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紀》章节试读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48页

在冷兵器时代，所谓野蛮战胜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普遍的。为何？这里的野蛮并非是真野蛮，而是发展较为落后，思想文化成果上落后，而战争所倚重的人的格斗能力、体力等方面，所谓的蛮族倒是先进的。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43页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显得爱惜人才，各派学说百花齐放。因为当时各国君主之间有竞争，所以显得社会又生气。秦以后，南北朝、五代时期也是大分裂时期，各个政权此起彼伏，但社会并未显得生气勃勃，各个君主比的是残酷，而非爱惜人才，这是为何呢？难道后代的君王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一统天下的宏愿？也不是的。但后世所谓的盛世皆为大一统的时代。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或许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体为贵族共和制度，对君权有一定的限制，故而如此吧。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52页

中日甲午战争抛开其他不说，就事论事，此日本同李中堂一人一系的战争，为何就不能战而胜之呢？中国之败，有军力国力方面的问题，更在于国内之掣肘。不能一致对外。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58页

战国的百家争鸣，可以看做误解。就中国整体而言，确实是各种学说争先恐后，然而对于某个国家来说，其国内的制度说它是君主专制，大概是不错的。春秋时代，还可以说是贵族民主方式，战国时代各国纷纷变法，就是为了推行君主专制独裁，抑制和削弱贵族的实力。秦法并非出于秦统一六国，而是形成于秦国壮大过程中。汉唐贵族共治也是误读，开国阶段或许有，其后某不是诛杀功臣，剪灭亲贵。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17页

这阶段中国太平么？如果太平，乾隆的十全武功从何而来？其父对西北用兵为何？年将军缘何得宠？宋辽澶渊之盟后，也享有近百年的太平，从李世民到安史之乱，神州也相对太平，岂能说清康乾时期为空前？况对于世界来说，当时的朝鲜和日本都承平日久，不逊于中华，甚更久，号两百年的太平，这些都被无视了。
不可否认，战乱对于国家形成了发展的压力，但百姓是不希望战乱的，兴百姓苦，乱百姓苦。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58页

历史问题不能依据少数的样本，特别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趋势性的问题。皇权时代，读书人有一定的自由，但不能说除皇帝外，臣民有自由。很多人说皇权时代皇帝以下人人平等，其实不然。确实是有阶级阶层等级划分的差异的。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61页

这个逻辑有问题，难道中国傲慢就能使得欧洲人的行为合情合理？无论如何，西方人的手段都是非法卑鄙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是任何理由都不能辩白的。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02页

每个时代的道德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帝制时代，当然以忠君为要。不能说帝制时代要求忠君爱国就是恶。古来从孔明到魏征到王安石到海瑞到曾国藩，哪一个不是想着忠君爱国？而且忠君是第一位的。所以，忠君亲上并非是错，并非不是道德。而恰恰，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道德，最高的道德。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68页

我认为雍正其作为出发点一是为了巩固皇位，二是为了巩固家族的皇权。自己的皇位为首要，不过当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后，所忧愁的就是家族的皇权了。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210页

汉唐殷鉴在前，岂可不防？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古话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要苛求古人，何况今人一样对于权力十分在意。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74页

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大家以为自己可以平等了，可以为主人了。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民主后的人们才更加私利了。以自己的私利而害众人的利益。结党营私，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此近世以来的顽疾。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95页

或许当时就全国的财富而言，中华为首，然而人均如何呢？什么都架不住人多。一平均，中国就穷了。况且也未必可以说中国那时为世界首富。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不一样如何能简单类比。说当时中国是世界首富恐怕是一个笑话。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49页

没有外来的力量冲击，中国可以冲出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局限吗？可以形成如同欧洲的那样的现代社会体制吗？这是一个留传很久的问题。答案如何，其实是无解的，因为我们没法重来一次验证。况且，时代发展到那个程度，中国遭遇到另外的一种文化文明，是必然的。这种的遭遇必然会造成对中国的影响。中世之时，佛教在中国盛行，可以为鉴。况明中期以来，已经有人开始反思，且社会上有个新的经济形态，这些因素和在一起，必然会酝酿出一定的社会变化，但是这需要时间。欧洲的新制度也是一步步花费了几个世纪才逐渐完善和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不认为没有外力，中国社会就会一直停滞。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60页

何以云满蒙习称羊年？汉人就不是称呼羊年么？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38页

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宋代的党争变法之争以及晚明的党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结论。先有议论，然后分出门户，最后有朋党，接恩怨。不光是中国人，世界上有人的地方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状况。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42页

儒术所谓以礼以德化天下，秦强调肉体控制，汉以来则变成思想控制，让人自己画地为牢，自己在思想上约束自己不要非分。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15页

顺康刚入关，内部不稳，还来不及论及意识形态，而在摸索中也将儒术摆到了首位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77页

我以为不能简单说太平天国白莲教等清代的农民运动中其作用的是迷信和宗教。迷信和宗教说到底都只是这些运动所借助的工具。真正在其中其作用的还是政治的纲领，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政治纲领是第一位的，宗教是从属于政治的。现实的残酷和不公是催化剂，是滋生运动的土壤。如同中共一样，信仰只是工具，政治纲领，给民众实惠此能让公众参与其中，支持其夺取政权。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25页

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人是通过认识别人来认识自己。不光是身体上，生理上，也是思想上，有你才有我。物质上，我因我而存在，精神上，多数人是我因你而存在，特别是在社会肌体中，你我互为对照。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33页

当时欧洲人称誉中华并非中华是真圣人，圣土。而是实则以中华为箭矢射欧土之目的。借华讽欧才是主旨。现代许多国人也多以为外国月亮圆，盖是一个道理。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1页

进退、正反，这些概念是唯有比较菜有意义。但如何比，是有学问的。参照不同，自然得出的比较结果是不同的。中国的中学中有先进的，但先进自身也是要基于一定的参照标准，不能简单因为一项或几项比照内容而下结论说明某类某地某物就是先进，就是对。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34页

因为作者认为《资治通鉴》的立场有问题，而对其学术价值表示怀疑。我认为不妥。就学术价值而言，通鉴很不错。作者对历史事实如何评论本就是主观的，即使本书作者也抱有其主观的感受。通鉴作为教科书在于明史实不一定是接受其评述部分。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62页

当时英国和俄国等也未必想着与中国为敌，还未必看出中国的外强中干。等鸦片战争后，一切都撕破了，狼都来了。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32页

满洲的落后是文化制度的落后，与明对战之时，其军力以及人才资质未必逊于明。不可简单说满洲是以落后而战胜先进。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48页

秦以后，直到清，为君主中央集权体制。这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君主的这种专制并非是从秦代才开始的。三代以来，可以说是结合了贵族民主的君主专制。战国开始，各国各自称王，在国内君主实施变法，推行法家的一套理论，内则集权强兵，外则争土夺城。逐步走在走向君主集权专制。秦统一六国，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虽创立了皇帝，实行了郡县，但是核心的政治体制还是当秦王时的那一套东西。而且虽是所谓的秦法推行六国，实际上，各国原有的律例已经和秦律趋同了，社会接受的阻力较小。所以非是秦代才开始行君主专制，而是行专制久矣。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28页

一方面英国人确实为海盗，一方面中华当时确实是落后的，两方面都有，不是一个方面的缘由。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第154页

或如此，但科技军力社会活力，此时是绝对落后西方的，不要讳言自己落后，落后不是为自己找理由，而是增加记性。

《走出中世紀》的笔记-摘记 - 摘记

1.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和哲学、文学等专门史而言，文化史的研究中断已久，许多门类的分解式研究都有待于从头做起，而文化无论怎样界定，都属于某种整体意义的抽象，所以在这里更容易发生无视时空连续性的毛病。比如说，关于「孔孟之道」在中世纪地位作用的某些估计，在我看来就既不顾历史的时间进程，也不顾历史的空间差异，用自我的臆想代替科学的抽象。2.纲举目张：3.史禄国「满洲」源流考：4.研究不可无所畛域，但不可囿于畛域。5.一瞥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便能发现我们选用的参照系大有问题。问题就在违反了马克思肯定过的历史比较准则，即不能限于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观念，而要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另一个事实。在十八世纪末以前，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在西欧出现，更遑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就是说它们在当时还属于「观念」。因而，如果拿这种在十九世纪才成为事实的观念，去同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事实相比照，从而断言那时的中国已经「落后」，已经停滞得令人不耐烦，那么能说是科学的批判吗？6.多年前读世界史，包括汤因比的大书小书，以及此公主编的《半个世界》（比较中日历史的论集），便感到「落后就会捱打」，不仅逻辑难通，而且不合历史。大清帝国所以接连败于英法侵略者，乃至在鸦片战争后被沙俄不战而侵吞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边疆领土，绝非因为中国落后。论国力，败于英法，恰是「先进不敌落后」。论政体，沙俄的专制绝不亚于满清，却讹诈屡屡得手，可谓「落后败于落后」。7.权力的专制是可怕的，但权力专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人世间缩小为「地球村」时代尤其如此。8.早在十六世纪末叶，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经历二十年的曲折，于十七世纪开端叩开了明都北京的宫门。那过程和历史意义，……假如不抱非历史的偏见，那就应该承认，由利玛窦实现的基督教三度入华，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交往史上一个新的关节点。德国哲人莱布尼茨，虽是基督教抗罗宗即俗称新教的信徒，却能超越教派成见，对于反对欧洲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表示支持。9.满清统治机体的死穴……这个死穴就是大清帝国的体制性腐败。
所谓体制性腐败，指的是由帝国的权力垄断引发的必至之弊。它已不能归咎于帝国政府的决策失误，（…）它也已不能归咎于帝国从中枢到地方的官员招权纳贿的贪污行为，这一点并非满清帝国的特有现象，非但前明已有，而且为十八世纪域外世界所共有。10.如果注意到曹錫宝弹劾和珅、尹壮图建议改组皇家决策机构，都不知西欧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与拿破仑强使欧洲各国接受的其法典异曲同工，那就不能说这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也较同时代欧洲落后。
倘说落后，那就只能说满清的嘉庆朝，自上而下都感受到体制腐败的危机，又都幻想唯有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才能拯救「盛世」中愈来愈凸显的危机。
中国的十八世纪，由康熙晚年到雍正、乾隆的整整一百年，满清帝国似乎空前稳定。较诸同时代的欧洲，专制与腐败共生，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是满清的政治专制和民族压迫，要到下一世纪才面临来自民间的异端学说的挑战。11.历史研究不可坠入英雄史观，却不能回避中世纪统治机制的权力过度集中的危害。观察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史，怎能否认三个路易大王的百年世袭统治一个比一个更腐败的肇因呢？同样，追寻直到十九世纪初仍是全球首富的中国，何以不到三十年，便被英国打败，难道能够用「船坚炮利」之类外因论搪塞，而可以不正视「物必自腐而虫生」的满清权力腐败过程的实相么？12.
「他（朱维铮）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该文「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见出维铮治史的卓识与功力。」——刘梦溪（历史学家）