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明報傳奇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05年6月
ISBN:9789570329988
作者:張圭陽
页数:410頁页

内容概要

張圭陽博士
資深傳媒人,曾任職《明報》、香港無線電視、傳訊電視,現任職香港電台,長期兼任大學新聞系講師。 著作有《我是記者》、《香港中文報紙組織運作內容》、《傑出華人成長之路》、The First 100 Years of Chinese Club 等。

作者简介

「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近卅多年來,金庸作品的流行和歷久不衰,是不爭的事實。」金庸在武俠小說之外,還創辦了香港大報之一的《明報》。金庸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寫社評,奠定《明報》的基業。《明報》由創辦期間開始,歷經風風雨雨,被金庸視作「畢生事業與聲譽」。究竟《明報》創刊的動機是什麼?《明報》在小報時期的面貌是怎樣的?金庸辦報的理念與實踐如何結合?什麼是《明報》的報業精神?《明報》歷次風格的轉型是怎樣的?《明報》如何回應社會上的輿論和壓力?與《明報》一起成長的報人是怎樣工作的?金庸在香港報業史上居於何種地位?

作者張圭陽從事報紙、電台、電視、衛星電視工作二十餘年,對傳媒工作具有豐富的經驗。作者在本書力圖以「社會變遷」、「報社組織」及「行業角色」三方面來考察《明報》的成長歷程,並以客觀、中立和嚴謹的觀點,向讀者展示出一部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書,藉此希望傳媒工作者能在報業競爭的大氣候下,仍堅守報人天職,回應公眾對報界的期望。
(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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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曾经一则有关台湾《苹果日报》经营状况的报导里读到有关苹果调查读者口味的内部会议,其中提到董桥之所以会到香港《苹果日报》任社长的缘由。后来在汤祯兆的书里读到更多有关黎智英对媒体操作的分析,说台湾一直以来对董桥被八卦媒体收编颇有微辞。关于黎智英善待文人的说法,其实流传好一阵子了。看看《壹周刊》里的专栏写手的阵容及人物专访议题策划及执行的高完成度,也能明白之所以当时香港《壹周刊》创刊时那阵仗会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起点,或许也不算夸张。香港报业的发展很有其传奇性,当中壹传媒自是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尤其是九○年代以后都市及流行文化的深入渗透到生活层面所产生的改变,连带引发好一阵子对新闻采访的理论再深掘及讨论。自从大学修习完与媒体文化相关的课程之后,是好一阵子不想再对媒体多做探究的了。理论与现实间极大的落差令人望之却步,有线电视时代的来临更强烈冲击对新闻工作的既有定义。渐渐得去接受一群不成熟记者的不专业演出,缺乏质量的报导内容,更让我们无暇去深思新闻自由背后所隐含着对社会大众知的权益的维护,防止政府或有相对权力的人欺骗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虽然知道在香港的报业发展中曾经有个极为特殊的例子,那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与政论,甚而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明报》从一开始以武侠小说兼及新闻报导起家,到后来建立起相当立论标竿地位,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是相应于香港社会在英国殖民末期所遭逢的社会左右派势力拉扯及英中对移交后香港社会自由化可能的纠结,逐渐发展媒体应有的影响力的过程:不那么在乎立场,而强调言论得以自由伸张。这个历程我们应当熟悉,曾经有段时间媒体是那么的口径一致,后来才慢慢出现不同的发声可能。新闻自由的表现就在于扬弃了粉饰太平的消极传声筒的角色,而愿意突显多元的声音,建立起值得信任的评论及口碑。读《金庸与明报传奇》其实也就是读金庸办报的过程,《明报》可以读是金庸一手拉拔起来的,金庸的一生也就是《明报》的一生。尤其当金庸透过《明报》所建立起来知识分子立论的典范,更成为观察华文传媒宣扬言论自由的标的。金庸从左派报纸出身,终而走出左派的窠臼,形成宛如知识分子发声的范型,那几乎已经是对金庸办报的刻板印象。自然不会想到多年以后金庸会说出新闻媒体要为国家服务之类的言论,当年在他手底下当总编辑的董桥也搞不明白怎么换了个位置就换了个脑袋?还好《明报》终于渐渐复归它原有的平淡,我们对香港媒体的印象,尤其是回归以后,重又回到八卦当道的群魔乱舞里。尽管《苹果日报》看似肩负起媒体中道力量的沈重担子,在每次争民权要自由之类的集会游行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那是一国两制的尴尬,那是隔岸观察香港变化的浮泛之见。再多歌功颂德的论述始终没能让我想起金庸除了武侠小说之外还剩下些什么,那彷佛是已远扬的传奇,尤其在连标榜以人权治国的美国也决定关禁拒绝交出采访笔记的记者。那是难掩的寂寞了。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       曾经一则有关台湾《苹果日报》经营状况的报导里读到有关苹果调查读者口味的内部会议,其中提到董桥之所以会到香港《苹果日报》任社长的缘由。后来在汤祯兆的书里读到更多有关黎智英对媒体操作的分析,说台湾一直以来对董桥被八卦媒体收编颇有微辞。关于黎智英善待文人的说法,其实流传好一阵子了。看看《壹周刊》里的专栏写手的阵容及人物专访议题策划及执行的高完成度,也能明白之所以当时香港《壹周刊》创刊时那阵仗会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起点,或许也不算夸张。
      
      香港报业的发展很有其传奇性,当中壹传媒自是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尤其是九○年代以后都市及流行文化的深入渗透到生活层面所产生的改变,连带引发好一阵子对新闻采访的理论再深掘及讨论。自从大学修习完与媒体文化相关的课程之后,是好一阵子不想再对媒体多做探究的了。理论与现实间极大的落差令人望之却步,有线电视时代的来临更强烈冲击对新闻工作的既有定义。渐渐得去接受一群不成熟记者的不专业演出,缺乏质量的报导内容,更让我们无暇去深思新闻自由背后所隐含着对社会大众知的权益的维护,防止政府或有相对权力的人欺骗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虽然知道在香港的报业发展中曾经有个极为特殊的例子,那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与政论,甚而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明报》从一开始以武侠小说兼及新闻报导起家,到后来建立起相当立论标竿地位,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是相应于香港社会在英国殖民末期所遭逢的社会左右派势力拉扯及英中对移交后香港社会自由化可能的纠结,逐渐发展媒体应有的影响力的过程:不那么在乎立场,而强调言论得以自由伸张。这个历程我们应当熟悉,曾经有段时间媒体是那么的口径一致,后来才慢慢出现不同的发声可能。新闻自由的表现就在于扬弃了粉饰太平的消极传声筒的角色,而愿意突显多元的声音,建立起值得信任的评论及口碑。
      
      读《金庸与明报传奇》其实也就是读金庸办报的过程,《明报》可以读是金庸一手拉拔起来的,金庸的一生也就是《明报》的一生。尤其当金庸透过《明报》所建立起来知识分子立论的典范,更成为观察华文传媒宣扬言论自由的标的。金庸从左派报纸出身,终而走出左派的窠臼,形成宛如知识分子发声的范型,那几乎已经是对金庸办报的刻板印象。自然不会想到多年以后金庸会说出新闻媒体要为国家服务之类的言论,当年在他手底下当总编辑的董桥也搞不明白怎么换了个位置就换了个脑袋?
      
      还好《明报》终于渐渐复归它原有的平淡,我们对香港媒体的印象,尤其是回归以后,重又回到八卦当道的群魔乱舞里。尽管《苹果日报》看似肩负起媒体中道力量的沈重担子,在每次争民权要自由之类的集会游行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那是一国两制的尴尬,那是隔岸观察香港变化的浮泛之见。再多歌功颂德的论述始终没能让我想起金庸除了武侠小说之外还剩下些什么,那彷佛是已远扬的传奇,尤其在连标榜以人权治国的美国也决定关禁拒绝交出采访笔记的记者。那是难掩的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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