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史

章节摘录

插图：1.3.12 时纬服务及应用研究天津纬度站是我国唯一从事纬度观测和极移服务的专业机构。从1958～1997年，其主要观测仪器为天顶仪，年平均240观测夜，取得130万个纬度值。1981年末，真空照相天顶筒投入常规观测，共获得1150多张有效底片，测得2万个时间纬度值，成为我国纬度观测和极移服务系统的重要新设备。1981年正式参加国际极移服务（IPMS）和同际时间局的合作，也参加了1983～1984年国际地球自转联测计划。在1964年开始以单台站提供极移服务资料基础上，随着国内各天文台、站观测时纬仪器日趋成熟，天津纬度站及时组成了我国多台站的综合极移服务系统，提供极移服务值。随后又会同南京大学天文系、测绘部门等单位通力协作，最后得到一套收集资料最多、统一归算到1968.0的起始原点的极坐标系统（即JYDl968.0），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正式采用的基本数据之一，上述成果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中科院重大成果奖。沙河站的三台测时仪器，尤以Ⅱ型光电等高仪和光电中星仪，从1976年起以每年获得多达240～260观测夜的资料参加我国授时网的工作，为1978年我国世界时系统精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做出重要贡献。Ⅱ型光电等高仪的年波动是国内所有仪器中最好的。1982年参加“中国世界时系统的建立和成就发展”的协作，从而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世界时时间尺度，获国家奖励。1980～1985年参加国际地球自转联测（MERIT），高质量地完成主联测阶段任务，Ⅱ型光电等高仪的时纬观测资料应国际时间局（BIH）的邀请从1982年参加国际快速服务的合作，其测时精度比全球54台仪器的水平高出60％，测纬精度比全球50台仪器高出40％，所占权重分别列第一、第二位。后由于激光测月、测卫、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等新技术显示了明显的优势，国际计量委员会，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等多个国际性机构商定，从1988年1月起地球自转参数的确定不再采用经典光学观测数据，从而决定了我国的经典光学测时、测纬工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3.1 3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李致森、韩延本等于1974年在我国首先开展利用古代天象观测资料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工作，搜集考证我国古代的日月食观测记载，研究得到描述历史时期约20个世纪问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初步结果，与陕西天文台联合获得1990年度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综述　1.1　艰苦创业阶段(1958—1965年)　1.2　在动乱中前进(1966—1976年)　1.3　科学的春天(1977—2000年)第二章　台本部和观测站建设　2.1　台本部　2.2　天津纬度站　2.3　沙河工作站　2.4　兴隆观测站　2.5　密云观测站　2.6　怀柔观测站第三章　纬度观测和研究与极移服务　3.1　纬度观测研究　3.2　极移研究和服务　3.3　真空照相天顶筒第四章　天体测量和人卫观测研究　4.1　天体测量研究室　4.2　天体测量研究　4.3　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　4.4　人造卫星观测研究第五章　恒星、星系和宇宙学研究　5.1　天体物理观测台址的选择　5.2　恒星物理研究室　5.3　星系物理研究室　5.4　望远镜(光学／红外)和附属仪器研制　5.5　恒星观测研究　5.6　星系和宇宙学研究第六章　射电天文研究　6.1　射电天文研究室　6.2　射电天文设备研制　6.3　射电天文研究　6.4　新的起点第七章　太阳物理研究　7.1　太阳物理研究室　7.2　太阳室的基本设备　7.3　太阳物理研究　7.4　空间太阳望远镜计划第八章　古天文研究及其他　　8.1　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与古天象资料普查　8.2　参与全国天文界重要典籍编纂　8.3　天文科普工作　8.4　技术开发与创收第九章　文献与情报　9.1　北京天文台图书馆　9.2　期刊出版　9.3　天文数据库与天文数据中心　9.4　档案管理第十章　党政管理系统与技术支持系统　10.1　党政管理系统　10.2　技术支持系统北京天文台大事记(1958—2000年)附录　附录1　北京天文台筹建计划　　附件　1958年筹建北京台工作计划(草案)　　附录2　程茂蘭先生在1957年11月26日中科院常务会上的发言　附录3　首任台长程茂蘭先生生平　附录4　首任党委书记肖光甲同志生平　附录5　历任台长、副台长任职时间表　附录6　历任党委书记、副书记任职时间表　附录7　历届学术委员会　附录8　院士简历　附录9　研究员简历　附录10　研究生培养　附录11　科研成果表(省部级三等奖以上)　附录12　历年论著目录　附录13　历年外事活动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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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1958-2001)》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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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1958-2001)》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并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龄”不足50年，看起来似颇短促。但如果用历史的时间尺度来度量，它还是在中华古国文明的道路上走过了百分之一的路程，而同一时期正是从“大跃进”到“调整巩固”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大动荡、大变迁。准确描绘这一段时代背景恐怕需要的是一两代历史学家的努力。而这样的背景下，受其影响，一项事业、一个机构，乃至一个人的经历同样是跌宕起伏，难以写真。可以举一个例子：北京天文台最早的工作基地——沙河工作站。它一开始的两间竹板房是北京天文台的第一个实验室，启动了射电天文建设；接着按原计划在那里建了“时间服务”，后来又添上了“人造卫星服务”；继而全台各门学科陆续进驻沙河站，使它一度成为繁忙的临时“大本营”，好几个业务团队在此“整军待发”；“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却变成了一所“牛棚”；而今天这一切都已经消失，雄踞在那里的是一座颇为气派的私立寄宿学校，不过在一个角落里还留有几间屋子见证“天文学的产业化”。还有一个展室，展现了这个小小天文单位的“文物化”。真可谓几度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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