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秀才造反记》书评

祖先的一页

《莽秀才造反记》的另一个题目叫《土地》，副标题是《五十年前一幅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这是怎样的土地，又是怎样的农村呢？这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闰土的土地，这是埋葬了一代又一代的阿Q的农村。1900年到1903年间，浙江一个名叫宁海的县份里，天主教与农民的矛盾同样存在着。一个大里村的秀才王锡彤偶然地挑战了教民的势力，结果遭到神甫朱国光的迫害。而迫害引发了更激烈的暴力，乡村中的农民与流民拥戴王锡彤为首领，打着“扶清平洋”的旗号，占领县城，烧了教堂，杀了神甫和教民。最终，这场造反被不久赶到的清军镇压。但是关于王锡彤的种种传说、谣言与幻想，久久地徘徊在宁海人的耳口间。巴人出生于1901年，王锡彤的故事在他年幼的心里扎下了根，数十年后又结出了奇异的果。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中，再没有比这本书更勇于描写人生与人性的了。小说中的王锡彤是作者透过各种相互矛盾的传闻，排除了夸张离奇的色彩，搜集了较为可靠的线索，从而创造出的文学形象。他的悲剧既源于时代也源于性格，他的痛苦来自读书人的良知与社会期待的抵牾。小说第十七章，在举事的前夕，王锡彤跨坐在奔驰的骏马上，内心却“凄寂而悲凉”，他的思想仍然在交战。他相信农民们的受难已经到了必须爆发的地步，但是爆发的结果呢？他从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看到，即使起义成功，也不过是一伙旧的强盗被赶走，一伙新的强盗坐上压迫者的交椅罢了。且不论未来，单就眼前的起事又怎么个起法呢？他的襄助者董举人支使他搞宋江受“石碣天书”的把戏，用迷信与谎言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厌恶这虚伪的伎俩，也不相信义和团神奇的法术，可是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满足农民们对他的期望呢？王锡彤就这样与自己，实际上是与人生斗争着，甚至直到起义爆发后他还是犹豫不前。朱神甫则不是一个犹豫的人，指导他行动的第一法则正是“快意”。这个人从小到大仿佛都与快乐无缘，他被人间隔离得太久太苦了。如果你只读描写他小时的章节，大概会认定他长大后将是个起义者。然而命运的阴错阳差，给他披上了神甫的外套，搁上了统治者的宝座。一朝凌驾在众人之上，原来最卑顺的虫豸也不再顾忌任何束缚，包括宗教，也许宗教对于他来说本不过是权势的说教。当年人家给他的侮辱，现在他要翻倍地报复；谁若是挡住他享乐的马首，谁就是他复仇的对象，要被他鞭打、践踏。你可能会问，朱神甫这个人能够代表基督教在清末的形象吗？我想，作者的真正意图未必是写中国人民与洋教的对立，而是要写农民自身：写从土里抛食、从嘴里给儿孙省下家当、逆来顺受的农民，写风一样野、水一样浪的农民，写贪财守财的农民，写读了书识了字的农民，写落了草的农民，也写吃上了“教饭”的农民。主人公王锡彤模糊地感觉到，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似乎并不能归之于洋教那么简单，而是另有一个更大更深的原由。在他看来，这或许就是“天数”。在我们看来，这是农民与土地的辩证法：农民在土地上自力更生，农民在土地上自相残杀……20年前人们对“义和团”的看法与今天相比，真有云泥之别。究竟哪一种评价更接近真实呢？历史学者也许还可以争辩下去，文学作家则负有另一重责任：文学的目的不是探寻史迹，而是探寻人生。义和团的拳民们既非生活在极乐世界，也没有长着猪牙牛角。他们只是曾经生活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与流民而已，我们的曾曾祖父可能与他们是同乡。为什么不能以人的标准描写他们呢？《莽秀才造反记》虽然受到教条的影响，但不是教条的作品，全书中凡是教条的部分都写得不好。最可惜没写好的一个人物是黄岩阿三。这个豪侠的男子从后半部故事起扮演了拔尖的角色，劫狱、起义、入城，每次壮举都有他谋划并带头实干，显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力。但是，作者把他写得过于十全十美了，以至于让人忘记了他原本是以强盗的面貌出场。对强盗的崇拜恰恰违背了作者自己立论的初衷。与之对照的是，凡是反教条的人物形象，写得都让人过目不忘。最难忘的是两个荡妇，傻大姐和品松嫂。傻大姐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荡妇，品松嫂是一个贪婪到恶毒的荡妇，她们之间原本只是同性排斥的敌视，谁想到后来竟然一个成了起义热烈的帮闲，一个成了起义第一头祭品。董增祥屠杀品松嫂的场面，教我想起了施蛰存先生笔下的《石秀》。由此可见五四时代，性解放的思潮曾经何等磅礴！据说鲁迅曾经想以红军为题材写作长篇小说，幸好他没有写成，否则那一定会是个失败的作品，因为他不了解工农。但那也许仍会是一部特立独行的作品，可惜我们无法看到了。巴人是在鲁迅故后很早就提出“超越鲁迅”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在杂文领域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在小说创作领域，《莽秀才造反记》证明他确实超越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