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章节试读

《自由》的笔记-第67页

自由的收益和代價
資本主義革命激發了大眾對於自由的幻想，然而，大多數人卻發現自由意味著必須依賴自身的能力。對許多人來說，強權再一次成為一種優先權──而一個以法律、秩序和確定性的靈丹妙藥來迷惑人的潛在獨裁者則很有可能受到人們廣泛的擁護和熱烈的歡呼。資本主義的後期階段發展，信息技術的驚人發展和所謂「關懷人的職業」以及「社會泰勒主義」的新翻版，使得對個人生活的社會控制有了巨大的發展，而這種控制是針對消費者行為的。「控制比以往更密切地與社會關係融成一體，儘管它可能並沒有採取嚴厲或令人不快的形式，但仍然比以往更加無孔不入，以致即使從例行公事和慣常的工作場所『逃避』到癖好、假期、幻境等的種種『企圖』，也常常都是編制好的。」諾伯特‧埃利亞斯提出了一種理論來描述資本主義和「自主個人」之間的進一步分離是不可避免的，其軸心概念是「消除競爭」(elimination contest)和「攏斷功能」(monopoly function)，「通過連續不斷消除競爭的過程，越來越多獲取權力的機會將會聚積在越來越少的一部分人手中。」人們能夠預料以典型的資本主義方式處置個人自由的情況，將局限於越來越小的那部分人口。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社會最高層的孤獨的實業界巨子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p67-71)現在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已超越了恪守制度上確定的目標、規則和行為模式。個人自我作主的內驅力已從物質生產領域被排擠出去，而在消費世界開闢了另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消費世界明顯擺脫了其他一切競爭形式所具有的自我毀減傾向，這是通過將個人之間對財富和權力的競爭提升到對象徵符號的競爭而得以實現的。Pierre Bourdieu對這種自我推進和自我維繫的機制做了詳細而深入的考察，他的結論的要點是，社會地位之間的差別，而不是地位本身，是由消費世界所界定的競爭的真正本錢；「境遇的差異和更為重要的地位的差異，在象徵意義上是系統擴張的目的。」地位差異的量是沒有盡頭的。個人自由的領域從爭奪財富和權力的競爭轉向象徵符號上的競爭，為個人的自我作主創造了全新的可能；由於象徵符號上的競爭絕不會面臨迫在眉捷和無可挽回的失敗危險，因而它並不一定包含受挫和自我毀滅的萌芽。這種競爭，由這種競爭所喚起的個人活力，由它所提供的選擇的多樣性，以及由它所帶來的個人的滿足，都完全是貨真價實的。(p71-4)今天，資本主義並單單一個競爭所能界定的，毋寧說它已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系統，這個系統由數目有限的(並仍在減少中)的控制中心來操縱和監控，每個控制中心都以日益有力而昂貴的信息採集和製作手段來裝備自身。資本主義早期時代關注於確立自我認同，並贏得社會認可的自我作主的個體仍然充滿活力──他只是從另一個生活領域來尋找問題(我是誰？)的答案，並相應採用了不同的手段：透過身分團體內部的競爭和不同品味之間的競賽而獲得。這是第一個為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人所遵循的個人自由和自我作主的新模式，不僅是在意識型態上的幻想，而且是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所遵循的。這一進程同象徵符號上的競爭替代財富和權力競爭的過程是緊密相連的，使消費擺脫了「物質需求的自然限制」。隨著消費被牢固地確立為個體自由的一個焦點和競技場，資本主義的未來看起來似乎比以往更為安全。社會控制成為一樁輕而易舉的事。消費巿場成為一種被控制者心甘情願和滿腔熱情接受的控制形式，它的主要魅力也許在於它提供給公眾誘人的自由，而這些公眾在其他的生活領域中發現的僅僅是常令人感到壓抑的束縛。提供自由的這個巿場，同樣也提供了確定性。這種巿場提供給個人的是「純粹個人的」選擇權利；然而它還使這權利得到了社會認可，從而驅除了影響自主意志之快樂的不安全感這一幽靈。消費巿場以一種悖謬的方式實現了那種「幻想共同體」──在那裡，自由和確定性，獨立和集體生活彼此毫無衝突地相互共處。(p74-8)

《自由》的笔记-第111页

結論：自由的未來
對於未來，社會學顯得無能為力。因為社會學是做為追溯的智慧而不是做為占卜的現代翻版而發展起來的。人類的狀況並不是由它的過去所預設的，人類歷史也不是由其過去階段所前定的。某件事物一直如此，甚至延續了很長時間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它將一如既往。每一個歷史瞬間都是通向一系列未來的交叉點。處於十字路口是人類社會存在的方式。未來和過去的區別在於它給人類的選擇和行為留下了很大的餘地。沒有選擇就沒有未來，沒有行動也就沒有未來。這也正是未來永遠是未完成式的、不確定的和可塑的原因。社會學不能使我們對社會的未來形態產生一種確定性，另一方面，社會學能夠使我們意識到目前已經日益明顯的趨勢，從而給我們的選擇(在這個行動、在行動和不行動之間)提供諮詢。社會學可以使我們意識到選擇的可能性，為我們司空見慣的生活方式指明一條替代路徑。社會學是為我們中間那些偏愛自覺行動的人提供這些服務的，雖然它並沒有給人以必定成功的慰藉。在最終決定未來形態的諸因素中，至關重要的是人類努力的方向，這也是做出這些努力的人們將要決定的事情。(p111-2)厚厚的圍牆是消費社會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份，圍牆並不是有形的，知覺擴大和加深了圍牆內外之間的距離。在圍繞著消費自由組成的社會中，每個人都由他或她的消費所界定。牆內是生氣勃勃的，因為他們行使著他們的巿場自由。而牆外的人僅僅是失敗的消費者。圍牆很少以圍牆的面目出現，而是被當做是商品價格、邊際利潤、資金輸出和稅收水準，圍牆潛在的道德攻勢，為出現在公眾面前的道德冷漠性的假面所掩蓋(期待低稅收的人們、因商品的跌價而欣喜，卻沒注意到他人的貧困以及饑荒的延長)。為什麼牆外的人對他們的境況忿忿不平？因為他們無從享有與牆內人完全一樣的消費自由。如果給他們這種機會，他們會用雙手緊緊地抓住它。消費者不是窮人的敵人；他們是美滿生活的典範，是人們竭力模仿的榜樣。窮人受苦是因為他們不自由。而且他們設想獲得巿場上的自由就能結束苦難。消費自由世界的內在不僅界定了牆外人的地位，而且也界定了想像中的退出(exit)。於是我們回到了出發點，以消費者為基礎的社會體制的力量，體現在它擁有博取支持或至少是消除異議的非凡能力，這種力量或能力的牢固基礎是，這種體制成功地貶低、排擠或隱沒了所有其他替代選擇，只有吵吵嚷嚷的官僚統治除外。當然，以消費者為基礎的體制也無法避免來自外部的挑戰，消費主義迄今依然是一種特權(世界資源分配的特權：富國v.s窮國)(p115-7)消費自由一開始是作為生產者失去自由和自主的補償，社會生活其他領域中存在的自由越少，要求進一步擴大消費自由的公眾壓力也就越大，只有當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尤其是生產社區管理機構和國家政治等領域，也能讓個人享有自由，這種壓力才可能平息。自由做為自我治理，而不是「不為」政治「所干涉」的能力，一直是眾多革命運動的理想，期待能夠無約束地、充滿熱情地行使管理公眾事務的權利。然而它依然只是一個夢想──充其量只一種「烏托邦視野」(utopia horizon)。真正的現代社會的歷史發生了另一種變化，它導向「退出」，並遠離「申訴」。它將公共領域變為表達意見的場所，同時它使個人自主和對公眾事情的漠不關心彼此依賴、互為條件。漢納哈‧阿倫德(Hannah Arendt)在深刻地研究了革命這種現代現象之後，將體現為公共和能動形式的自由之歷史性失敗，歸之為無法解決的貧困問題：「…窮人們心裡期望的不是『按照人們的需要進行分配』(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而是『按照人們的願望進行分配』(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sires)。」他們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所追求的幸福是用不斷增長的佔長物來體現的，因而這種幸福總是在逃避他們，永無達到的可能。從這種更廣泛的意義來說，不僅「被壓迫者」(repressed)而且「被誘惑者」(seduced)也都是貧窮的。在這種更廣泛的意義上，也可以說自由消費者是「貧窮的」，他們對「公眾自由」不會感興趣。他們不是進入公共領域，而是尋求從中退卻，並希望它「不再騷擾他們」。自由本身等同於個體尋求他自己私人幸福的權利，取代了原先的公眾自由的理想。(p118-120)丹契(Geoff Dench)本人提供了一個解決的方法：他指出只有那些強者不能輕易宣布脫離關係的群體，才有能力資助他們的弱者，隔離成不同種族或族類的人群是這種群體的最典型例子。(例如，原住民永遠都是原住民，無法放棄他的身分，而逕自追求自身的成功，在這種情況下，較有可能追求群體的公共權益)(p121)

《自由》的笔记-第36页

論自由的社會生成
自由的社會生成是指社會象徵構架(social figuration)中或大或小的分離和脫節，由此引起了相互依賴網絡以及人類互動關係的不斷變革，並使有關自由的話語得以澄清。自由的歷史是跨越廣泛社會象徵構架的一座橋樑，這些象徵構架則伴隨著等定衝突和權力鬥爭。(p36-7)
古猶太人以及古希臘羅馬人所留傳下來的關於不由自主狀態，或無自由狀態的理論與實踐，澄清了早期教會史上著名的「貝拉基異端」(Pelagian heresy)的插曲。貝拉基的教義以及它所招來的聖‧奧古斯丁的激烈反應關注的是「自由意志」的起源與範圍。貝拉基異端的插曲，顯示了自由的一個新的重要方面。也許一種將自由公正地置於罪惡一端，並僅將其做為不由自主的依據來使用的理第一次初露端倪。(指人選擇罪惡的自由，與上帝對人原罪的看管)。在隨後直至現時代開始降臨的數世紀中，社會意識到除了主人的統治或地方的職業團體的統治之外，整個社會沒有其他方法能維持其秩序，也沒有其他控制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不構成明顯威脅，且可以為社會所容納的自由始終是種被授予的東西，並由於這種自由來自於恩賜，從而(至少在原則上)是可以嚴加控制的。(p38-41)
擺脫地主和君主本身的控制。城巿的自由使得自身及其眾多貿易免於土地所有者的管轄，並意味著貨幣和商品的流通與傳統社會組織結構的分離，也就是從國家組織和主宰人的傳統領域中分離出來

《自由》的笔记-第12页

自由天生就是一種特權(privilege)，產生分化和分離，其吸引力來自差異：有無自由反映、標明並奠定了尊卑、善惡、受人羨慕與令人厭惡之間的對照。自由意味著一種社會關係，一種非對稱的社會狀況；實質上它隱含了社會差別──它假定了和暗示了社會區別的存在。如果享有自由意味著行為不受約束(《牛津英語辭典》，1578年)，這隱含了某些人的行為是受約束的。
現代社會認為維護社會秩序是一個「問題」：即某種需要排入議事日程，並加以考慮、討論、關注、處理和解決的事情。
這意味著社會控制，可分為防止和鼓勵兩個方面，防止民眾去幹人們不希望他們去幹的事，或鼓勵民眾去做人們希望他們去做的事。傅柯揭示了邊沁《圓形監獄》的重大意義，洞察到了現代權力約制人的特性。但傅柯忽略了圓形監獄還揭示了自由和非自由、自主和被管轄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顯現的不僅僅是兩種理想類型之間的邏輯區別，而是一個社會結構內部相互決定的位置之間的一種社會關係。
圓形獄獄並不關心犯人想什麼──而僅僅關心他們做什麼。
圓形監獄所代表的regimen的任務，便是去護衛選擇的單純性，其實質在於知識的非對稱性。(p.15)

《自由》的笔记-第33页

身處學術環境下的知識分子所構造的模型在整體上體現了偏愛象徵符號活動的傾向，如派森斯。而邊沁的模式是從做為設計者和內行(expert)這類知識分子的最佳視點出發建構而成的，這些人擁有指導人類行為的法律知識並擁有技能來建立一種使這些法律得以發揮最佳效能的社會環境。在上面兩種模型中，知識份子是做為「立法者」出現的，他們決定了可行的、完全一體化的社會體系的「規範」。在第一種情況中，將自由看成做「個人本身」(individual as such)的特徵或權利，看做是體系所有單元的普遍屬性，由於人們做為教育、社會化或一般文化薰陶的對象，處於共同的境地，因而一致具有這種屬性。在第二種情況中，自由是做為社會秩序的生產和再生產機制的一個因素而出現的；因而，它處於戰略上至為重要的網結上，這種網結聯結了整個網絡。自由依然是一種需要審慎分配的資源，在分配關係中，它總被視為關係的一極，而另一極是不由自主。在此自由為這種關係所產生，同時，也是這種關係得以永存的首要條件。因而自由既是特權又是權力。

《自由》的笔记-第5页

自由常常被視作一種不言自明的公設，個體「通常」被認為是他們自己行動的泉源，行動是由行動者的目的和意圖決定的，而行動者的動機可以為行動過程提供最終的解釋，每個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獨特性被認為是一種「赤裸裸的事實」(brute facts)，即視為一種自然的產物而不是特定社會的產物。社會學最初是從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所提出的種種問題而形成的，而這些經驗常常也傾向遵循以上關於「自由」的公設。因此，社會學首先是做為一門「研究不自由的科學」而發展起來的，社會學家關注的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不自由」，如果自由是自然的事物，那麼「不自由」必然是人為的創造物；另一方面，人的自由意志看起來是一種喜憂參半的天賜，為了社會整體的利益，因此人們還需要關於穩定社會秩序的研究，因此對自由的種種限制的濃厚興趣具有認知和規範兩方面的正當理由。

《自由》的笔记-第109页

共產主義制度代表著一種通過消費巿場整合起來的社會之替代選擇，而沒有消費自由則是這種替代選擇最突出的必具屬性。國家的政治威力在這裡建基於國家「確定」個人行為之「決定因素」的能力之上。每個個人問題都直接成了政治問題；如果不能促成政治權力的某種擴張，個人問題就無法解決。如果說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國家能夠處之泰然地看待政治和社會觀念的激增和擴散，因為無論是體制整合還是社會整合都不再取決於對某種特定的合法準則的普遍接受，那麼共產主義國家卻因知識分子發表的每一種不同意見而發生動搖，因為它們沒有提供任何人從政治中退出的途徑，所以也不能指望通過言論來表達抗議的趨向會自行消散，而主要依賴於撲滅持不同政見者在政治上鼓動騷亂的任何企圖。從以上的考察看來，政治－官僚組織的壓制是替代消費自由的唯一抉擇；至少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抉擇。而且還說明了，對當代大多數成員來說，個人自由(如果可以獲得的話)是以消費自由的形式出現的，同時帶著所有令人愉悅而又不十分愜意的屬性，一旦消費自由滿足了個人關切、社會整合以及體制再生產的要求，那麼政治官僚組織的強制壓力就可能消除了，往昔觀念和文化慣例的政治引爆力將失去作用，見解、生活方式、信仰、道德價值或審美觀的多元性將毫無干擾地得到發展。然而，悖論在於，這種表達自由，仍然是由上述體制所決定的，雖然是隔著一定的距離決定的。(p1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