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书评

转载：柏邦妮

特别特别喜欢汪曾祺，每年回家冬天都读他一遍，因此记住了杨花萝卜，昂刺鱼，马齿苋包子。瞧我这没出息的劲头。我还以为《受戒》应该拍成电影，水墨动画。 //@陈问问:看到你这句话，我心闪亮了！ //@shuwua:正在让北京也亮了。但是，南京还是我心里最亮的地方。@鹦鹉史航 ： 我因汪曾祺而记得，江苏有个地方叫高邮。看他讲故乡的食物，花草，我也在心里比量，想着我的长春，越比越气馁，长春好像数不出这么多的好。但我知道，要是他来长春，他也能数出此间的千重万重的好处。现在时兴说，亮了亮了。我看他文字，提到哪方水土，出产，民风，这地方在我心里，就……亮了，亮了。

清淡

老汪的作品，风格就是清淡二字。现在的作者，写东西都惯于堆砌，花花绿绿的，空洞无物。或是一些无病呻吟，看似痛彻，实则无关痛痒的情绪垃圾。而汪的作品，风格质朴，清新雅致。语言运用以至举重若轻的境界。看似清淡如水，其实是用长时间慢慢熬煮出的营养滋补的汤。或说这样的作品，读来没有快感，不过，成天沉溺于那种逆流成河的忧伤，和痴迷垃圾食品有什么区别呢？？文字，还是简单好。

一花一世界，修行在人心

在豆瓣经常看到一个词，小清新。这个词虽不是很喜欢，但用它来形容汪老的这篇文却是极为贴切的。在曾经的高中的语文读本第一次邂逅这篇文的时候，深深为作者强大的文字功力所折服。聊聊数笔，就将一个个人物刻画得那般生动。鲜亮活泼的小英子、聪慧害羞的小明子、懒散肥胖的山师父（小明子舅舅）、携妻喜净的海师父、精干不凡的花和尚仁渡师父……他们杀猪吃肉、娶妻生子、打纸牌收租子，不遮不掩，活得正大光明。他们跟世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似乎离“佛”很远，可是读到最后你才发现原来“佛”从来没有走远，他就在身边。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一花一世界，你将佛放在心中，处处皆可修行。PS：感叹于有如此好的文学作品，为何没有一位电影人慧眼识珠将此文拍成电影，水墨动画电影也好，唯美真人电影业罢，精心制作，相信定会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经典之作。如若一天，这个愿望真能实现，希望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怀着对这部作品深深地敬意认真拍摄，莫要辜负如此好的文字。如果做不到，请不要糟蹋这部经典。

筆記

﹣因為之前看的是駱以軍，就像吃了頓超飽的意大利餐一樣，是挺刺激味蕾的，但不免有點飽滯。在這樣的狀態下去看這本《受戒》，簡直有如喝一碢明火白粥，清新可喜！﹣我是最近才知道汪曾祺這位老作家的，實在是後知後覺。跟老婆說起我想去借汪的書時，她跟我說好像書架上有一本，多年前從北京買的，不過可能已給了別人....... 怎麼她總比我走前那麼多年？﹣汪的故事平實簡單，沒有甚麼挑戰小說的敍事技巧，解構這解構那（其實那又何必），淡淡的道來淡淡的描去，十分好看的中文。情節說實在挺‘平凡’的，不過生活不就是那樣嘛？那裡那麼多的核爆那麼多的外星人侵襲地球？難道我們生活中的故事還不夠動人嗎？﹣很喜歡汪筆下的民國的山村鄉情。比起阿城寫的上山下鄉，民國的民間又是另一個世界；上一次有這種感覺時大概就是看沈從文的自傳時。汪師承沈從文，所以如果認真的話，除了汪的其它著作，沈的也要好好讀讀呢。﹣話雖如此，阿城的故事對我的觸動還是大一點。不知是否民國的山村民間于我來說，已經有點鞭長莫及的不理解了。﹣有好幾個故事都談到男女之情，寫來絕不猥瑣，自然而然又繞有風韻。食色性也，本來如是，倒是今天社會的既保守又低俗的誇大性事，才夠奇怪。書中的描寫，令我想起陳雲早年描寫山村的文章，想來陳雲雖然受爭議，但某程度上他真的是上承中國某些傳統。

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小说结尾，作者注明：“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四十三年前，即1937年，作者十七岁，正值青春期，情窦初开，充满着对爱情的憧憬和幻想的年龄，这一个梦便为我们展现出一副山明水净、恬淡自然的山水画。小说的情节便在这副舒卷自如的画中展开。 小说的情节并不明显，散文诗般的叙事语言在为小说勾勒出一种恬淡深远、韵味无穷的意境，而明子和英子的相识、熟悉、相爱的情节被淡化到这种意境中。明子九岁出家，在荸荠庵中的生活使他免受了尘世的污染，和尚的生活也是有悖于人们的常识，可以赌博，可以喝酒吃荤，可以结婚有情人，还可以杀生，充满淳朴自然地人性美。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明子也是淳朴坦诚的。而作为岛上唯一的住户英子一家，父亲是一个全把式，母亲是个聚宝盆，干净利索，姐姐文静又心灵手巧，无忧无虑的生活使英子养成了淳朴率真活泼的性格。而远离村庄的地理位置又为明子和英子提供一个了没有尘俗污染的恋爱环境。明子帮英子描画、种田、放牛的日常生活中，二人的感情不疾不徐地发展。赵大娘从心理上接受明子，称赞他的时候称之为“这孩子”，又认明子为干儿子，显现出淳朴热情的人性美。而在结构上，小说虽然以《受戒》为题，却忽略了名字受戒的过程。前半部分全景式地描写方丈以及仁山、仁海、仁渡三师兄弟的生活状态，在介绍明子、英子爱情发生背景的同时为为后文明子、英子的相爱做铺垫，二人唯美的爱情也在受戒前后的对话中明确地表现出来。“你受戒了？”“受了。”“疼吗？”“疼。”“现在还疼吗？”……“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简短的对话天然无雕饰，却表现出二人纯真的性格和单纯美好的爱情。十四岁的名字也许还不懂得爱，但是他们的恋爱在日常的细节中表现无余。故事的优美是凭借小说的优美清新的语言来表现的。《受戒》简短的语句，明快恬淡的叙事风格以及大量地方风土方言的使用和白描手法的运用非常契合小说主旨表现的需要。散文诗般的意境使小说读起来更像是散文或诗，而这种诗意是作者追求传统文化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在文中，在显现在外的佛家思想之外，还存在着儒家思想（和尚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道家思想（小说人物生活的自由和洒脱）。儒释道三家思想共同营造出一种和谐至极的氛围。这种思想在以“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盛行的时代显得独树一帜，体现出作者提倡向传统文化汲取文学营养的思想

纯美的爱情永存心底

我不是特别爱看书的人，但是偶尔能从书架上搜到一两本小说读起来就放不下。《受戒》是我无意在图书馆找到的，我对书中描述的江南水乡简直毫无招架之力，书中故事情节、男女主角、背景都符合我对传奇爱情的定义，很喜欢这本小说，一定买下好好再看看……

与沈从文一样的平淡叙事的感觉

大学文学原理的第一堂课说到汪曾祺，当时老师给我们看了受戒这篇小说的开头。从那一篇短短的文字中感受到就是平淡，像是我们在从书里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着他们的生活。汪曾祺老师曾说，他的大学写作老师就是沈从文先生，他的写作手法受沈从文先生影响最大。是的，从开头我就可以感受到如《边城》开头的那番感觉。这或许就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给我们的感觉吧

评《受戒》

有一个公社的书记，告诉汪曾祺一件事：有一天开公社干部会议，第二天整理会场准备再开会，看见桌上的胶台布上写着，是《受戒》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一个人写一句，全能背下来。当汪曾祺不无得意地向香港作家施叔青讲述这件事时，距离《受戒》问世已逾七年，中国的文艺环境与政治环境都已变化巨大，且仍在急剧的变化之中。汪曾祺讲这件事，针对的是施叔青的这个问题：“你这样写出，人家不会以为你在侮辱工农兵的形象？性开放的现象，在你的小说里，只限于劳动阶层，对知识分子从不触及，为什么？”汪的回答很有意味，除了讲述公社干部写对话的事，以证明读者对《受戒》的支持之外，他还说：“读书人表面上清规戒律，没乡下人健康，其实他们暧昧关系还是很多。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1988）放在1980年，施叔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那一年，正好六十岁的汪曾祺打算写这么一篇“一直想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的小说时，他心里确实有着反复的犹豫、挣扎与自我辩论。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回忆，这篇小说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三十二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的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说起来汪曾祺甚至有些激动：“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然而这话是“倒放电影”式的感慨，汪曾祺久经风霜，“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过的”，知道他的写作冲动会触碰哪些禁区，他为自己准备了辩护词：“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有了大体设想后，他与别人谈起过，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提出的这些观念，在今日中国，已成常识，也不会有人再去问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但若回到1980年的语境，是能够领会何以作者及周边人群，都怀揣着一份担忧。《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他最近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以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李清泉辗转托人要来了这篇小说的手稿，附着作者一纸短简，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李清泉“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不过，那时候的人都明白作者的担心源自何处：“我们心里还存着一个心照不宣的体验，那便是对于‘左’的演绎法的恐惧，但那却完全不在于你的作品有无毛病和毛病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厉害在于它可以任意解释、随时找出所需要的罪名。它的另一个厉害还在于你只能匍匐在地，候旨、不容分说。”李清泉最终是横下了一条心：“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虽不能说完全消失，却也消失了不少，它不仅不该再有，也不很可能再有，万一再有自然又是一场大灾难，又何惜一身”。这些细节很能说明当年的语境：人们重新表现出“对艺术的忠诚”，作者如此，编者、读者亦如此，但确实整个民族“陷于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猥琐平庸气氛太久了”，看到《受戒》这样的作品，自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甚至像那位老杨同志，“本来已经有些沉（进去）了，却幡然警觉起来——它毫无意义！”这说明意识形态要求内化至读者心中，已达何种程度。但那又是一个相信未来、奋发向上的年代，总要有人撞破某些禁忌，要有人展现某种回归，这又是另一种默契，因此“《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见是喜形于色的，对于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起积极作用的。”（《关于〈受戒〉种种》，1987）《受戒》最终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受戒》，并评论说，刘是“提出爱情的问题”，张“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写爱情的永恒”，“刘心武敏感，捷足先登；张洁写苦涩，这女人恶；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许谋清《我感觉到的汪曾祺》，1993）“欢乐”似乎确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黄子平对此的描述是“悲愤哀伤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蓦然出现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判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汪曾祺的意义》，1989）不能不说，《受戒》不仅是对新时期之前的共和国文学“不谈爱情”、“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反叛，同时也构成对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反拨。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稍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对现世人心的抚慰，却是通过抒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来实现的。依照当年的批评模式，人们为了肯定《受戒》，努力要在其中读出“人民性”、“反封建”的意义，诸如“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内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时他也对劳动人民的旧社会身受的重重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1981）；“作者为两个小恋人选择受戒与庙宇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具有诙谐的机智，无疑是对神的嘲弄，对人的自然情感与生活权利的肯定”（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1983）；“《受戒》中小和尚与村姑的爱情故事，是对禁锢人性的宗教的嘲弄，还是借描写半僧半俗的生活，表示对那种略带原始韵味的人情美的热衷呢？或藉此反衬城市那种物欲横流的丑恶世界？”（周荷初《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评析》，1988）……而今重读这些评论，不无隔靴搔痒之感，但这些评论呈现的问题是：时代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着解读汪曾祺的方式，虽然汪一再表白“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但转型时代的“权势转移”足以让边缘与主流之间，有多重对话与转化的可能。汪曾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不妨说，对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迷恋，也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老中青三代都喜欢”的背后，潜藏着不同人群对《受戒》的多重解读。据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文章写得象，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为什么四十三年前的僧俗生活会给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当年风靡一时的传读给了《受戒》一个标签：“小和尚谈恋爱”。这个浅白标签其实恰当地表明了《受戒》在道德禁区的“冒犯”意味。比如，让公社干部们如是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都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于是过渡到了第五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对话：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明海认同小英子对自己未来的安排）“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明海又认同小英子对自己现在的安排，注意，此时小英子还没有任何表白）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这就是让“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的芦花荡子）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来路，明子在芦花荡里“使劲地划桨”，引起小英子惊叫：“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归途，两人两只桨一齐“飞快地划”，划进芦花荡）人们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语句，觉得它们“美”、“有劲”。在训练有素的批评家眼里，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但二十多年后回看，这些是《受戒》对读者的全部吸引力所在吗？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加一但书：“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凌宇《是诗？是画？》，1981）《受戒》虽然没有《大淖记事》那么直接地涉及到性，但也颇有人从中读出了性爱的意味：“题目是‘受戒’，主题却是‘破戒’，写的是佛门，歌颂的是尘世。写尘世之美又写得彻底：不仅有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以及农家乐等场面事件，而小说结尾小和尚明子竟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就盘算了如何叛佛皈俗，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去了……这一大胆别致的情节，使小说对充满虚伪的神的世界的否定达到十分精采的境地。”（汪家明《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1987）尽管评者总是加上“思无邪”、“反抗宗教”等断语，但在《受戒》里，完全看不出存在一个“虚伪的神的世界”，明子的师父师叔都是可以娶妻或通奸的，善因寺方丈石桥也现放着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在禅房里，谁来破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呢？小说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要说有，只能是存在作者、读者的现实生活之中。《受戒》中潜在的性书写并不稀见，如让明海“傻了”的小英子的光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并不是小和尚单方面的绮思，小英子在干活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还有论者指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1987）：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象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这些青春性心理的描写与隐喻，十分到位且隐蔽（我们不要忘了汪曾祺年青时期饱受的现代主义熏陶），而且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描画之中。后者无疑给予前者一种保护色，让读者可以在对小英子与明海纯真爱情的同情与赞美之中，获得一种犯忌的快感与性审美的释放——事实上，小说开篇慢慢铺叙菩提庵的诸僧生活，以及大英子对嫁妆的精心准备，还有明海初到此地，对市井生活感到目眩神迷，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和尚也有七情六欲”。《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笔者此言，并非要否定《受戒》的文本价值与语言成就，而是想指出：在《受戒》推出的1980年，批评界根本还没有合适的批评话语来应对这篇如天外飞来的小说。“有什么意义？”与“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是横亘在大多数人心头的疑问。如果说，《受戒》凭借文体的实验性与散文化、诗化的叙述而获得大多数评论家与读者的认同，恐怕没有充分考虑当年的文学语境与读者接受能力。那是一个边缘对抗主流的年代，而《受戒》中充满着边缘的元素：性、宗教、无主题、无情节、旧社会、世俗欲望……这些元素让原本具有先锋性的汪曾祺小说成为了笼罩性的示范文本，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因为同时期的《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究其实不过是“十七年小说”的仿制品，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写作模式的根本改革。但“‘十七年’小说最热衷、最强调也最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而成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来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1995）对汪曾祺的评论“定位”的关键点到1988年才出现。这年九月底，《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仓举办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林斤澜、李陀、陈世崇、黄子平、陈平原、李庆西、李国涛、李洁非、王干、孟悦、潘凯雄、罗强烈、蒋原伦等，老一辈的吴组缃也到会发言，称得上群贤毕至。在这次会上，李庆西提出的“士大夫气”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认同，而地域文化特色则被认为相对次要，这意味着汪曾祺超越了“吴文化”或“里下河文化”的局限，被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情趣传人”的位置上。虽然有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忽略汪曾祺的西方文化背景及他对四十年代学院写作的传承，但标签的威力是强大的，汪曾祺在之后的岁月里，被评论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种定位是有效的，尤其将汪曾祺与同时代作家有效地区分开来，当然，凸显的同时也意味着遮蔽。延伸阅读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北京文学》1989年1月号。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5期。“汪曾祺评论小辑”，《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杨志勇：《传统的自觉——汪曾祺创作论》，《求索》1994年第3期。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小说评论》1997年第5期。

纯净又美好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以及一段纯美得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让人心甘情愿地深入深陷于那个"出世"的幻境，多捱一刻也好。《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在恰如其分的背景中，可爱的男女主人公进行着他们的故事，也许你要惊诧于其中对于世俗伦常的背叛，但作者的本意是假设这样一个空间，那么会怎么怎么样，他要带领我们超越伦理道德造成的误区，展示给我们一种过滤了种种尘埃的至纯至性的生活方式，因为它远离现实，所以弥足珍贵。它告诉人们应该保护向往这种美的能力，这种表达是透过纸面透过文字透过整个简单的故事情节的，省略去掉了一切修饰，剩下和就是追求美的意图。读着这些文字的人们，如何不为其中的执着信仰心神一颤？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那里的风光最自然亲切，那里的寺庙和农家最悠闲最温馨，那里有人们总是做着最充实最诗意的事情，连和尚都是有人情味的。其中林林总总的关于"放焰口"、"受戒"的细节描写都给人好奇和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们很贴切地将整篇小说填充得饱满丰富意趣盎然。文中的荸荠庵纪事，以平常人的角度写几个和尚，甚至是以轻喜剧的姿态闯入读者的视线，为故事的顺利展开垫定了基调：作者是用人的天性看世界，用人的感觉来说生活，现实和传统中的宗教戒律和游戏规则是完全不适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我喜欢他所描绘的美好

一直很喜欢汪曾祺，没有原因，没有源头，没有止境。最喜欢的就是这篇受戒。简单的，那么淳朴。文字像是在他的笔头流出，如此顺畅与自然。文中与想象中不一样的和尚，明明是如此不能理解的做法，却偏偏觉得似乎所有的一切才是顺理成章。老汪的文字中没有刻意的悲苦，我不喜欢所有的人物都有着全天下最为痛苦的不幸。或许那样的文字会赚取人们的眼泪，但我觉得只有老汪的文字才上我在心底里感动与欣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用欣慰这样的字眼，但我确实感到开心，我喜欢圆满的结局。特别是在老汪说小英子的爸爸的时候，我没来由的心里有一股暖流。受戒里的情景与我的家乡甚为相似，或许这也是我中意受戒的原因吧。简单的青梅竹马，远离世俗的尘嚣，世界是那般美好。这一切都是我所期许的未来。

画个圈的爱情

这是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爱情。这是我看过汪曾琪的《受戒》后最直接的感受。他用淡雅的笔调画了一个圈，正如孙悟空给唐僧画得保护圈。孙悟空保护唐僧不受妖怪侵扰，汪曾琪则画了一个圈保护了文人雅士的那份儒雅和不漏痕迹的幽怨。看过些关于乡村爱情的小说，多数离不了性与宗法，要不就三贞九烈，要不就淫荡至极，那些人压抑得要死释放性欲，这就是那个乡村爱情？不解，费解。喜欢汪曾琪《受戒》带来的真善美，真性情，那种返璞归真还原生活的世俗感。以一句“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的短句，讲故事的口吻开始，好似夏夜坐在井口讲故事的感觉，耐人寻味，在先生用诗化散文化的笔调描写出的这个天际ingde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和尚也吃猪肉，过年杀猪在大殿里，不过杀猪前要念一段“往生咒”，仁山和尚成天“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仁海和尚“是有老婆”的，仁渡和尚会唱很多好的小曲。而明海和小英子的爱也很纯粹，简单。明海喜欢小英子，小英子喜欢明海，借用一句童声“你喜欢我什么”明海一定会对小英子说“我喜欢聪明美丽”。明海面如朗月，有条好嗓子，去做和尚只是一种职业，就跟箍桶的，弹棉花的一样，做和尚可以吃现成的饭还可攒钱好还俗了娶亲。为了当一个合格的和尚他还读了好几天书，写过一些仿，村里人都夸奖”写得好，很黑”。除了在庙里学会那些种田的本事，明还得特别之处来自于他读书时候得到的《芥子园画谱》和画画的天分。他的画画不过是给小英子的姐姐画了许多绣花用的样子。小英子生得漂亮，“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小英子的家爱着“孛荠庵”于是和年纪相仿的明海成了好朋友，这就叫青梅竹马。他们之间的故事不多，却有着不乏电影里红酒玫瑰的浪漫，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是这样：“是你要到孛荠庵当和尚吗？”明海点点头。“当和撒谎那个要烧戒疤呕！你不悔？”名字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的摇摇头。“你叫什么”“明海”“在家的时候”“明子”“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孛荠庵”小英子把吃剩下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明海帮小英子姐姐画了绣花的样子，小英子就给他做好吃的，煮两个鸡蛋，蒸一碗芋头，煎几个藕团子。白天他们一起踩水车上水，晚上一起看场，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沙——”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他们一起去崴孛荠，小英子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明子第一次感受到爱就是在崴完孛荠。她挎着一篮子孛荠回去了，在柔转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未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得乱了。在先生这般平淡的笔调下，叙述着他们发生的故事，真是诗情画意，羡煞旁人，这样美丽的爱情现在还有吗？把和尚作为一种职业的明海，面临了爱情和事业的抉择，他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痛苦的去取舍，他没有痛苦到整宿睡不着，她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抛弃了光明的前途——将来能做大庙里方丈的沙弥尾，而选择了爱情，在他简单有丰富的内心世俗的爱情和生活比什么都好，那也是这篇最精彩的部分。小英子的性格是纯朴可爱的，爱说爱笑，人很大方，胆子也大，每次进城他们都会划船经过一片四下无人的芦苇荡，每当这时明海就紧张起来，把船划得飞快，小英子喊起来：“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明海去受戒，小英子和他一起去，全县的第一大庙善因寺里，宝相庄严，门口放着“放戒”显然是个大日子，到处放着“禁止喧哗”的牌子。小英子吧明海送到后，便去集市上买东西，买完东西，他饶有兴致的参观了寺庙，然后看到明海和众和尚一起安静的吃粥，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不禁止喧哗，就大喊一句“我走啦！”他看见明子目不斜视的微微地点点头，就不管很多人朝自己看，大摇大摆低走了。看到这里跟觉得小姑娘的可爱。他们的爱情有个完美的结束。受戒结束，小英子来接明海，明海此时已被主持看上，准备选作沙弥尾也就是将来的接班人，回家的清醒是这样的，也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打一个庙？！”“还早呢！”划了一气，看见哪一位芦花荡子了。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耳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接下来呢？先生用“惊起一只青柱擦着芦穗，扑噜噜飞远了”。本以为要受戒的，却“无所谓清规了”，不禁莞尔，索性收起那套假惺惺的轻愁与年少，撸起油晃晃的袖管，且来牌桌上吆五喝六低三百回合。累了坐下来，听三师傅喝首小调，醺然之间，佛祖的脸，依然安详。

特别的时间 特别的爱

铜蜻蜓：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和尚杀猪：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小英子家：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贴着一副万年红的春联：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小英子：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收荸荠：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结尾处小英子表达爱意：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最后的士大夫亦或五四文人？ ———从小说《受戒》谈起

最后的士大夫亦或五四文人？———从小说《受戒》谈起文革以来，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颇具影响力的，汪曾祺之前有1977年刘兴武的《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1979年张洁的《爱，是不能被忘记的》等等。这类作品尽管以敏锐的政治触觉捕捉到了新时期的气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然而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高的。某种意义上，真正具有文艺性示范作用的，却当属汪曾祺1980年的《受戒》。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1940年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小说创作，发表《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等。1943年出版小说集《邂逅集》。1947年在上海发表短篇小说《鸡鸭名家》。1961至1979年，仅有四篇作品，几近沉寂。直至80年代以《受戒》叩响文坛，进入第二次创作高潮，陆续发表《大淖记事》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1997年5月病逝于北京。综观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呈现出颇为诡异的“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于1980年《北京文学》10月号。这个被当时人戏称为“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具有汪曾祺式的异质性，不同于同时期的诸多作品，很难将其具体定位，自其诞生以来，长时间受到广泛讨论。小说题名《受戒》，却是一个无所谓清规的庵里，一群出家的和尚，以及庵赵庄的村人，无不弥漫着尘世的烟火气息。故事的结尾，明海受戒成为沙弥尾的同时，明海与英子的爱情也走向成熟。“这一连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明海和小英子最后是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关于小说的意义，汪曾祺说：“读书人表面上清规戒律，没乡下人健康，其实他们暧昧关系还是很多。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该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小说末尾明海“心里痒痒的”，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是人性解放、欲望觉醒的体现。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但稍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对现世人心的安慰，却是通过“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来实现。汪曾祺自己也宣称他新时期的创作一开始就自觉退回到四十年代的路子，即由他的业师沈从文集大成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 汪曾祺又自称“通俗抒情诗人”，走的是“抒情现实主义”的路。其含义就是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汪曾祺1947 年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短篇小说的本质》的文章， 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小说的一种期待和理论设计。他大声疾呼，“我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 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 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与汪曾祺80年代以后对小说的定义相比，应该说，他的思想体系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变化。这个意义上，便完全可以解释，汪曾祺在80年代以来所表现出的异质性。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是属于五四的。汪曾祺继承了京派作家的传统，他通过“旧梦重温”，把一个久被冷落的文学传统——40 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面前。处于“伤痕文学”裹挟下的当时中国文坛，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的沉郁气氛，汪曾祺却独辟蹊径，写了“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然而，也正是通过对这种“非功利性主题、非重大性题材、非典型性人物、非时代性路线”的抒写，对十七年文学所谓正统小说观念的一次试探性的冲击和颠覆，真正在文艺上起到了示范性作用，向上承接五四乡土抒情文学的传统，向下开启80年代反思文学、90年代纯文学的先声。“在汪曾祺8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至少包含以下两个传统：一是古代中国民族传统，如宋元以来的笔记小说；一是中国现代传统，黄子平把后者概括为“现代抒情小说”或“40年代的文学传统”。” 汪曾祺自己曾谈到，“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五十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晚明小品、“性灵派文学”在他的身上实现了隔代承传。“崇情”（情即“世情”）使得他眷恋于世俗生活，以清淡文笔描写平常人事，“极趣”使得他文以自娱、重视趣味，充满人世的烟火气。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现代抒情小说”的赓续，也在汪曾祺身上得以实现。 在日后的岁月中，汪曾祺被评论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然而，汪曾祺究竟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亦或是所谓的士大夫呢？鄙人倾向于前者。尽管汪曾祺身上笼罩着士大夫的落日余晖，然而他毕竟是五四传统氤氲下的现代知识分子。“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大夫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是官僚阶级与读书人的胶着体，官员选拔制度是其制度基础，科举制度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政治制度保障的缺失。士大夫在传统中国中号称“四民之首”，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士大夫在传统中国社会是有定位的，而五四文人却属于现代知识分子，是浮动的。士大夫注重所谓的家国天下的情怀，而汪曾祺却自觉地寻求政治边缘化，要与政治隔膜。汪曾祺大声疾呼“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不过是审美意义上的一种认同，一种文化上的守成主义倾向，一种对已然逝去的传统的追忆，而并非对传统的怀恋与复归。汪曾祺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文学态度，他意图拒斥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对文学发展的干预或影响，同时杜绝商业社会对新文学的污染及金钱利润对文化创作的支配。然而，本质上他从来就未曾忘记艺术创作与现实人生的本质联系，只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深沉、冷静的方式来介入这个时代。汪曾祺看似无波无澜的笔调，处处透露出一种经历世事后的平静，回首往事的萧瑟之感。在这里，政治淡然远去，实质他却以个人的方式，抒发只可能属于那个年代的感情。他希望在人间的卑微与凡庸之中发现诗意，求得永恒不变的美与真。他倾情于已经逝去了的往事，放眼于往往被人忽视和冷落的生活角落，投笔于别人不大涉及的偏僻一隅。他不执意于从正面去拷问现实，而是通过对平凡人物的命运遭遇的关注以及对社会风情和市井民俗的描绘，来认识人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价值，实现意义的新发现。他以文学的方式表现理想的生命状态，要以这些优美的人生形式去补救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精神病相，以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美学力量介入民族自救的历史发展过程。汪曾祺不擅以大起大落、怪诞离奇来制造悲剧场景，《受戒》本身也并不是一个悲剧，却自有一种无奈绝望的叹息声，足以慑服人心。返观汪曾祺的小说，恬淡静美的笔调，兼有诗歌、散文、小说的特色，集乡土味、冲淡味和诗味于一身，朴素的写实，平实的叙事，景色清幽而不矫情，用笔淡泊而不炫耀，平淡的笔触描写江南水乡别有一番风情。他笔下江南水乡仿佛世外桃源，人物有的并不在生活的主流之中，继承了沈从文“人性皆善”的理念，却显示了生活浪潮的浮沉，触及了生活张弛的经纬。在舒缓平静的文本之中，却回荡着苍凉的哀鸣之声，弥漫着浓重的悲苦之气。那作品背后所蕴藏的热情，隐伏的悲苦，即使作者试图压抑，但仍会不时浮现。汪曾祺曾说道，“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 而是和谐。” 而这正是与儒家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相符的。然而儒家的士大夫，并不只是“坐而言”的，他们同时是“起而行”的。“明道救世”（顾炎武语）作为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延续达2000余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汪曾祺自认为受禅宗、道家影响较少，然而他所引为例证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及“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恰好是儒中近道或通道者。汪曾祺与其说是儒家型的士大夫，毋宁说更近于道家型的知识分子。同时，他笔下的世外桃源也绝非庄禅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目光进行了改造，是对现实生活中本真异化的嘲讽、自然失落的惆怅。“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汪曾祺对儒、释、道的抉取，是在近代人道主义光辉照耀下的文化综合行为，他评估世事的标准雅一点讲是反异化的自然人性，俗一点讲就是平常日子过得如何，闪耀着常识性的真理光芒。” “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他却承认，“但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经历了文革，目睹一系列惨剧，汪曾祺努力地想要做到温和，然而情之所至不能自免，他依然无法平心静气。因此，汪曾祺对于破格举措，对于敢作敢为的人，有着天然的深切的好感，对于沉默者的爆发充满共鸣与敬重。而《受戒》中，英子“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直白的坦露，也丝毫无碍于作者本人对角色的喜爱。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注，汪曾祺具有典型五四知识分子的特质。五四在今天已经被普遍看做是一个“反传统”的运动，鲁迅“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完全不读”，胡适“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的论调，基本可以反映五四对待传统的态度。“一味诉诸情绪，把我们对现实的一切愤懑，笼统地发泄到传统身上，那便是不折不扣的‘义和团精神’，而非‘文化运动’了。” 五四的真正意义在于文化启蒙，尽管对待传统的态度或有不同，但汪曾祺也继承了“启蒙”这一五四精神。然而五四同时也是一场未完成的文化运动。在道德伦理经受了大破坏，文化传统经历了大侵袭之后，汪曾祺的希望“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为我们完成未竟事业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参考文献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一卷第33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一卷第34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张兴劲《访汪曾祺实录》，《北京文学》1989 年第1 期。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晚翠文谈》第25 页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91页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90页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208 页。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晚翠文谈》第38页《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38 页廖述毅：《日常生活的关怀意义———汪曾祺与一种文学图景的可能性》《中国文学研究》2000 年第4 期(总第59 期)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67 页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版291页

回忆高中

记得《受戒》是高一时，语文老师读给我们听的。我们语文老师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她那优美的声音把小说情节像放电影一般在我们脑海里呈现。当老师读到庙里可以杀猪时，我们都睁大了眼睛，感觉听错了，不过杀猪前得念经超度，心里稍微平衡一点。当读到英子和明子在芦苇中泛舟对话，我们都脸红了。尤其是英子的“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老师故意把后面的对话念得抑扬顿挫，害得我至今都印象深刻啊。进入高中懵懂少年开始要学习感情世界的文章了。

17岁时的岁月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还在高中。语文选读课本里的这篇，让我多年难忘。念念不忘的是小英子家里有个像榆树一样结实的爸爸，一个打扮永远格格正正的妈妈，六颗桑树，半亩荸荠半亩茨菰，一大群鸡和鸭。觉得这样的日子才是好日子，没病没灾，殷实安稳。

静静地听

初识汪曾祺是在高中学过一篇他的《胡同文化》，因为“曾”是多音字，当时老是不敢确认地读出这个名字，只是隐隐觉得这是个和蔼的老头。上了大学，一次在阅览室看杂志，《大家》的封面是他，大大的脑门上白发依稀可见，侧着少半个脸，拿着一支烟，看着远处，像是在沉思着什么。那期杂志是为了纪念他去世十周年，所以上面有很多都是纪念他的文字，自然也选了他的文章。当时发现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大家”，也迷恋于他的文字，清淡、简单，有感觉。接着便找来《受戒》、《大淖记事》看，爱不释手。同为京派的代表人物，他师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沈从文担任他的写作老师。读他的文字，像是亲临其境，这种亲临其境又不同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湘西是朦胧的，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而汪笔下的水乡是清晰的，我们可以随着他的笔看那些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可以随着明海闻集上的小磨香油的味道，可以感受到英子和明海在一起的快乐与幸福，没有伤感，只有轻松。《大淖记事》也是一个短篇，它描写的是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挺拔厮称的十一子和心灵手巧的巧云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感情，作品同时以散文的笔调，细腻的描写了大淖的风光、世俗和人情。读这些文字，就像听一个长者在用江南软语轻轻地给自己讲那里发生的故事，还不时摸着你的头。浮躁的时候，看看汪曾祺，跟着他的文字去江南水乡走一遭，想必你回来后，应该静很多了吧。

波澜不惊

老头的文字，有一种充满平和味道的怪异的吸引力。只看了两篇老师推荐的短篇小说，不用吃素不用戒色的和尚世界和习用习惯法且男女关系开放的大淖，是隔着纱窗看的奇异的小天地，仿佛都是隔了一层了，不只和我们的世界隔着什么，和其他小说家的故事也隔了一层了。老头的小说里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对的，就小说本身而言，原本就是讲故事讲人物的，如果一不小心讲出一个大道理来，那也是人物的功劳，不是作者的，因为作者原本就是不能帮人物说话的。但若说小说是用来塑造人物，老头小说里的人物又是面目模糊的，当然，他们都是美的，年轻人那种模糊的美，带着一点中国小说家对农村美人的格式化，瓜子脸或是鹅蛋脸，长长的丹凤眼，乌黑麻亮的发髻，有一两个自己的小动作——连小动作都是格式化的，或是眯个眼睛，或是歪个脑袋。是从长条的画卷下抠下来的人物——中国的画家也总是把人画的八九不离十的。性格也是有一套的，男的总是勤劳坚强的，话不多，但是有一股生活的韧劲，女的就自由一点，环境宽松一些就活泼些，吃苦时就是心灵手巧，但都是善良纯真的。故事也是就这样，带着点民间传说的调调，是真的，或是假的，大家听着不过图个乐，说不定在那个犄角旮旯里真有这样的地方呢？像是那么回事，但又有点不靠谱。老头的文字也很平凡，像是长长的水袖，虽然流动着，却是没有扣子，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句子。这样看来好像一无是处，但是老头的好处全不在上头这些地方，一定要说他的好处，不过在“自然”二字上头，这是所有作家都喜欢拿来做文章却极少有作家真能写出文章的一个东西，老头胜就胜在这种波澜不惊的心态和本色的语言，带着一副葡萄色的眼睛，看那个介于真和假中间的世界。老头自己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的确，老头的世界是带着点乌托邦的色彩，但是老头把一个假的或者说是经过微加工的世界描绘的如同真的一般，加上适当的距离，谁愿意否定它呢？我不得不说，《受戒》是我愿意一读再读的一篇小说。不为别的，就为读着舒服，读着自然，就为它太适合那种阳光微醺的午后，太适合那一把原木色的摇摇椅。——————————————————————————————语文作业，写得很自得，高一的我不喜欢沈从文，高二却深爱汪曾祺，也许是因为大了一岁的我终于愿意去相信童话。

敬爱的汪曾祺前辈

这样个明快的小小少年 这样眉目如画的小小少女 令人动容的纯真美好 汪老...谢谢你带给了我最最真挚的感动 美好的无法用世俗的语言来形容

这是一种精神的仙界

其实读的时候心中一直暖暖的 　　喜欢这种感觉，喜欢小明子，喜欢小英子 　　喜欢一起在芦苇中一起游荡的感觉， 　　想起了小兵张嘎里面的情节。 　　嘎子兴奋的拿着红缨枪在舟中唱歌。 　　心中真是向往极了这种感觉。 　　真是唤醒了我们心中对自由恬静的向往。

幽默而又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明海到善因寺去受戒。 　“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 　“真的。” 　　“好好的头皮上烧十二个洞，那不疼死啦？” 　　“咬咬牙。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不受戒不行吗？” 　　“不受戒的是野和尚。” 　　“受了戒有啥好处？” 　　“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 　　“什么叫‘挂褡’？” 　　“就是在庙里住。有斋就吃。” 　　“不把钱？” 　　“不把钱。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 　　“怪不得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凭头上这几个戒疤？” 　　“还要有一份戒牒。” 　　“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就是！” 　　“我划船送你去。” 　　“好。” ......

浅浅的透露生存意识

《受戒》写的是汪曾祺先生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那时的他正处在青春洋溢，对爱情怀以憧憬之心、对生活怀抱美好理想，他以《受戒》为题，反讽性地描绘了一幅和尚们在山明水清的荸荠庵，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画卷。而在这幅画卷中，也掺插了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和赵家4口纯朴欢乐的生活，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淳朴民风，也给了我们一种内在的欢快，让我们体会到人性之美。作品主要传达的精神要点亦是如此，然而在作品中，却不能忽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生存意志。孔子曾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生存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而本文通过叙述不同人物的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还表现了每个人生存意志。首先，文章写到了主人翁明海，他生活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里，家里的田地有限，身为家中老四必然要谋求其他生存之路。他的生存意志之一，体现在他顺着家乡的民风，随着大流，选择了出家当和尚。文章中提到“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的饭。二是可以攒钱”。所以，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他走上了出家的道路。他的生存意志之二，体现在他为了当和尚，开蒙入学，读了几本经典名作，练得一手好字。这些都下足了血本，为的是能够当上和尚，混得一口饭吃。他的生存意志之三，体现在他当小和尚的日子里，他每日开山门、扫地、挑水、喂猪和念经，当和尚不是终日无所事事，不用劳作，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劳力的，而为了谋生，他必须得做这些工作。宇宙间万物的本质是生存下去的欲望，明海学习技能，在和尚庵里劳作，为的正是能够让他生存下去。明海的生存意志之四，体现在他和小英子的爱情上，生存的另一个含义即男女，是所谓种族的生存。在文章的结尾提到，小和尚明海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这里隐晦的写出性，即男女生存意义。其次，文章提到庵赵庄里的三个师兄弟，而这三个师兄弟分别表现出了其生存的意志。大师傅仁山，即明海的舅舅，他在庵里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为饮食生存，他要计算好三本账目，分别是做法事收钱的账、庵里租地收租的账和一些农民赊欠的账。谈到生存，必然少不了物质，即使当和尚也是一样，生存是首当其冲的，有了生命才能谈其他，算账收钱表现了明海舅舅的生存意志。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他们两口子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也间接表现出生存的种族繁衍之义。而三师傅仁渡精明能干，身怀绝技，会飞铙。不仅如此，他还会放‘火焰口’这也是个技术活，正因如此他才能凭借这些才能谋取生存，此为三师傅的生存意志。最后，文章写道赵家四口，赵大伯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修船等等。赵大妈则是一个精神得出奇的人，她会编蓑衣、织芦匪、剪花样等等。而两姐妹这是做一些田里的零碎琐事，如：栽秧、车高田水、割稻子等等。这些生存技巧，并不是一出生就会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学习才能学会的。赵家四口正因有生存意志，为了能够吃好穿好，才能学得这些才干、才能把日子过得兴旺。文章着重点并非讲的是生存意志，而是诗意盎然的和谐生活空间和纯朴自然的人性之美与生活方式，然而从字里行间中却渗透着这些生存意志。为了更好的生存于这个社会，人类应该要适应环境，努力学习各种才能，利用自己的知识才干去创造、获得更好的物质环境。不仅如此，还要能够为繁衍种族，延续生命而生存。这便是生存意志罢。

受戒

汪是高邮人。高邮在江苏的中部，跟我的老家南通很近了。他写故乡的小河小街小人物，看得我心有戚戚焉。只是那时候我还小，记不住什么故事，影影绰绰的，似乎门前有条河，院子里有双白鹅，夏天撑着木盆去摘莲蓬，狼山脚下有野花，家里有奶奶极是护我，让我具体说出河水四季变化，鹅是否昂首护院，莲蓬滋味如何，花在哪儿摘，或红，或白，或蓝？一时就恍惚了。《受戒》里的那个庄，像极了我吕四外婆家的小镇。也是门前一个庵，也是小院三面环水，也是瓜果梨桃春华秋实，老外婆是镇上的百岁老人，年轻时在中药铺工作，很会保养。到老了皮肤还是光滑白皙，让我们几个孙辈自叹不如。她装了假牙，秋天的螃蟹也咬地开，KFC的鸡翅也啃地动，后院结的柿子，桃子都是她的零食。没事的时候看电视听新闻，常跟着哼个小曲什么的，很是逍遥，是个人见人爱的老寿星。我三个月大的时候，在吕四待了阵儿，说是要留给外婆养，正好舅妈也养了个姐姐，大我二个月，奶水也够。结果老妈舍不得，临走又再回来看看，一看就给带走了。到我三十岁时，再回外婆的小院，真是无处不贴我心意。后院是金银花和花椒树，留着夏天泡茶冬天煲汤；靠着水边是柿子树，桃子树和桔子树，老外婆的果子可以一直吃到冬。低矮处搭着鸡窝，还有时令的栀子花，石榴花，好养活好味道。前院是自家开的菜畦，种毛豆，辣椒，茄子，丝瓜，蒜苗，小葱，油热了，摘把毛豆剥豆荚都来得及。因为靠海，鱼虾都方便，吃的很清爽。屋檐下是一窝窝的燕子，住熟了每年都来。邻居家养了土狗，懒洋洋晒着太阳，日头斜的时候，它也知道蹭磨换换。只是外婆门前的庵的确是尼姑庵，不象《受戒》里的菩提庵，住了和尚。汪笔下的和尚，真是一门好职业，有的吃有的住，做了法事可以分钱，攒起来还俗娶老婆用也好，闲了打麻将也好。可吃斋，过年也可杀猪，只是临刑前要念念经；和尚的娘子也可以住到庵里来避暑消夏；小庵里的和尚可以唱唱小曲，清规是没人提的；大庙的方丈可以点伽楠香，有个十九岁的小娘子，天呢，天底下难找这么一个清闲有福的好职业了。小英子和小明子，估计是汪杜撰的，这么干净明朗的孩子，在这么一个清水汪洋的小岛上住着，白天给大姐姐画绣花样子，干些田里的零头碎脑，闲了吃点可口的，煮鸡蛋，蒸芋头，煎藕团子；晚上巧了还能看见流星；人不生病，牛不生灾，也没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这大概是汪老的桃花源了。我也想啊。故事的最后，小明子受了戒，成了有合格文凭的小和尚，还被大庙的和尚看中，要选沙弥尾；小英子穿了细白夏布上衣，黑洋沙的裤子，赤脚着龙须草的草鞋，头上插一朵栀子花，一朵石榴花来接他。划到芦花荡了，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小明子大声说了，小小声也说了，“要——！”这个梦就划进了芦花荡。看得人平静，有些惆怅，但绝不会愁肠。百转千回的水道，淙淙做响，日子就这样流水似的过去了。

汪曾祺《受戒》

几年前我和汪曾祺先生一样做了一个冗长而又沉甸甸的梦。梦里的人物面目是模糊的，他们嘴里念念有词，堂庙在远处看来像极了蘑菇，几处暖烟，一道木桥悬挂在幽幽的山林之中。梦醒时分，天才蒙蒙亮，放眼看去，几座互立式立交桥横跨了东边与西边，街道上有些脏，黎明抽烟的男人大概都是菜市场里的，女人们也都是面容憔悴的，就连在公交车站边等待的学生和上班的人眼神中都透露着一种空洞也无法解释的呆滞。我小时候是学过国画的，我想我做的这个梦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儿时的我既不能理解山水之间一种灵动的谧静之处，也无法感怀人与天地万物合二为一的中庸之道，我甚至，觉得那是一种逝怀很久的浪漫主义。1995年，终于有人明确指出：“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我第一次接触《受戒》是在上大学后不久，我的老师推介给我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的也是有“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之称的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其实早年也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意识流”的作品。但回归到现实主义中来，中国的学者总是要讲究民族的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 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此外，汪曾祺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同时还阐述自己真正的文学世界观，既是不为政治，建立一个和谐的观点去玩生活。文革的汪曾祺做过右派，他说过这样很有趣的话，“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平淡了”（《随遇而安》）。《受戒》我想是汪曾祺最美好的一个梦，是怀着故乡情怀，和青春遐想的一段际遇。人总是讲究际遇的，因为那是人作为有个体意识的潜在条件。我想起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的，只是在感情上总是有着一种空濛迷离又诱人神往的想象。《受戒》里这个迷人的梦，如作家的许多风俗画作品一样，是以江苏高邮（汪老故乡）为背景的。旖旎的水乡风光下，女子也是含蓄娇柔的。小英子虽然出身农家，却是个有着江南女子的气质，她年龄小，有着好奇心同时怀着善念，向往恬静与单纯。其实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着朴实的而又突破禁忌的品格，放到当下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中，那是一种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写实观，也是在传统生活与文化下铸造的文人品格。首先我们先来看里边寺庙的生活：小说中的寺庙已经是一个被讹化的一个世俗桃源。里边说道，这座小庙的名称就搞错搞混了，庄严的菩提庵变成了以讹传讹的荸荠庵，菩提乃佛语，荸荠则是平常农家物；而且通常庵是拿来住尼姑的，这里住的确是一些在佛寺袈裟下掩饰不住生机勃勃的和尚们，这种“错杂”的写作其实是作者对于人性受到压抑的升华。汪曾祺是希望人是不应该受到世界规则的干扰，因为天地人生，食色性也，这是一种冲破人和宗教之间的隔膜所散发出的一种天性，同时，我觉得放在当下社会当中，这也是隐喻着我们也要在城市更新中提倡人性的复苏。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表面现象，相对故人来说我们的确创造了许多骄傲，但是很多东西是继承了先人的优秀传统。人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善和恶始终是并存发展的。现在城市变得富裕，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对一些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来说，比如一些大人会把一些收入投入到孩子的教育资金去，让他们毕业以后留在城里工作，这就滋生了中国的一个很大问题：农村人的城市边缘化。我认为城市不仅只看他繁荣的一面，还有很多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去考虑。居住在城市，很多人会有很多的孤独问题。城市有好多人显得非常孤独，现在的许多社会性报复，比如美国枪枪杀，这可能是孤独引起的问题。文学最大的使命是如何来认知它，来更深地了解它，这是许多作家创作文学的一个主题。因为被作家赋予一向被认为戒律森严、秩序井然的佛家寺庙生活以人间烟火气息，寺庙也充满了七情六欲和自由活泼的生命。庵中的事务也并非青灯古佛，持斋诵经，而是与日常生活无别致，可以关起门来打牌赌钱，可以喝酒吃肉，佛家在民众面前展现的其重要形象放焰口，变成了愉悦大众的文艺演出，让年轻漂亮的三师傅仁渡大出风头赢得姑娘们的芳心。奇怪的是，这样的风流快活，不会遭到任何惩罚，相反，被人们视作进入佛门不许成亲娶妻的戒律在这一方水土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寺庙在汪曾祺的童年故乡中一直占据着不可磨灭的部分，没有压抑的世外桃源在这一片自由境地中显得格外梦幻。明子和小英子两小无猜的爱情和性意识的萌动当时是我看过的所有短篇小说种最为含蓄和陌生化的理想主义爱情模式，仅仅是一种以主动来回应被动的对话“要还是不要”足以可以把作为读者的我拉回到青春的梦境中。在这如梦如幻的画境中展开，又融入了小英子家人的各自人生百态，乡间生活的美好，恬静的生活景象，亦僧亦俗的寺庙，构成了一片净土。回忆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梦境。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荸荠庵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也是无法寻觅的，她只活在汪曾祺亦真亦假的旧梦中。这个43年前的一个梦竟然也被我相似的梦到过，只不过我想很难传承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文化也不仅仅限于文化，比如说制造工艺是可以传承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传承的，比如说一段恋爱，比如说幸福感，或者说一种激情，一种悲哀，这种东西是不能传承的，是会消失的。我们活着的人什么最重要，仅限于一代人的智慧怎样才能真正来理解自己的人生，这可能存在于你的内心深处的。

四年后的重温

记得第一次是高中语文课本上，上的是汪曾祺先生《故乡的食物》。然后课下小雨老师推荐我们阅读他的散文集，包括《大淖记事》和《受戒》，于是我用家里的老打印机打出来厚厚一沓他的文章，当时还打正反打反了，但是就算如此，我也只用了一个晚上睡前趴在枕头上拼命看完，那个感觉只有一个字，爽！看小说的乐趣让我大为陶醉。第二次则是在去云南旅游的路上，早上我们从宾馆出发去丽江古城时，我愣是要去逛书店，得以淘到了一本《汪曾祺散文集》，一本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幸福的要死掉。整个行程我都沉浸在明海小和尚的小小爱情里。爸爸插嘴说，他一个同事叫明海。我说，那就是个和尚的名字。爸爸无语。语文老师着重念出的那一段的确犹有韵味，然后的然后，从此我爱上了荸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