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傻子和英雄之间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
ISBN:9787536058910
作者:徐贲
页数:526页
内容概要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书籍目录
序
解读大众文化
大众传媒时代的闲言八卦
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Camp）美学”
“超级女声”的公众意义
韩剧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道德习俗
大众传媒时代的普罗儒学
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
你还相信礼物吗?
重建中国社会的礼物关系
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图像
生活在人群中
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
物质文化和保护弱者
我的“需要”和我们的“好生活”
利他、市场和社会公正
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
吏治之弊 问责机制 社会信任
文学的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
新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喜和忧
往事和记忆
红潮往事: 告别“党人革命”
“死亡中有生的秘密”：悼余虹
百年宪政回顾
慰安妇雷桂英的见证
变化中的“文革”记忆
“反右”创伤记忆和群体共建
口述史和前苏联的人民记忆
70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
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耀背后
变化中的群众与暴力
群众和现代派文学
群众理论和英国反乌托邦小说
讲述权力和群众的故事
诗性人类学的群众论述
“群体性事件”和暴力
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
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
变化中的中国“群众”
作者简介
芸芸众生的群众常常被看成是既愚又傻的群氓，“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至于那些尚未能挣脱锁链的傻子群众，他们更是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狗一样跟着主人的单个奴隶,另一种是像牛那样聚集在一起的集体奴隶。他们都被主人的禁止和规定死死困住,是没有变化可能的苟活者”。
但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说，“上帝挑选了世上愚蠢的来挫败聪明的，挑选了那些柔弱的来挫败那些强悍的。”傻子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当傻子和装傻子于是成为一种深藏若虚的坚韧、深沉和机敏。
那些拥有两张不同面孔的普通庶民，他们的世相混杂着难以捉摸的偏执和高尚、残忍和善良，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本书中的34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与当今“两面群众”有关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公共伦理、集体记忆的表现特征、群众与暴力的内在联系。这些既是“群众”的问题，同时也是“民众”、“人民”、“公民”和“人”的问题。
两面群众的不断产生和繁衍不绝，根本原因在于人真实存在的异化,以及公民民主环境的缺失。群众的涣散、懦弱、猥琐、犬儒、盲从和暴力并不是他们作为人的全部。当今中国的群众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相信群众会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危机,是基于对人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信念，也是出于对民众要成为堂堂正正公民的期待。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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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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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燕：流氓了一辈子，现在总算明白了，原来流氓是这么精彩的人生.父子不相责善 孟子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吃饭 家庭 礼物与约束 抒情诗 自然主义1、请客吃饭 是一种联络家庭感觉，营建特别感情的礼物形势，生命依赖食物。2、家庭成员之间有相互监管的义务，并把这种监管式的关心当做赠予对方的礼物。被监管的不能拒绝，否则会被看穿是不知好歹与没良心。3、莫斯告诉我们，没有维系，没有约束，没有恩惠，没有束缚，就没有礼物。另一方面，若不摆脱恩惠，摆脱歉意，摆脱契约和交换，也就是说若不摆脱约束，就没有礼物。德里达的结论是，礼物是不可能的4、道德犬儒主义合理性来自意念哲学，如果行善者动机不够纯粹，那么他的行为不能当做善行，甚至还应该当做伪善。5、音乐比喻社会：八音克谐6、抒情诗强有力的文化武器。 戈林在向国会提交《授权法案》时，背诵德国诗人迪特里希的《德意志醒来吧》，所有人都站了起来。7、尼采：达尔文自然主义是把人放置回自然的大手笔，从自然的人身上抹去所有理想主义的涂鸦人生是一枝芦苇，一枝会思想的芦苇 帕斯卡http://www.douban.com/note/90681978/ -
陶东风：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 1、徐贲新著《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的标题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它的内容实际上超出了群众或群众社会的论域，广泛涉及集体记忆、大众文化、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等一系列当下中国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实际上是一本文集而不是专著。这也是徐贲近年来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述（比如《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向尊严的公民生活》等）的一贯特色。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散乱的、无主题的杂书。不是的。相反，本书论题、援用的学术资源等等虽然分散，但问题意识、现实指向与理论旨趣却非常集中。我以为，本书的最准确定位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徐贲的这种写作正在大陆思想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或文章达到了多么了不起的、按照学院标准衡量的所谓“学术”水平，而是因为它敏感地切入了当下中国一系列尖锐的公共议题。 2、徐贲不是掉书袋的专家或学问家（虽然他完全有成为此类专家或学问家的资质和条件），也不以成为一个远离现实的“专家”“学问家”要求自己。徐贲的理想大概是成为一个勤于思考、富有社会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标志是他的公共关怀，而不是专业知识（虽然也不乏专业知识），是他的社会理性而不是思辨理性（虽然也不乏思辨理性）。在我们这个知识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公共关怀和专业研究之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鸿沟越来越大。徐贲大学和研究生（包括博士）期间的专业是文学理论，他前期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专业著述。但越到后来他的阅读和写作越是超越了文学理论，扩展到文化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这种大幅度的越界完全是徐贲强烈的公共关怀决定的。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决定了他必须就当下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公共问题及时发言，而这个定位又决定了他必须从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出发，而不是从专业化的学术研究目的出发，来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和研究课题。徐贲近年来的阅读和写作始终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公平正义、公共文化记忆等话题展开，这是因为他认识到这是当下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不同于专家的思辨理性。有些学者有精致的思辨理性，但是却没有或缺乏公共理性，他的思维能力在运用于公共事务的时候甚至不如一个“引车卖浆者流。”阿伦特的公共理性是出类拔萃的，远远超过她的老师海德格尔，尽管她的思辨理性可能不如海德格尔。阿伦特（以及雅斯贝尔斯）恰好是徐贲非常喜欢的思想家，也许不是偶然。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徐贲是一个有自己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学者，而他的问题意识总是围绕一系列公共问题形成。带着这个问题意识，他广泛阅读了西方诸多思想家的著作，誉之为“博览群书”一点不为过。至少在社会-人文科学的范围内，他的阅读兴趣超越了任何学科藩篱，其中不乏康德、哈贝马斯、阿伦特、雅斯贝尔斯这样的大家。在今天这个专业化时代，很多“聪明”人的“聪明”选择是抱住其中一个大家的大腿，持之以恒，成为某某研究专家，然后以某某专家的身份舒舒服服地吃一辈子。当然，这不是徐贲的选择。 徐贲的公共关怀不但使他的阅读和写作区别于专业化学者，也使他的阅读和写作区别于一般的业余爱好者。看过徐贲著述的读者不难发现，他看书绝不是没有选择，也不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私人爱好。他的选择标准既不是一个学究的标准（一个学究读书常常陷于自己的专业，或者与自己专业完全无关的消遣读物），也不是一个业余玩家的标准，而是始终是自己的公共关怀。这是徐贲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 3、徐贲的公共关怀和问题意识是始终一贯的，这就是反思、清算、警惕和防止极权主义，推进中国的民主制度，优化中国的公共生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优良的公民社会。为了这个目的，徐贲可以非常“随意”、非常灵活地把西方理论（可以是政治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的、心理分析的，等等），和一个具体的中国社会问题或现象联系起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 比如，在《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一文中，徐贲超越了众人对范美忠“口诛笔伐”的批评，而把他定位在一个地震幸存者、一个自然灾害受难者的位置上。作者引用雅士贝尔斯的观点阐述灾难中旁观者的道德罪过。文章从“范跑跑”这一个案投射到对普遍灾难中人性的道德自主性反思上。徐贲还巧妙地将话题过渡到对中国极权灾难旁观者罪过的探讨（尽管并没有点明是“文革”或是反右）：“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当无数的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都当过旁观者吗？我们当中不是有人还落井下石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徐贲带着非常“实用主义”态度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和写作主题，非常“实用主义”地使用自己在阅读中积累的各种知识，或者为了论述某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现买现卖”某种西方的相关理论。在这方面，他有超强的把各种知识“为我所用”的欲望和能力。就此而言，徐贲仿佛又是一个专家，另一个意义上的专家，一个专注于自己问题关怀的专家。 比如徐贲在《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公共真实中的和谐社会》一文中试图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他用到了庞杂的西方理论，融合了从洛克的英美公民社会模式，黑格尔的欧陆公民社会模式，到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康德的理性秩序，再到阿伦特、哈马贝斯的公共性理论，还有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涂尔干的社会理论等，超过了十余位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并且这些理论的运用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即为了证明公民社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绝不是随意的东拼西凑。理论在徐贲那里只是作为公共写作服务的工具而已。 4、《在傻子和英雄之间》是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代表：立足中国现实，从自己的强烈的公共关怀出发，形成重要的公共理论话题，广泛而灵活地引证西方理论；但无论多么广泛地引证西方理论，其问题意识始终指向中国的现实或与这个现实联系紧密的新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反右”和“文革”的历史反思。“反右”“文革”是作者本书里出现频率极高的核心词汇，即使不出现，也是全书各篇文章隐在的参照点。 在探讨集体记忆和群众理论的章节中大量出现“反右”“文革”自不用说，即使在《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美学”》、《物质文化和保护弱者》、《“超级女声”的公众意义》、《韩剧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道德习俗》、《大众传媒时代的普罗儒学》等看上去与“反右”“文革”相关性不高的文章中，也多此次涉及对反右或文革时期的批判和反思。或深刻剖析、或点到为止、或隐喻影射。 以下是典型的徐贲式书写模式： “暴力革命从开始到成功以后，一直把军队当成是组织群众的模型，当作群众最革命、最有效的动员状态。弗洛伊德强调领袖对形成和凝聚群众的核心作用，因而把军队当作最典型的群众状态……由于暴力革命，军队这种组织形式起到了极具危害性的作用。”这是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介绍，但是作者接着笔锋一转：“军队对群众的异化，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的‘全国学解放军’，红卫兵的暴力组织模仿的也是军队）。极左权力通过军队把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强加给了整个社会。” 像这样在介绍西方理论过程的某个点上非常灵活（说“随意”也可以）插入关于中国问题的点睛之笔，随后又接着回到西方理论的介绍和阐发，在徐贲的写作中随处可见。本来，通过军队的模式来组织群众，这的确是中国群众运动的重要特点，可以写成一本书。但徐贲很少就一个非常专业、也相对小的题目进行几年、几十年的长期研究，他似乎更愿意全面地就自己感兴趣的公共议题同时展开多个话题，进行多方面的讨论。他的每本书都开启了而不是穷尽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学术话题（同时也是公共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徐贲的书带有引路的性质。 这当然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特点：不是死守一个研究领域，而是随着自己的兴趣变化和现实需要不断形成学术兴趣和研究课题。正如他自己在这本书的序中所言，“尽管我在书中论述了庞勒、弗洛伊德、卡内提、索雷尔、法农等人的群众理论，但这并不是一部关于群众理论的专著。比起画地为牢的‘专著’来，我更喜欢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业余写作样式。” 这种“自由自在的业余写作模式”就是我理解的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模式。 再比如《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一文是介绍民族解放运动政治家、后殖民批评家法农的文章。但是作者经常从对法农的介绍中跳到对中国的评论。比如：“法农敏锐地看到，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往往可能给民族带来独立，但并不给人民带来解放。这也是不少中国‘后学’人士经常看不清、或不愿正视的现象。推翻了外来的压迫，换取的却是自己人的压迫。” 看到最后一句，我相信明白人都会会心一笑：这是一种特殊语境中言说中国政治的艺术：心知肚明但却无懈可击。 这就要谈到徐贲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从中国的具体事例切入（引出一个话题或主题），然后广泛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或文化理论予以阐释（比如《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另一种是通过介绍与中国问题具有深度关联的某种西方理论或理论家（比如暴力理论、群众理论、集体记忆理论、法农等），“含沙射影”地阐述中国问题。其实，由于徐贲大量介绍西方理论的文章全部是从自己的中国问题意识出发写的，选择的都是和中国还有极大相关性的理论，因此，即使不明确点到中国，读者也可以非常容易联系到中国经验。在《诗性人类学的群众论述》中，作者介绍了卡内提的“羊群咬狼”理论：“即使在发生革命的时候，革命群众的暴力对象也常常是一些无辜的替罪羊。卡内提把革命比喻为‘羊群咬狼’，但是羊在咬狼之前会先咬兔子。……‘在羊群壮胆攻击狼之前，他们先攻击兔子。在逆反（群众）直接攻击在上者之前，他们把怒气发泄在可以最轻易找到的猎物身上’。革命暴力伤及无辜（如在文革中）有甚于打击革命的直接对象，就是这种羊咬兔子的现象。” 当然这里是明确点到了“文革”，在其他没有点到的地方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谈及卡内提关于“变形”和“面具”的概念时，徐贲谈到，“暴君也知道觑觎他大位的别人也在用伪装掩饰自己，所以暴君总是找机会‘撕下别人的面具’，不断策动一次次的‘揭发’和‘整肃’。暴君还会禁绝一切可能让人变形的事情，如同情阶级敌人、偷听敌台、阅读违禁书刊。阻止人变形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一次性地将人变成为奴隶……主人要把每一个奴隶都变成一颗功能单一的螺丝钉，变成一个驯服的动物”。 这里没有直接点出中国，但是其所使用的“揭发”“整肃”“螺丝钉”“阶级敌人”、“敌台”等中国特色词汇，颇具接通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之效。《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美学”》也多次精彩地通过含沙射影的方式阐述中国问题。“扮相”和“变形”是弱者为迎合统治者所采取的无奈的生存之道，是重要的装扮政治，徐贲相当熟练地结合了自己相当熟悉的中国经验——“检讨”：“检讨是做给要你检讨者看的公开表演，演出的是‘顺从’，检讨本身比检讨什么要重要的多。在不断加剧的自我贬义和作贱中，你以检讨者的扮相，在监督你检讨者面前不断朝他要你变的样子变形。”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带有中国特色、特别是“反右”、“文革”特色的文化标记——检讨书、忏悔书。而在提及敢曝隐秘的政治性时，徐贲从梅厄对桑塔格的批评中过渡到下面的阐述：“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敢曝更需要依附于娱乐消费和大众文化。比起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它的政治性不是完全消除了，而是变得更加隐晦、更加微妙、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层层伪装。由于严格的政治审查，不可能见到西方敢曝在电影、演唱、歌舞表演、政治脱口秀等形式中的那种夸张而嘲讽的表演。但是夸张和嘲讽的表演并没有绝迹，它频频出现在民间的顺口溜、打油诗、插科打诨、笑话段子里。它也以各种各样的变化形式渗透在人们应付统治权力胁迫的假面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装孙子、装聋作哑、阳奉阴违、难得糊涂、捣浆糊、借酒盖脸发牢骚……” 整段文字只字未提中国，但读者很自然地会把它投射到中国当下大话文化、戏谑文化的语境中，每一句都直指要害。 5、如上所述，更多地借助于介绍与中国问题具有深度关联的西方理论来阐发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而不是直接言说中国政治，这也是一种特殊时代特殊的（也是不得已的）言说中国政治的艺术。徐贲在谈到图像在传达意义方面的特点时写道：“图像是一种提示性的传媒手段，越是在民众的反抗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表示不同意见就越是不能不依靠提示手段。这不仅是因为需要避免与统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发生正面冲突，而且也是因为说‘理’的论坛资源对于统治者与反对者是完全不对等的。在公共言论缺乏自由、公共信息不能畅通的国家社会里，即使文字也经常不能不采用暗示和提示的方法。这不仅可见于民间文字中的反话正说、调侃、玩笑和恶搞，而且也可见于学术文字中的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和顾左右而言他。” 这可以说是徐贲的夫子自道，有些介绍西方理论的文章即使全篇没有一个字直接言说中国，给人的感觉还是全篇全部在言说中国。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在《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多次出现了这种巧妙的“旁敲侧击” ：“在美国，绝对不可能设想民众会拥戴一个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用仇恨来领导国家的领袖，更不用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这个“救星”是谁还不明白吗？“政治家的培养不但在于他们接受什么教育，还在于他们不接受什么教育，如党校教育。” 哪里有这样的“党校教育”我们都很熟悉。在提及英、美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十分在乎政治遗产时，说道：“专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当然也留下他们的政治遗产，还有他们的纪念堂。” 谁的纪念堂？你自己去想吧——其实不用想都知道。这些都是借分析民主国家、借美国人之口，来言说的中国经验。 再比如徐贲在《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的最后一小节“从革命暴力到警察暴力”中无一字点明中国，读者却会不自觉地对号入座，简直就是字字都在隐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则坚持强制，它自称掌握了洞察历史规律的科学，掌握了绝对真理，可以用胁迫的方式去推行一切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群众是对革命有利用价值的、但主体性无需得到承认的‘革命螺丝钉。” 多么熟悉的“螺丝钉”理论； “现实存在的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建、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群众事件的直接起因，无论如何防范，都不可能阻止这类突发事件的发生。但是，却可以通过新闻和言论控制，不让突发性事件成为引起社会注意的公共事件。” 在这里，言说对象是不能直接点明的，点明了很可能就成为发不出的声音。由此可见，言说中国政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原文参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766.html -
读徐贲的时候，总是能想起崔卫平。这也倒不是无端联想，众人皆知，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写作层面两人都有很多共同的交集。远的不说，就拿近期两人的著作翻来看，也有很多就共同话题书写的文字。而且对两人的思想渊源稍有了解也能知道，哈维尔和阿伦特甚至包括那些东欧思想家在其精神生活中的重大存在。当然，这些只是他们共同的表面，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他们的写作都可看作是一种“公民知识分子的写作”，即是说，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就生活中与我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相关的公共话题展开讨论。用徐贲在写给崔卫平的那篇文章《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中的话说，公民知识分子是“有公民担当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环境中，这种担当首先便是说真话，而说真话则又首先要求不沉默”。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存有“沉默的大多数”。这个从王小波开始传播开来的词汇，其实在这里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本源意义。王小波当初是有感于我们大多数人的话语权的丧失，总是莫名其妙地“被代表”，而现今的语境中，我所指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角色的（主动？）萎缩，这个“大多数”也不是纯粹数量学意义上的称谓，是一种相对于某个历史时期中这个特殊群体的比例而言。我们的时代中有无数的专家、学者、教授、官僚、公务员，就是没有公民和知识分子。我们羞于提及知识分子的称呼，现如今这个称呼所代表的个体是一种被嘲弄的对象。这个很奇怪的现象的产生，也许是因为近代学科制分化，知识的专门化缘故；也许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消费人群的递增，我们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媒体平面化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丧失了他的严肃性和宏大性；我们甚至可以从国家权力的钳制，有意识缩减公共领域的生存空间，造成这一独特知识群体的解散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存在的“沉默”。其实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仅有的少数的还保留着那种独特的公民意识的写作者的存在呢？某种程度上说，我之所以下意识地崔卫平和徐贲进行比较，那是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类似抱持有这种敏锐的公共意识的个体或人群（也许，还应该包括《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的责编林贤治先生）存在了。我是在危言耸听吗？手头现成的例子，据说“崔卫平”这个名字早已被设置为报刊的政治敏感词汇，不允许在公开的刊物中发表她的文章。2010年她的新作《思想与乡愁》也是辗转了多家出版社，才再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沉默”地出版。更为可笑的是，网上流传了这样一个段子：某大学图书馆，学生去借崔卫平的书籍，需要特殊登记备案，以备公安部门的查证。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见识到了在这样一个敏感词无数的国度中，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沉闷社会中，想“生活在真实中”是如何地艰难，也由此才能得知“有公民担当的知识分子”要“说真话”的时候，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政治胁迫。好了，关于崔卫平先生的话题就此打住，本文的主题其实是徐贲以及他的新作，之所以话题绕这么远，是想在讨论他们写作所面临的共同艰难之后，再次强调徐贲和崔卫平的特异性。徐贲的写作相对崔卫平有很大的身份优势，换句话说，因为徐贲在美国生活和教书的特殊经历，他能从一个确实的普通公民的经验开始自己的写作。而我们无论多么豪言壮语，其实说白了都是从一个假设的前提，虚构的身份，想象中的经验开始书写——公民意识的匮乏是他们写作的缘由，也是他们写作想促成的目标。他的写作是一个真正公民的，同时又是面对公民的；是为大众的，同时又是批判大众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的，同时又是怀疑启蒙，反思启蒙的；是真正涉猎现实的，同时又是抽离于现实层面的；是学院理据的分析，同时又结合大众媒体的观点；是在远距离观照的角度写作，同时又具有近距离的知识分子情怀。我一直把萨义德的一句不起眼的话作为自己写作的警醒：我们在远方写作。这里所谓“远方”当然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距离：一方面要告诫写作不可脱离现实，不可抽离出现实太远，搞所谓的风花雪月遣词造句对联吟诗的“纯写作”，丧失自我对真实世界的敏锐触感和真切关怀；另外一个层面是指又不能深陷浮华烦躁大众文化和现实中，看不清表面事实背后的真相，从而无法“生活在真实中”，换句话说，对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清醒的观照，保持在远方写作的姿态。我觉得这种“远方写作”的策略同样适用于徐贲和他的写作。收录这本书中的文字大都是因为具体的现实情境油然而生出的问题意识。如果从面对当下的角度看，很多文字都具有时评的时效性。但是根据我的阅读印象，徐贲的文字已经远远超出了时评的狭小定义，他从不打算囿于某一问题，总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尝试拓宽或者加深我们对某个问题的深入了解。他的分析是学院式的，即是说，具有学院的理据和深度，但是问题意识却明明白白是当下的，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正是这点让他与大多数所谓的学者和教授写作区分开来。徐贲在书中曾经提到他早年从文学到文化，从私人阅读到公共阅读的转向：“现代大学教育面临有学术无思想的危机，公共阅读是纠正的方法之一。公共阅读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人思想的公共空间。思想不是静止的，思想并不存在于真理式的终极答案之中，思想是人就人自身，包括人的存在价值、目的和意义的不断提问。”就文学与公共生活公共政治的关系，他提到了对他启发最大的阿伦特和哈维尔：“他们两人都谈不上文学理论家，但他们的文学观却让我感觉到，文学没有国界，领悟文学不只是一种私自阅读的境界，也不只是一种学术修养，而且更是一种公共关怀。”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阿伦特和哈维尔对徐贲以及崔卫平思想的形成的重大意义。阿伦特主张“积极生活”哲学理念，她在其中重点强调了“行动”这一看似普通的概念，因为只有通过行动我们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才能在公共生活中显示“我是谁”。行动总是“处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人际网络之中，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意向”。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也许是好，也许是坏，但是行动的积极性在于我们总能通过行动看到希望，看到无数个可能性的到来。行动就是在一个密不透风，谎言无数的环境中说真话，打破沉默，生活在真实中。同样，只有通过行动和说真话，我们才能构建一个良性发展和交流的公共领域，这是构建公民社会的根基。在《作为公民的文学作家》，徐贲参考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法国学者戴扬（D.Dayan）的提法，总结了理想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和现实中的“群众”的区别：“公民社会由许许多多的小公众组成、公众认真对待内部讨论、公众具有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每个具体的公众都在公开的‘自我表现’过程中确立与其他公众的关系、公众在公开的自我表现中表明价值认同、公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而相对而言的“群众”，只是“零散分离的个体，他们彼此缺乏社会交往和稳定联系，既不必作公开的自我表现，也无需持有某种共好的理念。群众对外界的反应是被动的、服从的，群众是一个被专制统治权力所动员、控制、蛊惑的群体。”徐贲的《在傻子和英雄之间》有个副标题我一直没有提及：“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关于群众社会的分析占据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的篇幅，那些文字也是本书最为精彩的分析篇章。公民社会对我们生存的国度而言还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更别奢谈所谓的“公民写作”，但是徐贲从他的身居海外公民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直观的写作维度：如果我们无法建构我们公民社会的乌托邦神话，至少我们能分析群众社会的存在的利弊，对现实有所体悟和警醒。比如他对“群体性事件”和暴力的分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近期发生的众多公共事件。他借用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以及卡内蒂《群众与权力》中的理论模式，对众多公共事件进行分析和评点，都恰如其分地点明了群众社会危机的存在，“群众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公共生活和真实存在的危机”，而“相信人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走出这个危机，是出于对人本身的信念，也是出于对人的真实公共生活的期待”。相信人的能力，相信人的信念，这是徐贲“积极生活”理念驱使下“行动”选择。我更喜欢另外一种看似矛盾的说法：我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换句话说，再悲观的世界和未来，也挡不住我现在积极面对糟糕生活的热忱。思郁2011-1-20书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徐贲著，花城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徐贲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文化讨论，徐贲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
精彩短评 (总计5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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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 -
“人发明以真实为基本价值的公共生活，这样的公共生活也造就有真实存在意义的人。这样的人对自己有理想，遵循着这样的理想，人才有可能成为清醒自明、敢说敢当、堂堂正正的‘公民’，而不只是醉生梦死、守拙安愚、逆来顺受的‘群众’。” -
本书是一个删节版，里面论述诸多与中共的言论都被删减，爱思想网上徐贲专栏中的文章应该是原稿，应该对照那个去看 -
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大众文化分析得鞭辟入里，第二部分理论性较强，第三部分偏史实，第四部分则是群众心理的老生常谈。前两部分很值得看，尤其是第一部分。 -
写敢曝的那一篇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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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徐贲老师的书，我觉得我下一刻都有化身热血青年去街上游行了，但是精心下来看，也许老师的言论并不能太过得让人同意，但是阅读之间引发的思辨倒是很有的，我们要学会从更广更深的视觉去看待一个社会现象，而这种能力建立在自己学力理解力等等的基础上 -
梳理各种群众理论，不偏不倚地描述一个个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 -
標題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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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2248-3 -
行文很学术，但是也因此深刻而严谨。很棒。 -
部分很精辟..部分很一般... -
送货快，正版图书 -
现在这种有水平、理性、温和、分析的书不多，这就是难得的一本 -
未 -
帮助思考了一些。 -
芸芸众生 -
看了好几遍还没完全消化， -
群众可以高尚起来吗 -
值得一读。在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名词遭人唾弃的时期，诚恳和深刻的文章总算挽回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颜面。 -
这本书看了好久了，断断续续的终于看完了，我个人觉得徐贲先生是目前写公共空间公共话题写的最好的一位，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的对话规则，公民训练等这些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都是新鲜课题，需要学习的路还很长。 -
又找到了一个真爱作者。 -
徐贲的书 -
慢慢咀嚼，受益终生。 -
学术性稍强略显晦涩，不过思想上是非常厚重的。有些观点个人不敢苟同。 -
interesting -
他的书我只想贴上政治哲学的标签 此书看到末尾更像是方法论 论文选集合成 收录多篇时评而成 他的书不愿意推荐 但有推荐的价值 也许因为政治不是一般人能掌控 何况政治哲学 -
总的说，还是原创性不够。 -
快递给力，书本更给力 -
本是精读后三分之二，不过前面内容看了一遍，也很好看。 -
书名远比内容更有价值 -
可读可不读，最好不要读。 -
好深奥 -
无需多言 -
借了两次都没看完。。。文章挺切中要害的但是每次一看就犯困这是为属木呢。。。 -
讲道理的知识分子 -
我在傻子和英雄之间 -
太水了，这三个月来读完的第一本书。 -
很难读啊…… -
徐贲老师关于群众运动的作品。逻辑严谨 归纳有序，受益良多。学术性的关系， 有些专业。 而以前雾里看花的群众运动 现在清晰了许多 当然于我 还有待努力。可以作为《乌合之众》《狂热分子》的有益补充。推荐！！！ -
力荐，很不错的一本书~ -
书本不错，质量好，发货快 -
从一些身边的事例着手，尽可能通俗地解读，就像一本关于“民主”的启蒙之书。 -
可读性极强的一本关于公共空间公共意识公共话语文化暴力的正经书 -
这部读的不容易。像是小的论文集子，而不是随笔那样通俗易懂。徐贲老师作品中学究气较浓的一部。对群众社会的剖析很有深度。态度依然很公允，史料详实。PS：书读到一半劈开了，质量堪忧。 -
“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最近罢黜平西王，神州各地一片坚决拥护之声，想起前段时间看的这本书，真有意思。 -
20130418 -
封面值一分。虽然不学术，但是算有趣。 -
讀了一半多，覺得第一部分解讀大眾文化，寫的不錯，很多我沒見過的觀點，但是中間部分就比較沒有新意，看不進去了。另外我以後一定不看300頁以上的書了，因為根本看不完。打擊自己。 -
在英雄与傻子之间：群众生活的两张面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群体行为，比之《乌合之众》更多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文化特点。群氓时代，非理性群体，网络蝗虫，媚俗以及冷漠，自私和圆滑，人性的恶或者善。这本文集写得即学术又通俗。特别是最后关于乌托邦理想的解析，可谓看透世事，一眼洞见。 -
有启发，尤其是最后一个部分。 -
不是读过，是翻过。我只适合粗浅地阅读浅显的文字，太多的名人名言进不了脑子。粗略翻下来只看进去了寥寥几段话，人不对书而已。封面的图视觉冲击强烈。 -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更多的是发现其他一些想看的书，比如萨特的《苍蝇》，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与历史》，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以及余虹的《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记一下改天看看，顺便装装逼 -
好读的是真的好，不好读的是真读不下去。 -
社会学好书，虽然没细看 -
理性。 -
更像是以话题为线索归类的丰厚的文献综述或读书笔记，是作者“较真”的产物，徐贲绝对是反感“认真你就输了”的说法的人。用来做相关话题的参考文献的索引太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