是参照相应行政级别安排。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学的种种事务都由行政主宰，君不见，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科研项目申报和审判、甚至教学和科研的评估，统统都是行政说了算。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教授都忙着争官位，有了官位就有了地位，有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场就变味成了官场和名利场。一些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几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岗位的现象也是不足为怪，很好理解了。现在很多很有前途的青年才俊，学而优则仕。可惜的是，一旦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搞学术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学术成果自然就减少了。为什么现在的科研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反而出不了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想一想我们的大学体制，甚至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在我看来，如果在高校中一直是“官僚治学”，而不是“教授治学”的话，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不会有出路的，不会涌现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的，最多只能做嫁衣，为外国的大学培养一些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的后备人才。“教授治学”实质上是“学术自由”的外在表现。“学术自由”是“教授治学”的根。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对“学术自由”很好的概括和描述。如果没有这样精神，没有活跃的学术氛围，大学只能是一潭死水。邹恒甫捅了马蜂窝，而且很多具体事件跟北大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提到北大，老让我想起被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先生。他在主持北大工作时候的提出的治学理念：“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曾经让北大多么辉煌啊！而现在的北大，是不是愧对这位老校长呢？邹恒甫先生的学术水平的高低，我这里暂且不予置评。但对于这位勇敢的“大嘴”，这位经济学界的“狂人”，我是很敬佩的。中国的教育界太需要这样“狂人”了，姑且不论他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做出的独特的重大贡献，光是他敢于揭开中国教育界的不良现象的内幕，我就要为他喝彩。中国的教育界太需要这样的尖锐的批评了！中国的教育界也应该容得上这样的批评和接受这样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学界应秉持的的态度。让科学、民主、平等、追求真理的自由的学术精神得到张扬和发挥，中国的学术之路才能走的更好、走的更远。

真名士，自风流！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写在《双城记》里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如果说两宋三百年是文人的天堂，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是经济学家的天堂。然而，偏偏有一位自诩“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人，却要“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自投。”他，就是以一己之力，挑战北大，挑战学术界，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邹恒甫。对此，我们不仅要问，是时代有病还是邹恒甫癫狂？《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虽然是邹恒甫自己编著的一本传记，但却没有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因为它想带给读者的，只是在你读完这本书每每掩卷回味的时候，邹恒甫这个人会随时站在你的面前；只是当你读完这本书后，突然觉得那些早已见怪不怪的社会乱象，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麻木，再也不能有意识地去逃避，更不能去同流合污。这就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也是我对该书内容简介中“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之问的回答。借用一个流行的词，这就是这本书带来的正能量。而如何评判邹恒甫，“羡慕—佩服—困惑－矛盾—喜欢”，则是我在读这本书时的心路历程。羡慕，因为他是神童，是天才，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三流”经济学家，是精通诗词歌赋、历史哲学的全才。看看书中他的经历，还有信手拈来的文史哲和新新古典诗歌，便可以管窥豹。另外还听说，邹恒甫的精力充沛过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他时间就是工作、读书，写作，当然还有，骂人。面对这样一尊大神，我们可以淡定地不妄自菲薄，但却很难做到不羡慕嫉妒甚至恨，这是人之本性。佩服，因为他耐得住寂寞，坚决不走“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老路，而是钻研“形而上”的学问，以致于落了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境况；因为他敢于用自己的标准，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骂了个遍，把中国经济学教育翻了个底朝天。对一个学者而言，侃侃而谈不难，奋笔疾书也不难，难的是实干；更因为他是一位眼里容不下一丁点沙子的斗士，敢于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而不惧代价，不问结果。困惑，因为弄不清楚他这么做的目的。以常人之情之心度之，邹恒甫犯不上，也没必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因为这个时代是经济学家最好的时代。再以“理性经济人”理论度之，作为经济学家的邹恒甫简直“傻”到家了。中国的体制和文化怪胎，简直就是“马太效应”的沃土，凭他头上的光环,或许只要他少说几句不带刺的话，要想“官商学通吃，权钱色并收”并不难。可他为何却要剑走偏锋，让自己成为一个悲情人物？矛盾，因为“聪明”的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都知道他的一个个挑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此，从内心深处，我真心希望他，能有哪怕一点点的妥协，这样的话，对于他本人以及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毕竟，要想改变现实，首先要学会在现实中生存，在现实中强大，但我也知道，这是世俗的生存哲学，如果邹恒甫也这样去想去做的话，他就不是邹恒甫，这本书也不会起一个“我就是邹恒甫”的名字。喜欢，是因为他的真实，他的可爱。在书中，这个谁都敢骂的“狂人”，却因师友董辅礽、杨小凯、拉丰的相继离开而发出“三星同陨，使我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的感慨，这让我感受到他真实的一面；在书外，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怕公众笑话或说三道四，而是很“投入”地在微博上推广自己的新书：“巴曙松，你的粉丝上千万，这本书的营销就交给你了”，“张维迎、蔡洪滨、樊刚，他们看完《最后的狂人》大呼过瘾啊！”“北大如果有人买此书，北大校方会不会把此人开除？”“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书能让你失望吗？”“如果学经济学，此书必须人人都有。此书对了解当代经济学人物是太好了。”这样的句子，幽默、好玩，却又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心不设防的“顽童”邀你去河边戏水，因此，听他骂人也好，被他骂也好，我们可能不赞同他骂的方式，不赞同他骂的内容，但对他却狠不起来，这就是本真之美。我们常说真善美，但仔细品位，只有“真”才是“善”和“美”之母。人们常用返璞归真来形容一个人的洒脱，而张培刚老先生那句“恒甫好啊，人难永葆赤子之心”，则让返璞归真邹恒甫身上显得有点臃肿。因为如果“真”能够永葆，“返璞”就是多余。这样的人，就像“射雕三部曲”中的老顽童周伯通，只要他不直接触犯别人的利益，正邪两路的人对他都会喜欢得不得了。邹恒甫，是名士，是才华横溢，学术地位和贡献无法抹杀，但却饱受争议的名士；是斗士，是桀骜不驯，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但又有现代视野的斗士。这是《最后的狂人》里的邹恒甫自画像。然而，当我们去思考“邹恒甫会不会是最后的狂人”的时候，或许会发现“名士”、“斗士”只不过是他的大致轮廓，是表象，而一个从不掩饰、不伪装自己真性情的“潇洒哥”，这才是真实的邹恒甫，才是邹恒甫的灵魂。而因为他的本真，以致于当我们读懂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有这个让我们一直困惑不解的“怪人”，才是唯一正常的人。真名士，自风流！

邹恒甫的愤怒：我就是要与学术不自由为“敌”

邹恒甫的愤怒：我就是要与学术不自由为“敌”评《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昔日民国时期，晚清覆灭，民主初现；外辱犹在，内战不绝，民生凋敝。适逢民智初开，西学东渐，民主自由之风劲吹华夏大地，传统之经典与理性之智慧交融贯通，学术呈现出一片欣荣景象，大师云集，成果卓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被再度提起，改革遂步入攻坚阶段；创新虽屡屡被宣传，然学术却受政治之束缚无法焕发生机。对问题百出的中国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也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一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邹恒甫先生，以他一贯特立独行的风格写就的一部另类的个人自白书，但同时又是对中国学术、教育和社会怪现状的尖锐批判书。虽然邹恒甫的种种行为如堂吉诃德，且有蚍蜉撼大树之自不量力，但不得不佩服的是他敢于挑战体制的勇气；虽有言辞上过激之嫌，但却是有利于我们启动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次深层次思考。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如今大学里大楼林立，而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旧有的大师多已远去，新的大师却迟迟无法出场，说明我们如今的大学已经无法培养出大师，其背后便是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邹恒甫的愤怒在哪里？对于权钱色学四位一体的怪现状他为何出离愤怒？邹恒甫先生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我觉得不仅仅在于他对于中国教育体制弊病的深刻洞悉，更在于他率先在中国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这一“拓荒者”的举措，既与体制无法兼容，又触及了一些人，甚至是一些朋友的现实利益而被排斥，所以他公然举起挑战教育部长、质问教育体制的大旗。当“中国梦”的号角再次吹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需要问问中国教育该往哪里走？因为健康的教育体制是创新的摇篮，是学术自由的初始形态；创新人才的素质，不仅要有知识，而且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能力以及创造性人格。这应是本书最值得深思的地方。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如何改，往什么方向改，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结合本书批判的现象和提出的观点，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最起码的，自然是要在容忍外界的批评和质询的前提下，对一些存在明显弊端的制度进行改革。如今中国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在于，不仅仅是大学受到官僚治校的影响，中学、小学甚至是学前教育都有行政干预的不良反应，且不说择校费、赞助费各种巧立名目依然活跃，公立幼儿园收赞助费也是无法割掉的毒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执政党领袖都有如此气量，那么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各级官僚更应广开言路、接受监督了。邹恒甫教授欢迎一切善意和恶意的批判，因为只有批判才能让他写出更好的经济学论文；那么相对来说简单的教育制度改良则是一种展示正能量的好机会了，改良同样要接受和容忍批评，如果只允许正确的批评，那就相当于取消了批评。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广大的“邹恒甫们”只能继续“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了。邹恒甫在书中多次提及的“教授治校”，是与当前“官僚治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校治理方式，“教授治校”去除了政治挂帅、行政干扰的影响，依据学校的教授们通过的“学校法”进行日常管理，重要决策和管理由教授组成的各委员会完成，如执行、人事、研究生、本科生等委员会。教授们各司其职，无行政掣肘。为何美国能够拥有世界顶级、最具活力的大学？原因之一是“教授治校”。这是邹恒甫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常识。“邹恒甫被北大辞退事件”贯穿于《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全书中，其实邹恒甫之被辞，非张维迎一人之力。张维迎在光华的教学改革，同样得罪了一批人，邹恒甫离开光华之后，他也逐渐退出行政职务，他的退出同样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原因。体制不改革，所有的官僚都只能成为体制的过客，更有诸多小人会从中渔利，而真正有才识胆略的人却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从“官僚治校”到“教授治校”，可能是一个曲折又漫长的改革周期，也有可能因为一定的“中国特色”元素加入其中而加快节奏，局外人无法预料，但却依然期盼早日启动改革，重行教育民主自由之风。2013-4-15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邹恒甫“采访”纪　　　　 　　　　 一2013年5月5日，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本打算一觉睡到中午，好缓解一下对明天上班的恐惧，未曾想早上七点多，接到总编的电话：“纪哲，好消息啊，好消息，据来自内线的情报，今天下午将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降临首都国际机场，你赶快想办法，一定要抢到有价值的新闻，要爆猛料，要弄出一条爆炸性的头版头条来。”　　 哦，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纪哲，是“北方春秋”传媒的一名记者。本来很普通的一个名字，但自从混进传媒界，竟被很多同行，当然还有同事和领导，解读为我从一生下来就励志要纪录一些能够留给历史的哲人。因此，但凡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编都喜欢安排我去采访。但此次总编在电话里，除了告诉我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外，就剩下一丝神秘了。于是我赶紧问，“老大，能否透露一下被采访者的基本信息，我好抓紧时间做做功课啊？”　　“具体是谁还不清楚，但可确定的是，他是湖南人，近些年来工作生活常年在美国，每年只回国停留几个月，而且，回来不是探亲，而是讲课。不过，他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是李泽厚，一定是他”，我不等总编说完就打断了他并挂了电话。我读过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系列，他是八十年代年轻人的偶像和精神领袖，今天能采访他，绝对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因此，我赶快起床收拾，并提前三个小时到达首都机场。　　由于时间尚早，我习惯性地走进机场书店，想看看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新书、新人或新事，媒体人就这样，一天不学习，可能就out了。走到书店门口，远远看见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摞《最后的狂人》的书，其中封面上“狂人”两字非常夸张，红色，毛笔字，但风格又显得狂放不羁。唉，我心想现在这出版商啊，就喜欢用新瓶子装旧酒，什么“最后的狂人”，不就是梁漱溟、刘文典、鲁迅这些历史人物书籍的再版嘛，现在这年代，还能有什么“狂人”呢？这个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我。　　但是，走近一看，这本书还有一个挺好玩，但仔细品位又霸气侧漏的副标题：我就是邹恒甫。明白了，此狂人非彼狂人，是一位活在当下，名叫邹恒甫的狂人。要是两三年前，邹恒甫这个名字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可能比李泽厚还要陌生，但我们做媒体的还是知道的。不过即使不熟悉邹恒甫的，只要看看封面腰封上董辅扔、张培刚、郎咸平、林毅夫这些牛人对他学术水平和人格的肯定和赞赏，还有那句“邹恒甫是北大的敌人吗？他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的话，想必回忆片刻或者百度一下，任何人对“谁是邹恒甫”，都会有个大致的了解，看来，这个编辑想的还真周到。　　不过打动我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封底的这句话：“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只是做了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应该做的一点点小事，于是便成了狂人。但我不想做最后的狂人，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超过我……”原来，一向给人“狂癫”之感的邹恒甫，他发自肺腑的心里话，给人的感觉竟是如此的谦卑和温暖！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本包装精美的书，从第一页开始读起……　　　 　　　 二当读到“我知道李泽厚，不知道李泽楷”这一节时，一种久违的力量以一种冰凉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然后流向全身，最后竟然让我在四周的喧嚣中感觉到一种出奇的安静，这种力量或许就是邹恒甫一直挂在嘴边的“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吧。在这个充满怀疑、伪装的年代，我怎么也想不到，总以狂人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邹恒甫，竟然能说出这样有点童稚气息而又让人感觉无比真诚的话。李泽楷富可敌国，李泽厚学术等身，但现实就是大家都知道李泽楷，而鲜有人知李泽厚……　　　李泽厚，哎呀，我今天的任务是采访李泽厚，一看表，从走进书店到现在竟然已过去两个小时，两小时竟然只读了40页，这绝不是因为文字的深奥难懂，而是因为邹恒甫的传奇经历让我羞愧难当，因为隐藏在他嬉笑怒骂甚至刺耳的语言和狂荡不羁的处世风格背后的那份真爱。我们每天蝇营狗苟，但却假装在做一份事业，我们整天说一些文明、高雅、深奥的话，然后还要假装自己被感动……　　　当我匆忙赶到接机处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同行挤到哪里了，奇怪的是，好多人手里也拿着一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搞得跟对暗号似的，真有点莫名其妙。所幸时间刚刚好，我终于如释重负。然而，几分钟后，让我大跌眼镜但又马上激动地尖叫起来的是，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不是八十多岁、德高望重的李泽厚，而是——51岁、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邹恒甫。我的大脑在电光火石之间突然发现，邹恒甫和李泽厚，除了年龄、性格相差比较大外，还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湖南人，常居国外，在各自领域建树颇丰……　　　就在我比较李泽厚和邹恒甫的时候，其他记者像潮水一般涌了上去，这时候的我反而站在原地一丝没动，因为我感觉邹恒甫不是那种贪慕虚荣，喜欢频频出镜的人，我不能像对待一些“明星”人物那样去对待他。这时候，在喧闹的人群中，我听见邹恒甫用他那充满阳刚气而且很标准的湖南普通话说，“大家知道的，我最反感的是那些整天喜欢上电视，而不学无术的媒体经济学家，所以，我很少接受采访。不过，在我几乎成了北大和学术界的“敌人”的今天，我还是很感谢你们记着我。因此，我破例接受一次采访，但我有三个条件：一是不想再谈我和北大的官司，这个自有公论，我没必要说太多；二是不要从私人恩怨层面，来解读我对一些名人的批评，那样太狭隘了，我邹恒甫没那么小气；三是不要太在意我的新书，我很少出书，也没啥水平，但我从来没有，今后也绝不会靠出书骗吃骗喝骗名声，编写这本书我只是花了写一篇学术论文万分之一的精力，书的版税我会用来继续办学。如果不谈这三条，我很愿意多说一些对经济学和中国的教育的尖锐批判和希望。”　　　在邹恒甫讲话时，刚才热闹的场面逐渐清静了下来，随后很多记者陆陆续续地走开了。这确实有些大煞风景，但问题是，对一名中国大陆的记者来说，如果不谈论邹恒甫“约法三章”的问题，确实就没有什么能吸引眼球的新闻点，而批判经济学界和教育体制，虽然可以吸引眼球，但却要得罪一大批名人，甚至还会得罪政府教育部门和一大批知名院校，那样的话，以后还怎么混？退一步讲，抛开以后怎么混不说，弄不好会马上要丢饭碗的。所以，这些记者的离开，或许是理性的选择。　　　但是，我没有离去，也没有请示总编，而是径直走上前去，开始了和这位“最后的狂人”对话。当时，我不知道是谁给了我这份勇气，现在想起来，这可能就是邹恒甫在书中所说的“殉文化，死自由”的浩然之气吧！　　　 　　　 三　　　 纪哲：邹先生您好！您是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是2012年6月份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人中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但同时您又是一位经济学教育家，是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的“拓荒者”。凭您头上的这些光环，你完全可以风风光光的，但您为什么要以一己之力揭露诸多的丑陋，这完全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原理啊！请问这是你的初衷吗，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恒甫：你说的很对，其实，只要我邹恒甫稍微温顺一点点，像田国强，钱颖一他们那样乖一点点，凭我头上的任何一个光环，我都会有很多“朋友”，很多钱，很多顶“帽子”。但我说过，就学术水平来看，我和林毅夫是三流，张维迎是九流，大部分人不入流，就这他们仍然不不求上进，而是整天四处走穴，这种现象要是我不站出来痛批他们，谁会，谁敢站出来？我要不痛批这些人，中国的学术水平永远是垃圾！至于几年前我致信教育部部长和去年揭露北大“桃色事件”，我的初衷只是“教授治校”，只是向学术腐败，师德败坏的怪现状说“不”，这些对我的生活都没有影响，我的性格历来如此，我要不这么做，我就不是邹恒甫，你们就可以用我这本书反过来砸我。纪哲：现在社会各界对您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也知道，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我感兴趣的是，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恒甫：你还算了解我，我要是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就不会这么做。很多人说我狂，觉得我批判的那些东西在中国都是见怪不怪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为自己的无耻辩解。大家说我狂，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狂。其实，我虽然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我虽然什么都不行，但我敢于嬉笑怒骂，是因为许多人比我更差。有学问的，我当然崇拜。但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我不知道我的性格好不好，但即使不好我觉得也没什么，我就是我，邹恒甫。纪哲：现在整个社会都很浮躁，很多人成功了甚至只是有了一点点小成就之后，要么凭仅有的名声去换钱，要么以为自己是救世主，整天指点江山。你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怎么看待这种近乎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恒甫：我算什么？和萨默斯、卢卡斯这些学术水平和个人品格都堪称大师者相比，我狗屁不是！你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我们国人历来极崇拜官商学通吃之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太世俗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奴颜婢膝”和“人人皆可为尧舜”二者不断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毒瘤。我当然痛恨这种现象，我其实也知道自己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不会因此而随波主流，凭我的一点点学术水平和名声，我还有资格骂别人，我还有力气去喊。这可能就是我比堂吉诃德强一点的原因吧！纪哲：您认为现在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恒甫：教育界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教授整天四处走穴，当什么只拿钱，不干活的独立董事，这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呀。还有像李稻葵那样，一边当着金融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边当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呀！但是，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官僚治校的管理体制。比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水平比世界落后了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学教材更是不堪入目，但奇怪的是，我们的教授们坚决不用西方原版的英文教材，反而要用自己瞎编的，甚至是找一帮学生翻译的“教材”，结果是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这和一百多年前，我们老祖宗宁愿用驴子来拉车，也不要火车是一个道理，你以为他们不懂的火车比驴车快的道理啊，不是的，他们怕的是如果用了火车，自己不能再继续混吃混喝，甚至会失业呀！这就是官僚治校的恶果，也是我们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事情啊！　　 我们的教育体制再不改变，我们的学术水平不但会继续落后于世界，而且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在犯罪！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毁掉，还会继续毁掉多少年轻人！　　 纪哲：据我所知，虽然社会对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发现无论批判你，还是赞扬你的人，对你的经济学水平，都是认可的，那么请问您的经济学观点有哪些？ 　　恒甫：能代表我经济学学术水平的，是我发在世界级刊物上的几十篇专业文章。这个需要张维迎他们好好学习。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只要知道我是坚定的市场派、自由派经济学家，但我和樊纲这些人不一样的是，我认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绝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另外，我坚持认为在一些穷的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应当相对集中，地方分权应当适度。我想大家知道这些基本观点就算了解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了。　　 纪哲：您也知道，近几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步入了漫漫熊途，我想请您谈谈对资本市场的看法。　　 恒甫：当年我是参与了资本市场的建立，但客观地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很短暂，以前和现在存在很多很多问题。我多次说过，中国股市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中国，炒股还不如斗地主。但是，资本市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又很重要，因此，管理者必须要下决心，从制度层面对资本市场动手术。所以我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中小股民，不要太关心股市的曲线涨跌，不要听信金岩石这些股评家了，而要多关心股市的制度怎么往好的方向改。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谈太多，倒是我的小师弟华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比较深刻，去年他好像还出了一本“中国股市：什么问题和什么问题”的书，有点水平。　　纪哲：这本书我读过，叫《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确实充满真知灼见。对了，还是谈谈您的书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编写《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样一本很奇怪的书？我刚才看了一下目录发现，这本书的批判面太广，有些话说得太刺耳，你会不会有什么压力？您能不能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恒甫：我知道这本书会得罪一大批人，而且是当下最风光的一批“媒体经济学家”，但我就是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走狗”，一只中国穷人最忠实的“走狗”，为此，我不怕得罪任何人。这本书确实有点怪，像我的传记，又像一本中国社会怪现象的批判书。我归纳了一下，一部分是我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观点，但和我的前两本专著不一样，这本书不是用纯英文写的，而且很通俗，大家都看得懂；另一部分是我在中国率先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坎坷经历以及对今天教育问题的批判；还有一部分是我对张维迎、李稻葵、钱颖一、樊纲等几十位“媒体经济学家”和一些丑恶社会现状的尖锐批判；最后是我对董辅礽、张培刚、张尧庭、杨小凯、刘道玉等值得我永远敬重的师友们的怀念和感激；当然也包括我对王国维、余秋雨、歌德等文化名人的质疑。书里边还有很多我自创的新新古典诗歌，以及一些网友和朋友对我本人的看法或一些现象的深度解读，我要在此再度感谢他们。纪哲：您在书中还批判了诸如“给领导提包是社会的耻辱”等许多大家觉得见怪不怪的社会乱象。那么，您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以后你还会像这些年一样，四处“放炮”吗？　　 恒甫：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改变我们落后的、扼杀中国人创造力的、专门制造腐败和“窝里斗”的管理体制，比如，刚才提到的，学术腐败，师德败坏，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官僚治校。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体制弊病，实现教授治校，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之所以站出来和张维迎较量，并不是我和张维迎有什么私人恩怨，在中国我邹恒甫没有一个真正私人意义上的敌人。　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当然，应该带头做的，是张维迎、蔡洪斌、钱颖一、李稻葵这些人，那就是改变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要有一股浩然之气，要有“殉文化、死自由”的气节。“书生自有嶙嶒骨，最喜交情最厌官。”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里，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将“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民魂，而绝不是鲁迅所痛斥的官混匪魂钱魂。这是改变我们的灵魂，这种改变，比争论，比启蒙都重要。　至于我今后的处事态度和风格，我想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会永远也不世俗地，永不随波逐流地过日子，说实话，说真话，说一针见血的话；敢对全世界高官当面“放炮”，从不讲一句吹捧官僚的话；另外，我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自己一辈子都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保持最大限度的谦卑……四就在这时，从我的手机里传出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这是我的手机来电铃声，但此时此刻响起，和现场的气氛竟然是如此的合拍。我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哦，是我们总编的，我心底一颤，肯定是总编知道了我正在采访邹恒甫，要表扬，或者批评我。怎么办？正当我犹豫不决接不接这个电话的时候，邹恒甫激动地对我说，“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还喜欢听《英雄交响曲》，我很惭愧啦，这么多年来我一事无成，所以我已经好多年不敢听它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配不上那种气势了。我现在经常会一边听《命运交响曲》，一边玩味陈寅恪那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哦，你先接电话吧，一会儿再和你聊音乐，聊诗歌。”　　我伸出手去摸手机……　　但是，就在手机贴到我耳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映入我眼帘的，不是首都国际机场一年四季雾霾笼罩的天空，而是自己卧室里灰白的天花板。我再也顾不上去按接听键，赶快爬起来四处寻找邹恒甫先生，这时候我才慢慢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所思所想所说，都是南柯一梦！　　我在无穷的回味和无限的失落之后，给我们总编回了电话。　“喂，喂，纪哲啊，刚才为啥不接电话呀？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说‘中国梦’，中国梦真可以普照大地啊，你要采访哲人的‘梦’马上就要变为现实了。”　　总编略作停顿后接着说，“纪哲啊，你在听嘛？据来自内线的情报，今天下午将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降临首都国际机场……”

理性与偏执碰撞出的狂人

对于邹恒甫，相信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会有所了解。这主要源于他与北大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公开矛盾以及去年他在微博上揭露的“梦桃园事件”。然而，在多数人眼中，更了解的是张维迎，邹恒甫则显得有些陌生。而这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就是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位自诩为“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狂人。一本书是否值得读，要看这本书是否能带来除了书内容本身的其他东西，站在读者角度，可叫做“有用性”。《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本书通看之下有些“八卦”性质，又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而邹恒甫的语言又充斥着狂妄和怨气，但在仔细品位后。这本看似非常另类的自白书，或者个人传记，除了让读者深刻认识邹恒甫之外，还带给我们如下的思考：“邹恒甫会不会成为中国最后的狂人？邹恒甫的今天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明天？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而这些，和每个人确实是息息相关的。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还是邹恒甫的处事风格和他做学问的标准。关于邹恒甫，无论学历、经历，还是学术成就，毫无疑问他都是一位顶级精英，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的特点也很鲜明，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个偏执的“愤青”。有些人可能会疑问，为什么称为“愤青”的人还被以偏执来形容，其实愤青一词并不能完全的斥之以贬义，因为大多数愤青虽然很容易失去理性，但是大多还是就公共议题表现自己的愤怒，然而邹恒甫与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恩怨显然和他们之间对于大学教育、国家经济问题的观点争议同时并存，甚至还要更多，这里凸显的就是他性格中的偏执状态。邹恒甫因为自己在北大以外办学以及曝光北大内部的丑闻，受到张维迎的排挤，因此就直接指责张维迎甚至对他的个人品质都提出了很多质疑，在某种层面上他的这种指责明显丧失了公正。而张维迎等人对邹恒甫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从邹恒甫打算将世界级大师引进北大讲课开始，张维迎的那种酸酸的态度就已经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做文人相轻，而且还有很强烈的嫉妒心。邹恒甫也打心里看不上张维迎、茅于轼甚至吴敬琏，他认为学者就要有学者的态度和风格，但是现今很多经济学家都同时从政、从商，这在邹恒甫看来就是欲望膨胀的结果。谈到这里，其实这是现今社会的通病罢了，并不是什么新的看法，中国学界自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有恢复民国时期的独立学术的精神，更参杂了深重的功利主义色彩，这是物质决定论的异化。学者们难免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大氛围内，保持始终扎根象牙塔做好学问的唯一使命，邹恒甫认为这就是不务正业，也正是中国难以产生大师和大师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我很认同他。邹恒甫的身上虽然有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狂妄、自大、偏执，但是身上也有很浓的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学界非常难得，敢于直接向院系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向教育部长告状，并试图改变大学管理体制，值得人尊敬。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地方，不仅仅要产生出各行各业的精英，更要产生出社会文化的标的，这一点邹恒甫很清楚，他自己的求学经历更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在我看来，理科、工科等自然科学的壮大，技术设备等硬件上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支撑才行，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就要有储存大量文献资料的图书馆和大师级的学者，才能真正的做大做强，以此为基础大师的时代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哈佛大学至今已经为世界各国培养出了许多精英和领袖，其中的管理方式和具体的高等教育模式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来邹恒甫一再提及西方学者的优点，而极端贬低国内学者也是值得商榷的，更兼之在一些学者强调经济学要符合中国自己的特点后他非常排斥，这些都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解读。国内经济学家不论是否在国外学习过，都不可能否认经济学学科是舶来品，但是有一点更不能否认即这些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形成大多在国内，也因此经济学在他们的身上有了很重的中国文化背景。当中国文化背景与舶来的经济学相融合后就有一种新的东西，可能它身上有很多毛病，但绝不能彻底的否定，以所谓的正统权威反对中国化的经济学者。再者，中国的国情确实不同于国外，不论邹恒甫是否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整个体制都有别于国外，因此谈中国化的经济学并不过分，或者说并不能一概否定。邹恒甫的问题在于其人格中的自信已经超过了某种临界点，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没有让他变的更为谦逊，总是以学问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学术与生产力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他们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的阶段，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因此就必须有脱离学术从事实际问题的准备。当然我认为中国当前参与经济决策的学者中并不包括张维迎、茅于轼之流，因为他们的私心太重，执政党和政府也没有完全的信任他们，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始终不能成为执政党的主流经济政策。邹恒甫虽然没有深入到体制中从政、从商，但是他的观点确是让我关注了，他的观点其实与郎咸平的观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根本上是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就像他对自己的称谓“中华民族穷人的最忠实走狗”。有时候经济学就是需要有“良心”的，但是总有一些经济学者总是站在所谓的理性经济层面谈论政策制定，这样的学者总是认为自己学到了真理，殊不知却丢掉了人最为根本的东西。邹恒甫在国有企业和中央、地方财权分配问题上的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即将国有企业的分红和盈利投入到社会保障和二次分配中去，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改变国有企业垄断和特权的形象，这一步骤不仅将提升国家财政的利用效率，还能强化国有企业在社会的整体观感，更能促进国有企业的长期有效发展，何乐而不为。至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配上，要进一步的巩固中央财权，保证财政透明化和整体化，彻底改变地方各自为政，大搞政绩工程的结局。一个人容易的是要么理性、要么感性，甚至偏执，但是很难有一个人能集这几种意识于一身，邹恒甫就是这么一个几近疯狂的人。他理性的时候能把经济问题与现实结合起来，一点也不输给那些在政界和商界的同行；他感性的时候能把穷人的利益放在心中，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始终的目标并持续影响高等教育和社会本身；他偏执的时候甚至让人讨厌，虽然我也不喜欢张维迎等人，但也不喜欢他的那种批评方式。理性和偏执是天平的两端，他们之间的碰撞总是能产生一些意外的效果，邹恒甫这个狂人就是这种意外的集中体现，当然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去细细的品味其中的妙道，而非邹恒甫的那种“狂”了。

狂人的咆哮

在我以为，所谓的狂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有着过人才学，而性格又放诞不羁的狂荡之人，他们横溢的才华使人折服，但由傲而狂的生活姿态又让人惊愕不已；另一种是钟情或沉迷于某种事物而不能自拔，陷入疯狂状态的人，要么让人可怜，要么使人发恨；最后一种是自我认知失调，根本不知道天外有天，是夜郎自大型的狂妄之徒，因为愚蠢而让人发笑。以如此的标准来看，邹恒甫无疑是一个狂人，而且是一个复合型狂人，兼具有第一种的张狂和第二种的痴狂。一方面，他是当代经济学圈子里的异数，以非常另类的姿态睥睨着芸芸众生，时不时口无遮拦的对那些学术红人无所顾忌的大加挞伐——他自信得几于偏执，认为自己和林毅夫勉强算是三五流经济学家，国内其他经济学家根本都“不入流”，并多次点名道姓的骂张维迎，骂“三纲五常”（樊纲、易纲、胡鞍钢、张五常），调侃海归们“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而最近那句“北大淫棍太多”更是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另一方面，他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不但为此对自己在国内外学术圈里的人脉大加利用，而且还贴经费、贴时间、贴精力，尽心尽力的帮助他所教的那些学生们，以至于到了痴迷的状态，并且时常调侃自己是中华民族穷人的最忠实走狗。但是，深思之下，邹恒甫的狂虽然令人错愕，却是有坚实的资本支撑，一句话——他有可以狂的理由。他有傲人的学术资本，在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财政政策、国际经济等诸多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在2003年全世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排名247位，在2012年全球十多万名经济学家中排名第96名，稳居华人世界第一的宝座；他有眩目的职务职称，他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董辅礽讲座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教授，曾经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系主任，入选“千人计划”，还是世界银行的研究员；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一手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全国各地高校推广，开启了我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新模式，为西方名牌大学输送了千余名的优秀经济学人才——林毅夫认为他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作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如此来看，邹恒甫的学术成就如此之高、社会贡献如此之大，对办学的痴狂也是有目共睹，而他的“狂嘴”所大放的那些“厥词”都只不过是一些大实话而已，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他为什么会因此不但饱受争议，而且还成为了学术圈子里的怪胎，甚至敌人呢？原因很简单——他在“逆潮流”而动：当别人频频以讲座、办学、预测等邀名牟利的时候，他在默默无闻的埋头作学问；当别人进入投行为资本卖命效忠的时候，他在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培养人才；当有的学校声称自己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的时候，他在为能够做中华民族穷人最忠实的走狗而自豪。纯就学术品格来讲，其实哪怕算上学术成就，他的存在都是一面镜子，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光明和磊落，还有站在他对立面的那些学术人物的功利与猥琐，更有我们这个社会的浮躁与阴暗，更有我们文化传统与教育体制的毒瘤与弊端。所以，这本书名义上是在写他自己的狂，实际上却是剑锋直指中国的教育体制，可能每一个阅读的人对此都是心有灵犀。我深刻的理解邹恒甫的境遇，以及他内心的悲愤和外在的张狂，这无不是缘于他对中国经济学术更高的追求和期望。中国人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传统中，人们追求的是整齐划一，对突出者、对优秀者采取种种挫折与打击，最终导致的是整体平庸、集体沉沦，这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携带了2000多年的病灶。而在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阿谀之风、抄袭之风、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之时，即便有人不愿意同流合污，但也没有勇气、没有胆略、没有实力去抗拒或铲除这些不正之风，似乎无人能够避免沉沦。当此之时，邹恒甫以莫大的勇气，选择了坚守，坚守自己的纯粹，坚守自己的良知，坚守自己的理想。他勇敢或者是无奈的，站在了整个已经庸俗化了的中国学术界的对立面，站在了学术道德的高地之上，扮演了一个悲情的唐*吉诃德的角色——用自己的率真映衬了众人的虚伪，用自己的真话割开了伪善之徒的面具，用自己纯粹的行为为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照入了一抹感人的光亮，提供了一丝温馨的希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树立了一个全新的道德标杆。事实上，我在读这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时，时常感到奇怪，这到底应该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里面除了他的诗文和最后附录中的专业论文，除了他几篇嬉笑怒骂的书信，更多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都是别人写他的，甚至是引自别人的博客。当然，他编辑此书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编辑这本书的动机与目的呢？是与北大的那场口水官司之后，因为社会的质疑而承受重重压力的他对自己的剖白之举，以证明自己的品格吗（如果谁要是想要从中窥探北大事件的真相，了解学术圈里的八卦的话，只怕是要失望的）？显然不是。无奈的呻吟从来就不是他的风格！从书中他所一贯犀利的狂言狂语来看，这更象是一种对当今社会、对学术风气、对经济学人的一种犀利的指责，一种战斗的姿态，一种狂傲的咆哮，借以唤醒世人的学术良知罢了。邹恒甫说，他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他只是做了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应该做的一点点小事，于是便成了狂人，但他不想做最后的狂人，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中国人超过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狂”自有一种风流底蕴，那才应该是学术之人的真正姿态，才真正是我们社会的希望所在。所以，当象他这样的狂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学术人才涌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社会创造力勃发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最具希望的时候……2000多年的病灶自然不是一夕可以去除，也非一个狂人的咆哮能够奏效，但是，我深切的希望，他在这本书中所发出的这愤怒的咆哮，足以振聋发聩，能够警醒世人、唤起良知，能够借以自省、借以自励，并且由此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社会风气来，那么，善莫大焉！

这样的狂人，令人有些同情

这样的狂人，令人有些同情——我读《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文\蠹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阅读给每个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也好比同题作文，同样一个话题，会有无数种声音，这就是妙和雅的地方。匆忙读了《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之所以读这本书，首先被书名吸引。作者邹恒甫为何自称为“狂人“，而且还是最后的“狂人”，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后来者。其中值得玩味。一来呢，自信是少不了的；二来呢，仿佛小说投放的包袱，给你一个悬念，令你好奇去深入了解。带着这样一种心情翻阅此书。就跟人而言，对经济人物并不关心，也不爱好，纯粹被书名吸引而产生阅读的兴趣。书还是好读的，内容也蛮吸引人的。这样一个鲜明个性的人，总会使人联想起鲁迅、李敖等人。在我看来，他的“狂”，无法和鲁迅比，从文章的深度和文学水准来看，弱了很多，但我还是被他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活雷锋”精神所深深吸引。李敖呢，李敖的骂，是见成效的，很多人是畏惧的。可邹恒甫呢，他的怨气，他的无助，读来，觉得非常值得同情。他是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位的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热衷经济教育者。他所付出的、所做的，太值得骄傲了！为此，值得欣赏，该赞扬。说心里话，我是不爱看热闹的人。现实生活中，哪怕文人在一起的斗嘴，都不爱参合，因为吵架有时候让人觉得乏味，觉得看不到一些真实的东西。电视中的此类新闻，我都是闭之的。当年的鲁迅从不主动攻击人，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动而为。但是，就是这样一本书，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在面前的时候，读的是文字，也就好像不爱看热闹的我，也搅合进来了。当然，这样的搅合，还是有一定的意义。胡适留洋时间也不短，可胡适，倒是把西方的绅士的儒雅带了回来，而邹恒甫呢，他的才华助长他的气焰，也就嚣张了很多。性格使然，在是是非非面前，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一流学术的教育拓荒者，还有那么多年的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二十多个西方春秋，足以锻造他的西化个性，这样一个人回到国内办教育，中西方的差异，一定是他无法适应的。这又使我想起龙应台，陈丹青等一些海归派回来后，仍然以“不适应”批判著称。在他（她）们的言论中，也都能体现得充分。就邹恒甫这本书来说，我欣赏他办学的奉献精神，对教育的执着与严谨，也欣赏他的自信。敢用自己的自信，甚至挑战社会。一家之言。中国就是缺少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愈大愈好，这又使我想起朱幼棣的《后望书》。社会需要各行各业文武双全的人士，用自己的行动与心声来改变社会坍塌现象，使得全民共同关注，能够得以改进。在阅读中，邹恒甫的声音很大，但是，效果不明显，实质上解决起来太难，所以我对这样一位肯做中国“走狗”的这样一个人，深感委屈与同情。在各个事件中，张维迎也好，“梦桃源事件”也罢，通过事件，我们更能发觉他个性里的可爱，不同流合污，勇于做自己。其中，有自嘲，也有对待学术上的严谨。在这些事情上看，他并不是一个圆润的人，所以他碰的壁比谁都多，亏也吃的大。无论这样的人在哪里生存，他所遭遇的困难，要比圆润的人更多，更大。无奈，本性难移，在我们同情的同时，真的希望，他所发出的声音，能得到合理的、公正的解决，但又是如此渺茫，算是给社会敲警钟，警醒一下吧。伸张正义，心中有真理在，所以愿意做中国的唐吉可德，愿意被你笑。书的内容很杂，如编者所言：散文、杂文、专业论文、评论、诗词……，看下来，我这不爱看热闹的人，心里也有痛快感。对于这本书，我想会有很大的争议，三十多万字下来，我还想说一句不赞同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狂人”，为何还有这么多人代笔夸呢？对于一个“狂人”来说，似乎有画蛇添足之感。用自己的声音足以震慑的时候，不需捧吗？对其中诸多篇，评点邹恒甫的文章的收入，并不十分看好。我承认他的才华和能力，还有赤子之心，最后还是想劝一下：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收敛一下锋芒，多为教育培养优秀的经济人才。你的入流也好，他们的不入流也罢，大家希望看到的是，讲台上为正义献身的邹恒甫。读书中，就有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为标题写此文，但，看到他的后记，就没再重复。但是，他高傲的、傲骨的自信，我是读出味道了。——希望邹恒甫能得到大家的敬重，更希望他的天命之年仍旧保持血气方刚的气魄，体现自己对社会的价值。这样一种特质的人，中国人民需要，年轻人需要！

狂士风骨学者心

——读《最后的狂人》，也说狂人与学人邹恒甫的身上有两种气质，一种是魏晋风骨，率性、自然、犹如野鹤闲云；一种是民国学人的做事精神，敢作敢说，勇于任事。说他是士，大概是没错的，然而他不是避世隐遁的名士，而是勇于担当的狂士。这两种气质统一于一身，使他显得卓尔不群。从专业性上来说，邹恒甫是经济学家，从骨子里来说，他是一个文人，一个有现代意识却含着传统精神的文人。他对传统中国文人的殉道有准确的理解，他认为殉道与成仁的文人之死，并非为一人一事而死，而是建立在抽象的理想上。这与陈寅恪所言王国维的死具有某种共通性，陈氏认为王国维之死乃是殉文化，即建立在某种形态的客观基础上的殉道。而邹恒甫则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他肯定王国维，推崇陈寅恪、鲁迅、顾准的风度和气质，而鄙薄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的路数。他以鲜明的态度，大声的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邹恒甫很狂，他拒绝向世俗低头，也拒绝被污浊的现实改造。他说，真正有本事的人不需要融入社会，要让社会适应我。这与现实中流行的“当你无法改变现实的时候，就要学会改变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邹恒甫很“天真”，天真的像那个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他到处批评人，经常批评人，他说钱颖一和李稻葵世俗，他说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有学术前途了，他说陈志武、郎咸平从2000年开始就没有再搞学术了，他将国内的所谓“首席经济学家”们贬的一文不值，说他们是“首席巫师”……他敢于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凭有据的，他的根据就是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的学术排名。他痛恨各种腐败，尤其是学界的腐败。他认为，经济学家绝非为利益集团服务，经济学绝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邹恒甫是狂士，但狂的有底气。他致力于培养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办“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在没有资金没有材料没有人员的情况下，四面奔走，到处筹钱，从国外往回背复印资料，甚至去“诓”田国强等经常被他批的人，来免费给学生上课，最终将IAS（参照普林斯顿大学IAS学院创办的学术机构）撑了起来，并取得辉煌成就。当他的办学在武大遭遇人事上的诸多问题，他当即转战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他遍地开花的办学，尽管此后他遇到了更大的问题，然而他办学的影响有了，某种意义上来说目的也达到了。他曾说，自己拿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但为了钱办学就一点也不过瘾。当别的教授都在到处走穴、出名、摸金的时候，他宁可给学生批改试卷。他一次又一次的给国外的名校写推荐信，推荐优秀学生去做研究，其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在经济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然而学生们毕业后却大多去投行摸金了。他气愤的说，再有学生去投行，他就自杀！你看，他是多么真性情的一个人，这和北大教授董藩“赚不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的言论相比，价值观取向判若云泥矣！邹氏真学人本色也。邹恒甫深知经济学研究的意义，然而中国学术界的现状一再令他惶遽。中国学术界的行政化、官僚化必然滋生腐败，尤其是某些教授的卑劣行径一再成为爆炸性新闻，使学术界蒙羞。学术之腐败，是学术的最大耻辱。因此，他一再倡导“教授治校”，以学术本位为治学传统。他尖锐的指出，历史上，学术是政治的工具和奴隶（学而优则仕）；现在，学术是金钱的奴隶。只有学术不被权力和金钱干预，知识分子的地位独立，知识分子自恃（不做独立董事），才有真正的学术精神。邹恒甫爱诗词，也写诗词。然而他的诗词不是吟风弄月，也不是唱和酬应，而是“发愤之词”。他在宏观经济建言篇首题诗二首，其一曰：龙霸虎吞国有物，神州私分腐败锢。贫富演义天地玄，治乱替代江河哭。其中的心曲，正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忧愤心态。《最后的狂人》不仅仅是一本传记，而是一本立体的个人的抗争史，铺陈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良知。

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

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塞万提斯在小说的结尾，跟堂吉诃德开了一个与死亡有关的玩笑。堂吉诃德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觉得大战风车与羊群实在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当浪漫主义精神消失殆尽时，堂吉诃德合乎逻辑地撒手人寰了。当我们谈起堂吉诃德时，大多都会为他的浪漫情怀所折服，原因便是他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虽前千万人，吾往矣”。堂吉诃德最后的醒悟，旨在强调他的不正常，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场闹剧，不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是反讽。我们可以解读出悲哀的意味来：如此浪漫的堂吉诃德都不免被庸俗化，这就像是人生，无论如何，终极目标只能是死亡。选择如此沮丧的开头，并非我所愿，而是读了序之后，心中便有了一种隐然的不安。做中国的堂吉诃德？俨然有一种悲壮感。纵览全书，经济学那块是无法评论的，更遑论收在附录里的经济学论文了。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能靠直观感受能参与讨论的。而由张维迎解雇邹恒甫事件中延伸出来的话题，教授治校和学术腐败问题，倒是可以谈谈我浅薄的想法。前些日子，微博爆出研究西方言论自由的项目是六十万——当然，结论已经是既定的，西方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在我看来，申请了或接受了类似项目的学者，大体上都能称得上是学术腐败。倒不是说上面的结论一定是不对的，而是在众所周知的环境中，知识一旦与权力媾合，什么样的东西都能生产出来。余华在《活着》里这样描写文革，用铺天盖地的“他们说”来表达权力的粗暴，这排山倒海的话语说下来，哪里还有小民的争辩之处？虽然现在不太可能会有如此粗暴的“他们说”——效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难保不会出现“新词”。扯远了，话题回到学术腐败中来。关于学术腐败的根源，追究下去，一部分原因应该归罪于高校体制。民众对南方科学大学之所以期待这么高，原因便是希冀朱清时能摸索出一条新路来，以改变弊病重重的现行的高校体制。中国高校体制承袭于苏联，权力的垂直管理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或许，我们可以换另一种说法，权力对知识传播的干扰非常明显。邹恒甫教授在书中所提出的“教授治校”这个方案，只不过是拾起了蔡元培、张伯苓等民国老一辈教育家的方法罢了。这个在世界上已经被证明的方法能顺利地引进中国高校，或者能顺利回归到民国老教育家的办学传统吗？我实在是怀疑。陈平原在《当年游侠人》这本文化随笔中，着重地描写了一群文人办学的情况。在清末那群文人希望以教育救国，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是从教育入手。教育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一个群体。现在的情况与清末丘逢甲和民国晏阳初时期不同，文盲的问题已经基本不存在，我们教育的问题便是是否有教育的自主权？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拒绝某种特定的知识，而自由地接受或者传播更广阔的知识呢？我们不能说需要邹恒甫这样的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情节总是希望英雄来搭救自己，而是需要自己成为像堂吉诃德，虽然极有可能会成为悲剧，但——一个堂吉诃德，断然是赢不了风车和羊群的，但加上桑丘呢；桑丘还不够，然后再加一头驴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