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欧洲小说（2012）》书评

欧洲小说，普世情怀

黄夏/文《最佳欧洲小说》是波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于2009年启动的文学编撰项目，收录当代欧洲优秀短篇小说创作，每年出一辑，至今已出到第5辑（2014卷），中译本则已有两辑（2011、2012卷）出版印行。在论及这套丛书的编撰缘起时，黑蒙写道：“我们这个世界灾难连绵不断，从不间歇，是文学将这世界的恐怖和魅力展现在我们面前。人类经验中有巨大的空间只有通过文学才能有所涉及，有所理解。文学不仅能展现汹涌奔腾的历史事件，还能表现出个人生存这个日益复杂的问题。”换言之，文学的介入、阐发与思考功能，是我们用以面对和解释这个世界，并据此重塑和改造世界的方式之一。从这点来看，黑蒙显然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而这套书系的编选标准，亦大多着眼于作品对现实持续、普遍和深刻的关注。实验和先锋固然也有，但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一个或许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是，2012年收录的这些小说，与2011年的小说比起来，是否有些本质上的不同呢？我的观感是，并无这样的不同。2012年不但与2011年相似，甚至与尚在进行中的2015年，也无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尽管有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这些看起来所谓“突发”的、让我们对身处的时代顿生“断裂”感觉的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不过是历史日积月累沉淀发酵的产物，它们并非从天上掉下来，更不是人们灵光一闪、醍醐灌顶，Duang一下从脑袋里拍出来的。比如瑞士作家米凯尔•施陶费尔的《手持股票的女人》，讲的就是欲以股市投机为生、结果遭遇惨败的女人的故事，其实她的惨败，早在20年前就已由她同样投机的母亲，亲手为女儿种下了祸根。乌克兰作家塞尔希•查丹《老板们》中的黑帮、贪腐与同性恋酒吧等多元事物，反映的正是乌克兰自东欧剧变后，国内民主自由化进程的复杂与艰辛。北爱尔兰英国作家多纳尔•麦拉弗林的《让你的心飞》则把时间推移到1971年，作家通过一个十岁男孩的视角，将其挚爱的足球联赛，与种族冲突、北爱和平等重大事件混合在一起，暗示幻灭、孤立、归属感的丧失，是一代又一代北爱英国人心头断难泯灭的创伤。如此，历史经验经由某个当下的时刻，得以延展和诉说，也同样赋予当下这个时刻以层次和深度。当然，这些主题的表现形式并非一律如上几篇那样直白、明显，它们中的一些可能比较隐晦、迂回，需要我们细读之下才能品出味儿来。比如比利时女作家帕特丽夏•德•马特拉里的《倦手》，写法就很别致。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画家，以画男性肖像为特长和主业。我们看她总能吸引许多漂亮的、有钱的、身份地位颇高的男性，在她周围团团打转，但她不乐意跟他们上床，而是满足于通过绘画“占有”他们。是的，在绘画的过程中，她消费着男性，让他们像被剥光了衣服赤身裸体那样感到羞耻、不安和无助，一如被男性消费的女性。但这种感觉，作者写得十分暧昧、朦胧，充满浓浓的艺术气息，和因之产生的如痴如梦的魅惑感。这当然是一篇女权主义作品，但它不似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小说《钟罩》那样，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侵犯性。咄咄逼人，有时未必能达到目标，相反，它可能还让人觉得沮丧、可厌，进而拒绝了潜在的理解与支持。移情，或者说，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同感，是任何“主义”据以立身、立言，所需要掌握的一门艺术。此书辑录的欧洲小说主题各异，风格也不尽相同，一篇文章当然不可能包打全部、涵盖净尽。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作品所投射的独一无二的个体经验，总能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获致一种跨越欧洲的普遍人性的共鸣。正如黑蒙所说，你在这本书里能发现“一种投契的信念，即人的生命、思想和感情永远是最重要的”。某种程度上，了解自己，很多时候正是从了解他人的生命、思想和感情开始的。

最佳欧洲小说II：欧陆文学不死

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后革命时代的空气里，文学，这落后的人际互动装置，遭遇了城里人处置乡下姨妈的新常态：敬而远之，老死不相往来。面对苦手现状的文化业界产品经理们为了将已然边缘化的文学继续装点成主流样貌来售卖不惜削足适履，三年里译林接连引进的两版《最佳欧洲小说》系列展示了近年外国文学生存现状的典型“现代性经验”。尽管《最佳欧洲小说2011》的口碑打响，据该系列的责任编辑张睿表示，《最佳欧洲小说II》的印数仍是7000册。虽然欧洲诸城邦依然维系了时下文明CBD的地位，自诩“最小空间，最多样性”，在北美洲的阔亲戚及其好莱虎的进攻下，其文学创作和电影工业一样，在最近几十年流失了大量异国受众。对于亚洲读者而言，除了每年收几本诺奖大作，当前时代的欧陆文学创作生态并不在其普遍关注之列。面对泛英语文化圈的咄咄逼人，“一本书集齐欧陆诸国”“短篇”“当代作家群”，是作为《最佳欧洲小说》系列连续四年策划的波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为英语读者引荐小语种作家而打出的招牌。这位可敬的末法时代文学推销员眼光犀利，为历史保存了一幅鲜活的创作标本。在这里你无法期待遇到普希金、契诃夫或者欧亨利式古典短篇小说的光芒，触目尽是经存在主义、解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扫荡后重新生成的创作方法新格局。驴子的可疑心理活动，高其佩的虎，抛弃孤儿们的孤儿院长夫妇煞有介事的书信都可能是叙述主体，在厨房挣扎的濒死主妇，一匹哲学家战马，手持股票的女人，逃离屠杀的心灵创伤者都试图对我们敞开心扉，用他们的世界代替我们的目光和大脑。间离效果，意识流等手法层出不穷，表达的依然是爱，欲望，家庭，艺术，邪恶这些值得我们永恒关切的主题。在这里罗伯格里耶的徒子徒孙们各显神通，一口气读下来可谓是移步换景，一期一会。当然，将这些时髦的新式短篇小说称为最佳欧洲小说有哗众取宠之嫌，最多可算作最佳欧洲短篇大赏，不过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到黑蒙老师作为文学推手的苦心。此外，对中文读者而言，这套小说集还具有特殊的陌生化阅读体验、资深福克纳翻译家李文俊老师把关的这套选集严格保存了英译本的风貌，没有接地气的肤浅本土化。作者信息被附录在小说之后，保证了读者初次阅读时足够的陌生感。加以多数读者对欧洲文化背景知识空白，开卷后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所谓“世界文学的目光”式沉浸体验。“世界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在过去两千年间的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不曾看见过在风俗、观念和信仰方面发生过如此明显的革命。”蒸汽时代的司汤达面对目不暇接的世界发出感慨，他尚未赶上自己老本行的文学遭遇迎头赶来的革命浪潮。眼下，碎片化信息时代的资讯噪音将个体的声音淹没，我们的社会化生存被打散成原子化存在。在这似乎一切都过剩又好像一切都不足的矛盾处境中，黑蒙老师试图让我们相信“文学是我们与浩瀚的人类经验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他说，“如果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让你困惑，让你害怕的话，那你就该去读点书了”。且让故事在你面前发生。

小说，这奇异的洞彻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阐述了处在世界文学边缘的小国所具有的矛盾和优势。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波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编辑的《最佳欧洲小说》系列甄选欧洲近年最优秀的短篇佳作，让读者看到这些小国文学的美丽景致。　　“此一瞬刻”的小说样貌　　和2013年出版的《最佳欧洲小说2011》按照字母顺序编排不同，今年出版的《最佳欧洲小说II》将这些小说分成若干主题，编辑成有层次的三本分册。《倦手》中的主题偏重个人的日常生活：“爱”“孩子”“家庭”“工作”；《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中的主题偏重现实世界的焦虑与动荡：“欲望”“危机”“罪恶”“战争”；《我，战马》中的主题进入形而上的思考：“思想”“艺术”“音乐”“别处”“家园”。无论大国小国，这部小说集选择的都是中国读者较为陌生的作家，他们很可能只有这一篇作品会被译成中文，因此就更显难得与珍贵。　　按年代编辑的小说集凝固了一段时光，让读者看到“此一瞬刻”的小说样貌，看到同一时空的世界其他角落正在发生什么——不是以碎片化的资讯，而是通过剖析内心的文字。我们的情绪、感受、经历、思维共通而兼异，在表面相似的生活方式背后，也各自总有需要诉说的不一样体验。故事可以借由文字将这些体验传达给远方和若干年后的读者，这是小说的魅力。　　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或者是像摄影机似的特写聚焦。叙述者喃喃自语他们的生活、遇到的人和物、随时流淌的心绪。在我看来，这些小说的共同主题是：孤独。更准确地说，它们试图表达的核心是：“与孤独相处的各种状态”。　　让飞速掠过的日常变得慢一些　　不论这些故事发生的环境如何，“物”都占据很大的比例：行走的街道、饲养的宠物、刚出生的孩子、使用的物品等等，似乎“物”比“他人”更加重要。我们处在一个充塞着物而无法掌控的世界中，每日都可能遭遇突发的危机，规整运转的世界不会在乎个人的感受，在忙于追赶世界和他人步伐的同时，还要匆匆捡起掉落的自己。他人无法真正与我们的内心相接，陪伴在身边的只有物，物贮藏了我们的过往存在。如《倦手》中的画家，在肖像中想象每个人的故事，同时渴望留下爱人的脸。最极端的要属《受难日》中的老妇，只有厨室中的物品看着她慢慢病倒，儿子工作太忙最后也没出现。物恒久不变，他人则随时可能离开。这种对失去的焦虑和对联结的渴望人所共有。用文字说出，就是将“物”固定在纸面上，赋予它们人格，让它们成为无声的伙伴与友邻。　　小说家在文本里焦灼地寻找“我”与“他人”的联结，现实赤裸裸地向我们揭示出联结的不易，选集中的《孩子们》是很好的隐喻——孩子总要离开大人独自面对人生。这是“寻找”而非“寻回”，小说不是梦幻地自我安慰，也不是建构乌托邦自我麻醉。小说需要面对、需要探索、需要解释，“寻找”就是面对、探索、解释这种种焦虑，用文字在内心深处开辟出道路，用文字说出这些难以言明的处境，用文字让飞速掠过的日常变得慢一些。　　小说不止倾诉，更在创造　　叙述者独自呼喊，希望故事里的“他人”能听见并懂得自己。他们可能会听见，如《查拉特卡》里的爱人；或发现陌生人竟然理解自己，如《……一切都融入白色》中的“我”和助手；他们却也可能离开，将“我”抛在原地，如《大灾难》里从新闻中心失焦的“我”，或者《珍珠》里生下孩子后总是不在场的男人，以及《让你的心飞》里看到同胞遭屠戮的爱尔兰移民；他们也可能极端地与他人建立联系，如《M.诱拐案》中的罪犯。叙述者只能对着“物”和“我”倾诉，并希望纸面后的读者听到（这是叙述者想象出的“另一个我”）。　　小说不止倾诉，同时更在创造，因为创造才能让我们从孤寂中暂时醒来。这些小说为读者揭示出生活向前一步的可能，让那些埋藏在我们正统外表下的哀伤、欢脱、恐惧、焦虑、暴烈的种种心绪和异想得以实现。我们都被包裹在自己的躯壳里，必须时刻装扮出不同的角色，必须遵守秩序按部就班地生活，但内在的自我却大声呼喊，挑战这看似理所应当的“现实”。掩蔽在正统日常下的真实需要找到表达的渠道，小说为我们揭开现实的盖子，让我们感到自己不再局限于现实赋予的单一自我，在这个世界之外还能活在更多的“另世界”中。小说就是让这些“另世界”成真的魔幻术，它带领读者进入许多“奇异的洞彻”。　　《这奇异的洞彻》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它通过一只狗的口吻叙述，这只狗回忆着主人的爱情生活，它和主人的死亡，以及他们死后的灵魂对爱的留恋。《我，战马》也是通过一匹马来讲故事，这匹马会说多国语言，懂得建筑学，还能够探讨康德，但最后也只成为了马肉罐头。《逻辑癖互诫协会》反讽又夸张地表现了极端遵守逻辑的机械型人格。《终点之前》的“我”在子弹射出瞬间和死神对话。这些例子还有很多，阅读这些小说，总能在无意中邂逅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思妙想，真是太舒爽的阅读体验。　　亚历山大·黑蒙认为“文学是我们与浩瀚的人类经验保持紧密联系的最好方式”，这些奇异的洞彻让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内心的某些暗影被照亮了：经历的生活在小说里同样地出现，难言的感受在小说里被精准地描写，不敢示人的想法在小说里竟正儿八经地成真。读者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是的，小说世界里没有谨严的规则与道德，它是最亲切最丰富的文体，只要敢想，就能发生。它通过文字的炼金术让读者迷醉其中，发现生活居然能被文字展现得如此富有魔力。它是读者和远方小说家的隔空对话，让读者既看到了世界陌生角落发生的故事，更看到了同一个世界能够被描述成的无限种可能。每一篇小说都是通向这庞大小说宇宙的任意门，甚至不是一个宇宙，而是繁衍、叠加、交叉、汇合的无数个宇宙。　　尼克·克劳斯在序言中说：“文学非凡的力量并非在于它能够精准地再现大量的共性，而在于它能够以某种方式阐明独特的人生，能够拓展我们对以前不曾注意到或不曾表达过的存在的理解”。陌生带来想象，这些小国的陌生让读者能够不受固有印象的限制，纯粹地欣赏小说技艺本身，抽离现实的国界，感受到它们仿佛从天而降的惊喜，仅仅是一个读者遇到了一篇美妙的故事，在一杯茶的时间里度过了一次难忘的旅程，甚至不需要清楚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存在，只将它们看作远方飘来的一段声音，一些思绪，一抹异想，像小兽一样钻入我们怀中，让我们轻抚皮毛，感受指腹传来的柔软，此时，我们就与远方的未名作者握手，为孤寂的生活添入了安慰，在文字中达成了隐秘的共识，发现自己又多了一些“奇异的洞彻”。

评《最佳欧洲小说II》

欧洲的碎片评《最佳欧洲小说II》赵松要是有人问我，欧洲小说熟么？我可能会下意识地说，熟啊。但回头仔细一想，就发现并非如此。其实我“熟”的，只是那些已成经典的现代小说和作者（包括像奈保尔、拉什迪这样的还健在的），而鲜有当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完这套译林版的《最佳欧洲小说II》之后，会有些惭愧：它们写得这么好，这些作者如此出色，而我竟一无所知。在我以往的印象与想象里，欧洲是暮气沉沉的。旅居欧洲的朋友说，这里的生活太舒服，适合养老，但没啥意思，缺乏动力。甚至有些欧洲人好像也这么认为。当然欧洲还有很多不同的向面，比如大量第三世界的移民带来的种族矛盾日益激化，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时恶化，一些国家濒临破产……正像亚历山大-黑蒙，这位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旅美作家在其主编的《最佳欧洲小说II》前言里所说的：“因为无节制的贪婪和愚蠢而危机重重，经济陷入低谷；失业率持续增高；欧元几近崩盘；大不列颠乱成一团，暴动从伦敦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而一连串的麻烦并没有就此停止……”他随即抛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要操这份闲心去读欧洲当代小说呢？说实话，为什么要为文学操这份闲心呢？”他的答案是：“除此以外，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这个世界，灾难连绵不断，从不间歇，是文学将这世界的恐怖和美丽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略显矫情地卖个关子之后，他进一步写道：“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事业（就算是空想也罢），它不仅能展现汹涌奔腾的历史事件，还能表现个人生存这个日益复杂的问题。”关键就是末尾这句“表现个人生存这个日益复杂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最佳欧洲小说II》里收录的小说所展现出的充满创造性的创作和多元探索，其实远比黑蒙概括的要丰富得多。因为正处在剧变前夜的欧洲，为作家们提供了异常复杂多变的大背景和素材资源，而过去百年间欧洲小说艺术上的革新精神和大胆实践所形成的丰厚积淀，则让他们在小说样式乃至基因的改造上有了更多的可能。这些被分别归类于“爱”、“孩子”、“家庭”、“工作”；“思想”、“艺术”、“音乐”、“家园”；“欲望”、“危机”、“罪恶”、“战争”的小说，就像一根根深入欧洲社会神经系统的探针，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准确而又微妙地传递出关乎“个人生存这个日益复杂的问题”的种种悸动频谱。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优秀的作者面对激变的现实世界，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和非凡的冷静，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着眼点和切入点，并创造出异常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些小说每篇都值得写篇专评，但在这里我只能挑几篇印象特别深刻的作为例证来简要解析。比如挪威作家布扎特-布雷泰格的《那儿的人并不哀悼》，它以一种貌似简单的方式给了我超乎寻常的震撼体验。它仿佛是透明的，又渗透出冷酷而神秘的气息。两个中学男生在游泳课上潜入陶瓷教室和木工活教室，摔碎了他们认为丑陋的陶瓷习作，用电锯把很多木制品（包括男孩卡斯坦亲手做的精美狗舍）都锯成碎片；而“我”在阻止锯狗舍时而被卡斯坦把脑袋按到电锯台上，吓尿了裤子……其间还穿插了两段与死亡有关的对话，尼泊尔人对死亡的达观以及并不哀悼死者，还有卡斯坦在一次潜水时曾因放弃上浮的念头而窒息。这篇小说就像倒置的悬疑小说，真正的悬念直到最后才被释放出来——两个男孩的突发暴力破坏状态以及与死亡有关的话题到底因何而起？我们从文字中所能感觉到的，是他们小小年纪就已对现实世界充满了厌恶、不满与疏离，还有某种绝望，同时也试图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作者似乎在暗示，即使在还未涉世的男孩那里，社会对某些另类个体的习惯性排斥尽管还没有直接作用于他们，但仍然足以激发他们内心中的暴力倾向。他用一种异常冷静克制的笔法来写两个男孩从压抑、无聊和疏离的状态一直发展到暴力破坏的行动，就像用两根青草的激烈颤抖来传达风暴的来临，用两个尚未成熟的细胞的畸变传达整个社会的裂变程度，效果之强烈简直令人窒息。如果《那儿的人并不哀悼》让你联想到塞林格，那我会表示赞同并提醒你，这位布雷泰格的风格里还有着塞林格所没有的超低温与超高温两个奇点，就像慢慢凝固然后突然爆炸的冰。而斯洛文尼亚作家格拉迪斯尼克的《记忆迷宫》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复杂得多的风格，我称之为尴尬自嘲的卡夫卡式的。原本老实，后则消极乖戾癫狂、最后归化东正教的查理，“我”家里养猫、狗和各种鼠以及死亡，翻译家的父亲与“我”，还有些孩子们的琐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可是作者却以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方式把这些不同类型的碎片交织在一起，貌似没什么逻辑关系，但又好像有些微妙莫明的关联或映射，“你只要把记忆片段一段段写下来，然后根据家用宾果抽奖机摇出的随机号码给这些段落编号，接着就根据标号圆球的指示，进行一番必要的段落替换，再抹去段落的编号。这样得出的段落排序既意外又明确，就像梦魇，像癫狂，或像人生。”所谓“记忆迷宫”，指的就是记忆的碎片化、无序化，以及偶然重组之后的那种非理性状态。更为关键的是，作者为我们所揭示的，既有那种身陷记忆迷宫的人的脆弱、沮丧与茫然，还有迷宫将其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后掷入难解的游离与漂浮的那种状态。像捷克作家克拉托克维尔的《我，战马》这种以动物的视角来叙事的小说，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那匹战马在经历见证了二战后期苏军攻入德国后的杀戮、奸淫的事件之后，以其博学多识和高贵的悲悯之心，通过对康德哲学的讨论与那个被凌辱的德国女子所达成的精神共鸣与心灵慰藉，进而共同超越了屈辱与死亡的阴影。而像法国女作家达里厄塞克的《乘龙快婿于尔根》这种貌似家庭问题小说的作品，则突破了人们习惯的那些家庭内裂后的情感矛盾模式。作者围绕着孤寡母亲的猫丢了、然后找到猫的尸体并隆重下葬、猫又意外地回来了这条线索，把孤寡守乡的母亲与远遁异国的女儿之间的那种疏离又有所联系的尴尬关系、那种亲情冷落却又不得不疲于应付的状态写得感伤而又残酷，尤其是结尾处，当死去很多年的父亲忽然出现在母亲身边，而且竟长得跟女婿于尔根很像时，你会发现整个小说至此都变成了一个荒诞的谜。再比如荷兰女作家哈苏的《珍珠》，把一个被男友、被企业、也被自己抛弃的姑娘如何在自我与身体的分裂、焦虑与虚无的重压下选择自杀，并在自杀前将出生不久的女儿在浴缸里溺死的故事写得让人无法不为之痛心不已，却毫无煽情之处。此外，西班牙作家帕哈雷斯的《今天》，对于抑郁症者的挣扎以及两极式摇摆也是写得触目惊心，主人公从对一切都无兴趣、逃避一切的状态里挣脱出来，却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迫症，而这恰恰是当下世界里越来越常见的两种症状。在收入《最佳欧洲小说II》的这些小说中，基于碎片化状态的各种重构方式运用得相当普遍。从小说艺术的角度上看，这类手法就像是万花筒里，任何时候触动它，都能看到里面的那些彩色碎玻璃神秘而又奇妙斑斓构成新的图景。而从与现实世界以及个体处境的角度来说，那些碎片却又并非只为奇妙图案而生。形态各异、坚利、光泽暧昧的它们，也是用来剖开“个人生存这个日益复杂的问题”的。正因如此，它们所折射的欧洲人的现实处境才会是那样的深刻入骨。不管采取什么样式，他们都写得很高级。在看过《最佳欧洲小说II》之后，我就在想：对于习惯了“故事”模式的多数国内普通读者来说，它的高级可能会是一种“障碍”。这些小说绝非随便翻翻就能轻松搞定的。即使是对于那些真正热爱小说的人来说，把它们通读一遍，也将是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当然也会相当刺激。虽然它们的篇幅都不长，但每一篇都能力让你的眼光慢下来，沉陷进去，在那些碎片结构的缝隙里体会到别样的密度和极富层次感的质地。而且我相信，对于那些有耐心读完的人来说，它们会像黑蒙所说的那样，“像一道闪电”，让人们有可能重新开始思考什么是个体生存的现实处境等重要问题，尤其是什么是小说艺术的问题。（刊于《外滩画报－文工团》201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