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书评

【读品•品评】李华芳：作为思想库的中国经济学社

每一本书都如山，各看成岭或成峰。吾友梁捷着重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孙大权博士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一书，指出“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全面压倒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在学界、商界以及媒体上拥有更大的影响。”而后这种影响的消散可能更受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关注，我个人的阅读却被这“产官学”三界的“影响”所吸引了。何以一家中国经济学社能风行一时，并且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上都做出卓越成绩？这是我关心的问题。至于其衰弱的理由，马寅初在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于重庆举行的第十五届年会中说明了重要的理由，抗战导致通货膨胀使得中国经济学社在战前筹集的大量资金缩水了。当然，孙大权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凭借当时经济学社的人才和掌握的信息，购买外汇保值增值并非难事，何以明知通胀缩水而存银行呢？要知道筹集资金并不容易。从一开始靠社员认捐，到永久社员基金，直到争取政府和业界的资金来源。中国经济学社1929年由马寅初、刘大钧等人发起，向当时的财政部申请资金资助，在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等人的游说下，宋子文最终同意拨款2万元，至此中国经济学社募得巨款，也为其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发展壮大，资金地产皆有增多，何以中国经济学社会任由此笔巨款贬值呢？按当时的社长马寅初的解释，如果当时购买外汇的话，资金就会超过百万以上。但是马寅初认为：“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顾国家的危利，仅图个人利益，购买外汇，不仅于心不忍，而其行为实属可鄙。经济学社，基金之筹集虽属万分困难，然不能图一社之利，而忘顾大义，所以非仅本席个人未购丝毫外汇，本人亦不赞成本社购买外汇，本社愿与国家共存亡。”也就是说，经济学社是以爱国的理由，最终从鼎盛走向衰亡。观其设立宗旨，所行之事，所涉之人，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学社无疑是一家伟大的思想库。首先在于其提供的经济学知识与众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也的确要感谢中国经济学社的作用。学社成员中，单留学美国的就有233人，其中博士53人，硕士110人，学士31人，其他39人有去美国学习的经历。这些人中学经济与商科的占多数，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为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当然另一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在政府、实业界以及理论界中，从人数上是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人居多，就造成了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占优的局面。而即便是抗战结束后，中国经济学社消亡，也无法确定的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就失去了优势。相反，孙大权博士通过翔实的材料，在书后收录921名学社成员中的820人的简介，再现了西方经济学传播甚广的事实。这当然有助于消除意识形态的阴霾，而还历史一个原来的样貌。其次，经济学社作为一家思想库，也推动了变革进程，对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对思想库的分类，按照职能思想库可以大致分为学术型、合同型与政策鼓吹型。对中国经济学社而言，可以说是集三种功能与一身。在学术上，编译国外书籍，编辑学术刊物，举办实地调研，公开宣讲论文，建设图书馆等，一时风头无两。而且，据孙大权的考据，当时中国经济学社出版19种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一流的学术水平”。而且其主办的刊物《经济学季刊》也成为当时最杰出的学术刊物之一。至于说到合同型，经济学社向财政部募集之经费就是属于政府合同。顺理成章的，在政策鼓吹方面，经济学社也是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也得益于大量社员进入经济立法与决策机关担任要职，并多次参加了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例如1928年，卫挺生向宋子文建议：“召集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聘请国内之对于财政经济有学问研究及事业经验者，商讨一统筹办法与步骤”，建议被宋子文采纳。而且卫挺生与贾士毅直接去财政部任职，马寅初为浙江省政府委员，更是直接参政。除了影响政府之外，经济学社也注重影响工商界。学社的领导者马寅初、刘大钧等很早就开始与工商界领域张公权、吴鼎昌等开始合作，其合作方式是商人为学社发展提供经费支持，并大量加入学社。而学社的专家为工商界的利益向政府呼吁，充当代言人。同时在具体的问题上为商人出谋划策，比如穆藕初、杨杏佛等人宣传的科学管理思想以及潘序伦提倡的新式会计等，都有利于提高工商界的管理水平。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的典型做法了。当然，孙大权博士这本书的侧重点并不在于论述中国经济学社作为思想库这一角度，因此其在介绍学社创立的现实与理论背景，经济学社的组织与资金筹募，学术活动与主要思想上着墨甚多，而对学社作为思想库的视角，只在最后一章有所涉猎，也不是作为重点。这自然与作者所持的视角有关。而作为我个人而言，从孙大权博士此书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经济学的一度成长，也看到了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的思想库的轨迹。对于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而言，孙大权博士此书无疑也提供了一种参照。历史总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或许正是当下中国所必须的。孙大权著：《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30元。

【读品•旧事新谈】梁捷：中国经济学的成长

我在季风书店看到孙大权博士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时，吃了一惊，拿起书一看就知道碰到同行了，兴奋无比。后来认识了孙大权，听他谈论了写作的思路，也想起自己阅读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许多往事。许纪霖教授似乎说过，应该重视那些民国时期“二线学者”的研究。我刚进大学懵懂无知的时候，曾经大量阅读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的书，陈寅恪和汤用彤也用心读过，就是读不懂。隔了几年，认识一些新朋友研究陈独秀、张君劢、萧公权都颇有成绩，不由心痒，也跟着大家一起读起来。《民国丛书》第二辑有两册张东荪的书，《道德哲学》和《知识与文化》，不能外借，我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从早到晚。休息的时候，随手从旁边书架上抽出一册经济学书消遣，正是赵乃抟的《欧美经济学史》。一读之下，大为震撼，民国时期竟然有如此硕学鸿儒，我却一无所知。以前听过叶世昌教授讲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孔孟起，到康有为和孙中山止。有人问及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叶老师笑眯眯地回答，那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光大了”。我受到赵乃抟这本教科书的刺激，又联想到许教授的教诲，就下决心系统地读一遍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著作。我最初也是找马寅初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书来读。只是他多论述当时银行治理、铁路发展、财政改革以及邮政、采矿、税收等具体问题，读来殊为无趣。于是我转从文化入手，慢慢找到几本有味道的经济学书。严复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栻先生编的5卷本《严复集》似乎不大常见（后来我还是在超星电子图书馆上下载的），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严译名著丛刊”也不好找，我就索性去借二、三十年代的版本，比较当时的翻译和体例。严译的很多名词并没有流传下来，很多按语也并不符合原意，但他翻译《原富》的体例在十多年后章宗元的《计学家言》中仍然清晰可见。二十年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无论翻译著作如基特《经济学史》还是江亢虎、刘秉麟、李大钊原创的著作，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都成为经济学讨论中的核心问题。20年代末，开始有左翼学者如陈豹隐等开始从日文或者英文翻译《资本论》，社会主义的问题变得越发重要。我对三十年代的印象集中在《食货》杂志上，也许因为它是最容易找到合订本的民国经济学期刊。《食货》由北大陶希圣主办，主要关注经济史与社会史，与顾颉刚的《禹贡》互相支持。而《食货》背后蕴含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史性质大论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现在许多人谈论的二十年代“科玄之争”。我初次接触这些文献时一头雾水，后来读到德里克《革命和历史》，才渐渐理出一些头绪。三十年代另一个主题是抗战，它对经济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从30年代初“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显现出来。社会多次陷于混乱，经济学家忙于救火，提出的构想也多是应急的非常手段，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一直到四十年代，我才在当时经济学家的书中读到现代经济学。徐毓楠对凯恩斯思想的阐释，刘大中、蒋硕杰的统计分析工作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历史研究则向来是国人所长。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当与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道成为后人治思想史的典范模本。小子无知，不敢对解放以来五十多年经济学发展作什么评论。上海图书馆亦有一规定，不得借阅民国以前和民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著作，前者也许过于珍贵，后者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大约总是逼我们更专心地治民国学问吧。我知道治近现代史免不了带着理论找材料。我就装着几本粗浅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去找资料，可每次两手墨黑地走出阅览室时总觉失望，又看了一天的社会主义材料，却没看到多少我所熟悉的经济学。孙大权博士受四川朴实学风的熏陶，功力远较我来得深厚，竟然被他找到大量关于西方经济学东渐时的主要团队――中国经济学社的大量资料，汇集成书。这样他就可以说服我，在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全面压倒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在学界、商界以及媒体上拥有更大的影响。这几十年来，随着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加上图书馆藏书时自带的偏见，使得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被掩埋于地下。解放后，一部分学者远走他乡，如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等；一部分学者留在国内，但治学方法和方向都发生极大的改变，如马寅初、吴景超、巫宝三、赵乃抟等。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掌握话语权力，创造了全新形态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我们只能从那些流亡海外学者用外语书写的只言片语里，看出民国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孙大权博士极重要的一项贡献就是书后附的数百位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经济家）的小传合订，记录他们的简要生平、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这是以后探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人不得不参考的工具书。翻阅这些小传，很多名人的生死年月都还不能确定，国家动乱、史料荒弃的情形可见一斑，俟有心人续之补之吧。民国一代几无纯粹之学术，经济学、政治学这些应用性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最近《方显廷回忆录》由其女翻译出版。吾友华芳谓之无甚可观，我想恐怕是因为方显廷晚年信仰基督教，对早年的“学术成就”已无甚兴趣，不愿深谈之故。但是方显廷的留学经历，可以和胡适、吴宓的留学日记对勘，了解一代学人留学心路；方显廷执教南开的经历，可以与方兴未艾的大学历史研究相印证；方显廷逃离北京，在西南继续执教的经历，亦可补充很多史料记载的不足。方显廷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恩师穆藕初，他的恩兄何廉，他的妻子儿女，而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经济思想。无论许纪霖还是谢泳、傅国涌，挖掘民国史料都是“意在沛公”。我们在读“中国经济思想”的时候，不妨轻轻放过经济思想这四个字，留下“中国”，就足够了。孙大权著：《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30元。何廉著：《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5元。赵迺抟著：《欧美经济学史》，正中书局，1948年，民国丛书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