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章节试读

《随想录》的笔记-随想录 - 随想录

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谈《望乡》
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
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先吃到，先惹一身羊骚。——《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谣言。——《结婚》
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
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
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
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
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怀念萧珊》
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两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
倘若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为了消遣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文学的作用》
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把心交给读者》
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出了丑，倒反而敢于挺起胸来“独立思考”，讲一点心里的老实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或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小人·大人·长官》
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再访巴黎》
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在尼斯》
我不擅长辞令，又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我唯一的武器是“讲老实话”，知道什么讲什么。我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中国人》
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他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都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
对好人也不应当一味迷信。——《观察人》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破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经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后记》

《随想录》的笔记-第456页 - 《茅盾谈话录》

用记录谈话的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它之前应当向读者证明：一，他所记录的全是原话；二，这些原话全是谈话者同意发表的。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当看到证据，相信他们发表的是别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替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其实把关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取得谈话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谈话者已经去世，就征求家属的同意。但家属的同意不同于谈话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为旁证而已。

《随想录》的笔记-第416页 - 我的哥哥李尧林

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

《随想录》的笔记-第428页 -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随想录》的笔记-第188页 - 发烧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随想录》的笔记-后记 - 后记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他。我觉得我开始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 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